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攀：批评家的个性至关重要
曾攀，现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理事，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多有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著有《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当代小说的话语转型与叙事变革》等若干。参与主编《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等丛书。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年度优秀论文奖、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事功与学问不偏废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今日批评家”推介了你。2022年，你入选第九届客座研究员。你还撰写过《“今日批评家”与当代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批评观念的代际嬗变——从“今日批评家”说起》等文章，对《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进行过系统研究。回头看这些成长之初的帮扶，有何感想？同时，你是如何看待包括《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这样的刊物对青年一代批评家成长的助推的？
曾攀（以下简称“曾”）：我一直秉持这样的观念，编辑就是批评。编辑有自己的视阈、眼光、立场，特别是批评和理论刊物的编辑工作，无论是宏观还是琐屑的部分，往往都能体现其专业判断和价值取向。关于“今日批评家”，我在你提到的那两篇文章中已有详尽的论述，《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是文学评论界功德无量的一个栏目，张燕玲老师为此经营了二十多年，我记得很清楚，陈思和老师在谈及这个栏目时提到，一本杂志的一个栏目坚持两三年容易，坚持二三十年，必定会成为名栏。“今日批评家”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个过程里，编辑也是选家，好的编辑不可多得，亦不可取代。事实上，青年批评同时存在着外部紧张和内在紧张，这是当代批评得以酝酿变革的必要条件。因此我更倾向于同时将“青年”和“批评”历史化、问题化，“今日批评家”推出的几代批评家，实际上就是将当代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的多元传统和多维面相呈现出来。这便需要重新发现“批评”，同时重新发现“青年”。《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从1998年至今，一共推出了140余名批评家，从“50后”“60后”到“70后”“80后”，其中发现我们当代文学的批评观念和诸多共识问题，比如什么是批评，比如批评的危机与有效性，包括批评的传统与理性、批评的文类与文体等，都是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经过不同代际的批评家，在不断的怀疑、自省、辩难、回撤与重建中树立起来，因此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想象我们自身，重新审视许多理所当然的概念和观念。在我看来，“今日”之批评和批评家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处于变动甚至裂变中，有待去不断定义和发现，以形成自己的个性，有自我的锐气和锋芒。与此同时，青年批评家也不仅仅是单打独斗的，“青年”是一个群体，可能未必是共同体，起码是可以汇集和汇聚的，个性自然有，而且我们最不缺的就是个性，其实我们的共性也非常多，比如我们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仁，《新青年》的同仁们，他们往往能够形成共识，针对公共性话题，针对文学的困境与前路。这对于当下的青年批评的话题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如何从种种文学的与批评的历史中来，在历史化的视野下探寻批评尤其青年批评的来路与去途，也是“今日批评家”思考的命题。
周：你本硕博阶段分别做的是当代文学、现代文学、近代文学，博士后则做的是海外汉学研究，能简单谈谈一路走来的求学和治学路径对你学术的影响吗？
曾：我本科做的是当代文学，写的是关于余华的论文；研究生做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主要围绕郁达夫以及现代作家展现出来的共性；博士阶段做的是晚清小说研究，逐渐进入跨文化的视阈之中；博士后主要涉及海外汉学尤其近现代中国小说的译介与研究。现在回过头来想，这样的学术经历塑成了我明清以降直至当下的整体性的文学视野，加之跨文化的视阈，到现在返过来再做当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感觉和视野自有不同吧，当然精力和才力所限，很多研究才刚起步，很多想法仍未展开。
