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顺民：生态文学的表达和生态人物的塑造
鲁顺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著有《山西古渡口——黄河的另一种陈述》《送84位烈士回家》《天下农人》《礼失求诸野》《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将军和他的树》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冰心散文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优秀作品奖、赵树理文学奖等。
一、生态报告文学书写的根本落脚点要落在人身上，切入人与自然的深层情感和逻辑关系
记者：祝贺顺民兄的生态报告文学《将军和他的树》入选“全国生态日”揭晓的“ 2023 年度生态文学推荐书目”。这是中国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年度收获作品。作品出版以来，都入选了哪些图书和作品榜单？
鲁顺民：《将军和他的树》2023 年 6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此书已经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项目。2023年6月出版后，该书很快入选 2023年8月好书榜，“有道好书榜”，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24 年年初，再入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2023 年度优秀报告文学年度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2023 年度文学榜单（报告文学），国家出版基金 2024 年度主题出版项目。加上这一次2023 年度生态文学推荐书目，该书出版以来，入选4 个推荐榜、3 个重点项目。
记者：《将军和他的树》的写作过程，大约是报告文学主人公张连印将军在2021年获得中国“时代楷模”称号，到2022年获得“中国生态文明奖”称号两项荣誉之间完成的。你及时关注并书写了中国生态文明时代的英雄楷模人物，请谈谈写作这部作品的缘起以及采访、写作、出版的来龙去脉。
鲁顺民：刚开始也没有想过写这么一本书。2021年年底，大象出版社策划一套以“时代楷模”为书写对象的丛书，朋友向出版社推荐我可以写一本。张连印将军就在其列。写英雄，写模范，这种写作本身就出力不讨好。为什么呢？英雄也好，模范也好，已经被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宣传得很充分了，你如果再介入，很难有发掘的余地，做得好，可以将其事迹从各个侧面梳理出来，形成一个线索比较清晰的文本；做得差些，就是一个资料汇编。无论是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都是通讯报道的一个翻版，没有什么新意。更有甚者主人公可能半道出什么事，最后作品变成一堆废纸。总之，不讨好就是了。
因此，我开始接下这个任务时，基本上是被动的，不情愿的。但是到来年春天，我到左云县接触到张连印将军，开始采访的时候，想法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我做过十多年的乡村调查，对乡村几十年的变迁和生存状态有一些了解，尤其是晋北、晋西北地区，远及毛乌素、库布其沙漠腹地，对当地老百姓与恶劣环境做艰苦卓绝的抗争的历史感同身受。植树造林，对于晋北、晋西北，乃至内蒙古、陕北沙漠边缘生存的老百姓而言，不是空洞的政治动员，而是朴素的生存观念。这么多年，他们就这样坚持下来，而且取得了相当成就。左云县，紧邻右玉县，右玉县有生态文明旗帜性的“右玉精神”，林木覆盖率达到57%，左云县也不差，与右玉县不相伯仲。而生态文明旗帜飘扬的地方，恰恰是生态环境、气候条件最恶劣的所在，左云、右玉两县，要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右玉精神，是渗透在老百姓生存观念里的一种存在，他们对树木和林草的感情，是我们外人无法理解的。他们七十多年坚持植树造林，久久为功，经历过的艰难与探索，欢欣与荣光，也是我们外人很难体会的。这里，重要的当然是贯穿始终的艰苦奋斗精神，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摸索出一整套种树活树改善生态环境的科学方法。
