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欢迎访问中国散文网 登录  注册    我要投稿   我要出书  
用户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迟子建谈《烟火漫卷》

2020-8-22 16:57| 来自: 文汇报 |编辑: admin| 查看: 1114| 评论: 0

       悲伤和苦难之上,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 
  对于作家迟子建来说,哈尔滨是一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从1990年从大兴安岭迁居哈尔滨至今,作家在这座城市生活了30年。
 
  写完《群山之巅》后,这部关于哈尔滨的长篇,就列入了迟子建的创作计划中:“无论是素材积累的厚度,还是在情感浓度上,我与哈尔滨已难解难分,很想对它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学表达。”
 
  2019年4月,作家开始了《烟火漫卷》的写作,同年岁末完成初稿。在写作过程中,迟子建在这座城市发现了一颗露珠。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哈尔滨这座自开埠起就体现出鲜明包容性的城市中碰撞与融合,“他们在彼此寻找中所呈现的生命经纬,是文学的织锦,会吸引我与他们再续缘分”。
 
  如今,这部长篇开始走向读者。本报特刊发迟子建所作《悲伤和苦难之上,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使读者得以了解《烟火漫卷》背后的创作历程。——编者
 
  哈尔滨对于我来说,是一座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
 
  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在后辈的写作者眼里,可以是一只血脚印,也可以是一颗露珠。
 
  我十七岁前的行迹,就在连绵的大兴安岭山脉。山脉像长长的看不见的线,日月之光是闪亮的针,把我结结实实缝在它的怀抱中。初春的风认识我,我总是小镇那个早早摘掉围脖和手套的女孩,所以我的手总是比别的孩子要皴。夏日的溪流认得我,我常去那洗衣裳刷鞋子,将它们晾晒在溪畔草丛,交由太阳这个大功率烘干机,奔向树林采摘野果。可恶的树枝总是挂破我的衣裳,所以我身上的补丁也比别的女孩多。秋天时凝结在水洼上的薄冰认得我,它们莹白的肌肤上有着妖娆的纹路,被晨曦映照得像一面镶嵌着花枝的铜镜,我爱穿着水靴,把它们一个个踩烂,听着冰的碎裂声,感觉自己在用脚放爆竹,十分畅快,完全不理会冰的疼痛。冬天生产队的牛马认得我,那时上学除了交学费,还得交粪肥,只要发现公家的牛马出来拉脚,我就提着粪筐尾随着。可有时你跟了半里地,它们一个粪球都不赏,我便赌气地团了雪球打牛马,这时总会遭到车老板的叱骂。所以开学之前,因为粪肥不够秤,我和邻居小伙伴曾去牲口棚偷过马粪。
 
  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世界就是这样,在大自然的围场里,我是它的一个小小生物,与牛马猪羊、树木花鸟一样,感受这世界的风霜雨雪。无边无际的森林,炊烟袅袅的村落,繁花似锦的原野,纵横交织的溪流,是城市孩子在电影或画册中看到的情景,可它们却是我的日常生活图卷。
 
  我对哈尔滨最早的认知,是从父亲的回忆中。童年的我懵懂无知,曾闹出不少笑话。比如看完京剧《沙家浜》,我认定有的地方的人是唱着说话的。比如父亲提到城市的公园时,我自作聪明地以为,这是男人才能进的园子。因为我们小镇的男人谈及女人生孩子,不说生男生女,而说生公生母,很自然地把人归于动物的行列。父亲童年不幸,我奶奶去世早,爷爷便把父亲从帽儿山,送到哈尔滨的四弟家,而他四弟是在兆麟公园看门的,多子多女,生活拮据。父亲在哈尔滨读中学时寄宿,他常在酒醉时讲他去食堂买饭,不止一次遭遇因家长没有给他续上伙食费,而被停伙的情景。贫穷和饥饿的滋味,被父亲过早地尝到了。父亲说他功课不错,小提琴拉得也好,但因家里没钱供他继续求学,中学毕业后,他没跟任何人商量,独自报名来参加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爷爷的四弟得知这个消息时,父亲已在火车站了。父亲这一去,直到1986年因病辞世,近三十年没回过哈尔滨。而他留给我的哈尔滨故事,多半浸透着眼泪。
 
  父亲去世后,1990年我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调转到哈尔滨工作。每次去兆麟公园,我都会忧伤满怀,想着这曾是父亲留下足迹的地方啊,谁能让他的脚印复活呢。
 