周：你在广西师范大学做得非常出色了，为何选择到《南方文坛》？据我所知，作协的待遇远远低于高校，个人成长空间也有限。另外，从学校到了刊物，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你的研究，你是如何规划自己的研究方向？
曾：我始终觉得，事功与学问不偏废，甚至有时认为，完全的自由不一定能做好研究，关键在于沟通、融通，相互激荡，相互补充，相互启迪。这几年我的研究是跟着杂志策划的议题走的，而且经常是同步的，比如新南方写作，比如新乡土叙事等当代文学的新动向、新趋势，又如当代中国重要的作家作品，始终关切有影响力的文本和思潮、新的动向和现象、新的趋势和可能。
周：你是哪年发表自己的第一篇评论文章的，写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你最满意的一篇文章或著作是哪部？
曾：我记得是从博士阶段开始，《青春》杂志有一个栏目“青春热评”，我们当时在上面写了好些评论，还有《文艺报》也是我起步的重要平台。而我第一次接到主编的约稿，是《现代中文学刊》的陈子善老师，他读到我发表在《美育学刊》后被转载的一篇郁达夫的论文，尔后辗转找到我，嘱我再写一篇关于郁达夫的论文，发表在《现代中文学刊》“郁达夫诞辰115周年”纪念专题，后来此文也被转载了。博士阶段半年内，我的两篇郁达夫的研究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让我颇为意外也很感动，对我后来做学术研究也是一种鼓舞。再后来就是张燕玲老师将我作为“今日批评家”推荐，加上在《南方文坛》工作的缘故，我自觉地加入了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行列，这就是我真正的学术起步吧。满意的作品目前还没有，很惭愧。
周：你自己写过传记、学术随笔，做学术研究，也做当下批评，同时还有翻译作品，可谓全才了。你是如何处理这么多文类的？它们对你研究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曾：还是说来惭愧，以前的很多随笔也好，文章也罢，还有翻译，都属于“练习”阶段，我更愿意将之视为一种批评/学术的准备，以前我觉得这样的准备期是不是太长了，如是之前缀是否有必要存在，事实证明充分而足够的蕴蓄和沉潜，对于个人的成长还是助益匪浅的。
周：这十多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曾：十多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段，但是实际上我从自己学术起步的开始便对当代文学批评多有涉及，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出许多枝枝蔓蔓，但总体的方向和自身的兴趣还是保持在这里。在学术上的突破不敢讲，但是对于当下前沿的命题和课题，始终保持兴趣，无论是目前方兴未艾的“新南方写作”，面对南方文学的新变与新义，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但也始终以问题为导向，这样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经由诸多的新经验、新文本、新现象加以探究。我的小书《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也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但是很多问题还没有现成的答案，很多思考也仍未成熟；此外则是关于当代小说的话语转变与叙事革新问题，这是更为宏大的命题，但是变化正在发生，因而如果谈到个人的突破，如是未竟与未完成的、还在形成中的价值形成，成为我学术探索的主要兴趣所在。
从地方出发走向世界
周：你在《文学·历史·阐释者——论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多有肯定的，你认为它“设定了一个比较文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框架”，“不管怎样，顾彬在叙述20世纪中国文学史时，经常采用世界—中国的叙述模式，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尤其是德国文学相映照，恰恰是国内文学史叙述所缺乏的视角。其中也许会有不科学、不严谨的地方，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叙述模式更多地起到了一种相互映照的效应，打开了思维的空间，也赋予这本文学史与众不同的光彩”。我个人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我们当下很多文学批评，缺乏的可能正是“世界—中国的叙述模式”，或者是放在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对中国当下文学做出判断。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兄，一个是你认为这种“世界—中国的叙述模式”体现在文学史研究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二是你个人如何看待包括顾彬、王德威、李欧梵等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的？