第一次见到张连印将军，他已经解甲归田，回乡种树18年。我们会面的地点，就在他营造的300亩苗圃里。当时的苗圃树木密密匝匝，有200多万棵大小苗木，已经很成规模了。他虽然脱下军装，但身上的军人气质仍在，40多年军旅生涯，担任部队军官好多年，在忻州188师当师长长达7年。他筹划、安排、协调事情，有板有眼，滴水不漏。但坐下来，跟你拉家常，一点儿架子都没有。不抽烟，不喝茶，不吃荤，饮酒豪爽，跟日常的农村老汉别无二致。
我采访的时候，有数据统计，他已经义务植树6000多亩，完成植树1.8万亩，共计205万余株树木。换算成国土面积，他种下的树，共计12平方公里，占到全县面积的1%。18年，时间会将一代人送到人生的另外一个季节，2003年第一茬追随他植树的人——他的同母异父弟弟已经去世，一直跟随他的堂弟张连茂一身病痛，不能操持营生，另外几个堂弟也有自己的事情，到别处谋生，而老将军也已经病痛缠身，身边换了一茬追随者，儿子张晓斌放弃提拔机会，由上校军衔退役，自主择业回乡陪伴老父亲。
《将军和他的树》这个书名就是在采访过程中确定下来的。我觉得，此番前来，不仅写的是模范，写的是楷模，更写的是英雄，而且是冲着这个人来的。要把这个人写活。为什么强调“和他的树”呢？树是实指，18年种了200多万棵树。还有乡村社会对其的滋养，将军本身就是乡村的一棵大树。采访中间，上高冈，入松林，辛弃疾的词阕常在耳边伴着松涛回响。道是：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
将军的心情，虽不能等同于千年前的将军，但心思是一样的丰腴，一样的饱满。
我觉得，我有信心将这么一个人饱满而硕健地呈现给读者，也必须将这一个人饱满而硕健地写出来。
所以，我采访的时候，尽量日常，尽量细微，尽量深入生活的腠理，而精神提炼与总结，全然不在考虑之列，或者说，精神提炼与总结，已经融入采访全程，只是不见痕迹而已。这，大抵也就是一个作家面对生活的时候，与其他肩负宣传任务的记者所不同之处。
记者：《将军和他的树》出版之后，将军肯定是看到过这部作品的。我想知道，将军对这部“将军和写他的书”是怎样看的，怎样评价的？在这部书写作完成之后，你觉得将军的事迹和形象书写，在生态文学创作意义上，给自己或者我们的生态文学创作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提供了什么样的创作启迪？
鲁顺民：我的书稿写完之后，老将军也审定过。但他太忙，读的也是断断续续，当时他的病需要定期复查，冬天还要到海南疗养一阵子。大致是在海南疗养的时候全部读完了。订正了许多数据上的错误，并没有说这部书写得怎么样。
书出来之后，2023年8月，我将书送到左云县，老将军非常欢喜，执意请我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中，他才讲，我这个书，将他的童年，尤其是母亲、爷爷、奶奶，还有他的妻子王老师写得特别好，看的过程中流过几次泪。他的儿子，还有基地的其他朋友，看了也说写得好，接地气。
我理解，书稿得到了老将军的认可，得到书中写到的许多人物的认可，主要还是得益于自己对乡村、对农民的理解。如果不理解乡村，不理解农民，不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对乡村的感情，很难深入其中，也很难产生共情与共鸣。
生态文学创作，不仅是气候、环境意义上的生态，这个生态还包含着千百年来农耕背景下的乡村秩序，比如敬天法祖、自然崇拜、天人合一，等等，你会发现，千百年下的乡村秩序，实际上是人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最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些，文学呈现出来的所谓生态也就相当可疑。
曾经有过命题作文式的生态书写，因为流连于山水林草，没有深入生活其中的村舍之中，写出来的东西简直惨不忍睹。所以，生态文学也好，其他样式的文学书写和叙述也好，最终落脚点还在人上面。写人当然要状物，要呈现出人与自然互动过程中的逻辑联系。否则，根本用不着作家下来。
二、生态报告文学可以借鉴小说艺术的构思，在现场感中着眼于具象行为的抽象思考
记者：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植树造林生态意义非同一般，但作为文学题材，植树造林现在大约属于一般性普遍性题材。它的不同也许在于“将军植树”具有其特殊性典型性意义。不过就“将军植树”题材而言，实际已有同样作品出版，书写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部作品，是怎样构思和写作的？怎样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同题材作品？