  初来哈尔滨,我的写作与这座城市少有关联,虽是它的居民,但更像个过客,还是倾情写我心心念念的故乡。直到上世纪末我打造《伪满洲国》,哈尔滨作为这个历史舞台的主场景之一,我无法回避,所以开始读城史,在作品中尝试建构它。但它始终没有以强悍的主体风貌,在我作品中独立呈现过。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我在哈尔滨生活日久,了解愈深,自然而然将笔伸向这座城,于是有了《黄鸡白酒》《起舞》《白雪乌鸦》《晚安玫瑰》等作品。

  熟悉我的读者朋友知道,我的长篇小说节奏,通常是四到五年一部。其实写完《群山之巅》,这部关于哈尔滨的长篇,就列入我的创作计划中。无论是素材积累的厚度,还是在情感浓度上,我与哈尔滨已难解难分,很想对它进行一次酣畅淋漓的文学表达。完成《候鸟的勇敢》《炖马靴》等中短篇小说后,2019年4月,我开始了《烟火漫卷》的写作。上部与下部的标题,也是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谁来署名的早晨》与《谁来落幕的夜晚》。写完上部第二章,我随中国作协代表团访欧,虽然旅途中没有续写,但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一路跟着我漂洋过海,始终在脑海沉浮升腾,历经了另一番风雨的考验。
 
  我们首站去的是我2000年到访过的挪威,因为卑尔根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当年归国后我还写了个短篇《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而此次到卑尔根,最令我吃惊的是,这座城市少有变化,几乎每个标志性建筑物和街道,还都是我记忆中的模样,甚至是城中心广场的拼花地砖,一如从前。而在中国,如果你相隔近二十年再去一座城市,熟悉感会荡然无存,它既说明了中国的飞速发展,也说明我们缺乏城市灵魂。而有老灵魂的城市,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是有情的。在卑尔根海岸,我眼前浮现的是“榆樱院”的影子,这座小说中的院落,在现实的哈尔滨道外区不止一处,它们是中华巴洛克风格的老建筑,历经百年,其貌苍苍,深藏在现代高楼下,看上去破败不堪,但每扇窗子和每道回廊,都有故事。它们不像中央大街黄金地段的各式老建筑,被政府全力保护和利用起来。这种半土半洋的建筑,身处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发生地,与这个区的新闻电影院一样,是引车卖浆者的乐园,夜夜上演地方戏,演绎着平民的悲喜剧。从这些遗留的历史建筑上,能看到它固守传统,又不甘于落伍的鲜明痕迹。这种艺术的挣扎,是城市的挣扎,也是生之挣扎吧。
 
  从卑尔根我看到了“榆樱院”这类建筑褶皱深处的光华,到了塞尔维亚,我则仿佛相遇了《烟火漫卷》中那些伤痛的人——伤痛又何时分过语言和肤色呢!在塞尔维亚的几日少见晴天,与塞尔维亚作家的两场交流活动,也就在阴雨中进行。其中几位前南老作家,令我肃然起敬。他们朴素得像农夫,好像每个人都刚参加完葬礼,脸上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哀伤。对,是哀伤不是忧伤。忧伤是黎明前的短暂黑暗,哀伤则是夕阳西下后漫长的黑暗。他们对文学的虔敬,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使得他们的发言惜字如金,但说出的每句话,又都带着可贵的文学温度,那是血泪。这是我参加的各类国际文学论坛中,唯一没有谁用调侃和玩世不恭语气说话、唯一没有笑声发出的座谈。窗里的座谈氛围与窗外的冷雨,形成一体。苦难和尊严,是文学的富矿和好品质,一点不假,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诞生在这片土地,不足为奇。塞尔维亚作家脑海中抹不去对战争废墟的记忆,而我们也抹不掉对这片土地一堆废墟的记忆。尽管穿城而过的多瑙河在雾雨中,不言不语地向前,但伤痛的记忆依然回流,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上。
 
  五月初归国后,回到书桌前的我,总觉在阴雨中,虽说外面春花烂漫。作家在心灵世界应该置身的,就是这样的天气吧。我一边写长篇,一边忙公务。因为筹建黑龙江文学馆,馆陈内容由我牵头负责,所以几乎每周都要主持一次会议,和各门类专家梳理从古至今的黑龙江文学史。半年时间,召开了近二十场会,展陈大纲数易其稿。但无论多累,回到家里,我不忘垦殖这块长篇园地,它带给我创作的愉悦和心灵的安宁。
 
