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性”写作的奔竞姿态——评《师父是个好人》

1992年，著名学者萨义德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讲，在谈到当时挑战知识分子的四种压力时，他提出了著名的“业余性”观点。萨义德深刻指出，所谓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和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和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他认为知识分子在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业余精神”，他们的行动来自关切和喜爱，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狭窄的专业化。回顾吴玉龙的写作历程，他始终孜孜矻矻地秉承着萨义德所谓的“业余性”知识分子写作。

吴玉龙最近发表的短篇小说《师父是个好人》是其“业余性”写作的又一成果。该小说在意趣上纯粹、洒脱。在文本上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显示出作者较高的叙事能力。无疑，这是一篇弘扬历史、民族正义的小说，人物出场即是非分明，黑白道清，但就是这种无可辩驳的正义叙事，却是出自一个带有一点私心的懵懂学徒，由他一点一点拨开迷雾叙述，这种零度节制、若愚式的叙事，非冷静高明的人很难做到，这是一种按照时间线索仿生的叙事纬度推进节奏，一种非全知叙事视角，这种叙事选择是作者深思熟虑后有意为之，以低姿态、低时空、低气压、低（无）信仰的无奈现实状写介入国土沦丧的中国现场，真实的还原当时中国沦陷区人民的投机实利性和现实残酷性。在抵抗失败，国土大片沦丧的现实面前，貌似一切选择都是合理的。地主乡绅贾世仁摇身一变为汉奸伪县长，在民族和身份认同上踏上千夫所指的邪路，只为一点暂时的亡国红利，不惜失节失人，自甘自取其辱；父母双亡后的“我”是亡国奴中千千万万懵懂的未成年人，生计无着，只为填饱肚子本能地活下去，但中华民族历史天空中飘荡的朴素浩然正气有形无形地指引着“我”，亦师亦父的师父就是一盏若明若暗的灯；大匠人师父似乎平静地接受了亡国命运带来的安排，干活活命，貌似没有任何立场和喜恶，所以当伪县长贾世仁找到师父，道出为讨姨太太欢心想修葺老宅以金屋藏娇时，师父没有流露出鄙夷的神色，相反很享受这从天而降的“财神爷送钱”之举，而“我”比师父更加沾沾自喜。

作者借学徒“我”的视角写到这里，读者们已经憋着一肚子同仇敌忾之气，这是高明作者的煽火叙事本领。普通人的活命法无关国家苦难，无关民族压迫，这是如实状写无数底层人的现实，“我”、窑工王二、佣人天旺等等，都是为了活命，麻木而无奈地忽略掉国家公敌，而那些有关信仰和革命抗争的话语需要有人振臂一呼，那是革命年代的常规叙事，将人后置，甚至湮灭为符号。吴玉龙深知其中肯綮，他将人还原、前置，用的是一种类似哥特小说的迷宫深入法，回到残酷现场，不动声色的描摹最接近现场的思维和动作。这些思维和意趣用在一个父母双亡、生活无着、国家危亡意识淡薄的少年学徒“我”身上恰如其分，革命信仰和抗日斗争意识并非一日天然成就的，它需要血雨腥风的洗礼而养成。

接下的叙事走向，就是在一次次误会和猜疑中，师父的形象由低到高的嬗变过程。师父帮汉奸修缮老宅、给汉奸当管家、给鬼子看病等层出不穷的贴身陪护。同时，“我”在一点点觉醒，浩然正气滋养的天然信仰不再为苟活而忽视国家正义，“我壮着胆子说：‘人家都说你干了伪事，是汉奸······’”这是普罗大众的一次意识飞升，人不再懵懂混沌，师父听后回答：“受人之托，终人之事，这样的坏天气我得去看一眼贾府的宅院去。”又一次将建立在误会上的猜疑推向高潮，写到这里，已经具备谍战小说的部分元素。师父究竟是什么人？被高悬在“我”和读者头上。深受短篇架构的局限，作者只能尽快让疑惑到骨子里的“我”看到复杂现实的结局，最后，一个潜伏隐忍在沦陷区的抗日战士岿然矗立。在一个雪夜里，抗日先锋的师父为救出两名被俘关押的八路军战士，果断出手，成就家国大义。

“我”的震撼是从内心发出一阵阵涟漪的，波纹涟漪所及，“我”对大匠人师父产生了似有若无的幻觉，小说叙事的尾声是开放式的，留下了更大的历史谜面，抗战、内战结束，全国解放后，解放军军官找“我”来做师父宋军旗身份调查，又将历史暧昧重放一遍：“宋军旗为贾世仁修过宅子?宋军旗做过贾世仁的管家?……”这些笼罩着团团浓雾的谜题已经为“我”所消化，“我”经由历史血腥已然走出懵懂，“我”隐隐觉出师父又将陷入“我”当年对他的误解泥沼中：“就在他即将合上笔记本的刹那，我猛然摁住他的右手，大声说：‘师父是个好人！这句话你一定要写上！’”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谶语，历史永远无法精准辨明自身，作者之所以如此叙写，何其不是又将师父宋军旗置于“我”的轮回的混沌影射中，这是吴玉龙理解的历史时代病，一个回旋镖式的周期律。

让我们将话题回到廿多年之前，那还是上个世纪末尾之时，我和吴玉龙相识不久，总是就当时社会之事争吵到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时我们徜徉流连于北大一带，挥斥方遒，我看过他的一些未发表的大块文章，知道他将很多不安和感情意趣都写进了他的小说。此后，很多年不见。再见到他时，他拿出了已发表在各种文学报刊的作品。我欣喜地发现，他的小说依然遵循着“业余性”写作的理念。我感喟时光流蚀，光阴只是磨损了他的年轮，在知识分子承担和作为上他并未退步，而且，他的小说总是有一种淡淡的人文感伤贯穿始终，失恋、失爱、失怙等等都是他小说经常出现的不安意象，叙事也以小人物的懵懂视角撩开时代病的各种症候，最后，小说叙事结束时，读者会不知不觉中感受到在落差中揭示病象本质的叙述力量，这种不经意的铺垫和叙述在大相径庭结果出现时，往往起到大吃一惊的吊诡效果，结局有时并非皆大欢喜，只是给人一点失望的希望，这与作者对光怪陆离社会的认识有一定联系。

最后，再说一说“业余性”写作。我们当然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萨义德“业余性”写作理论，但面对事实而言，反观出中国当代文学“专业性”写作产出的作品，却有很大一部分处于惰性和消极性写作饾饤之学范畴，这其中有很多受到了“专业性”自身利益附加的思想禁锢，使得自身只为利益施行者策令背书，有一些则是作者自身的局限性所致。由此可见当代“业余性”写作积极性奔竞姿态是多么的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