鲁顺民：我开始采访的时候，已经知道至少有两位作家在写他，其中大同作家马海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已经出版，有四五万字。其他的还在写作过程中，或者在等待出版。马海先生是大同土著，他从老将军4岁丧父，6岁母亲改嫁，然后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写起，一直写到他回乡十多年坚持义务植树的事迹，其中也经历过许多曲折与探索，写得比较全面。从他的文章里，大致可以梳理出老将军从一个孤儿到将军，再从将军回乡义务植树的全过程，写得比较全面。马海侧重于事迹的介绍，显得稍微简略了一些，但至少给我形成采访大纲提供了不少帮助。我特别感谢这位老朋友。
在这本书里，老将军当然是主角，还有他的堂弟连茂和连雄，还有他的表妹和妹夫，他的儿子张晓斌，以及张晓斌的同学四旺，还有巧红，几乎就是一个群体。老将军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担当，对改变家乡生存环境的责任心和他的实际行动，感染了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同时，唤醒了潜藏于庸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才诞生了这个生机勃勃的群体形象。这个群体形象，才使得“将军回乡植树”显得更加特殊起来、典型起来。
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写老将军苦难而充满温情的童年，还有他的成长，他的奋斗。他成长的过往是张家场故里的乡亲。少失怙恃，吃百家饭长大。从小学到初中，考第一名，来自老师和同学的情谊。独自谋生，又有来自叔叔和伯伯们的呵护。外出当兵，当时生产队和公社的干部又对他充满期许。如此这般，成为张连印的最强大的精神后盾，也因为有这样的少年经历，让老将军对家乡念念难忘，退役之后毅然决然回到家乡，要为家乡做些事情。谈到老师、同学，谈到乡村干部，老将军都是珠泪洒襟，难以自抑。是乡村教给他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在文本构思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按照普通传记的写法，从少年平铺直叙一直写到晚年，而是从将军回乡写起，然后有意将两条线交织起来，这是一种近似于小说的构思。两条线互相交织，互相印证，既呈现出张连印从孤儿到将军的成长历程，同时还原出一位具有乡野情怀的共产党员朴素的一面。同时，将军回乡义务植树这个行为，与其青年成长的过程交互呈现，就具有了相当的象征意味。将军本来就是一棵生长于乡土乡野的大树。他的根在哪里，他精神层面的枝和叶又为什么会如此不同，结构本身就做出了回答。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从文本意义上讲，所呈现的主要事迹相对集中，同时不失历史背景呈现，现场感更加强烈。
报告文学最终是要以文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的，而现场感，是小说等艺术形式的基本要求。如果没有现场感，或者现场感不强烈，文学的意味也将大打折扣，与一般的长篇通讯和报道的区别就不大了。
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既要呈现实实在在的植树绿化，更多的着眼点，还在于将植树绿化这个行为抽象思考。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么多将军，只有他回来了？本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为什么偏偏放着有福不享，却要放下钢枪，拿起锄头做一个农民？他跟普通的父老乡亲们的区别和共同之处又是什么？多关注这些，要比只关注他植树绿化本身对塑造这一个典型人物，显然更重要。
记者：你把一个“植树将军”写成一个“好老汉”，这个人物在你笔下写得真实而亲切，是生活在身边的英雄，而不是概念式的英雄，是活灵活现的人物，而不是观念化的人物。将军的回乡植树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生态建设意识，而是从渐变渐进式上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这样的人物是怎样具体呈现出来的？
