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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苇:做一名“此时此刻的诗人”

2020-9-7 10:48| 来自: 川报观察|作者: 边钰 |编辑: admin| 查看: 916| 评论: 0


沈苇   成都市作协供图

“做一个此时此刻的诗人,写出此时此刻的诗歌,每一首具体的诗的诞生,可能比谈论百年新诗更重要!”9月4日,四川省作协“红色文学轻骑兵·百场讲座进基层”暨四川省图书馆“21市州讲座联盟”走进成都。鲁迅文学奖得主、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沈苇在成都图书馆二楼报告厅开讲。他以《新诗百年与地方性写作》为题,将百年发展历程、诗歌中的“地方性”和“地方主义”等娓娓道来。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日报社、四川省图书馆主办;成都市作家协会、成都图书馆承办。

新诗写作的百年与此刻

自1917年新诗的提倡者胡适在《新青年》上首次为新诗发声至今,已经一个世纪有余。百余年中,中国现当代新诗经历了相对“旧诗”而言的“新诗”、相对“文言诗”而言的“白话诗”、相对“格律诗”而言的“自由诗”和相对“古典诗”而言的“现代诗”等几个阶段。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中国新诗是一个开天辟地、气势雄大的伟大实践。在沈苇看来,胡适在当时的时代下,像是被“逼上梁山”,从而推动了这场新诗的“探险”和“冒险”。毫无疑问,《白话诗八首》和《尝试集》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而胡适于1916年创作的一首新诗《蝴蝶》则更具有划时代意义。诗歌通过对一只独自在空中飞着的黄蝴蝶的描写,抒写了诗人远离家人、孤身一人在国外求学的孤独苦闷之情,也是新诗初创时孤军奋战的一个隐喻。这首诗歌语言自然、朴素,口语化,尽管留有旧诗的痕迹,但总体上已不用典、对仗与平仄之类,使得读起来明白如话,新鲜活泼。

“尽管从现在来看,这首诗歌的文学水平或许有待商榷,但在当时那个背景下,这首诗歌是一个伟大的开篇。”

从黄遵宪的“别创诗界”,注重“我手写我口”、梁启超的“除旧布新”,再到鲁迅“别立新宗”,新诗在历史车轮里,一路奔涌。

如今,站在新诗百年这个时间节点回望,沈苇认为,一百年既是一个过去时,也是一个现在时和将来时。他强调,与其谈论“新诗”这个概念的正确与否,不如做一名“此时此刻的诗人”,写出面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诗。

诗歌从“西瓜时代”进入“甜瓜时代”

最近几年,沈苇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现象: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甜瓜时代”,而不是“西瓜时代”,即文学“多点起源中心”,而非“唯一起源中心”。

他进一步解释,当下世界文学正发生变化。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拉美爆炸文学,到东欧文学,再到近一二十年中亚、西亚文学的兴起,使得世界文学版图发生变化,那些曾被认为是文学边缘的板块正在变成世界文学中心。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等一批西亚、中亚背景的诗人、作家的出现,改写了传统以欧美文学为中心的文学版图。在国内,诗的“西瓜时代”是烽烟四起、诸子百家并存的时代,是好诗和不好的诗同样铺天盖地的时代。“这种多点起源中心改写了传统的‘中心—边缘论’,它是诗歌扁平化发展的结果!”

不过,当下的诗歌发展也面临这一个困境,即诗歌似乎进入了一个数量化生产的时代。他提到,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每天我们新产生的诗歌在量上达到了两部《全唐诗》,近10万首。这种高密度的诗歌产能,使得不少写作者为此焦虑不已,“似乎一天不写,就不对劲!”

同时,还有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当下文学已经被信息化,文本被闲置、被架空,“网络经常传播的不是文本,而是消息,是诗歌活动、获奖消息、诗人之死等。”沈苇提到,云时代似乎给我们带来了天涯咫尺,相距万里却触手可及的邻近感,但新的隔离、冷漠在诞生新的虚无,群岛上的对话变成了神话,实际上每个人在重返返一种孤岛状态。

面临这样的现实,他提出,云时代和新媒介时代,诗歌写作更需要云下的凝神和虚静。“在人人都见多识广的时代,我们能不能活得孤陋寡闻一些?”

诗歌写作不应用地域划分

出生于浙江,大学毕业后,沈苇前往新疆,在那里一呆就是30年,“有人问我,放着好好的江南水乡不呆,为什么要去新疆?我说,因为自己作为一个江南人身上的水分太多了,得去大漠蒸发一下。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我就又回到了故乡。”

正是这份经历,使得沈苇能跳出地域限制,从第三人视角,来审视诗歌的地域性。

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沈苇认为,每个人是地域的孩子。地域性很重要,但人性要大于地域性。

他举例,自己曾在江南和新疆进行地域和文化转换,“所以,我常形容自己得了地域分裂症,一头接着江南,一头连着西域。但唯有写作,才能治愈这种地域分裂症。”他说,仔细想一想,自己离开的西域,已是梦里的西域;他回到的江南,也不是30年前离开的江南了。“我携带的,不是地域上的故乡,唯有诗歌和汉语,是我随身携带的行李,是我的原乡。”

他因此强调,从地域出发的诗,实际上是从心灵和困境出发的。诗歌不是用地域来划分,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每个人都是属于某个地方的,但文学眼光却不应该是地方主义的。文学不是地方主义的土特产。“一个人的写作,应该具备一种人类学的意义,遗传学意义,和社会性意义,这样的写作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