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映川：我喜欢那种小城市的人情
杨映川，文学硕士，一级作家。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花城》等刊物发表过小说数百万字，有《魔术师》《淑女学堂》《我记仇》《狩猎季》等十余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出版。另有《少年师傅》《蓝百阳的石头城》《太阳的孩子》等儿童文学书籍出版。曾获2004年度人民文学奖、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广西独秀文学奖、文艺创作铜鼓奖等。
创作起步早，起点高、产量大，文字优美清新，描摹世相犀利准确，刻画人物入木三分，杨映川老师的小说创作一直在积极拓展创作领域，在不断尝试挑战自我的前提下，她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主题，那就是对女性群体的关注、女性命运的观照以及对女性力量的肯定。在表现城市女性包括由乡村进入城市的女性方面，近年来她更是写出了诸多力作。此次的访谈，我们从杨老师生活过的那些城市开始——
城市关键词
记者：杨老师好！首先感谢您在创作的间隙接受此次访谈。关于您个人的经历，我有一点简单的了解，作为一个“阅城无数”的作家，想请您谈谈您对曾经生活过的几座城市的印象。
杨映川：主持人好！首先，我不是一个来自大城市的人，我出生在广西的一个小城，在中国的版图上，广西不是一个富庶的省份，我的出生地更是一个老区，那里直到现在经济依旧相对落后，不发达。后来由于求学、工作，我去了广西的首府南宁，再后来是去美国陪读了几年，接着又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多年。
小时候，我跟着父母搬过无数次家，我的父亲也曾是一个文学青年，他靠文学改变了他的命运。我们从这个城市搬到那个城市，一步一步搬到相对更大的城市中去。我刚工作那一段时间是待在南宁，南宁发展得非常快，但当时它仍不算一个大城市，也就是一个大家心目中的三线城市吧，绝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大都市。
当然，这些年国内国外来回跑，我也见识了这个世界上很多现代化的大都市。
记得第一次赴美的目的地是洛杉矶。我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发，在洛杉矶降落的时候，我曾感叹，天哪！居然有这么大的机场，这么现代化又这么美，当时让我感到非常震撼。
到洛杉矶后，发现那里的人口很少，越是城区人越少。回想在国内的大城市里，每个交通要道都是熙熙攘攘，路口的绿灯亮了，会有好多人一拥而过。而在美国，你就会觉得只有零星的几个人过马路。当时我心里有过这样的对比，会想怎么人家的大城市是这样的。当了解深入一些后，我发现国外很多大城市的发展是没有中国的进程快的，这也就决定了，国外城市中的居民对于城市生活的记忆相对稳定、丰富。比如国外的一个家庭，他家的老房子可能已经住了几十年，地下室里放着主人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几代人用过的东西也没扔掉，就会有很多记忆藏在里面。不像我们中国的城市人家，可能一处房子只住几年就不住了，搬家时通常会把该扔的全扔掉。农村生活可能允许我们怀旧，而在现代城市中，那些生活中的旧物通通都变成了无用之物，存不下来。
记者：那您认为，见识过、融入过很多大城市特别是国际化大都市的生活后，您有没有变成一个更具国际视野的人，变成一个更擅长跨文化写作的作家？
杨映川：我并不以为我三十岁以后在国外的生活经历，就能够掩盖我“小城市人”的“面目”，它改不了我生命的前半部分。我喝过的水，成长的土地，构成了我身体里的血脉，这是改变不了的。
我觉得对于我的写作来说，我没有那种大都市的视角、胸怀、角度和体验，相反，在我的作品更具小城市的品位，因为我有在偏僻边缘地带的小城市生活的独特经验。很多大城市、大都市，它的大是因为以大吞小，所以在表面上看共性就多了；而我生活的小城市，因外来人口少，相对封闭，个性可能相对会更鲜明一些。
我觉得我拥有的这种小城市经验是较为饱满的。在成人以后，我有机会在国外游历，回过头将不同地域的生活拿来比较，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包括在新加坡这种非常现代化的、高消费的大城市，我就有机会去比较它们，而且，还可以不断切换“频道”去体验。
记者：那对于您主要经历的三城生活，您想赋予它们哪些关键词？
杨映川：非要找出关键词，南宁就用“灵动”和“质朴”吧。看过电影《刘三姐》的都知道，刘三姐美丽大方、机智勇敢，阿牛哥憨厚善良、勤劳忠诚，南宁就像是刘三姐与阿牛哥的结合，我真的很爱这个城市。南宁街头巷尾都有芒果树，这个城市就有芒果的质地，有一种独到的奇香，再差的品种都还挺甜的，好种好养价格便宜。这些年南宁发展特别快，隔一段时间回去都不认识路了。我的私心是不希望它变得太大，我还是希望我能熟悉它的每一条街道。