  写累了,我会停顿一两天,乘公交车或是地铁,在城区之间穿行。我起大早去观察医院门诊挂号处排队的人们,到凌晨的哈达果蔬批发市场去看交易情况,去夜市吃小吃,到花市看花,去旧货市场了解哪些老器物受欢迎,到天主堂看教徒怎样做礼拜。当然,我还去新闻电影院看二人转,到老会堂音乐厅欣赏演出,寻味道外风味小吃。凡是我作品涉及到的地方,哪怕只是一笔带过,都要去触摸一下它的门,或是感受一下它的声音或气息。最触动我的,是在医大二院地铁站看到的情景。从那里上来的乘客,多是看病的或是看护病患者的,他们有的提着装有医学影像片子的白色塑料袋,有的拎着饭盒,大都面色灰黄,无精打采。有的上了地铁找到座位,立刻就歪头打盹。在一个与病相关的站点,感觉是站在命运的交叉口,多少生命就此被病魔吞噬,又有多少生命经过救治重获新生。这个站点的每一盏灯,都像神灯。能够照耀病患者的灯,必是慈悲的。
 
  长篇写到三分之二处,我遭遇到一个网上恶帖的攻击,选择报案后,虽然心情受到影响,但并未因此停笔。文学确实是晦暗时刻的闪电,有一股穿透阴霾的力量。与此同时,我和同事又马不停蹄地筹备作协换届。但无论多忙,我每天都要把长篇打开,即便一字不写,也要感受一下它的气息。
 
  2019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记得写完最后一行字时,是午后三点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绒服,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春夏秋季时,来这里跑步和散步的人很多。那时只要天气好,我会在黄昏时去塑胶跑道,慢跑两千米。但冬季以后,天寒地冻,滩地风大,我只得在小区院子散步了。十二月的哈尔滨,太阳落得很早。何况天阴着,落日是没得看了。公园不见行人,一派荒凉。候鸟迁徙了,但留鸟仍在,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它们小小个头,却不惧风吹雪打,该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
 
  我沿着外滩公园猩红的塑胶跑道,朝阳明滩大桥方向走去。
 
  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全长近四公里。最初铺设完工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跑道多处破损,前年不得不铲掉重铺。因为塑胶材料有刺鼻的气味,所以施工那段日子,来此散步的人锐减。为了防止人们踏入未干透的跑道,施工方用马扎铁和绳子将跑道区域拦起来。可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去散步时,在塑胶跑道发现一只死去的燕子。燕子的嗅觉难道与人类不一样,把刺鼻的气味当成了芳香剂?它落入塑胶泥潭,翅膀摊开,还是飞翔的姿态,好像要在大地给自己做个美丽标本。而与它相距不远,则是一只凝然不动的大老鼠——没想到滩地的老鼠如此肥硕。这家伙看来不甘心死去,剧烈挣扎过,将身下那块塑胶,搅起大大的旋涡,像是用毛笔画出的一个逗号,虽说它的结局是句号。而我一路走过,还看见跑道上落着烟头、塑料袋、一次性口罩、糖纸、房屋小广告等,当然更多是树叶。本不是落叶时节,但那两日风大,绿的叶子被风劫走,命差的就落在塑胶跑道上,彻底毁了容颜。

  无论死去的是燕子还是老鼠,无论它们是天上的精灵还是地上的窃贼,我为每个无辜逝去的生灵痛惜。
 
  我们在保护人不踏入跑道时,没有想到保护大自然中与我们同生共息的生灵,这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我迎着冷风走到记忆中燕子和老鼠葬身之地时,哪还看得到一点疤痕?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韧性的肌理,承载着人们的脚步。去冬雪大,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的一道白流苏。完成一部长篇,多想在冷风中看到一轮金红的落日啊,可天空把它的果实早早收走了,留给我的是阴郁的云。
 
  2020新年之后,开过作协换届会,极度疲惫的我重感冒了,我一路咳嗽着奔回故乡。每年腊月尽头,我都要去白雪笼罩的山上给父亲上坟,和他说说心里话。那天我一边给他洒酒和烧纸,一边告诉他我完成了一部关于哈尔滨的长篇小说,还告诉他去年是我过得最累的一年,但我挺过来了。父亲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但我有了委屈,还是会说给他听。我总想另一世的父亲,一定还在疼着他的女儿。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我从大连参加完东北学会议,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透过车窗望着茫茫夜,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一个人的内心得多强大,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的人性黑暗啊。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但车速太快,烟火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这不期而至的烟花,催下了我心底的泪水。而在列车上流泪,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2002年初春,爱人车祸罹难,我从哈尔滨乘夜行列车北上奔丧,眼泪流了一路。而这一次,却仿佛不是因为悲伤和绝望,而是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看到了仿佛地层深处喷涌而出的如花绚丽。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说中的一个历经创痛的主人公,放了这样一场烟火。
 