鲁顺民：第一次见张连印，“好老汉”这个词就在脑海里固化了下来。他待人接物，除了一见面“刷”的一个军礼，然后走姿、拉家常、待客方式，跟我接触过的农村“老汉”没有一点儿区别，尤其是一口方言，让我很是感慨。幸好我对山西方言，尤其是晋北方言比较熟悉，外人要想一下子融入他们的生活场域里面很不容易。那就是一个农村老汉。接着，我们谈话、拉家常、吃饭、喝酒、见面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跟老汉有什么亲戚关系。
也正是从一开始将他作为一个农村普通老汉观察、交流，这个人身上的品质就慢慢显现出来了，他是一个农村老汉，但四十年军营生活，还有长期的组织生活，乡村给的东西，军营给的东西，两相结合，将他塑造成为另一种“老汉”。回乡刚开始，他的想法也很朴素，退休了，有些积蓄，想回村来做些事情，做些好事。种树也是考虑之一。把钱花完也就罢了，总算是对家乡的一个回报，一个交代。毕竟是故乡，故乡的空气好，环境好，做了好事之后，再回乡也有底气。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可是，真正种起树来，才发现其中的艰难与不易，这一下把这个“老汉”的性子给激起来了。四十年军旅生涯那种敢于接受挑战，敢于担当的精神这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失败，重来，找原因，然后开苗圃，一头扎下去，300亩苗圃建成，再选树种，义务植树可以持续下去。干得风生水起，热火朝天，这一下走不了了，这就要谋划、筹划、组织、协调、交流、学习，将军退休了，但从军营里带出来的管理能力没有休眠，在另一个战场找到了用武之地。
从开始建苗圃，到育苗，再到成苗，这都需要相当的组织筹划经营能力，否则，做不到以苗圃养义务植树。他毕竟是一个有过组织训练的人，善于学习，不间断学习，随着义务植树规模不断扩大，先是1000亩，2000亩，再是4000亩，共义务植树6000亩，他对回乡义务植树的认识也随之深入。从做好事，到持续性义务植树，再到改善生态环境，再到把自己的行动同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相结合，搞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认识的渐变升华过程，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实践中深刻领悟出来的。你想一下，坚持整整20年，看着300亩荒滩变成一片绿海，过去黄沙漫漫，现在长云低巡，天蓝水清，野生动物不时出现，他哪里能没有感触？
我写将军植树，不拔高，不夸饰，不贴标签，就是真实地去还原、再现将军和将军植树的实干过程。
记者：这部作品写了许多真实感人的情节和细节，扎扎实实塑造人物，厚厚实实丰富作品，可以说，这也是一部优秀生态报告文学的“优势”所在。看到时下许多长篇报告文学，叙述不少，描写不少，但情节不多，细节不多，你的这部作品却不同。你的文学细节是怎样采抓到的，又是怎样安排和运用的？
鲁顺民：情节和细节，不独是小说类文学作品逻辑推进的基本元素，也是呈现文学魅力的有机载体。你很难想象一部细节不生动、情节单薄的文学作品可以成立，即便是先锋的现代意识流小说和诗歌，即便是在淡化情节的抒情作品里，没有细节和情节的推动，人物也很难立起来。
就《将军和他的树》而言，那些具有丰富细节的表达和具有曲折情节的叙述，无不是对“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文学性构思。比如张连茂缺了一颗门牙的笑，比如老支书推开饭碗的叹息，还有张连印在月夜里因为缺乏资金而失眠，以及张连印直到晚年才搞清楚自己的确切生日。那些情节和细节，有人说是小说式的虚构情节或者细节，其实，这都是采访过程中主人公在庞杂的叙述中偶尔提及的不重要内容，在他们看来，这是闲话，不是主体内容，但我在整理录音的时候，注意到这些细节和情节，恰恰是表达文学意味，承载人物心理变化的关窍。别人可能不注意，但作为一个作家的职业敏感，然后单独将此抽出来构成小节。果然生动，但不是虚构。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表现重大题材，书写先进人物，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所谓题材决定论，或者说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体的独特之处。也就是说，报告文学关注的就是那些处于极态的人和事，重大题材、国家工程、英雄人物，关乎国计民生，等等，都是处于极态的事物和人物。