我是在二十年前去的洛杉矶，现在说的只能是那时的洛杉矶，不过，就我从一些新闻和报道的细节来看，我目前的描述应该还适用。我想用“阳光”和“梦想”这两个词语来描述我对这个城市的感觉。在这个大都市里，阳光灿烂，蓝天透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你又会发现，你和周围的所有人都是相对疏远的，你不会想着去依附谁，你会是一个孤勇者。
在新加坡旅居十来年，我想用“兼容”和“精致”来形容它。新加坡是个多种族国家，华裔、马来裔、印度裔大都能相互尊重，其乐融融，各民族的节日庆典都有，就连一张传单也会打上好几种语言文字。它的精致主要源于国家面积小，诸多方面的事务都能完善到细节，比如说出租车全天不同时段不同区域不同车型不同用途会细化出不同的收费标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样。整个城市如花园般美丽，它还干净，非常安全，有秩序。
隐秘的历程
记者：杨老师这些年来创作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备受关注。据我了解，一方面是读者的反响热烈，另一方面，这些好小说也引起了一些影视制作公司的关注，引发了他们将小说改编为影视剧的兴趣。想请您回溯一下，您在创作中，这些年来走过的历程。
杨映川：我是1999年开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2000年的《花城》杂志上。从1999年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如果说要回顾和总结一下，那肯定是能看出有变化的。但如果说要分阶段，拿作品来划分有一定的困难，我更乐意用年龄来划分写作的几个阶段。处女作《做只鸟吧》发表时，我二十来岁，从那时到三十五岁的十年左右是第一个阶段，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那十年是第二个阶段，四十五岁到现在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阶段。
其实很多写作者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写作的变化主要是基于我们阅历的变化。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从今天走向明天，通过回顾昨天或者憧憬明天，在一个又一个阶段当中，我们在用积累起来的经验去思考、去创作。走到哪个阶段了，我们就应该写出对应这个年龄段的作品。
二十来岁时的我，刚步入社会，很单纯，有很多理想和激情，也很骄傲。这样的心态，自然会传递到作品当中。当然，那个时候的经历也是较为单薄的，但自己感觉不到，觉得自己很聪明，洞察世事，能看透一切，可写出来的作品根本走不出自身认知的范畴，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
那个阶段，我大部分写的是年轻女性的感情问题，主要是表现她们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面的增多，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三十来岁有几年时间我没发表任何作品。那时候身体非常差，经历了一场大病，然后又有了孩子，各种因素影响下只能停笔。
在停止写作的那几年，我曾以为我已经放弃写作了，现在回过头去看，没有一天的生命是被浪费的。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我们经历的每一个当下，包括我们感觉到的痛苦、幸福，以及那些我们马上就想把它抛在身后的东西，在将来都会成为我们写作的养分。你经历得越多，其实就越稳定，也越安静，才会理解更多的人，才会理解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个道，一个必然的规则。
记者：的确，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去拥抱生活，接纳生命给予的美好与伤害，是有过阅历的人才会有的人生态度。那在停止写作的阶段，您的内心是怎样一种状态？是整个人沉入生活的鸡毛蒜皮当中，顾不上思考吗？
杨映川：在那段时间里我的思考反而是更多的，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甚至异想天开。我反复探究我们人类自身肉体的极限和精神的极限，例如是不是真有人活了上千岁，我们的身边是不是有地外生命，人的念头可不可以作用于千里之外？可能人都有这样一个阶段，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很多的疑问，因为受了一些苦、忍受压力和病痛，就想着追问活着的意义——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体现在那个阶段的创作当中，就是我会去找不同的方向，想写这个试试看，也想写那个试试看。我甚至曾经到网络上用另外的名字发表过玄幻类的文字，还曾经荣登网络排行榜榜首很长一段时间。当然，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那些东西是我写的。
