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2023年第10期｜王晨蕾：5002的派对（节选）
王晨蕾，1996年生于河南，短篇小说散见于文学期刊。2021年获“储吉旺文学奖”优秀作品奖，入选《青年文学》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
我抱着两大盒脱脂牛奶和三盒草莓进电梯时，一个白人青年帮我按了楼层键。我客气地道谢，余光见他紧接着摁下了数字“5”。我怀疑他是我楼上的邻居——5002号住户。
“忘拿购物袋了？”他主动搭讪，“常有的事，确实很让人崩溃。”
我一笑回应，闭口不言。电梯门开了，正对着走廊的一扇窗，窗外两只羽毛潮湿的灰鸽子透过玻璃看着我们。我祝他“度过美好的一天”后便潇洒离去，他没法穿过后脑勺看到我的白眼，那两只鸽子也不会说话告状。
我住的4002什么都好，就是房门锁孔不灵光，总像里头被异物堵住了，又像是锯齿轮廓的尺寸不对，让人每次都恨不得拿出撅断钥匙的架势来开门。那天的情况比以往更恼人，我翻着白眼低声骂了句“shit”（相比中文，我觉得英文脏话更好说出口）。好不容易顺利进屋，我随手把采购的东西放在灶台一角，一边准备晚饭，一边留意楼上的动静。果然，十几分钟后，音乐旋律仿佛被厚纱布过滤出的水滴，间断地从我的天花板渗下来。那鼓点却始终有规律、清晰地闷响，带着我的太阳穴一起“突突”跳动。
5002总是在办派对，我搬到他们楼下的第二周就已下此结论。我住在摩根公寓四层的4002室——其实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应当说是第五层才对。英国楼房的第一层通常叫“ground floor”，我一直不清楚这个说法该怎么翻译，姑且叫作“地面层”吧，而地面以上二楼的高度才被称为“first floor”（第一层）。其实要是仔细琢磨，这样的规划思路也不无道理：以前没有楼房，地面就是地面（ground），后来人们往天上扩张，才有第一、二、三、四、五、六层，或许出于对地球表面的一点尊重，建筑师想出了“ground floor”这个说法。然而无论我如何解读，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住的是5002，而非4002。总之，我不清楚住在我楼上5002的是什么人，但早已对其充满敌意。
摩根公寓算是本市偏高档的一处现代化居所，住户中多见老年中产夫妇，也有一小部分年轻上班族。其实以我本身的财力，根本无法负担这里的租金，只是正当我要换住处时，一个师兄打来电话。他在摩根公寓住了一年多，租期未到，人却因为工作调动要搬去伦敦了。为避免支付违约金，他带着白纸黑字的几个月租期余额找上了我。幸运降临，我以出乎意料的低价从师兄那里接手了这间4002。刚入住的一周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庆幸自己捡了大便宜。这间公寓足足有八十多平米，规格绝对超过了大部分同类型的独居公寓，因为它不仅设施齐备，空间也被清楚地分割为客厅、厨房和卧室，并不像我之前住了几年的小型单人宿舍那般局促。那种“studio”户型分区不明，像个大口袋似的把所有功能装在一起，各种家具陈设一团乱麻，左摇右晃，兜在里头的“日子”也就潦草、混沌、分不清楚边界。我之前的住处一开门便是厕所和灶台分列左右手，床和书桌紧挨着，每次做饭，整间屋子必是烟雾缭绕，床单被罩染上的油烟味几天都散不去。我自此摒弃了炒菜的习惯，一切食材，要么生吃，要么洒满橄榄油和盐扔进烤箱。摩根公寓至少让我住上了一间有门的卧室，拥有了与带拐角的门廊相连的正经客厅。搬进摩根公寓的4002后，我终于在一个还算像“家”的地方过上了像样点的生活。
转折出现在第二周的某天夜里，那天我熬夜赶稿，第一次听见楼上的动静。起初是几首绿洲乐队人尽皆知的歌曲，我坐着听了一会儿，甚至有点儿受到鼓舞。然而当我休息够了，想继续手头的工作时，音乐却并未停止，还变成了聒噪的美国电子流行乐。夜越深越静，我的听觉神经就越敏感，5002不时有欢笑声传来，一直到凌晨五点多钟，我既没赶完工，也没睡成觉。