曾：我一直庆幸的是，如前面我们谈到的，一种从明清以降的纵向的历史视野，与此同时不忘横向的跨文化视阈，这样的精神坐标使得我在读作品、看问题时，起码不至于过度局限吧。当然能看得多深，做得多好，还要看个人造化，我做的还远远不足。但有一点，如王德威所提及的“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而言既是一种融入，也是一种参照。我们时常缺乏某种总体性历史的视角，同时也鲜有系统性的世界眼光，怎么说呢，那是我心向往之的批评和学术境界吧。
周：在《人间集——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中，以及你平常刊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你对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都倾注了很大的关注热情。因为你关注顾彬，对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评价也颇高。你认同顾彬所谓的“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的说法吗？
曾：这样的说法当然意味着某种误解和偏见，事实上顾彬自己在后面也修正和澄清过自己的观念，关键在于，这样的观点为何流行开来，何以成为话题性的存在？当然里面有着复杂的社会学和传播学因素，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被简单化的、偏激的观点引导/误导，但归根结底，这样的误读是来自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不足，以及不足为信。
周：近年来，你主持桂学研究院“桂籍作家研究”项目，担任首席专家，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主持“文学桂军点将台”栏目；在《贺州学院学报》主持“桂派批评英雄谱”栏目，率先提出“桂派批评”概念，并进行深入论析和阐释；主编《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丛书的《短篇小说卷》（上、下）与《中篇小说卷》（上、中、下），并撰写这两卷的导言。据我观察，年轻一代批评家，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本土文学或作家，你可能是第一人。你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做广西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这几年的研究，你的收获是什么？
曾：进入广西，走出广西。这是我近年文学评论和研究的一个进路吧，广西文学有自身的异质性，也有非常多可圈可点的作品。我在广西工作、生活，不能对这样的作品无动于衷，也时常为广西作家及其作品击节称叹，当然也有很多不足，我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有谈及。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在我们深入了解一个地方及其文学创作之前，不要轻易下判断。而广西文学亦是我的一种镜像与方法，从地方性出发，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这自然是一个阔大的问题，能立足于地方性的考察，但又不局限于一种舒适的地方性求索中，从一种“丰富的狭隘”里探求新的意义形态，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提一提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南方文学很少有《北流》这样的全景图式的书写，林白独树一帜的方言写作，打开了新的通道。方言自有的那种野性、异质性，以及极其陌生化的书写形态，但是却极少表达与证见自身。也就是说，作为广西作家，同时又超脱于广西的林白，试图在宏大的历史内部，下一个极端个人化与地方化的注脚。风暴式的写作，记忆的风暴，历史的风暴，语言的风暴，诗学的风暴。《北路》的注卷是入北流记，疏卷是出北流记，包括其中的散章、异辞、时笺，记忆漫溢再漫溢，叙事分岔再分岔，居无定处，流经四野。再加上尾章，还有补遗，再到最后的别册，不断连缀，再续写，如北流河般经久不息，能指的游弋，林白要将这样的南方引向无尽、无限、无极。北流方言不是走向封闭和小众，而是走向自然、天地，走向人的生命本身，走向一种未被发现与发掘的繁复浩瀚美学。我所关注的广西文学自然是走向开阔与开放的所在，这不仅成为我的内在的伦理判断，而且构筑了我的方法论尺度和衡量的新的标准与可能。
周：广西文学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除了有东西、凡一平、田耳、朱山坡等一批重要的作家外，张燕玲老师，还有包括你在内的刊物、批评家的携手推动是有密切关系的。你即是批评家，又是刊物的副主编，你是如何看待批评家和作家的共同成长的？