如果不是极态的人和事撑起来，报告文学生物学意义上的新闻性、即时性将不复存在，娘生胎带，他天生就是要表现极态事物和人物的。然而它又是文学，文学恰恰相反，它表现出来的，应该是常态，而非极态。一部小说，如果笔触所到，都是铿锵剑戟，都是怒目圆睁，都是百折不挠，都是铁血丹心，没有儿女情长，家长里短，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你很难将它跟新闻报道和通讯区别开来。既具新闻性又不同于新闻，既具文学性又不同于小说，实际上，报告文学也就是极态人和事与常态人和事的审美统一。
文学史上曾有人讲，诗歌创作是戴着镣铐跳舞，既要清晰地抒情达意，还要有格律要求。这不仅是一个技术上孰重孰轻、孰多孰少，把握平衡的过程，而是文体本身的要求，不戴这个镣铐就不行。报告文学也一样，一方面是报告，另一方面是文学，它还不是处理二者之间度的问题，而是融合的问题，互为表里的问题。凭什么你就是报告文学？报告是内容，文学是表达；表达的是内容，报告也是在表达。
事实上，别人说这些情节与细节，是小说式的虚构，也未尝不可。小是什么，不就是一份小心思，一只小动物，一个小特征，一个小纠结吗？丰富的细节与曲折的情节多了，小多了，文学性也就浓郁起来了。
记者：也许是自带地方色彩，你往往使用乡村语言，但不是“山药蛋派”弥漫性地使用，而是解读地使用乡村语言。艺术地选择活用方言土语，突出方言土语的特点，发掘方言土语的内涵，彰显方言土语的情感，使方言土语进入现代审美境界，可谓“新山药蛋派”写法。这个语言特色是怎样实现的？
鲁顺民：读者注意到书中的方言运用，我很得意。因为读者注意到的不是用方言来表达，而是表达着方言。这个跟过去传统“山药蛋派”文学使用方言显然不一样。过去“山药蛋派”文学作家，长期纠结于如何运用方言，如何选择方言的问题，而且读者似乎也认为“山药蛋派”作家就是用山西话来写作的。且不说山西话本身千差万别，“山药蛋派”作家运用起来同样是千差万别，晋北、晋南不一样，晋西、晋东又不一样，呈现出来的面目也自然不同。事实上，严肃的“山药蛋派”作家运用方言很少。汪曾祺就说过，赵树理的小说语言，是标准的现代汉语。赵树理的小说里，方言其实少到极致。
我在采访过程中，张连印一口本地方言。要知道，他是做过多年部队主官的人，担任师长7年，担任副军长7年，又担任省军区副司令，我奇怪地问他，您给部队做战前动员莫非也用一口左云话吗？张连印一怔，说：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部队是部队，家乡是家乡，不过，左云话说起来过瘾。他的回答让我很感慨，方言不就是家乡的一个有机构成吗？没有方言，还能称为家乡吗？不说方言，还回乡做什么？能说一口过瘾的方言，也是回乡的动力之一。
同时，我对晋北方言表达特别感兴趣，在读明清小说小品的时候，经常与晋北方言不期而遇。倒不是说晋北方言就是明清官话表达，而是晋北地方方言里面，有着丰富的明清官话遗存。而方言也是命名之一种。我们的语言，无不是在对世界进行命名。命名确定，语言诞生，命名的过程，是对世界认识与把握的过程，也表现着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程度，它深刻地反映着一个地方，一方区域对世界与人生的认知与解释。
因此，在写作的时候，我有意地，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把方言捕捉到文本里面，在我看来，方言本身，也是要表现的对象之一，而不是单纯的表达。在运用每一句方言，都要详细地做一番训诂与疏解工作，每一句方言，尽量在文本里呈现的是一个表情，一副面孔，是活跃于乡野大地上的近古精灵，与体现乡土性、泥土气全无关系。当然，这些方言的运用，最后还是达到了这样的效果，恰到好处渲染了叙述气氛。
三、生态报告文学记录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故事，生态英雄楷模在生态报告文学里获得永生
记者：《将军和他的树》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张连印将军植树的时候，实际已患癌多年，2024年3月终因癌病复发逝世。他身后漫山遍野的绿如今怎么样了？当然，无论那片绿如何，将军植树的典型性是不是也体现了山西人的一种集体性格，就像你说过的，山西人特别“敢栽树、能栽树、会栽树”。