从那天起，我隔三岔五就有上楼敲门的冲动，但没有一次付诸实践。根据我耳朵做出的判断，5002几乎每周开至少三次派对，甚至有段时间日日不休，派对举办的时间不限白昼黑夜，毫无规律，因此躲无可躲。
有一阵子，我像老鹰一样观察楼道、门廊、电梯里偶遇的每一位邻居，试图找出5002的嬉皮士，不过始终没有符合“犯罪侧写”的人出现——直到我碰见这个帮我摁电梯按钮的年轻人。他是英国人口中那种典型的“charming guy”，这个词一般用来形容那种彬彬有礼、笑容温和、带点慵懒气质的男人。在英格兰文化的古典解读中，也许前两者更为重要，不过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现代的“charming guy”，那点儿不经意才是关键。怎么识别这种气质呢？具象来说，那是种永恒的表情，总对你说“亲爱的，别担心”。电梯里男人标准的“亲爱的，别担心”姿态让我恼火，直觉他就是楼上的派对狂人。英国式风度有时候在我这儿适得其反。
门铃响了，我胡乱把牛奶和草莓塞进冰箱去开门。5002的“嫌疑”住户站在门口。我用身体堵住门缝，问他有何贵干。
他说：“嗨。我猜对了，4002。”
他举起手里的卡片：“不好意思，这好像是你的？刚才掉在电梯口了。”我一眼就看出那是我的公寓门禁卡。
我慌忙道谢。接过门禁卡时，我尴尬地笑了笑，套用他在电梯里那句话说：“常有的事。”
“但并非时常这么幸运？”他说。
“对，谢谢，幸运女神。”我打趣他。英语这门语言暗藏着俏皮、机敏的你来我往，这无关交情深浅，也没有严格的道德禁忌，仿佛只是一种文化的形态。从前我很吃英式风趣这套，任谁一句日常玩笑都能让我揣摩、回味许久，自己也同样绞尽脑汁地想展现幽默，反而徒增心理负担。不过时间久了，我渐渐看穿这种亲密的假象，三言两语轻易制造出的迷人氛围容易让人沉沦，也因此显得廉价、值得痛恨。我对语言暧昧彻底免疫后，反而更好地掌握了其中门道。这天，我程式化的逗趣让“亲爱的，别担心”先生笑得挺开心，甚至在告别时看着有点儿意犹未尽。我猜他原本对我这个亚裔女孩的英语沟通水准期望较低。
他一看就是土生土长的英格兰人，个头不算很高，皮肤白得透红，浅亚麻色的头发几乎淡成金色。他穿着浅灰色棉质短袖，偏紧身，隐约显出手臂和前胸起伏的肌肉线条；牛仔裤中规中矩，裤脚稍微在鞋面上堆了几褶。他的五官并没给我留下什么显著印象，倒是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有些精英范儿。他就像白天穿着西服正襟危坐，到了夜里就呼朋引伴看足球比赛的那号英国青年。这种人家里——也就是5002室，必定有三样物品：音响、游戏桌、大号塑料啤酒杯。
我在微信上向朋友们宣布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终于找到了楼上的扰民嫌疑人。不过他们还在时差另一头睡得正香。收到回复时，我火热的斗志早已冷却。零时区晚上大约八点时，我其中一位好朋友才从东八区发来消息：“男的女的？”
我马上打字：“男的。”另一个紧接着说：“长得帅吗？”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于是我两秒内就发送：“还行。”