曾：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非常丰富复杂，有的评论家认为不应该离作家太近，会影响自身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吧，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觉得，不一定离作家很近（这里指的是关系和距离）就看不清楚，如此不可一概而论，关键还在于评论家所秉持的立场、观念、伦理，以及整个批评生态的建构，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批评本身的变革。
周：你准备出版的新作《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从形式切入，观察新南方写作从语言、地理、心理、生活种种层面“复魅”与“赋形”的实验。在理论上，你认为“新南方写作”，还需要从哪些方面做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在与朱山坡的对话中，你提到——针对你说的“作品”在新南方写作中的重要意义，你还打算将“新南方写作”的含义再扩大一些谈，“新南方写作”已然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和评论界蔚为大观，最起码这个概念及其背后的含义已被广为接受，除了作家、评论家的用力，这其中无疑也与编辑的倡导及其自身的“写作”实践密不可分。在我看来，以编辑式的创作、批评，或者说写作者、学者的编辑视野进行的写作实践，是否也算另一重意义上的“新南方写作”呢？那作为直接参与策划和编辑者，你认为编辑、刊物在“新南方写作”中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曾：事实上，关于“南方写作”此前已经有了诸多的讨论（如张燕玲在《文艺报》撰写的《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等），在《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张燕玲老师在此前“南方写作”的基础上，策划了“新南方写作”的专题，汇聚杨庆祥、林白、东西、林森、朱山坡，以及我的文章，既有理论阐析，也有创作自述，杨庆祥的文章似乎已成为“新南方写作”的理论宣言，而“编者按”也颇有启发：“我们探讨的‘新南方写作’，在文学地理上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因为，这里的文学南方‘蓬勃陌生’，何止杂花生树？！何止波澜壮阔？！我与杨庆祥文学交往十多年，发现我们对文学南方有着相似的审美期待，于是便创意发掘与研究，庆祥与曾攀等新一代评论家试图为此赋型，本刊将不断深入。所谓的‘新’，以示区别欧阳山、陆地等前辈的南方写作，是新南方里黄锦树的幻魅，林白的蓬勃热烈，东西的野气横生，林森的海里岸上，朱山坡的南方风暴……文学南方的异质性，心远地偏。”接下来，《南方文坛》持续发力，2021年第6期刊发杨庆祥、黄灯、刘铁群、项静、李壮、陈培浩、林培源等关于“新南方写作”的系列文章；不仅如此，2022年第3期还集中刊载了孙郁、孟繁华、蒋述卓、黄平等学者和批评家对林白长篇小说《北流》的文论；2023年第1期，《南方文坛》推出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关于“新南方写作”的重磅文章《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后为《新华文摘》以“新南方写作”为题全文转载，奠定了“新南方写作”的理论建构和现实可能），以及凌逾、方岩等学者的评论。加上陈培浩等青年学者在《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的相关讨论，以及《广州文艺》《青年作家》《创作评谭》等杂志纷纷开设“新南方写作/文学”的相关栏目，《扬子江文学评论》《文艺报》《上海文化》等也不断推出与“新南方写作”相关的文章……可以说，“新南方写作”已然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和评论界蔚为大观，最起码这个概念及其背后的含义已被广为接受，这无疑也与编辑的倡导以及自身的“写作”实践密不可分。
周：在新作《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的后记中，你说：“新南方写作中的‘写作’，是否可以囊括更广泛的意义，其中便包括文学理论与批评。这个过程当然是高度理性与极为自觉的，其一方面可以与当下的‘新南方写作’实践相呼应，描绘并阐析文学的地方路径；另一方面当然也可以自成一格，以实现南方之‘新’的理论建构。”我觉得这样的提法很棒，那你理想中的“新南方写作”的理论建构是什么呢？
