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河工地记忆

一

我是电力工业部重庆建筑工程学校1956年毕业生。我们来云南水电工程局工作的20个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被干部处分去了“附属企业科”。干部处的一个领导，还怕我会对“附属”二字有所不满，特别背起双手，居高临下地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育，要我服从工作需要，不要闹情绪。事先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夹起尾巴做人，服从工作分配，只要有一碗饭吃就行，我没有本钱在分工问题上挑肥拣瘦。

我读初中时，看到了高尔基的文学作品，很羡慕他，想向他学习，希望将来能当个作家。考进重庆建筑工程学校后，我对学习建筑专业课程，毫无兴趣，各学科成绩，只求勉强及格，能拿到毕业文凭就满足了。我在班上学习成绩排名，大概处于中下水平。我学习专业技术知识，没有尽心尽力，还有意识地不务正业，我很少做课外作业，时间和精力，多用在了看文学书籍和写稿子上。这当然会使校长和班主任对我有意见。但毕业时，我又的确是拿着了毕业证书的，我反复多次观赏过那一张纸，上面说到了“各学科成绩及格，准予毕业。”还印得有校长的名字：周建文。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是我们班姓秦的女班长，亲手把毕业证书交给我的。当时，我还有些喜出望外之感，觉得校长和班主任，对我还是很关爱的：没有批评我，更没有处罚我。我心里很感激他们。到了头一个工作岗位，我还把毕业证书，拿给了我的一些同事观看过，颇有点自我夸耀的意思。

可是，在“文革”中，有些想整我的人，多次派人去我的母校，搜集整我的“材料”。他们造谣说我没有拿着毕业文凭，说我欺骗了组织，要以此为借口，处分我，降低我的工资级别。他们还想用这个办法，践踏我的人格，使我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来。由于母校的班主任和校长还健在，他们都作了我的公正的见证人，又有学校教导处的档案材料作物证，扫了想整我的人的脸。这是后话。

但当年班主任和校长对我的毕业鉴定，我估计确实是分到云南的20个同学中最差的，所以干部处才把我一个人分去了“附属企业科”。所谓“附属”，就是做为主体工程服务的工作：开采砂、石材料，烧制砖瓦、石灰，制作木门窗等，技术性较低弱些，脸面上似乎不大看好。

云南水电工程局管理着以礼河四个梯级水电站建设工程，其主体工程项目有：拦河大坝、地下厂房、隧洞、高压钢管输水管道……这些主体工程的施工技术员，一般都需要学习“水电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或者是经过工作实践检验，工作表现较好，技术业务能力较强的人。而我学习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专业技术上不对口，许多知识，还得补课。

我读中专三年，写了许多稿子，只是在《重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豆腐干文章，得了三元稿费，由此证明，我想当作家的路子，行不通。毕业后，我便改变了想法，打算改弦易辙，好好工作，做出成绩来，弥补我过去荒废了的光阴。我在附属企业科报到后，被科长分去了以礼河二级水电站采石场当施工技术员。

采石场的施工队长姓陈。他原来是个土木工程六级技术工人，新近才提拔起来当了干部。我在工地技术管理工作中，主要是跟陈队长打交道。我抱着一种虚心向陈队长学习的态度，使他跟我相处融洽。他主动、热忱地向我介绍了采石场的生产状况，并向我传授了一些只能在工作实践中才掌握得了的施工技术知识：比如如何观察岩石石层分部特点，如何安排打炮眼的位置，能使得炸炮产生最好的效果。他还对我说，现在采石场施工场地狭窄，一百多名采石工人挤在一起，施展不开手脚，窝工现象严重，生产效率不高，完不成块石、碎石生产任务，影响了以礼河二级水电站混凝土拦河大坝的施工进度。工程局总工程师多次催促附属企业科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半年前就有工人建议，在现在这个采石场的河对岸，再增加开辟一个新采石场。但是根据施工技术规程规定，必须有工程技术人员，先写出勘察报告，经总工程师审查批准后才能实施。以前，采石场没有施工技术员，没有人能写出这个报告来，所以，这件事情便耽搁下来了。现在由你来当施工技术员，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有陈队长支持，我很快便写出了勘察报告，并亲自把总工程师请到了采石场现场作实地考察，一个星期之内，总工程师室便发出了文件，批准了新开辟一个采石场。这样，窝工现象便消失了，生产效率提高了，石料的来源也增加了，块石和碎石的产量便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二级水电站混凝土拦河大坝的施工进度，便能够大大向前推进了。为此，我得到了总工程师和科长的嘉许。