屏幕上出现了一连串捂眼偷看的小人头、几个斜眼狗头和一只反复被挠的小猫咪。我笑着把手机放在一边，继续擦桌子。5002派对似乎提前结束了，之后彻夜无声。这就是我所企盼的那种来之不易的日子——我处在整洁、安静、宽敞的房间，窗外楼下有车辆和行人经过，街灯的队列往远处延伸，偶有断隔，终究与市中心更明亮、密集的光点相连。灯光在高楼群后逐渐熄灭，形成一汪凹陷的沟壑，像女人胸脯下的肚腩，在呼吸之间微妙起伏，直到很远处才见孤零零的一颗光点，那是海港的灯塔。我房间的视野不足以看到海平面，但只要光亮起，我就能轻易想象塔下水面打着圈闪烁的波光，这时，城市随着一、二、三、四、五、六层楼悉数隐匿了，只有无边、平坦的“ground floor”被浸没，在灯塔和我的窗台之间形成一片漆黑、沉寂的水域，摩根公寓安稳地漂浮在其中。这天甚至有不少星星——没有被5002的噪音吓跑，挨个乖巧地停驻在马路上空。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只持续了两天，5002的狂欢便再次袭来。不得不说，头几天的宜人静夜有点儿把我“惯坏”了，一想到电梯青年那副老好人模样，我更是火冒三丈。我拉开书桌抽屉，一口气撕下四十张大号便签条，从第一张开始下笔写道：
亲爱的邻居，
我是摩根公寓的住户。
请原谅我如此非正式的陈述。不知您是否也时常听到一些嘈杂，或在楼道里碰见陌生访客？最近，一些似乎并非本楼居民的人进进出出让我深感不安，公寓里不时传来的吵闹也让我很困扰，我因此怀疑咱们这公寓里有人组织卖淫活动（据我多天的观察，很可能是5002）。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测，不知您是否也有过同样的困惑？若如此，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寻求解决办法。
祝好，
您的邻居
我一口气将上述内容照抄了四十遍，脚下生风来到公寓底层的取信间，按照从高到低、从左往右的顺序把手里那沓纸片逐张放入信箱——除了写着“5002”的那格。总算完成了这件心头大事，我一身轻松，打算回家做次大扫除，反正无论如何都没法睡觉。
电梯正停留在五层，也就是说，仅仅我投信这一会儿工夫，又有新客人抵达了5002。我刚平复的心情再起波澜，只恨自己投诉信写得太客气。不料黑色显示屏上的数字突然亮起，从“5”变成了“4”。几分钟过去，电梯依旧静止在原处，既没有来“ground floor”，也没有回到五层。我盯着那暗淡的阿拉伯数字“4”，在电梯口犹豫不决。
“亲爱的，你不上去吗？”我四楼的隔壁邻居——一位和蔼可亲的独居老人出现在我身后。
谢天谢地。“哦！对不起，我走神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与我所担心的情况不同，一个亚洲女孩在我房门口徘徊。她身材微胖，圆脸，头发多且毛燥地披在肩上，上身穿一件宽松的圆领卫衣，胸脯高高顶起硕大的英文字母，黑色小脚裤紧箍在她腿上，小腿肌肉显著向两侧外凸。她远远地就冲我微笑，显然是为我而来。
“我住在你楼上的5002，抱歉，这样突然出现在你门口，希望没吓到你。”她的英语发音很英国范儿，几乎跟本地人没什么差别。她跟我打招呼的同时，还不忘对我的老邻居微笑示意。那套动作老练、流畅，堪称优美，就像一张张清晰照片组成的连环画，让我不禁在脑海中反复翻阅：她探出上半身看向我身后正在开门的老人，迅速拱肩、躬背、微微点头，显出年轻人在长者面前的局促和谦逊；脸上笑容饱满，眼睛几乎弯成一道弧线，鼻子也跟着皱起来，顽皮的孩童神态也恰如其分。她压根儿一句话没说，倒好像把该说的全说了。
“没关系，”我用同样标准的英语客套话应付她，“有什么事吗？”
我没想到她是来邀请我参加派对的，她的话基本印证了我对5002情况的猜测。她说：“我和我男朋友一起住，我们都喜欢跟朋友们待在一起，所以偶尔会叫些人过来玩儿——都是些很棒的人，我们也只是聊聊天，听听音乐，有时候喝点儿酒。”
偶尔？我在心里冷笑，脸上却装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怪不得呢，老是碰到没见过的潮人拎着啤酒出入咱们这栋楼。”我这句话说得过瘾，心想这勉强能算是个回击吧，不过显然没有吃准部位，因为对方爽朗地大笑道：“是啊，不大像我们这公寓的风格。”说着指了指我邻居老爷爷紧闭的门——又是一组精妙的连环画。
我懒得继续在这种无意义且虚假的欢快氛围中浪费时间，便掏出钥匙向门边靠近了一步。