鲁顺民：张连印将军2004年种下的头一茬树，都是外调的成苗，成活率不高。因为外调的成苗不是本地育苗，很难适应本地气候，头一茬几百亩种下去成活率不高，才促使他最后建成300亩大的苗圃基地。后来，300亩大的苗圃基地，扩展到6000多亩的义务植树林，绿云浮天，覆盖了几道大梁，最直观的是张家场村后的东梁和西梁，还有将军台梁，都是竖成列横成行的大林。最后，又扩展到1.8万亩12平方公里大的森林，都是参天高耸的樟子松树林。
森林是长出来了，可将军却倒下去了。张连印将军去世之后，灵柩回乡，万人相迎，最后他让人将自己的骨灰用无人机带着升空，撒在他种植的树林里。将军是倒下去了，但将军的植树事业并没有停歇。
我在这个国庆节去探望张晓斌的时候，曾亲手探了一下落叶形成的腐殖质，松软得很，有两寸多厚，林下的草也长得茂盛。林子大了，羊群就可以进去觅食。蓝天白云，风清日朗，空气质量不是一般地好。尤其是300亩大的苗圃基地，因为苗木滞销，300多万棵各种松树柏苗密不透风，是左云县十里河滩的重要景观，也是右玉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现在左云县依托长城一号旅游公路，打造十里河湿地公园，将军留下的这个苗圃基地是现成的景观，也给治理十里河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巧的是，左云县与右玉县相邻，高速路也就相距四五十公里，像张家场这样生态变迁的区域在两县之间并不鲜见，张连印种下的树，算是大的，但不是唯一的。民间植树组织，林业部门基地，像张连印将军留下的苗圃基地那样规模的，两县有十七八处。而两县经过经年的努力，右玉县林木覆盖率达到51.7%，左云县达到49.2%。不能再种树了，再种就没有基本农田了。所以，我在书中说，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一直潜藏于民间日常之中，张连印和张连印们，正是唤醒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那个人、那些人。
我一向不认同别人说山西“不适合人类生存”。不说表里山河，不说依山傍水，不说矿藏丰富，单就生态样本而言，华北最大的原始次生林在山西，华北最大的人造林在山西，华北林木覆盖最高的县在山西。我看到过许多山西人造森林的奇观，右玉生态森林，壶关护林长城，三北防护林带，黄河峡谷绿色丛林。我认识许多造林队员和生态专家，感觉山西人真的是“敢栽树、能栽树、会栽树”，生态建设对于山西而言，是贯穿到民间日常生态的基本生存景观，植树造林这样的行政号召，在山西老百姓那里早已是日常生存理念。
记者：你是一个思想型研究型的纪实文学作家，你在写作将军植树的过程中，应该对山西乃至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有过自己的独到观察与发现。我记得和你聊过，我们的生态建设恰逢了两个巨大的历史气候机遇期：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大气候，中国降雨带北移的自然大气候。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气候机遇期，将军植树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行动启示？
鲁顺民：我自认为并不善于思考，也不善于研究。我写的东西之所以给大家有这样的印象，来自我读的杂书多。杂书过眼，会给你阅读专业书籍所没有的知识和视角。比方说，您所提到的咱们聊天的内容，文学书籍不会给我这样的视角。我阅读历史、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的书籍远多于文学书籍，我觉得，这是一个读书人读书应有的样子。
将军回乡植树，最开始的想法也简单，就是把余钱花完，做些好事就是了，没有想到把自己的行为跟生态文明建设联系起来，上升到这个高度。但是他在恰当的时候，在恰当的地方，做了一件非常恰当的事情。左云县，资料上说与毛乌素沙漠相连。不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一种定义。其实毛乌素沙漠离左云县特别远，近的倒是乌兰察布荒漠化沙地，还有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漠形成比较晚，有学者说这是一座“人造沙漠”。就是人类过度开发导致的沙化土地。其实，整个晋北地区荒漠化，从清末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无不是人类过度开发导致的结果。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至少晋北地区荒漠化，只要看一下著名的“竺可桢曲线”就会明白，全球气候变化有一个小周期，降水线在一定周期内会北移或者南迁，每当降水线北移的时候，历史的边患就少，因为北边的草原生态相对良好，而降水线南迁，北边的边患就严峻，生态环境也就相对恶劣。左云县与右玉县，把植树造林当作改变生存环境的重中之重，中间经历过无数的失败与挫折，没有找到科学的植树方法，没有找到合适的树种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周期性气候变化，显然是根本性原因。