由于分到附属企业科工作的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很少，“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便有利于我充分施展自己的身手，能让我在工作上比在别处工作的许多施工技术人员取得更大的业绩，在工程局两百多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我反而更能得到总工程师和干部处的器重。

二

以礼河两岸，是连绵的高山，属于乌蒙群山系列，多陡峻的山崖、峡谷，河床狭窄，水流湍急，地形、地质条件，大多不适合修建大型水库。而每一个大型水电站，又是必不可少的要有大型水库来保障发电需用的巨大水量的。经过多年勘测，整个以礼河，人们只选中了毛家村附近的一个山弯弯处可修建大型水库，那个山湾湾，形成了一个“大肚子”，其储水容积可满足以礼河四个梯级水电站发电的需要。但是“大肚子”的口子太宽了，如果修建混凝土拦河大坝，经济上就太不划算了，设计者便决定修建成土坝。土坝的成本，当然要比混凝土坝低得多。

以礼河流淌到毛家村附近，豁然开朗，一改粗犷的格调，形成了一个宽敞、柔和、绿树成荫的地带。毛家村农舍，建立在一个平缓的山坡上，在20世纪50年代，它只能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只有几十户人家。但是，这儿的大自然风景，却是很美丽的。坡上覆满嫩草，草和杂花相映，到处五彩缤纷：橘红的，绛紫的，金黄的。向远处望去，可看到高山的雪峰，常年积雪，凛然地反射着太阳的光辉。

以礼河全长只有一百多公里，千万年来，是一条默默无闻的小河，不能通航。枯水时，跟小溪流差不多，每秒钟仅有零点几个立方米流量，水流只有碗口粗。但是，国家却作出了决定，要在以礼河上修建四个梯级水电站，其总装机容量，能达到三十六万千瓦，这便使以礼河水电站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兴建的五个大型水电站之一。

通航都不行，怎么还能修建大型水电站呢？我原来当然不懂得其中的奥妙。我是在工作实践中，才逐渐弄懂了这个道理的。

水电站发电能力的大小，是由一种叫作“水能”的东西决定的，“水能”，顾名思义，就是水流的能力的意思。但是“水能”的大小，却是由水流的“流量”与水流的“落差”共同形成的。任何一股水流，必然相生相伴，同时存在着“流量”与“落差”。“流量”是每一秒钟能流过的水流的体积。“落差”就是水流下落的高度差，一般都用海拔标高来表示。这两个东西相互存在着一种关系，就好比乘法算式中的两个因子，一个因子小了，加大另一个因子，可得到相同的积。比如3×1=1×3。同理：水流的“流量”小了，可用加大“落差”的办法，来创造人们计划需要的“水能”。