“总之，希望你有空的话能上来一起玩儿。随时欢迎。”她倒很识趣，马上再次申明自己的来意作为结语。我对此表示了感谢，并作出承诺说我会去的。我已经打开门时，她终于还是不死心地问道：“我能问一下……你是中国人吗？”——说的仍旧是英文。
“是。”我用普通话答复道。
“我就猜！”她兴奋地切换成中文，“太好了。你一定要来啊。”
我此前从没在摩根公寓见过这个中国女孩。我怀疑她也是刚搬进来不久，可能比我还要晚——大概是因为男朋友住在这才搬进来的。尽管她的出现并没能扭转我对5002的糟糕印象，能在这栋公寓遇到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同胞无疑是个惊喜。摩根公寓的走廊里通常只能听见滑腻腻的英国腔，连印度口音都罕有，更不用提中国话了。然而很多情况下，海外华人们并不是通过讲母语相认的，他们（应该说“我们”）拥有一种特殊能力，可以调用多种感官来发现周围的同胞。现代楼房公寓里居住的中国人尤其灵敏：热油锅里爆出葱姜蒜的烟味从门缝渗出，或者螺蛳粉的气味在走廊盘桓，都是华夏子孙的生存证据。除了嗅觉以外，身处异国的中国人总对周边的亚洲面孔（准确来讲是东亚或东南亚长相）格外敏感，并容易产生天然的亲切。无论日本人、韩国人、马来西亚人，只要遇上，我们总倾向于猜测其为中国人。反正我自己是如此，不过出于文化尊重的考虑，我从不冒昧地主动对陌生的亚洲脸说中国话。看来5002的女主人也有此意识。我以为她是凭借同胞之间的天然嗅觉发现了我——另一个住在摩根公寓的中国人。然而我猜错了。
接到5002派对邀请后不过两三天，我再次遇到了捡回我门禁卡的英国青年。我回家时，他正站在公寓大厅的玻璃门外抽电子烟，香草奶油和巧克力的气味顺着人行道一直飘到路对面。我认出了他烟雾后的脸和那条熟悉的牛仔裤，提前把手伸进包里摸索门禁卡，准备低头迅速经过，无奈他老远便朝我招起手来，还熟络地说：“你回来啦。”我心里打鼓，只是谨慎地回应了一个微笑。
“待会儿上楼来玩吧，晚上我们还有些朋友要来。”他灭掉烟，跟着我一起进了门。一定是他女友对他说了那天的事，我能想象她跟男友分享喜悦的心情：“你猜怎么着，咱们楼下住着一个中国姑娘！”这也就解释了这位英国人突如其来的热情。
而面对英国人的“热情”，婉拒一般是比较保险的做法。我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些工作必须要做完。”
“那就上来和我们吃个晚饭吧，”他出乎意料地执着，“就我们仨，其他人晚点才会到。莉莉要做中餐。”莉莉（Lily）肯定是那女孩的英文名，我这才知道。
“水煮肉片。”他嘴里迸出四个汉字，发音有点滑稽。我赞赏地对他伸出大拇指。
“她很棒的。”他这么称赞自己女友的厨艺，想进一步试图说服我。
“太麻烦了。”我还跟他耗在电梯口，毕竟不等他说完就按键上楼显得没礼貌。
“不，不，”他连连摇头，“你如果能去，莉莉肯定会很开心的。”
我并非耳根子软的人，但那天我不想和他纠缠，轻易就放弃了抵抗。我说：“好吧，我几点去合适？”他听完露出笑容，替我按了电梯键：“六点到六点半之间，随时来敲门。”我在电梯里回想他的笑脸，觉得那样子像是真心希望我上楼吃饭。
我没什么时间准备拜访礼品，便切了一盘水果带上楼。5002的格局和我家是一样的，只是布置更讲究。这间房的卫生状况并没有我预想的那么不堪，除了深红色布艺沙发的扶手上随意搭着件灰色T恤，其余空间都秩序井然。我也没看见音响、游戏桌或者大号塑料啤酒杯，只是进门穿过走廊时，我的视线扫过小情侣虚掩的卧室门，里头的king-size双人床边散落着一只胸罩和几条内裤，我慌忙转头和客厅里忙活着摆放餐具的莉莉打招呼。桌上一派江南风光，白色砂锅里玉米排骨汤泛着亮，其余几个大圆盘里分别是青豆炒虾仁、笋烧肉、清炒西兰花，并没有预告中的“水煮肉片”。
“John说他在楼下碰到你了，还成功把你拉过来吃晚饭，我都不信，”她说着一口流利的、前后鼻音清楚可辨的北方口音普通话，“没想到他还真有这能耐。”