曾：“新南方写作”的理论建构一方面来自于当下创作的新可能，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未来的与世界性的比对。我理想中的“新南方写作”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在南方的新的现象论基础上，熔铸不同的写作实践，不仅包括文学/小说的，而且引向更为广阔的艺术形态。当文学的写作与研究进一步与之关联时，那种逸出原有的地方性形态与狭隘空间的意味必将凸显出来，自成一体或溃不成军。指示着不同的伦理指向的得与失。但有一点不得不提及的，是“我”理想中的“新南方”，在于这样的“南方”指涉并不局限于现有的价值系统，而是突破与不安在其中不断搅扰，也不断碰撞出新的意义。这就不得不提到晚清以降的世界人，其中重新思考当代中国的“世界人”，譬如黄锦树的小说《迟到的青年》，一艘远洋船从利物浦出发，经过新加坡、印度德里等地，到达马六甲海峡，后发现代化的隐喻，表征着发展中的与未竟的主体，小说里提到他的东方面孔，但是其他一切信息都莫衷一是，“纳粹德国情报部门最早给他取了个K的代号，且不知为何被判定为‘极其危险’”，这似乎是类似于卡夫卡式的荒诞，但更多地令小说超越那个所叙写的历史，进入一种颇具象征意义的层面。这样的意义正是“新南方写作”所要追寻的地方意义与世界意味。
若无自己的思想可以弃笔
周：在你《文学批评向内转》中说：“当下的文学批评，其程序化、平庸化、圈子化、人情化日久，批评的个性被掩埋，批评的锋芒被磨损，批评的诚意被质疑，批评的质量被诟病，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所在。细细考量，这都是文学批评过分的向外扩张以及向内开掘的不充分引起的，故不得不呼唤文学批评的‘向内转’：回到文学现场与文本内部，树立批评思想与问题意识，恢复批评的独立和自由，彰显批评家的才学和个性。”“向内转”能拯救当下被诟病的文学批评吗？过分地强调“向内转”，忽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会不会带来封闭的倾向？
曾：现在的文学批评问题自然很多，文学批评走向新的融合，创造新的转向，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我之所以在“向内转”这个话题中提出如此有偏向性的立场，主要还是面对文学批评自身内在的质地问题，也就是说，只代表对某种偏见和偏颇的纠正，不打算面面俱到谈批评，一种要素或内在的要求吧。唤醒批评的内省机制，向内转并非单一的回向自身，而是以此为方法、为契机，返向自我并不是走入封闭。
周：你认为，“批评不能缺席，批评要在场。但在场还不够，因为在场也会失心走神，也会游移扯淡。这就需要一种介入式的批评，以求真正地切入文学之‘场’。”那你认为，批评要如何介入，才是一种有效的介入或评论方式呢？
曾：主要在于批评的氛围、风气和生态的营造，有的期刊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比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扬子江文学评论》，我们《南方文坛》也常常注重作家和批评家一同发声，譬如在讨论“新南方写作”的时候，作家与批评家的观点时常是融汇在一起的。但这个过程不是像很多杂志一样简单搭配一个评论，我这里想谈的一点是，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似乎还是少了一些作家、批评家相互驳难，批评家之间相互辩驳，尤其是可以不断返场，回应相关的命题，不断反思、校正自身的观点和观念，从而使文学批评更加生动、可信、可爱。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是，大概是1936年，李健吾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卞之琳的评论，里面专门指出卞之琳的两首诗歌《圆宝盒》与《断章》试图呈现的是“装饰”的意味；卞之琳读罢李健吾的诗评，很快出来回应，说诗歌并非李健吾所理解的是对于人生的哀叹，也不是所谓的“装饰”，而表现的是“相对”的意思。对此，李健吾再次返场，表示认同卞之琳对《圆宝盒》的理解，他愿意校正自己的观点，但是对于《断章》则坚持自身的“装饰论”，他说，“我的解释并不妨害我首肯作者的自白。作者的自白也绝不妨害我的解释”。因此我想说，对于当下的文学批评来说，对于营造好的批评风气、生态，值得我们去考虑，能做一点是一点、能推进一步算一步吧。
周：“文学批评没有思想，就发现不了问题，也难以建立自身的说服力，反过来说，文学批评中真正的问题意识，往往都来自思想的作用力”，你认为，一个研究者，要如何建立自己的“思想”呢？
曾：我始终觉得，文学评论也好，文学研究也罢，如果没有自己的思想，如果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动向和方向，可以不表达，可以不写。尽管有时候话语权和发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思想本身不是辐射开去，更多的是收束起来，更为浓厚也更为夯实地塑造自我的意义和价值。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因为意义的生产往往是潜在的与沉默的，而外在的意义始终在探寻新的链接，自我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和碰撞中不断考量和衡量自身，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我”时常感觉到自身的力不从心。譬如我们提到的“新南方写作”，显而易见的是，当下的全球化遭遇新的挑战，既往的总体性的文化和价值秩序开始分崩离析，在新的意义系统还没有得以形成之时，地方性叙事的重新开启便显示其意义所在。也就是说，从地方出发，重新想象世界，成为当下文学与文化的新路径。“新南方写作”中所包孕的区域重构、海洋书写、方言叙事、地缘表述、世界想象等，事实上便是以地方的精神、价值、文化，重新构思与构筑新的全球性意义，探寻新的共同体及其共同价值。自己的“思想”并不是无本之木，也不是无根之源，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新的意义装置，承载和创生新的可能。