以礼河在滇东北高原上由南向北流淌，汇入了金沙江。与此同时，在滇东北高原西部坡脚，与以礼河平行，由南向北，又流淌着一条名叫“小江”的小河，“小江”也是要与金沙江汇合。以礼河与小江之间，仅间隔着一道分水岭，河床水平距离，最窄处只有12公里。但是，这两条小河河床海拔的高度差，却接近1000米。聪明的水电站设计者便打起了主意，利用这个海拔高度差，形成水流“落差”，创造“水能”来发电。这个大数据的水流“落差”，便可以弥补以礼河水流“流量”小之不足。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设计者有意把二级水电站设置在以礼河一个名叫水槽子的河流左岸分水岭的山脚，并在那里打通一个穿山隧洞，再修建一个混凝土拦河大坝，截断以礼河，让河水发电后改道，经过穿山隧洞，流向娜姑坝子。改道后的以礼河水流，只消经过一段两公里长的人工输水明渠，便能到达滇东北高原的西部边缘。在那里的崇山峻岭中，又可向下打出隧洞，在隧洞里安设巨型高压钢管，水流在密闭的钢管内，便可形成能推动大型发电机发电的巨大“水能”。根据这个道理，设计者分别在盐水沟和小江边，安设了以礼河的三级、四级两个梯级水电站。以礼河水流，经过三级、四级水电站发电之后，才能够落入小江河床之中。三级、四级水电站，由于利用了水流的巨大“落差”，便使它们能发出整个以礼河水电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电能。以礼河一级、二级水电站的功用，都主要是为三级、四级水电站，充分发挥发电功能起到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而已。一级、二级水电站，因为水流“落差”小，发不出多少电能，发电，只是其附带的功用。

三

以礼河是由乌蒙群山提供水源。由毛主席“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诗句可知，乌蒙群山是十分高大雄伟的。山脉高大雄伟，其汇集雨水的面积必然宽广，其常年水流量便能丰沛稳定。加之，以礼河洪水时期的水流量，能达到枯水时期的千倍万倍，洪水时，浩荡的水流，可以溢出河床。如果能把这些水流拦蓄起来，使其细水长流，常年平均每秒钟的水流量，可达到三十个立方米。考虑到以礼河沿岸工农业用水和灌溉的需要，以礼河水电站设计用水量，每秒钟才18个立方米，每秒钟还余剩有12个立方米流量，留作灌溉和其他工农业生产之用。所以，以礼河水电站，能使以礼河水流充分发挥发电、灌溉、防洪等综合效益，还能使以礼河水流，一滴水都不会被白白放走、浪费。

以礼河一级水电站的主要功用，是要在毛家村修建一个蓄水能力达到了3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为四个梯级水电站发电，提供水量保障。所以，需要在毛家村修建一个拦河大坝，这个拦河大坝，坝高80米，是亚洲最高的土坝。由于是土坝高坝蓄水，风险大，设计上便会采取多种技术措施，这样一来，便使得施工技术也变得复杂了起来。加之土坝的工程量浩大，达1700万立方米，堆起来像一座山，预计工期需要10年。工程局必须对毛家村大坝，投入最多的人力物力，因此就使得毛家村大坝，成为四个梯级水电站中，最为重大的主体工程。毛家村工程处组建了一个大坝工段来承担大坝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大坝工段的工段长原来是技术处负责人，科级干部，因为是南下干部，又有高中毕业文化，人也比较年轻，上级有意识地锻炼、培养他，故意把他下派到了毛家村工程处大坝工段来当工段长，让他从基层干起，把各方面的基础打得扎实些。

大坝工段的施工技术员，也要从全工程局的技术人员中挑选，必须是经过前期工作检验的优秀人才：不仅要工作能力强，更要思想表现好，干劲大，不怕苦，不怕累。

我从1956年8月到1958年1月，一年半时间，在“附属企业科”当施工技术员。我没有因为干“附属”工作，表现消极，上级对我印象不错，我便于1958年2月，被总工程师和干部处挑选到了毛家村大坝工段当施工技术员。毛家村大坝工段施工技术力量，主要由成都工学院7-8个本科毕业生组成，其中又添加了五个北京水电学校的毕业生，一个昆明工业学校的毕业生，一个重庆建筑工程学校的毕业生（就是我）。

我去毛家村工程处大坝工段报到那天，是个大晴天。我因为有资格去大坝工段当施工技术员，心情是很得意的，我把行李放进了宿舍之后，就急急忙忙地走出了宿舍，想去宿舍背后的山坡上走走看看，一来是出于一种新鲜感，我非常想用手把什么都摸摸，也非常想用眼睛，把什么都看看；二来也是想熟悉一下环境。