我也写过科幻小说，还曾经想出一本集子，但最终没有出来，还有一些作品发表不了。可能因为这些科幻并不是重金属高科技的题材，还是在讲人性。我曾经说过，所有的科幻不过是披着一层科幻的皮，其实都是在讲人性。
记者：看来，偶尔地开小差、“打副本”，并不是偷懒，而是换了个角度看待人生、看待世界。那这段经历应该会对您之后重拾创作产生影响吧？
杨映川：人到中年后，我觉得我已经能较为清晰地理解什么叫“活在当下”。因为一切的回忆也好，憧憬也好，还不如回来正视正经历的一切事情。这几年我创作的作品相对多起来了，我觉得我很面对现实，就像有些编辑说我写的作品很实。我却曾有一个阶段不是那么写实，给读者的感觉是有超现实的成分。现在，我的作品所创造的每一个人物，我都已经能够去主动地、有节奏地去体会他的心路历程。这和我最初的那个创作阶段相比，是有一个较大的转变的。
以前，在创作之初不会考虑那么多，就凭着一种灵感，一口气就能把它写完，完成的速度非常快。但现在我创作的速度越来越慢，经常觉得越写越艰难，觉得写不好，被我创造的人物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那个层次，内涵不够，他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个性不够强，他的背景关系并不能够让人产生共鸣，甚至自己也没有产生共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我会努力让自己入戏，让自己成为那个主人公。
我的写作观
记者：在听杨老师回顾了创作之路后，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那就是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与同时代的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相比，您对您目前所取得的创作成绩满意吗？目前所保持的创作节奏与态势，您自己感到满意吗？您从写作中获得了哪些东西？
杨映川：首先，我对从事写作的人生选择感到满意。我写了这么多的作品，每篇作品中都实现了我的一个或大或小的理想，它们的被表达甚至是被实现，对我而言是一种快乐和满足。
我对自己的创作经历也是满意的。我知道我一路走来的每一步，都比较扎实。通过在不同领域进行写作尝试，我找到了一个自己感觉最舒服和最愿意表达的写作角度。我讲的每一个故事，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读起来有多么曲折离奇，多么引人入胜，仅仅这样，不是我想要的。我在写每一篇小说之前，都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它？我写它想得到什么？读者看了能得到什么？如果我说不出来，那我是不会动笔去写的。
我对于很多领域仍然是无知的，比如，我目前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写到警察会使用的破案手段，我不太熟悉，我需要去请教很多人，查很多资料。如果我不去写这个题材的小说，我就永远不会了解这些知识。我们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就是强迫自己去拓展知识面，去了解这个世界的深度和广度。
我的写作生命将会很长，只要我还能写，我都会写。写作真是一件美事，随时随地都可以写，不用与谁结伴，一个人就能完成。我可以把一本书具体地拿在手里，而且那本书上面还署着自己的大名，我觉得这就是写作者独有的快乐。
记者：您刚刚提到，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有一个探索与回归的过程，那您在写作手法与写作题材方面，也是同步回归的吗？
杨映川：题材方面，我并不认为会变化很多，都说“太阳之下无新事”，来来回回就那些事儿。只能说是你看一件事的角度不同了。很多年前你可能只看到了A，很多年后，你可能看到了ABC，所以诠释的角度变了，不再是那么单一地去评判。到了我这个岁数，已经学会让笔下的人物自己去说话，不再那么骄傲地去评判，因为理解了更多的人，会让更多的人物充分地去表达。那也可以说，这是我创作手法的一些变化。
创作手法肯定是在不断的写作和阅读当中提升的，这种提升，我觉得对于多年从事写作的人来说，都会发生。
记者：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在通过创意写作课程来提升自己的创作水平，您觉得这种途径可行吗？你认为在创意写作学习中，哪些是容易习得的？哪些是不易习得的？