周：你的博士论文是《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你认为有深厚的文学史背景，对从事当下文学批评有哪些帮助？
曾：晚清的文学尤其小说因其自身的驳杂与丰富，往往能够呈现出未被完全穷尽的可能，这就意味着，那种被遮蔽与压抑的所在，如何辐射出新的可能，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问题的新的可能在在指向的是未被发掘与有待发掘的精神岩层。这么说的意思是，无论是晚清、“五四”，又或者近现代以来的诸多现实可能，关键在于新的文本引导着我们，关键在于新的现象指示着不同于以往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意义就在于，面对整体性的文学推衍，面对意义的不断延展，批评始终立定自我，始终不改本性。
周：在你看来，一个批评家要如何做，才能既体现自己的个性，又能展现自己的思想？
曾：批评家的个性至关重要，当然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思想性的文学评论如果得不到有效普及，那么那种平庸的与残缺的观念必将大行其道。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评论中展现自身的问题意识，借此呈现自己的个性。如果没有个性，文学评论将走向平庸。关键还在于，当下文学写作的同质化，恰恰需要好的文学评论加以廓清迷雾。“思想”的塑造当然是困难的，“思想”本身的形成也代表着难度和不可能性的所在。批评的个性毋庸讳言代表了写作的指向，而“思想”的存在则为其展开了新的场域和空间。我特别喜欢朱山坡的《闪电击中自由女神》。在小说里，潘京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像追拍飓风、巨浪和流星一样，抓拍到闪电击中自由女神是何等快意和自豪的事情。他曾经对雷电怕得要死，因为幼时闪电曾吞噬了他的父亲，如今却疯狂地追拍世界各地的闪电，因为他构想闪电将在美国归还他的父亲。而那时，我是南方某报的深度调查记者，被报社派往竖城暗中调查非法排污的证据。于是深入最有嫌疑的竖城中兴化工厂，厂长阙崇才是我家的仇人，可以趁此机会公私合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闪电所喻示的那一种审判的力量，甚至具有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其中关于道德、伦理、法律考量，从而使得闪电具有一种纵深的内涵。甚至于闪电具有一种大义凛然的气质，映射和表达着一种主体内在的秉性和特质。譬如我作为调查记者，“生命的体验、对正义的坚守和对自由的渴望比学历、才华都重要”。也因此，闪电形成了某些形而上学的概念，深邃、迷幻、迅猛、决绝，“闪电是宇宙的灵魂”。拍摄闪电也成为了摄影记者的精神出口。但更别忘了，闪电背后是暗夜，小说以此更透露出人性背后幽深的积重难返的黑暗。令我震惊却又仿佛早已预见，我最后在仇人阙崇才家中见到了我的母亲，她成了他的“另一个老婆”，某种程度而言，她也参与了对我父亲的陷害。闪电到底是露出了它非善的甚至是邪恶的一面，充满了摧毁的本性，“像一把利剑劈向黑茫茫的大地”，揭开历史的与生活的真相。真正的“思想”便存在于无所凭依又无可替代的生活之中，时刻敲击着我们，给我们警醒，又给我们启示。
周：你说：“好的编辑，是引导者甚或引领者，能为文学及其批评提供一种场域、一个阵地。”我觉得张燕玲主编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编辑家，在她身边工作多年，应该有不少收获吧！作为名刊《南方文坛》的副主编，在今后的工作中，你将如何去做一个你理想中的“好编辑”？
曾：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没有答案。我一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我可以看到好的编辑是如何挥洒自如的，如何经营和奉献，这是一个长期累积以及牺牲自我的过程，更是在经营中不断弃毁与重启的经历。我们之所以还在执着于一种或几种意义的形态，就在于办刊的情怀以及理想主义的意义求索。我始终在求索的是，“好编辑”始终在燃烧自我，他们/她们始终在启迪/启示我们。这样的推助并没有捷径，靠的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和努力，有时候会显得异常艰难，但是在当代文学的纷繁复杂的场域里，能够体现自身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能够投射自我的价值取向和伦理意义，能够塑造自我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便是一个“好编辑”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