山坡里湿气重，没有灰尘。树叶同花朵，洁净无瑕。嫩草像天鹅绒。放眼望去，满目都是松树和白杨树。空气清新，阳光耀眼。树丛里，忽然飘出了一个年轻的姑娘的歌声：“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我没有惊动树林深处的那个姑娘，悄悄地退出了那片树林。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驾驶小火车的一名学徒工，她还是初级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小火车，是填筑毛家村大坝土料的重要的运输工具。这歌声使我体会到大坝工地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它似乎给我的心胸灌注了一股昂扬向上的力量。我愉快地返身回到宿舍里，也口里接着哼唱起了《喀秋莎》，开始打理起了我的床铺。

四

搞施工技术管理工作，并不需要掌握多少高深的理论知识，能发挥更大作用的，是干劲和闯劲。比如说清理坝基，地下水喷涌得厉害，施工技术员就得重视排水问题，水排不干，工人挖土吃力，施工进度就慢，分配给你的那段坝基清理工作，就完成不了任务，会给整个大坝工程施工进度拖后腿。一些施工技术员，对这个问题，抱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而我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得要积极主动一些。

我经常亲自去督促操作水泵的工人，检修水泵，让水泵多有一些时间，保持完好的工作状态，因此，我管理的那片坝基清理工作，开挖、运输的土方数量，往往会成倍的超过其他施工技术员。

工程局总工会，派有一个唐副主席常驻大坝工段，抓生产竞赛。他不关注某个施工技术员毕业文凭的等级，他只看你的技术管理工作发挥出了什么样的成效：完成了多少立方米的坝基清理的任务。我的工作态度和施工管理方法，得到了唐副主席的肯定。他曾当着我的面，对大坝工段支部书记说我干劲大。他主持了在施工技术员之间，开展生产竞赛，我取得了优胜的成绩。唐副主席以此为由，让我当上了大坝工段唯一的先进生产者，我由此得到了工段长和毛家村工程处分工管理生产的李副处长的好评。

我倒不是好出风头，而是想到，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本来学业文凭就很低，又不是党员，跟其他人相比，毫无优势可言，如果我在工作业绩上，表现得太差，我就不可能在毛家村大坝工程技术队伍里站稳脚跟。那时候处于“大跃进”期间，对工程技术人员思想上和工作表现上的要求，都是要力争上游，不能自甘落后；不然，我就会被淘汰出局，很可能被赶出毛家村大坝工程施工技术员队伍，去干其他“附属”工作，或者被下放到工人队伍里去，长期参加生产劳动。我所管理的工人队伍里，就有两个北京水电学校的毕业生在当下放干部。他们必须跟其他工人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强度是很大的，比干管理工作的干部，吃苦得多，这样一对比，我就觉得，我比他们幸运多了，我在施工技术管理工作中，比其他技术人员，多动点脑子，多出点力气，不算辛苦，比起下放干部，还是很划得来的。由于有这种想法，我的工作表现，便基本上能跟得上“大跃进”的生产形势。

在大坝工段当主管技术员的，是一个姓谭的成都工学院本科毕业生。他没有用傲慢的态度对待我，我当上了先进生产者，他也没有对我说风凉话，使我俩相处，关系比较正常，没有产生钩心斗角的矛盾。他跟他的好几个同学，却貌合神离，一个不服气一个。老谭的同学，人人都想当主管技术员，但主管技术员又只能有一个人。上级任命主管技术员，不能光讲技术业务能力，还要看政治条件，也要看个性、工作责任心如何，是不是能够跟领导和群众配合得更好一些。老谭的优势，是个党员，他的那些同学，竞争不过他。那些竞争不过老谭的同学，在工作上就有些消极，这就使得大坝生产的效率，得不到充分的发挥。经过了大半年时间生产实践的检验，上级觉得那么重大的主体工程，只安排一个大坝工段来管理施工，一个工段长和一个主管技术员，根本管不过来，也不能充分调动每一个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毛家村工程处领导，便决定撤销大坝工段，另外组建四个施工大队，每个大队，各管一片大坝填土工程，各大队之间，开展生产竞赛。各个施工大队长，都是科级干部，每个施工大队，约有职工1500人。施工队伍经过调整后，生产效率果然大大的得到了提高。施工技术员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更好的发挥。原大坝工段的人马大多数转入了第一施工大队。我被调去了第三施工大队。第三施工大队的技术主管，是新调来的一个姓蔡的工程师。

