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杨怡芬：从文学到影视，这艘东海沉船何以走进当下
浙江东部沿海，海风拍打着波光粼粼的海面。82年前，一艘名叫“里斯本丸”的货轮，带着1816名英军战俘驶过这片海域时，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这场海难中，共有384名战俘被舟山渔民舍命救起。
去年5月，舟山作家杨怡芬根据该事件创作了小说《海上繁花》；今年9月6日，导演方励耗时8年推出的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全国上映。
同一个故事背景下，一本小说，一部电影。从文学到影视，里斯本丸号为何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联系到了导演方励与作家杨怡芬，共同聊聊这段湮没的往事。
以下为对谈实录：
记者：无论是《里斯本丸沉没》还是《海上繁花》，都重现了1942年10月的“里斯本丸”号的事件。能否谈谈自己关注到这个事件的契机，是什么让您坚定了创作的信念？
方励：我第一次去东极岛是2013年，当时我第一次听说东极岛这个地方。2014年，我和韩寒就在那里拍摄《后会无期》。一次，我们从普陀乘船去东极岛，甲板上，船老大告诉我们，二战期间，这里有一艘大船被美军击中沉没了，有一千多人跳船，好多被日军射杀，还有一部分人被附近的渔民救起来。韩寒听到这个故事很有感触，后来他写了一首歌，就是邓紫棋唱的那首“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如果你们回头去看《后会无期》的话，电影里这首歌出来时，画面正好就是里斯本丸沉船的海面位置。
听到这个故事后，我首先是好奇。我自认对二战的历史还是很熟悉的，但这件事我没有听说过，如果真的有这么一艘船在这里沉没，这么多人在这里死去，为什么没有人来找这些死去的人呢？
好奇心推着我继续去寻找，又有了新的发现：2005年香港海下考古队寻找过这艘船，当时他们是根据日军记录的坐标寻找的，结果没有找着。我不信邪，2016年我自己带队去找，找了一周也没找到，我们问了当地的渔民，才根据他们的描述锁定了大致的海域，最后在距离原坐标36公里的公海上找到了一艘沉船。
找到船花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证明这艘沉船是不是里斯本丸，2017年9月，我带着地球探测和海洋测绘团队又回到了东极岛，用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确认海底的沉船残骸确实属于“里斯本丸”。
真正触动我情感的时间点，是2017年9月9日下午大概两三点。那天我带了央视和浙江卫视的制片人去东极岛，让他们见证我找到了“里斯本丸”。当时我站在甲板上看着海水发呆，当时我脚下的水深只有30米，突然有一个瞬间我被触动到了，我意识到脚下30米的地方沉睡着800多个盟国军人的灵魂，他们与“里斯本丸”沉入海底的时候差不多都二三十岁的年纪，他们曾经是鲜活的，到底是什么导致他们永远沉睡在异国他乡的海底？我们都是人类，当我们面对同类生命猝然逝去的时候，那种痛是非常清晰的，无论这个生命跟我们有没有关系，这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本能反应。与此同时，我又听说，当年参与救援的渔民只剩一位在世，就是电影里出现的林阿根老人，当时已经94岁，记忆已经模糊了，那一刻我就知道，有些事必须去做了，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最初还只是想做成一个资料片，一开始去英国寻访的时，连摄影师和机器都没带。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些战俘后人，听到他们讲的故事，几天下来情绪就受不了了，全是让人心碎的故事，都是动人的情感和悲欢离合的唏嘘命运。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么珍贵的历史价值、这么生动的情感和悲欢离合，应该搬上大银幕，因为大银幕的画面、光影、声像会让这段历史和这些人呈现出最大的感染力，不然就太可惜了。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就决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一走就走到了今天。
杨怡芬：这部电影和我的长篇小说《海上繁花》面对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就是1942年10月的里斯本丸号事件。
