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虹：上海是我创作的力量与源泉
《海上晨钟》，苏虹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68.00元
不知是偶然还是有意的安排。40年前，苏虹首次来到上海；40年后的同一天，他为这座城市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海上晨钟》。
当年入伍时，拎着一大包书的苏虹在新兵队伍里显得格外突出。几十年来，无论换哪个单位，他都是这么拎着书一路阅读一路写作过来的。对他而言，文学是一生的追求，《海上晨钟》更是圆了他的文学梦。
《海上晨钟》是苏虹继长篇历史小说《天昏地暗——太平洋战争》、随笔集《无为而治——老子谋略纵横》等作品后，于2021年创作的一部关于上海百年药企成长、改革与发展的小说。作者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和世界历史，同时又将视线聚焦在一个有百年传奇历史的企业上，以此为小的切口，解码百年企业的红色基因，讲述民族品牌的命运传奇，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从中获取不同的营养：如果你对上海这座城市感兴趣，它是一本可观可感的“实用导览”，涉及众多标志性建筑景点和人文掌故，并配以精巧雅致的彩铅手绘图；如果你对现当代历史感兴趣，它是一本鲜活生动的“别样史册”，以虚实相生的文字还原属于个人、企业、上海乃至中国的百年风雨；如果你致力于民族企业发展，它是一本以小说为外衣的“武林秘籍”，由企业原型提供改革经验、供给创新思路；如果你想体会上海的日常与风情，它或许还是一本实用的“生活攻略”，咖啡的味道、玉兰的花香、外滩吹来的江风与钟声，在书中都有呈现。总之，《海上晨钟》里有青年奋进的成长经历、民族药企的艰辛历程、上海的百年风云，也有中国一日日茁壮强大的历史记忆。
记者：《海上晨钟》是小说，但在写法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有评论家甚至以“长篇纪实小说”命名《海上晨钟》，您怎么看？这样的写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反而更有利于“施展拳脚”？
苏虹：说实话，写作过程中，我并没有考虑采用什么样的写作手法，只是想尽量把故事讲得吸引人。但回过头来看，这种贴近现实的写法，或许与我出身于新闻专业有关，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大饭店》作者阿瑟·黑利和新新闻主义的影响。加拿大作家阿瑟·黑利擅长把日常的故事写成引人入胜的惊悚小说，新新闻主义则是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报道。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让读者“身临其境”，有一种沉浸式阅读的轻松与愉悦。
事实上，《海上晨钟》里面有不少场景的描写，我尽量能真实还原当时的情景，有些故事也是有原型的。但是，小说毕竟不是报告文学，换言之，不能完全用“纪实”的方法来写小说。比如，书中有鲍国昌到日本考察的一个章节，信谊药厂所有的资料里，只有寥寥一句话：当年药厂的创始人，上世纪30年代初曾到日本、美国制药企业考察。具体什么时间、去的什么地方、何人同行等等，都没有记载。我为此查阅了许多1930年左右日本社会的资料，力求笔下的故事非常“像”发生的30年代的日本，包括那首描写春天来临、万物苏醒的景象以及倒春寒所带来的焦躁心情的《早春赋》，就是日本1930年前后比较流行的民谣。
记者：书中对上海的历史、建筑史都有着清晰的宏观把握，看得出来您为创作下足了功夫。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创作动力何在？
苏虹：《海上晨钟》是以上海信谊制药公司为原型创作的。创作前期，我用了四五年的时间，通过采访、座谈等方式全方位了解信谊制药的历史，收集了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同时，这部小说也是以百年上海为背景创作的，所以在搜集史料时，不能局限于厂史，需要有更宽广的视野。我平日阅读有个习惯，看到感兴趣的书，就先买下。比如，三十年前我曾在多伦路买到1938年、1946年两年9本影印的《文汇报》，这次创作之余翻阅这些影印本，让我对当年的上海有了更多、更具体的了解。再比如，书中写到新四军的情节，我专门通过朋友到当年新四军“联抗”部队所在地找到大量史料汇编。所有这些，都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也为还原那段历史提供了基本依据。
当然，浩如烟海的史料不可能全部掌握，同时大量已经掌握的史料也需要甄选、消化、吸收，这是创作《海上晨钟》一个很大的难度。不过，挑战难度也可以成为创作的一种动力。为了更好地了解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我还到书中提及的许多地方进行过实地考察，并试图将自己置身于那个特定的年代。比如，对一些老建筑的描写，我不但在写作前进行了实地考察，还想方设法从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等单位，调阅了关于这些建筑的详细资料；为了一件衣服的描述，我找来一些当年的画报或图片仔细揣摩，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有价值。