“哦，对了，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叫约翰。”他大概是识别出了她整句话里唯一的英文词汇“John”，如梦初醒般对我说道。他随即说“抱歉”，我没答话。英国人动不动就要“抱歉”。
“我也没呢！”莉莉跟着说，“我叫王菁菁——草字头，下面一个青草的青。不过你叫我Lily就行。”
交谈中我得知莉莉是5002的户主，约翰才是“借住”。我此前的猜测不但错误，还显得狭隘、充满偏见，我不禁感到羞愧。何况莉莉真的十分讨喜，她比我想象中还要健谈，不停用中文跟我聊天，完全不顾旁边的英国男友。约翰似乎并不介意，只是默默低头吃饭。我注意到他用筷子很熟练，强过大部分中餐馆的英国食客。在香港人开的茶楼里，总能见着头发花白的英国老夫妻坐在大红色的椅子套上，把两根筷子像木棍似的攥在拳头里，也坚决不用服务员送去的刀叉，让人备受感动。
5002的餐桌上，约翰自顾自地夹菜，在两个聊得手舞足蹈的中国人旁边，听着倾泻而出的爽脆音节，面对一桌色泽明快的中国菜，他显得像以前英语课本里的卡通形象：刚刚和长城故宫合了影，被中国家庭热情款待。于是我用英语问他，喜欢吃辣吗？他说自己以前完全不行，如今也被莉莉历练得能吃“一点点”，他捏着手指头比划道。我说，那你得多吃“水煮肉片”。他肯定感受到了我希望他多参与进来一点儿的良苦用心，在莉莉起身添水的间隙抬头对我笑了一下，我装没看见，对着莉莉的后背说：“英国买不到国内那么辣的辣椒，墨西哥菜尽管辣，但不是一回事儿。”
“是啊，”她说，“不过有家东方行超市，卖的食材全一些，你可以去那儿多逛逛。地方不太好找，在一个居民区里头，下回我带你去。”
“以后我要想买什么，先来问你。”我说。
“不如问John，他对城里的亚洲社区比我还清楚，”她倒完水，坐回餐桌旁，“那家‘川渝味道’你去过吗？他们家水煮肉片做得一绝，就是John告诉我的。”
“要不是他，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楼里有中国人。那天他在电梯里遇见你，捡了你的门禁卡，对吧？”她一双笑眼看向约翰。
这顿饭几乎颠覆了我的经验。如果不是建立在日复一日的自身感受之上，我无法相信这对情侣是整日不分昼夜地召集酒鬼们狂欢、公德心缺失（这是我从前无数次针对5002住户下过的结语）的人。尤其是约翰——他身上有着某种罕见的纯真、安静的气质，仿佛对世俗欢乐并不怎么在意；而莉莉，尽管展现出强大的社交能力，但她活泼大方得无比真实，让人没法讨厌。我开始觉得他们的派对或许和我想象中并不一样，是值得参加的——如果下次他们再对我提出邀请的话。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们三人愉快的晚餐，莉莉起身去开门，留我和约翰在桌上没话找话。敲门的显然并不是来参加5002聚会的朋友，因为莉莉在门口耽搁了几分钟，像是在和对方严肃地沟通什么，我无法听清谈话的具体内容，但能听出女主人很不满，甚至有点愤怒。她语调生硬，关门也很果断，她重回席间时凝重的表情更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被匿名投诉了。”她对约翰说，“楼里有人觉得我们在做色情服务生意。简直是胡扯。”
我艰难地咽下嘴里那口有点发酸的笋尖，轻轻放下筷子，小声问：“怎么回事？”
“有人写了举报信，”她气冲冲地用中文转向我说道，“说怀疑5002在开妓院，号召大家群起而攻之。”
“太卑鄙了。”她端起面前的水杯，仰起脖子喝了几口。
“我说这太卑鄙了。”她喝完水又用英语向约翰翻译了一遍自己的话。
约翰没有马上说话，他用手指捏住腮帮，两眼放空似的盯着桌面对角，片刻后才缓缓说道：“会是谁呢？”
我调整了一下坐姿，把屁股挪到凳子边缘。我问莉莉：“公寓这边怎么说？”
“没什么说法，说是敲门调查询问，有确切结果前不会怎样。我就是生气，用咱们中国话说，街里街坊的，干吗这样，写举报信，还匿名！直接来找我说清楚不就行了？”她越说越激动。我和约翰都没有说话——他可能听不懂，而我感到语言匮乏。