杨映川：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对这个问题应该有点发言权。不可否认，有一部分作家是很有天赋的，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和指导，照样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我显然不是这样一类人，我想如果我的大学本科念的不是中文系，研究生没有学文艺学，我就是硬写，写出来的东西水准也不会太高。大学里学的写作课现在看起来有点小儿科，但那时是实打实有用的。我记得我曾专门训练过用天气来表达人物的心情，心情好的时候晴空万里无云，鸟儿在枝上唱歌，心情不好时则乌云密布，车子拥堵，诸如此类的，我是有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训练的经历。
现在的创意写作课程都编排得较有逻辑性，按部就班教下来最起码能让学生了解基本的创作指标，少走些弯路。虽然整个过程有点培养“工匠”的味道，但起关键作用的是人。方法有了，除了积极实践，还要有出自个体真心的感悟，如果不能在“套路”中走出自己的路来，那就等同于套公式做题，不可能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记者：我注意到，在几篇有关您作品的评论文章中，评论家们都提到了您在创作中传递出来的女性意识，谈到了女性力量，比如婚姻、爱情中的女性对男性产生的种种正面影响，这让我想起了歌德曾说过一句：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相较于更多的作家笔下那些弱势的、无助的、随波逐流的，甚至是互戕的女性形象，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总是充满了一种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感。这种阅读感受是否符合您的创作预期？
杨映川：基本符合的，我创作的任何作品都希望能给读者一种力量。女性在很多种场合，都会被认为比男性要弱势，这是由生理来决定的。但从心理上说，我认为女性会呈现出更多与坚强韧性奉献有关的状态，或者说我希望她们这样，欣赏她们这样。有时候我提醒自己在写作中不要陷入性别立场，要学会中立，我还有意识地去写一些以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但我终究是一个女性作家，我更了解女性，我在陈述一个个女性故事之时也是在审视自己，提升自己。所以，无论经历何种命运，我的女主人公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自觉自省的范本。
关于儿童文学
记者：杨老师近年来还写了不少的儿童文学作品，接下来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话题。您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杨映川：关于儿童文学创作，我想谈的是，我为什么要写儿童文学。从最初走上创作道路到现在，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创作成人小说，我没有写过诗歌，也极少写散文，我的专注力都在小说创作上。但是我写儿童文学的这个想法很多年前就萌生了，就在我成为一个母亲之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又作为一个母亲，如果不去写一些儿童文学作品，真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当我看到我的孩子在看各种各样的儿童类书籍的时候，总是忍不住会想，那些书当中，应该有他的母亲为他写的东西，我的孩子一定要看到他的母亲写的东西，他应该从母亲的书里看到母亲的童年，看到母亲对孩子的爱，看到母亲给他的一些经验和劝导，等等。我希望而且相信，我的孩子看到这样的书以后，他会知道母亲在关注他的身心成长方面，是用了力气的，是花了心思的。
记者：写作儿童文学难吗？您有哪些经验？
杨映川：在下笔之前我做了很多年的准备工作。有很多人可能认为，你都写了那么长时间的成人小说，现在来创作儿童文学作品，那不是很容易吗？反正都是写作，好像还降维了，能写成人，写儿童不是驾轻就熟吗？其实，不光是读者，可能很多写作者都有这样的误区。
就这几年写下来，我自己觉得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因为我们要从一个大人的视野转换成一个孩子的视野，从大人的思维转换成孩子的思维。如果没有耐心的探讨、探索与实践，那写出来的作品孩子们是不会喜欢读的。很多时候，我以为我已经是在用孩子的口吻在说话了，但那只是“我以为”而已。当你一次一次地阅读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就能看到里面还存在复杂的成年人的思维，以及一个成年人评判社会的标准，那是一些我们已经固有的、无法觉察的东西。当这些东西在字里行间冒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它还不是一个好的儿童文学作品。