  我的长篇通常修改两遍,年后从故乡回到哈尔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哈尔滨与大多数省会城市一样,采取了限制出行措施。我与同事一边和《黑龙江日报》共同策划组织“抗疫”专号文章,一边修改长篇。每日黄昏,站在阳台暖融融的微光中,望着空荡荡的街市,有一种活在虚构中的感觉。与此同时,大量读书,网上观影。波拉尼奥的《2666》是这期间我读到的最复杂的一部书,小说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是现代社会“病毒”的潜在携带者,充满了不安、焦虑与恐惧,波拉尼奥对人性的书写深入骨髓。我唯一不喜欢的地方,是他把罪恶的爆发点集中在墨西哥,就像中国古典小说写到情爱悲剧,往往离不开“后花园”一样。如果人类存在着犯罪的渊薮,那它一定是从心灵世界开始的。
 
  二月改过一稿,放了一个月,四月再改二稿,这部长篇如今要离开我,走向读者了。在小说家的世界中,总是发生着一场又一场的告别,那是与笔下人物无声的告别。在告别之际,我要衷心感谢《烟火漫卷》中的每个人物,每个生灵,是他们伴我度过又一个严冬。
 
  我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十年,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学书写,现当代都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家,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参与者。任何一块地理概念的区域,无论它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是所有文学写作者的共同资源。这点作家不能像某些低等动物那样,以野蛮的撒尿方式圈占文学领地,因为没有任何一块文学领地是私人的。无论是黑龙江还是哈尔滨,它的文学与它的经济一样,是所有乐于来此书写和开拓的人们的共同财富。
 
  在埋藏着父辈眼泪的城市,我发现的是一颗露珠。
 
  我对小说中写到的经营“爱心护送”车的人,做过艰难采访,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拒绝的。当然也有我在现实中寻不到的影子,但在我对这座城市历史的回溯中,追踪到的人物。像犹太人谢普莲娜、俄裔工程师伊格纳维奇、日本战俘、民间画师等等,他们是百年前这片土地的青春面孔,如今他们的后辈,无论犹太后裔、战争遗孤还是退休狱警,与孤独的老人、伤痛的少年、怀揣梦想的异乡人,甚至城郊的赶马人等等,在哈尔滨共同迎来早晨、送别夜晚。当我告别这些人物时,感觉他们似乎还有没说完的话。这让我想起四年前到群力新居的次日,是新年的早晨,我走向北阳台时,迎接我的除了新年的阳光,还有一只站在窗外的鹰!这森林草原的动物为何出现在城市?它是迷路了、受伤了还是因为饥饿?它有话要说与一个孤独的房屋主人吗?我有无穷的疑问。当我返身取相机,想拍下它的那刻,机警孤傲的它张开翅膀,朝着天空飞去。一个浪迹天涯的精灵,一定有着一肚子的故事。这只鹰和我在塑胶跑道遇见的死去的燕子,合二为一,成了小说中雀鹰的化身。
 
  小说总要结束,但现实从未有尾声。哈尔滨这座自开埠起就体现出鲜明包容性的城市,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城外人,他们的碰撞与融合,他们在彼此寻找中所呈现的生命经纬,是文学的织锦,会吸引我与他们再续缘分。
 
  我偏爱格里格、肖邦、斯美塔那、西贝柳斯这些民族乐派的大师,在他们的音乐里,你能听到他们身后祖国的山河之音,看到挪威的山峦,波兰的大地,捷克的河流,芬兰的天空。音乐家和作家在呈现大千世界时,也许只是山峦里山妖的一声歌唱,大地上人民的一声叹息,天空中归鸟的一声呢喃,以及河流的一声呜咽。但这每一个细小之音汇聚成流时,声势就大了。这样的民族之音,欢乐中沉浸着悲伤,光荣里有苦难的泪痕。而悲伤和苦难之上,从不缺乏人性的阳光。就像我们此时身处的世界,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中,如此动荡如此寂静,但大地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敞开温暖宽厚的怀抱,给我们劳作的自由。
 
  毫无疑问,经历炼狱,回春后的大地一定会生机勃发,烟火依然如歌漫卷。
 
  (作者为著名作家。《烟火漫卷》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文汇报
  作者:迟子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