“那个公寓管理员平时就喜欢耍威风，刚刚竟然借机教训了我一顿，让我无论如何都‘多加注意，尽量维护公寓的文明环境’，可恶。”她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英文补充道，大概是察觉到自己在我这个新朋友面前有些失态，她语调平和了许多。
“会不会是——”我停顿了一下，尽量作出置身事外的态度来建言献策，“有人看着你们来玩的朋友脸生，就以为……”
“谁知道？”她仿佛一说中文就没好气。
我再次不敢出声了。莉莉突然发问：“你收到了吗？”
“什么？”
“那信。”她简短地提示我，咬字轻飘飘的。
“我平时不怎么检查信箱，还不知道。我明天去看看。”我庆幸自己总是在危急时刻反应很快。
约翰立刻接着我的话茬说：“没关系，不是什么大事，对吧？”他挺直身子以示鼓舞：“投诉者也只是猜测，何况我们是清白的，没什么可担心的。”
饭间插曲就这么被约翰平息了，只是饭菜的油脂已经凝固成块，粘连在餐具边缘，大家都没了胃口。我提醒莉莉还有饭后水果可以吃，她这才重新打起精神，从冰箱拿出我带来的猕猴桃、树莓、蓝莓和啤梨果盘。在钟表指针接近七点半时，我找到了合适的时机逃离。回到4002，我关上窗，打开熏香机，在橙花味的雾气中寻找安宁。那晚5002迟迟没有传来动静。黑暗沉静如水，我在水里屏住呼吸，睁大眼睛。我一夜无眠，推测莉莉和约翰因公寓管理员的登门而临时取消了派对。之后连续几周，5002都没有任何响动，这期间我也没在公寓碰到任何“外来人口”。莉莉时不时会敲门给我送饭，麻辣卤鸡爪、茶叶蛋、皮蛋瘦肉粥……没有她不拿手的。每次她来送吃的，我们总会站在走廊上依依不舍地聊几句，但她绝口不提办派对的事。我的行动收到了符合预期的效果：5002总算收敛了，可喜可贺。但这平静的日子并不好受，莉莉对我的亲切关照像是保鲜膜，为我们新鲜的友情保质，也一层接着一层把我缠绕进歉意中。虽说5002“罪有应得”，可莉莉是莉莉，我始终不能将她同我此前印象中的5002划等号。我的心药成了心病，心病成了心药，竟然开始绝望地期盼5002的派对重启。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小半月，熟悉的鼓点终于透过我的天花板从5002传来。那晚我再次失眠。我的困扰并非旧问题死灰复燃，而是，我没有接到邀请。音乐在凌晨三点多钟就停了，比以往大多数时候都要早。尽管如此，我还是翻来覆去直到天明。我反复想，即便莉莉问了我，我也不会去，但她和约翰没有像之前说好的那样邀请我。原因不明。
次日午后，约翰又在公寓门外抽烟，甜腻的草莓味环绕着他。他精神不振，头发蓬松，穿着件领口变形卷边的上衣，史无前例地看着有些邋遢。
我问：“莉莉在家？”
“在。”他简短答道，一脸满不在乎。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没事吧？”
他摇摇头没说话，将目光转向别处。我基本可以认定他们小两口吵架了。这种事我不便插手，准备随口安慰几句就告别，他倒打开了话匣子：“她疯了。这次我没法忍。”他开始向我抱怨莉莉，陈述他们吵架的过程，我听得不耐烦，不明白他为何要在这样一个随机的场景敞开心扉。我四下张望，心不在焉，直到他说：“她着了魔似的非要找出那个写举报信的人不可。”
我猛然心惊，再也听不进一句他的闲话。在我印象中，莉莉不仅敢于决断，还有股机灵劲儿，善用策略。我敢说她既下此决心，就必定能成功揪出目标人物——也就是我。我试探约翰：“那有线索了吗？”
“她在楼道里捡到了一张那人投的信，”约翰说，“可能是谁看过后随手扔掉的。”他不知道“那人”正站在自己面前。
“不过根本没戏，”他又说，“只凭一张便签条。”
我稍稍冷静下来。莉莉应该没见过我写字，即便见过，也是汉字笔迹。那完全是另一码事。