我一直是在一边写，一边学。每一本书，包括即将出版的又一本儿童小说，我都会跟编辑反复沟通、讨论情节。在和编辑的讨论中，我非常有收获，学到了很多东西。孩子真的很单纯，他们用单纯击败了大人的复杂。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会想，要不要多一条线索，让情节再多拐个弯，其实小读者并不会觉得那样是精彩的。孩子们的想法与表达往往更为直白，但是这种直白又和我们大人的直白不一样，我们的直白可能很粗糙，而他们的直白很天真，我觉得这就是区别。他们的眼睛很干净，他们的眼睛屏蔽了这个世界上很多复杂的东西。而我们的直白，可能只是“看到了就说出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
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的很多儿童文学书籍，功利性比较强，我们带领孩子每读一本书，都希望孩子从中学到地理知识，学到历史知识，学到成语知识，这种阅读就有了很多的功利性，如果说孩子读了一本书，没学到上述的这类东西，那他的家长可能就不会去为孩子选择购买了。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一个单纯美好的文学作品，便显得尤为稀缺。其实文学有很多时候呈现的恰恰是无用的面目，这些无用，可能对孩子来说更具有润物无声的力量。
都市文学论
记者：开始时我们谈到了您的三城生活，您对大都市的生活是有着切身体验的，那您对于城市文学尤其是都市文学这个题材领域，有过哪些思考？有哪些个人的发现？
杨映川：从出生到成年的成长经验，注定了我是一个小城市的人。对于城市文学这个概念，我可能没有太多的看法，这个词组本身它已经没有太多让人去拓展的余地，因为它只能是写发生在城市里的生活，说城市里的人和事。延伸出去的它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商品，也代表了政治中心，代表了更多人的冲突欲望、现代化、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不外乎就是去表现生活在城市当中的那些人的日常或者反常。这些外延出去的内容都是我们很好理解的。
我的写作更多的还是沉浸在我的小城市当中，我喜欢那种小城市的人情，去写任意一个角落，我都能写得很扎实。那里的人际关系构建起来不用扯得特别远，可能东家西家互相一扯，谁都认识，这种体验就很丰盛。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哥哥放学后经常很晚不着家，我妈妈就站在一个小坡上，冲着大街叫唤我哥哥的小名，那就有打电话的效果，大街上听到的人都知道被呼唤的是谁，又是谁在呼唤，他们互相传播，也帮助传递信息，很快的，我的哥哥就在呼唤声中朝家的方向飞驰而来。那么体现在小说写作中，就会觉得在面对纷繁的世道人心时，我更乐于表达那些有亲和力的、有厚重淳朴底子的东西，我也愿意去写这样的情感体验。就像最近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新作《螺蛳姐姐》这类的作品，就有这样的特质。文中，我写一个从乡村走出来女性，她在城市里生活、做生意，越做越大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她的经验是把乡村的韧性、吃苦耐劳的淳朴精神带到了城市。《总有人看着我》是写一个凤凰男，那又是一个被打上乡村烙印的男人在城市生活的曲折经历。我喜欢写这样的人物，他们不在城市的顶端，他们却让我们清晰地看见一个城市自下而上的成长脉络。
我觉得这就是小城市文学独特的地方，它就像城乡接合部，是一个人员交流比较多的地方。出生于乡村的人，一直在不断地往城市里挤，他们来到城市以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变成了城市人，他们的生命体验，在不断远离乡村，我不知道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对身在其中的人来说，他们品尝了各种滋味，我感同身受地用我的笔述说他们的烟火故事。
记者：杨老师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创作经验，关于小城市写作、女性主题写作、儿童文学写作等等，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最后，再次感谢杨老师接受此次访谈！
杨映川：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