蔡工程师，过去是技术科长，坐惯了办公室，放不下身段，到工地上去直接指挥工人进行生产活动。他现在仍然每天，只是在办公室里上班，喝喝茶，看看报纸，扯几句闲话。他的干部级别，不在大队长之下，第三施工大队大队长，也不好随意指使他到工地上去做施工管理工作。似乎在工地上奔波劳累的，只能是一些低级别的施工技术人员。而工地上每时每刻，都离不了施工管理人员的指挥。比如：工人需要到什么地方去挖土，土料又应该铺填到哪块坝面上去；土料铺填好了得安排拖拉机进行碾压，土料碾压完毕，需经过质检站取样检验，合格后才能在这个土层上面铺填新一层土料。还有一个坝坡收缩问题。土坝的边缘，每上升一段高程，坝坡需要向后收缩一段距离，这些工作，都要由施工技术管理人员掌握。这些工作，技术上虽不复杂，但这个管理工作，又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每天施工，大队长都会亲临工地巡视、检查。当然，他不必从早上上班到下午下班，都蹲守在工地上，他只消每天到工地上个把钟头，做到掌握大概的生产情况就可以了；知道生产状况是否正常、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如何、发生了工伤事故没有。大队长更主要的是要监督施工技术员的管理工作，不允许他偷懒、逃离工地去做私事，防止他放松施工技术管理工作，避免降低生产效率。

我没有蔡工程师的身份和资格，我安心于本职工作，每天都按时蹲守到工地上去。我从来没有想过让自己去坐办公室，求清闲，过舒适的日子。夏天不能怕大太阳晒，冬天不能躲避风雪。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宿命。

五

1959年春节过去了一个星期，那天，夜里下了一场雨。早晨起来，觉得春寒料峭。浓雾一阵阵从大坝坝面上涌过。我头一次得到通知：去毛家村工程处大礼堂开会。参会人员约两百名，都是各科室、大队领导及施工技术员。第三大队工地上填筑土料的工作照常进行，有我的一个助手：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一个施工员，暂时管理一下施工工作。

大礼堂是一个临时工棚，用木柱和竹篾编织成的围墙围成。主席台上有一张简易木桌，下面的座位，是一长列一长列的木板，钉在一个个木桩上。主席台篱笆墙上，挂得有一副大字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大约十来分钟后，隧洞大队的主任工程师，被叫上主席台做检讨。时间过去了六十余年，他叫什么名字，我早已忘记了。我只记得，他有一张圆圆的脸，是个高级工程师，大约有四十几岁。听别人说，他的爱人在昆明水电设计院工作，这次是特意来毛家村工地上跟他结婚。结婚后，他爱人对他说：“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你最好少进隧洞里去，洞顶经常会发生塌方事故。如果刚结婚你就被巨石砸死了，或者砸残废了，你叫我咋个办？”于是那个主任工程师，就真的会寻找各种借口，尽量推脱进隧洞里去指挥处理一些施工技术问题。他每天只是在办公室里听取施工技术员的汇报，向他们发指示，就是不愿进隧洞里实地查看施工场地的生产状况。但隧洞开挖，技术比较复杂，有主任工程师亲临现场，工人和施工技术员工作起来，遇到疑难问题，才便于请示他。他长期不进隧洞，便会使工人和施工技术员，对他产生不好的看法。这是在“大跃进”时期，他的工作表现，跟“大跃进”的生产形势很不协调。但主任工程师，身份高，工程处领导还不好跟他撕破脸，他们不得不请工程局领导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鼓舞生产干劲的会议，便是云南水电工程局领导亲自安排、主持的。