近十多年，降水线北移近两个纬度，北方的气候条件大为改善，这个小周期变化给植树造林和改变生态环境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窗口期。毛乌素沙漠80%的沙漠被沙生灌木覆盖，沙漠接近消失。当年是“人造沙漠”，靠人力坚持不懈的努力换回了绿色。就像将军植树，给左云张家场披上了绿衣。这就让我们看到，天赐良机，还需要人来把握。左云县、右玉县七八十年坚持植树造林，植树造林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强迫性的行政动员，而是老百姓的朴素生存观念。在老百姓看来，要想在这个地方活下去，活得好，不种树不行，不造林不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行动。
张连印将军回乡，当时的气候条件要比后来恶劣得多，但他能把植树造林坚持下来，最后发展壮大，也是老百姓这种朴素观念在发挥作用，因此，他的行动能在老百姓那里产生共情效应，许多人跟着他干。若不然，他的叔伯兄弟也不会十多年帮他，乡亲们也不会认为他是真诚的。要知道，从2003年开始，老一茬跟他一起义务植树的张姓兄弟，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现在在苗圃坚持下来的，是第二拨、第三拨人。书中写的年轻一茬阎四旺，国庆节我去的时候，人也累得病倒了，现在离开了基地。一茬一茬人坚持下来，才有如此让人钦敬的奇迹出现在晋北的长城脚下。
气候有周期，人必须有精神。也就是说，再有利的气候周期变化，人如果躺平，不坚持，也不会出现生态环境的根本变化。与左云、右玉一个长城所隔，长城北边童山依旧，南边却绿云浮天，景色不同，反映出来的是人的精神不同。
记者：对当前中国生态文学热怎么看？也正是在生态文学热中，因为生动书写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故事，成功塑造中国新时代的生态英雄形象，这部作品连续获得社会反响和社会影响，这次入选“2023年度生态文学推荐书目”，在生态文学上有何计划？对生态文学发展有何期待？
鲁顺民：生态文学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来，在国际上也不过百年历史，从《瓦尔登湖》《沙乡年鉴》《一平方英寸的寂静》等经典作品诞生，给这个概念以有力的支撑。生态文学之所以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追随，既与今天生态文明建设倡导有关系，也与公众的生态观念逐步形成有关系。生态文明，应该是未来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词之一，这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这部作品获得关注，是我没有想到的。此后如有恰当的选题，我会毫不犹豫投入其中。
记者：山西文学界是重视生态文学创作发展的，山西产生过不少生态文学的重头作品。《将军和他的树》可谓是山西新时代书写植树英雄的优秀生态文学，中国新时代记录时代楷模的优秀报告文学。我想作品会将将军植树的生态精神传扬下去，张连印将军会在“将军和他的林”与《将军和他的树》里获得永生。
鲁顺民：山西报告文学，或者说非虚构文学，在全国日益引发关注，有一支强劲的创作队伍。关注生态，关注环境的作品确实不少。比方说哲夫的《水土》，曾入围鲁迅文学奖，赵树义的《折叠的时空》也引发广泛反响。《将军和他的树》不过是这些优秀作品的延续，因为选题特殊，写的是一位将军回乡植树，因为表达比较日常，按文学的表述结构，比较幸运进入各种榜单。但其水准如何，自己再清楚不过。事实上，在山西，还有许许多多值得书写的生态故事，比方说，吕梁山在黄河悬崖绝壁上植树成功的范例，壶关县在太行山严重缺水山区阳坡植树成功的范例，偏关县专业造林队伍屡创奇迹的成功范例，陵川县以三产养生态、以生态促三产的成功范例。范例很多，值得书写，精神可嘉，应予弘扬。这些生态建设范例，都是我们作家应该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