我关注到这个事件大约比方导要早了十年。200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舟山市举行了一系列纪念里斯本丸号的活动。包括带老兵去香港，探访深水埗的军营和战俘的墓地，还与香港各界进行了对谈。我在本地的晚报上，看到了对这个事件的报道，当时就非常触动。
我的感动也有一个心路历程。第一，触动我的就是我们渔民的善良，我深深为舟山渔民感到骄傲。这些在你身边的人，其实你知道他们有很多缺点，但也更真实地感受到他的善良和勇敢。
第二，随着我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后，我就心疼那些战俘，特别是随着船一起沉没的三号舱皇家炮兵团，许多加拿大士兵，他们都还是20多岁的年轻人。
第三，从感动，心疼最后我开始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的小说没有把这个时间孤立地放在1941年就香港沦陷的背景里，它的关注面是超越里斯本丸事件的。当时从浦东到浙东，都有新四军的红色根据地，国共双方也处于联合抗日的历史时期。所以，我们的渔民就有信心把三个战俘藏起来再送出去。藏和送的过程都需要莫大的勇气，这个勇气坚定了我的创作信念——为我们浙江而写，把我们浙东人民的抗日斗争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记者：相信为了创作《里斯本丸沉没》/《海上繁花》您做了大量实地考察和资料研究，在此过程中，哪个人物或事件令您印象最深刻？
方励：采访过的每一个人我都清楚地记得。比如电影的历史顾问托尼·班纳姆博士。他是第一个撬动沉睡的“里斯本丸”、让这段历史慢慢浮出水面的第一人，2004年他写完书后，在次年发表，完成了对那段历史基础的调查，也是他第一次提到了中国渔民在这段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和他们所做的事情。当我联系到他表明我的想法后，他无偿地提供他书的版权给我，跟我一起完成这部电影，所以我一直说他是第一棒，我是接了他的棒，然后把这段历史中涉及到人文、情感、家庭、个体的故事挖出来了。
还有片中出现的两位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和威廉·班尼菲尔德。对于那段历史，他们两个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情绪和状态。
丹尼斯·莫利对那段经历是非常排斥的，他不愿意回忆，因为那是他的噩梦，太痛了，他甚至没有跟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孙女讲过，所以在我们去采访他之前，他女儿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爸爸经历过什么。后来聊着聊着，他开始信任我，也开始说起他在里斯本丸上的经历，越说越激动，滔滔不绝讲了很多。也是那次采访让他女儿知道了自己父亲的经历。
在威廉出现之前，我们都以为丹尼斯·莫利就是最后一位幸存者了，所以威廉的出现真是整个过程中最大的惊喜。我很开心看到他有家人陪伴，生活幸福，而他表现得又是那么乐观，看过电影的人都会记得他说的那句“我不活在过去，我为未来而活”，但是当你采访过他之后就会发现，乐观只是他用来掩饰那段伤痛的保护色，他有严重的记忆障碍和抑郁症，和其他幸存者一样，他终生都没能摆脱战后创伤带来的痛苦。
还有林阿根老人。当年下海救人的时候他才17岁，我知道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已经94岁了，当地领导跟我说他记忆已经模糊了，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去采访了他，先跟他唠家常，我问他哪年出生，什么时候开始跟叔叔出海打鱼，家里有几条船，最后慢慢聊到“里斯本丸”，他的记忆就全回来了。2020年8月他去世的时候，我去了舟山给他抬棺，很遗憾没能让老人家在有生之年看到电影，抬棺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还有更多的人和故事，每一个我都记得，如果有机会，你们看过电影，我很乐意讲给你们听。
杨怡芬：创作《海上繁花》，我不敢说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但是我肯定做了很多的资料研究。因为我不是全职写作，但在资料研究层面我尽量做深做透。可以说，我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里斯本丸事件的。