主任工程师心虚理亏，着急得哭了起来，害怕会处分他。工程局党委吴书记没有对主任工程师作严厉的批评，他只对主任工程师的工作评价，说了句：“拿钱不少，办事不多。”意思是，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大会只开了十多分钟，便散会了。工程局和工程处领导，对主任工程师还是很宽厚的，不让他脸面上过于难堪。开过大会半个月，上级就把主任工程师调到昆明水电设计院工作去了。这体现出，上级对知识分子，还是很珍惜、很爱护的。

工程局和工程处领导召开这个大会，主要目的还是教育每个施工大队领导和施工技术员，在思想上和工作干劲上，要以主任工程师的消极表现为戒，拿出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来。

我后来了解到：主任工程师的月工资是一百四十多元，处长的工资才一百二十二元，他比处长的工资还高，这使我觉得，主任工程师真是应该受到批评的。

大会后，吴书记来到了大坝工程第三大队的工地上。他向我投来了一个亲切的笑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倒是诚惶诚恐的，不知道该怎样跟这个师级干部大领导打招呼，才显得有礼貌、又得体。吴书记对待蔡工程师的态度，就没有像对待我那样亲切了。显得很冷淡，完全不理睬他。我估计吴书记早就向毛家村工程处各级领导，了解了每一个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表现。那个时候，工程技术人员是很受关注的。一个多星期后，蔡工程师便被调出了第三施工大队，送去北京的一个马列主义学习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就调到以礼河三级水电站盐水沟工程处技术科当科长去了。我则被提拔起来当了第三大队的主管技术员。这时候，第三大队补充了一名从下放干部中提拔起来的、北京水电学校的毕业生，当值班技术员。

六

现在，我觉得我比刚参加工作时，成熟得多，也自信得多了。在学校，我的学业成绩差，学习的又不是“水电工程”专业，应该说，干水电站主体工程，我不算内行，又只有一张中等技校毕业文凭，刚调到毛家村大坝工地时，我还是缩手缩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观察，我逐渐的掌握了各项施工技术知识，只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那些东西，也很简单，一看就会。

我以前在附属企业科工作时，只管理一百多个工人，生产任务不重，也没有人跟我竞争，我干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在毛家村大坝工地上，我却要管理1000多个工人，还要跟别的技术人员，展开竞争。我再也不能对工作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了，因为随时都有好多个领导，拿眼睛盯着我。我思想上，感觉到了不小的压力。

第三大队李大队长，曾亲口就施工技术员，应不应该有生产任务观点的问题，对我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技术人员不能有单纯技术观点，不能把技术和生产任务截然分开，技术应该服务于生产任务，技术有责任促进生产任务的完成。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他能让我当主管技术员，就表明他认可了我的工作态度，希望我继续保持重视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作方法，保持重视完成生产任务的积极性。

5月的一个星期一，早上7:30，撼枕的汽车马达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运送填筑大坝土料的汽车，提前30分钟上班来了。这位汽车驾驶员是个积极分子，他跟我早已熟悉，多次打过交道。我俩在工作上，能够互相配合默契。他喜欢往我管理的施工坝面上跑，不消说，我也很欢迎他多送些土料来我们第三大队的坝面上，这样做就会使我们大队完成的坝体填筑土方数量，比其他大队多得多。