记者：国资国企改革一向是比较受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工业题材的创作相对而言似乎不太景气，您觉得呢？您之前是否也看了大量的工业题材的作品？在创作《海上晨钟》时有什么标准吗？您感觉完成度怎样？
苏虹：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因此，书写上海这座城市，上海工业与上海工人自然是绕不开的话题。此前，我曾阅读了郁达夫的《春天沉醉的晚上》，茅盾的《子夜》，夏衍的《包身工》，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艾明之的《火种》，羽山、徐昌霖的《东风化雨》，管新生、管燕草父女的《百年海上》等作品，但工业题材的创作相对与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工人阶级的摇篮”的地位是不相称的。
也正因为如此，全景式反映上海百年民族工业历史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选择信谊制药作为原型，来书写民族制药企业百年历程，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创作之初，我曾对自己立个三个基本目标：一是与信谊、与民族制药企业发展的“相似度”要高，二是置于百年上海历史的大背景下，三是不回避诸如国资国企改革这些话题。从结果看，应该说基本做到了。当然，文学创作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通过这次尝试，我希望今后能写出自己更加满意、读者更加喜欢的作品。
记者：作品非常好读，画面感很强，您在如何讲好国企故事上，融入了很多思考，包括人物架构、情节设置以及写作技巧等等，尤其是郑筱韵与张东国之间的爱情故事写得一波三折，同时也塑造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苏虹：我在创作之初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作品一定要让读者觉得“好看”。好看包括文字的流畅、人物的起伏、情节的曲折，等等，贴近生活而又超越生活，让读者阅读时有一种“代入感”——并非我有什么高明的写作技巧，主要原因还在于我书写的，都是我熟悉的东西，或者是经过我潜心研究的东西。可以这么说，作品中涉及到的近百个人物，几乎都有其原型，写作时我似乎就是在和他们对话。
记者：除了革命年代历史描写，小说的另一条主线是围绕“新谊”的现实故事展开。现实与历史交叉融合，使得小说的面貌丰富多样，同时也更具有吸引力。作为非职业作家，您在写作中一直是摸索着前行吗？《海上晨钟》中涉及所有制改革、建立经理人制度等话题，您如何把握分寸？
苏虹：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许多精彩的故事犹如一粒粒熠熠生辉的珍珠，写作中的难度之一，是如何找到一根合适的“线”把它们串起来成为“项链”。我足足憋了大半年，期间曾经写下多个开头，但很快就无法继续写下去了，主要原因是把小说写成“编年史”，成了“流水账”。这期间，我多次在上海历史博物馆的顶楼餐厅，要上一杯啤酒或苏打水，一坐就是很久。终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上海历史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由此出发，既可追溯历史，也可以探究现实，还可以展望未来，因此，在《海上晨钟》里，我找到一个可以在历史与现实中踊跃和回闪的人——郑筱韵，通过她在筹备公司百年庆典过程中的一系列工作，把历史与现实“串”到了一起，然后便一顺百顺、一气呵成。
记者：多年来您对上海红色文化一直有较多关注和研究,是否也与您的军人身份有关？军旅生涯对您的写作或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苏虹：作为有着近三十年军龄的一名老兵，不只是青春，自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已经留在军营，这让我对上海红色文化有一种天然的热爱，事实上，多年前我就是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而多年的军旅生活，也给自己的生活习惯打下了深深的铬印，其中之一，就是养成了一种“坚持战斗、永不退缩”的韧劲，这是一生的宝贵财富。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一定会让我的创作在沉淀后出现裂变；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工人阶级的摇篮，也一定会成为我创作的力量与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