比如，我看《里斯本丸沉默》时，我会知道方导运用了豪威尔的回忆录、托尼先生的《里斯本丸沉没》，还有香港、舟山几位教授的回顾，在此基础上，他又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波特中校，他的后人说他非常有语言天赋，会说日语和一些中文。在史料中有个细节，当日军在后半夜把船舱封了后，他不停地在交涉，呼喊，求救。这个细节非常感动我。他妄图在人的层面上，建立一种链接，去祈求得到一些善意的回应，他对人性一直还抱有希望。但他一出船舱就被日军给射杀了。
《海上繁花》杨怡芬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在《海上繁花》的结尾里面，又用到了波特的呼喊。虽然波特是很小的一个人物，但他深深打动我。我写《海上繁花》也跟波特的呼喊一样，虽然弱小，但是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记者：通过您的作品，让读者/观众深入了解了舟山渔民这个群体。事实上，舟山渔民海上救人不是孤例，而是个传统。这种跨越国界、文化的人性光辉是您想着重表达的吗？
方励：舟山当地流传一句话：“救人一命，天上一星。”意思是说救了一个人，上天就会给你记上一笔功劳。舟山渔民一直以来对在海上救人保持着一个平常的态度，这是他们的一种本能。你问他们为什么要救那些盟军战俘？他们就说，那些人掉进海里了呀，不救的话他们会死的。
当时救人最多的岛是青浜岛，是距离“里斯本丸”最近的岛，也是附近最小的岛。这个岛上不到100户人家，当天几乎都出去了，最后救下了260名盟军战俘。当时青浜岛上根本没有农作物，能吃的东西就是小鱼小虾，当地渔民把家里所有的粮食全部贡献出来给这260名战俘吃，家里的老婆婆把被子撕了拆出棉花来给战俘缠在脚上保暖。你说这些老百姓有多善良。所以那些活下来的战俘一直在说中国渔民是天使啊，他们的出现是绝境中的一道光，这种善良的人性光辉是中国人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我在路演的时候，有观众说，如果我们是要着重表达中国渔民在这起事件中展现出的人性光辉，为什么让他们这么晚出场？为什么比重不多？我给出的答案是：如果我用大量篇幅去渲染渔民的救援过程，我其实是在矮化他们。因为我只有将这些盟军战俘的全部遭遇展现出来，让观众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有多痛，他们的家人有多痛，只有你看到这些伤痛和绝望，你才会知道中国渔民出现的那一刻意味着什么。
杨怡芬：其实我们舟山渔民救人，它不是孤例，而是一个传统。里斯本丸沉没时，日军射杀战俘的事件，违反了人类在海洋上的各种传统。这或许是很多人不敢去正视这个事件的一个原因。这不仅是敌我之分，它违反了人类自古以来救援的传统。
舟山渔民和所有沿海的中国渔民一样，他们都非常尊重生命，对生命怀着超越国别，超越爱恨情仇的那种人性光辉。现在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舟山人在200多年前有另一起的海上救难事件，记载在《“春日丸”漂流记》中。
1752年11月，日本国宫城县气仙沼市“春日丸”商船在航行途中突遇暴风雨而在洋上漂泊达4个月之久。次年3月漂流至桃花岛附近海面，历尽磨难，气息奄奄的船长传兵卫等13名船员被当地渔民救起，并受到了精心款待，1754年经宁波平安送回日本长崎，同年7月回到气仙沼，成为270多年前两市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气仙沼市和我们舟山是友好城市，在我们舟山有些公园里，至今都有立碑纪念的。
潮新闻钱江晚报：在和平年代，如何通过作品去还原真实的战争？特别是历史感和细节。
方励：我们采集的素材太多了，现在用到电影里的历史素材可能最多20%还不到，光剪辑就剪了两年。所以在取舍这一块，我们是刻意强化了数字和群体，才能够真实呈现战争给大家带来的灾难。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一段真实的历史，你没办法只用几个人把它串起来，也串不起来。所以大家在电影中看到那么多采访对象，看到那么多盟军战俘的家人讲述着那么多让人心碎的故事，讲述战争给家庭带来了突然的命运变化和灾难，这样的表达，一定是群像才能够更有力量。
另外，我们架构这个故事的时候选择了一条路线，就是从日军攻打香港开始，到盟军投降被俘，然后被押上“里斯本丸”，到船被击中、断裂、沉没，战俘们逃生、被杀、被救，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整个战争里的命运走向。这里边穿插了一个个军人关于爱情、关于家庭、关于兄弟、关于父子的情感故事，都是跟战争密切相关的。包括船沉以后，很多军人在海上最后一眼看见自己战友的状态，这些都是碎片式的信息，但它非常珍贵，因为它是真实的，而且是特别触动我们的，也是最能展现战争残酷的细节。