汽车开到第三大队地段上来了。我当然得赶紧起床。我便手拿小红旗，来到翻斗汽车前面，带领着汽车，向我管理的那片施工坝面跑去。我指挥汽车驾驶员，把土料卸到了应该铺填土料的坝面位置上去。我的密切配合，没有耽误卸车时间，令驾驶员很满意。他向我笑笑，点了点头，忙着把汽车开走了。汽车驾驶员之间，也在开展生产竞赛，谁的汽车能多装快跑，完成的运土数量最多，谁就是优胜者，在每月黑板报上公布的战果统计栏上，就会插上一面小红旗。他们你追我赶，谁也不甘心落后，性急的就会提前出车。

毛家村工程处为了大坝工程建设，还在坝址下游七八公里远的地名七孔桥的土料开采场处，组建了一个土料开采运输大队，每天由小火车向大坝工程四个施工大队运送土料。另外，原则上，每个施工大队还分派给了10张运送土料的汽车，但也允许运送土料的汽车在运输道路不通畅时，把土料运到另外的道路通畅的施工大队去。因为每一张汽车，都不允许停顿下来，等待某一个施工大队把运输道路维修好后，再向那个大队送去土料，如果这样做，土料开采运输大队就完不成土料开采运输任务，汽车驾驶员，也不可能，呆板的遵守一定要把土料运到某个施工大队去的规定。这样一来，就要求每个施工大队，必须随时维修好运输道路，也要求施工技术员有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吸引运送土料的汽车往自己管理的坝面上跑，抓紧运输道路维修、保养工作。还得要积极、热忱地把汽车往自己管理的坝面上引导。因为土料不能随处倾卸，必须倾卸到已经碾压合格的土层上去，还必须抓紧碾压铺好的土料，为汽车新运来的土料，准备好可倾卸土料的坝面。

四个施工大队的土料来源，除了每个大队在坝址附近山坡上开采土料以及获取部分小火车运来的土料外，要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就得尽量争取多得到一些汽车运输的土料了。

第三大队的李大队长，把话向我说的那样明白，要求我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多完成生产任务。我当然得遵照李大队长说的话去做。我除了抓紧拖拉机碾压土料工作，随时准备好可铺填土料的坝面之外，我还亲自带领工人，保养维修运输道路。我又经常手拿小红旗，在施工坝面上奔跑，招呼和引导汽车，往第三大队施工坝面上运送土料。

原大坝工段的主管技术员老谭调去了第一施工大队当主管技术员，第二、第四两个施工大队的主管技术员，既是成都工学院本科毕业生，又同是女同志。他们三个大队的主管技术员，都反感我手拿小红旗招呼和引导汽车运送土料的做法，他们觉得那个动作太低贱了，有点像个小丑，他们放不下身段去那么做，他们都向我投来了讥讽和蔑视的目光。在学业文凭上，他们三个人都比我有优势，我比不过他们，只能用工作积极性，来弥补我跟他们之间的巨大差距。何况我又是个年轻小伙子，我才不在乎脸面上好看不好看。而且汽车驾驶员却很欢迎我这么做。毛家村工程处分管生产的李副处长，特别赞扬了我这种热忱的工作表现。人们常说，鸡有鸡路，鸭有鸭路，我为了立于不败之地，不得不这么做！

七

没有比干土坝施工工作更单调、更枯燥的了。干那个工作，主要是拼责任心，拼忍耐力。我跟其他大队的施工技术员，每天在同一个大坝工地上，毗邻相望，各自指挥着本大队的人员、机械，在各自施工的坝面上，运土、铺土、碾压土层。我们都在暗中较劲，期望自己比别人，能在生产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隧洞大队主任工程师受到的批评，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必须引以为戒。我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我面临着他那样的有生命危险的施工工作时，我该怎么办？我暗暗在心里说，一个人的荣誉心更重要，我宁愿死在施工场地上，也不愿畏畏缩缩的，让别人耻笑。死就死吧，死在施工现场上，就像战士死在战场上一样，死了是值得的，是光荣的，我觉得我不会有丝毫的遗憾之感。我只不过觉得，如果我死得太早了，还没有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有些对不起她，也会令她有些难过。但是我又觉得，我积极肯干的工作表现，一定会得到母亲的首肯的。她一定希望她的儿子，工作表现，不会落在别人后面。她一定希望她的儿子，能干出一番了不起的大事业。

