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
原文
自局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
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天下听从其言语，称为本朝奉租税焉者，谓之民。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诫语者，谓之师儒。王之子孙大宗继为王者，谓之后王。后王之世之听言语奉租税者，谓之后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
乃若师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诫语焉，则兼综之能也，博闻之资也。上不必陈于其王，中不必采于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于其民。陈于王，采于宰，信于民，则必以诵本朝之法读本朝之书为率。
师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书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书焉。各守所闻，各欲措之当世之君民，则政教之末失也。虽然，亦皆出于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后为儒；史官之后为道家老子氏；清庙之官之后为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后为纵横鬼谷子氏；礼官之后为名家邓析子氏，公孙龙氏；理官之后为法家申氏韩氏。
世之盛也，登于其朝，而习其揖让，闻其钟鼓，行于其野，经于其庠序，而肄其豆笾，契其文字，处则为占毕弦诵，而出则为条教号令，在野则熟其祖宗之遗事，在朝则效忠于其子孙。夫是以齐民不敢与师儒齿，而国家甚赖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遗法，而存庠序者，犹得据所肄习以为言，抱残守阙，纂一家之言，犹足以保一邦，善一国。
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吾不复梦见周公。至于夏礼商礼，取识遗忘而已。以孔子之为儒，而不高语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
至于周及前汉，皆取前代之德功艺术，立一官以世之，或为立师，自《易》书大训杂家言，下及造车为陶医卜星祝仓庾之属，使各食其姓之业，业修其旧。此虽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训不在此也。
后之为师儒不然。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由是士则别有士之渊薮著，儒则别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其惑也，则且援古以刺今，嚣然有声气矣。是故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夫。
译文
从朝廷各部门往上推究，一个时代的治理体系，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学术体系。一个时代的学术体系，都是由那个时代开国的君王所开创的。
拥有天下，颁布新的历法，与天下百姓相见，这样的人称为“王”。辅佐君王的人称为“宰”（宰相）。治理天下的道理无法仅靠口头传授，于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称之为“法”。这些记载也称为“书”，称为“礼”。记录这些事务的称为“史”。负责将这些法度用文字记载下来，并向官员和百姓宣示的人，称为“太史”，称为“卿大夫”。天下听从朝廷的号令，并缴纳赋税的人，称为“民”。民众中能理解立法深意的人，称为“士”。士人中能推究、阐述本朝法度深意，并以此相互告诫、教导的人，称为“师儒”。开国君王的嫡系子孙继承王位的，称为“后王”（后世君王）。后世君王的时代里，听从号令、缴纳赋税的人，称为“后王之民”（后世君王的百姓）。君王、宰相、卿大夫和百姓，相互协作而成就事业，这称为“治”，称为“道”。至于士人和师儒，他们研习效法先代君王、先代宰相的典籍，相互研究探讨，这称为“学”。师儒所讲习的学问，有记载成文的，也称为“书”。这个“道”、这个“学”、这个“治”，它们本质上是一体的啊！
至于有的师儒能够同时通晓前代法度的深意，也相互告诫教导，那不过是具有综合的能力、博闻强记的资质罢了。他们的学问，对上不必向本朝君王陈述，居中不必被本朝宰相采纳，对下也不必让本朝百姓信服。如果要向君王陈述、被宰相采纳、让百姓信服，那就必须以讲诵本朝的法度、研读本朝的典籍为标准。
师儒这个群体后来发生了变化，源头是一个，而流派却分出上百支。他们的著作又在各流派中分出上百种。他们的言论又在各种著作中分出上百种。各自固守自己听到的学说，都想把自己的主张施行于当代的君王和百姓，这是政教衰微末流的表现。尽管如此，这些学说也都是源出于他们本朝开国的先王。所以，古代掌管教化的官职，后来演变为儒家；史官后来演变为道家的老子；掌管宗庙祭祀的官职后来演变为墨家的墨翟；掌管外交的官职后来演变为纵横家的鬼谷子；掌管礼仪（礼官）的官职后来演变为名家的邓析、公孙龙；掌管刑狱的官职后来演变为法家的申不害、韩非。
当世道兴盛时，士人登上朝廷，学习朝廷的礼仪，聆听朝廷的礼乐；行走在乡野，经过学校，演习祭祀礼仪，学习文字典籍。在家乡就诵读诗书，出仕就发布政令。在民间就熟悉祖宗传下的旧事，在朝廷就效忠于君王的子孙。因此，普通百姓不敢与师儒平起平坐，而国家也非常依赖有这些士人。等到世道衰败时，在朝廷的人自己都糊涂了，忘记了祖宗传下的法度，而那些还留在学校里的人，还能依据他们所研习的东西发表见解。他们抱守着残缺不全的典籍，编纂成一家之言，仍然足以保全一方，治理好一个小国。
孔子说：“周代的礼乐制度多么丰富美好啊！我遵从周代的。”又说：“我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至于夏礼和商礼，他只是能识别一些，以弥补遗忘的部分罢了。像孔子这样的大儒，都不轻易高谈阔论前代的圣王，就是恐怕贬低本朝而招致罪过啊！
到了周代以及西汉前期，都还能选取前代有德行、功业、技艺、学问的人，设立一个官职让他们世代相传，或者为他们设立专门的老师。从《易经》、《尚书》这样的重要典籍和杂家言论，下到造车、制陶、行医、占卜、观星、祝祷、管理仓库粮仓等各类技艺，让他们各自继承祖传的职业，研修他们祖传的旧业。这虽然是盛明天子的用心，但是一个时代最重要的治国大道，并不体现在这些方面。
后世的师儒却不是这样。他们看重君王，却不知道君王用来治理百姓的方法是什么。他们看重百姓，却不知道百姓应该怎样侍奉君王。他们生来不拿农具，长大不熟悉政务。古代的典籍记载，他们只略知三四成；本朝的功业德政，他们瞪大眼睛也没见过。上不接触君王，下不接触百姓。于是，士人自成一个特殊的小圈子，儒生也自成一个特殊的小圈子。他们不明白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也不懂文治与武功的不同崇尚。当他们困惑时，就援引古事来讽刺今政，喧哗吵闹地制造声势。因此，道德标准不统一，风俗教化不相同，君王的治国之道无法贯彻到下层，百姓的疾苦也无法上达于朝廷。国家有供养士人的资财，士人却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危险啊！危险啊！最终必定有人要承受这种弊病的祸患，而这祸患恐怕就不是仅仅落在士人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