除了展现战争残酷的细节之外，还有一些细节是可以从侧面传递战争中人性的微光，用温暖的人性之光来烘托战争的冰冷。比如当年出海救人的一个渔民陈永华，他女儿陈雪莲跟我们说，他父亲小的时候，他爷爷出海打鱼，然后再也没回来，后来他遇到了盟军战俘在海上遇难，他不知道对方是谁，但是第一时间划着船就冲出去救人了。那一刻我想他也是在弥补他没能亲自去救父亲的遗憾吧，可能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但我想我能懂那种感受。
杨怡芬：我觉得历史感和细节只能是沉浸下去，做很多案头工作，比如小说、散文、电影等。我个人看了大量太平洋战争的电影，有纪录片，有故事片。
我是学经济出身的，对数字比较敏感。所以我就特别关注里斯本丸的来龙去脉，它什么时候生产、下水、直到沉没，包括怎么受伤，去过哪些港口，我都做了仔细地探摸。
我的小说是从1941年香港沦陷开始的，当时我对那个时代的把握特别吃力，无论是许地山的女儿，她非常详尽地写了1941年香港沦陷的细节，还有萧红、张爱玲对香港战时氛围一星半点的投射，但她们都是以客居者的身份在看香港。我还读了许多香港人写的小说和散文，美国作家项美丽的《香港假日》让我收益良多，那是一本散文集，她以主人的视角看待当时的香港，被我尽可能平移到小说里面。
还有我写到重庆一些大使馆的片段，我在互联网上特意找到了当时美国大使的回忆录，他就关注到了城市里面到处都是泥泞的路，还有轰炸的种种细节。感谢互联网让我能找到很多历史资料，否则这个小说还真没法写。因此，我的历史小说都是带有普通人的体温的。
记者：一百多年来，文学、影视作品对泰坦尼克号的演绎，不仅让世界记住了这次海难，也赋予了其更深的内涵。如果，当越来越多的目光关注到“里斯本丸”号沉没，您希望通过作品，让读者/影迷从中获得什么？
方励：这个电影承载的不是一段简单的历史，更多的是展现历史和战争命运下的人，这些军人的命运，他们的爱情和亲情。包括我们的舟山渔民，在当年那么穷困的情况下依然敢于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闯入现场拯救生命，这是中国渔民在二战期间的一大壮举，但知道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当大家走进影院的时候，希望大家能看到，这其实是一个中国故事，它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中国人在这起事件中是施救者、参与者、目击证人。
当年我们的先辈是在抢救生命，今天我们这帮人是在抢救历史。这个故事如果我们不讲，别人讲不清楚，这历史就没有了，因为日本政府早在1943年就否认了这场屠杀。所以，这个电影的意义和我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就是我在最后一个时刻，历史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去把这件事抢救出来，我不去做我就是罪人。做这个事情是无条件的，为谁做？为历史而做，为天下所有善良的人们而做。
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一个志愿者，如今我已经完成了上天交给我的任务，抢到了这段历史，做完了这部电影，接下来我就把这个电影交给观众了。刚刚我说托尼博士是传递这段历史的第一棒，我是第二棒，如今我把第三棒交给观众。谢谢你们陪我们一起守护和传递这段历史。
杨怡芬：100多年来，文学影视作品对泰坦尼克号的演绎非常繁复，《唐顿庄园》一开始就是因为泰坦尼克号沉没，玛丽小姐的未婚夫就去世了，然后她的人生就从此不同了。西方世界对泰坦尼克号的演绎，让世界记住了这次海难，但最让我们中国人记住的肯定是电影《泰坦尼克号》。
方导的《里斯本丸号沉没》让我看到他想做沟通东西方桥梁的努力，他想把发生在东方的事情让世界看到。我特别肯定这一点。《里斯本丸号沉没》是着眼于未来的，着眼于战俘的后人，在呈现整个事件的基础上，更多表达了后人对前人的追念和对战争的反思。优秀的战争纪录片都是让人真诚地去呼吁和平的。
我近年来的两部长篇，一部《离殇》，一部《海上繁花》，写的都是战争里的故事。当那些家人离散、战争残酷的故事来到我眼前时，我能感同身受，这是很强的一个推动力。
文艺作品存在本身是因为它具有某种慰藉的功能，我们从别人的丧失中看到自己的丧失，然后进而安慰自己。战争是怎么来到人间，又是怎么消失的，今天后人又该怎样去清醒地看待战争这个行为？通过文艺作品，让人们意识到，战争不仅让生命中断，即使你侥幸活着回来了，也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
《里斯本丸沉没》和《海上繁花》，两个作品共同的指向都是呼吁和平，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的策划编辑也曾对我的作品做过一个总结：你现在和将来的小说里，主旨都是呼吁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