土坝施工技术看似简单，但要达到各项技术指标，做起来又很不简单。因为这座像高山一样的土坝，对其施工质量问题却又必须像绣花一样，小心翼翼，严格认真，拳头大一小块坝体都不能出差错，这比混凝土大坝要求还要严格，还难以保证质量。因为土坝结构脆弱，若有一处疏漏，则小小的疏漏点便有可能攘成溃坝的惨祸，会给坝址以下的城镇、农田、桥梁、铁路等等，造成灭顶之灾，带来不可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蚁穴之害能决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土料质量必须保证完全合格，不能混入一挑腐殖土和杂草、垃圾。民工超过1000人，管理起来很麻烦，必须既严格又要有耐心，有高度的责任感，管理人员稍有大意，民工就可能把不合格的土料铺填到坝面上去，因为他对保障土料质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时候他马虎乱干，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土料还要保持最优含水量，大太阳晒干了要加水，下大雨含水量大了，还得晾干。因为只有在最优含水量条件下，土料碾压，才能达到最好的密实程度，符合设计比重。实现这些要求又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必须天长日久的做到一丝不苟。在平凡、琐碎的工作中，我们展现出了年轻人奉献青春的精神和不怕麻烦、不怕困难的坚强品格。

随着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岁月流逝，大坝便像一座雄伟的高山，缓缓地从以礼河河滩上升起。我们的青春和生命，也跟随着大坝的升高，一天天的绽放光彩。明澄的河水映着蓝天也映着我们的心。

八

每年11月，毛家村会刮起寒冷的北风。寒风在山野间奔突、呼号，暴烈而雄壮！以礼河边的杨柳，在猛烈的北风中披头散发的挺立着。不知不觉之间，便开始打霜了。打霜的天气比下雪还要寒冷得多。天气越往后越冷。我们的双手会被冻僵，脚趾也会冻得发木。土地、岩石、人的肤色看起来一片灰暗，就连阳光也变成灰黄的了。

我跟一个北京水电学校的毕业生一起，住在大坝旁边山坡上的工棚里。下午下班后，河滩、工地和山坡，一片寂静。我们眼光所看到的地方，自然景色使我流连惊叹。不论是阳光明媚的日子，还是阴霾满天，狂风蔽日的寒冷时刻，我都感到这里的大自然异常迷人。一会儿浓雾升起，雾霭渐渐包围了我们的住房和住房后面的树林。短时间里会听得见归林鸟的噪叫声。天气很冷，这是一个真正的高原之夜。但是，月光却很明亮。那个北京水电学校的毕业生喜欢听收音机，我却时不时地会拉拉小提琴。不是我有多少闲情逸致，而是想排遣一下山地冬夜的寂寞。

1959年12月的一天，我得到通知，让我第二次去参加云南水电工程局召开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1958年，我第一次参加了工程局的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这一次，我以为会另选代表了。因为那个北京水电学校的毕业生，是个共青团员，他对我具有政治优势，他除了不愿手拿小红旗招引运输土料的汽车之外，其他方面的施工技术管理工作，也干得跟我差不多。但是工程局总工会发出了通知：1959年，各单位的先进生产者仍由1958年选出的人员担任，不另外改选了。我当然很庆幸，也很高兴。

工程局党委李建邦副书记，在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报告，他称赞先进生产者们，在以礼河水电站建设事业中，“干劲冲天，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为国家立了功。”这几句话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记忆里，使我终生不忘。我为之深感欣慰。这使我觉得，我这几年在以礼河水电站建设工地的岁月里，人生的道路走得端正，光荣地经受住了一切考验。

我还觉得，这儿的生活虽然是严峻的，但这儿的生活也是美好的。

由此，我对党心怀感恩，常常心无旁骛地对着太阳歌唱，对着月亮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