之后几天，我感觉身上的“莉莉牌保鲜膜”越缠越紧，越裹越厚。莉莉笑嘻嘻地来敲门送过一回照烧鸡腿饭，她问我是不是最近太忙，说我总是有点儿心不在焉。我说是的，压力太大。于是第二天她又烧了一壶安神茶送来。我压力更大了，甚至开始追悔过往：如果那天我多在超市磨蹭一会儿，没有在电梯里碰上约翰；如果那天我穿条口袋深的裤子，没掉门禁卡；如果我那晚忍住没有立马下楼投信……说到底，我就不该贪图便宜接盘师兄的半截合同，搬进摩根公寓这个是非之地。总之，自从约翰无意间透露了莉莉在调查5002被举报的幕后主使之后，莉莉在我这仍旧温暖可亲，但多了一股难以抗衡的威慑力。一旦她对我稍有冷淡，我立刻就能感知，每每小心试探，担心哪里出了问题，又毫无头绪。
其实我心虚的原因并不十分具体，除了举报信那件“亏心事”，又似乎和约翰有关。
约翰之所以被视为另一个不容小觑的干扰因素，是因为我们相互加了微信（大概因为女朋友是中国人，他下载了微信，但几乎不用）。除了莉莉，我是他微信列表里唯一的好友。那天向我抱怨过后，他开始偶尔在微信上给我发消息，以分享好玩的生活琐事为起点开始闲聊。我和约翰的对话很漫长，有时候能持续一天，因为我们很少立即回复对方，总得等上二十几分钟甚至更久。他或许确实没有时常查看微信消息的习惯，我则是故意拖延。其一，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既然他不着急回复，我当然也没必要总把注意力放在和他聊天上；其次，我尽量不让自己显得殷切，除了自尊心以外，更重要的考虑是避嫌。我的直觉告诉我，约翰平日压根儿不用微信和莉莉联系，正因如此，他才频繁地在微信上找我，而不用英国人日常使用的聊天软件。既然有得聊，最好聊得冷淡点儿，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诚实地说，跟约翰聊天让我挺开心，这种愉悦不同于我和莉莉或者我们三人之间交往时的心境。和莉莉待在一起让我的情绪变得不大稳定，前一秒还轻松快乐，下一秒就憋闷生气。我们一起喝咖啡，去超市采购，或是逛街买衣服时，她喜欢大包大揽所有的人际沟通责任，离奇的是，那些英国人也都天经地义地略过我，直接跟莉莉说话、向她询问。客观讲，这让我省心很多，我没有意见，但在某些奇怪的瞬间，我会突然觉得自己渺小、透明。我一个在外国摸爬滚打好几年的独立女性，当然不喜欢像小孩子似的被她哄着站在一边听大人们说话，插不上嘴。她用抑扬顿挫的口音点单、对超市擦肩而过的人说“不好意思”、躺在公园草坪放声大笑。莉莉雨天不打伞，晴天也不防晒，单从这一点看，她就比我像个本地人。我认为这和她有个本地男朋友有脱不开的关系。不过，关于在英国社会的融入度和参与感，我也没什么可自卑的，我觉得我们在文化适应上表现出的悬殊说到底不过是性格差异的体现，我只是不像她那般外放、爱表现。而和约翰打字聊天让我确信了这一点。他字里行间全是当下英国年轻人普遍使用的缩写、代指和流行语，丝毫不担心我看不明白，我们也向来不谈严肃话题，无非就是吐槽绿灯时间太短、鱼薯店烂醉的男男女女很可笑、足球比赛太烂这些。说这些的前提是他默认我对本地的一切都足够了解，我感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信任。有时候我隐隐感到不安，觉得我们之间的日常闲话实在毫无必要性。而若真要划出一条什么边界，进行道德检查，又太刻意，倒显得“做贼心虚”了。何况连约翰都没有觉得不妥，我又何必扭扭捏捏、自作多情？我自我劝解的底线就是：退一万步讲，我和约翰的微信聊天频率的确低得可怜，即便被莉莉看到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也不可能被她抓住什么可追究的把柄。
举报信的风波过去了一段时间，我仍未收到5002的派对邀请。莉莉甚至没有再喊我上楼吃饭，只是仍旧时常送吃的下来。形状大小各异的饭盒代替我们本人相互拜访，到对方的冰箱里做客，时间一久，我甚至忘了哪些是我的、哪些是她的。中国人的胃口像个巨大的磁场一样，天然地牵引着我和莉莉。既然同胞间的内部纽带是割不断的，派对举报信和约翰这些“外部”干扰根本不值一提。想通这一点，我轻松多了。
……
(选读结束，全文请阅读《西湖》202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