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本修辞主义者的哲学
周晓枫《巨鲸歌唱》,让我想到波兰电影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十诫》《薇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和《红》《白》《蓝》。基斯洛夫斯基用尖刀一样的电影镜头,剔尽人类与人类、人类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对人性与自我做彻底性的剖析。周晓枫在现实中是一个随和、宽厚而富有幽默感的作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巨鲸歌唱》里,却变得冷峻而犀利,她把锐利锋刃近乎无情地指向自己及其经验。因为过多地涉及人性深处的冷酷与绝望,《巨鲸歌唱》更像一种笼罩死亡气息、具有哲学意味的文本。现实的残酷性和毁灭性使她以穷尽自我及自我意识的方式发出基斯洛夫斯基式的宗教与伦理学式的追问。
其中有一篇叫作《弄蛇人的笛声》的文章,周晓枫竟然用一万两千多字的篇幅、工笔式的细致来刻画一向最令自己恐惧的动物——蛇。在这篇文章里,以不可救药的修辞主义者著称和自嘲的周晓枫,以极大的忍耐来修饰和放大自己的恐惧,这种写作行为在我看来几近于疯狂。我想在写作过程中或结束后的重读里,周晓枫一定被自己的文字一次次吓得魂不守舍。对她来说,这真是一次冒险的写作,但她或许觉得必须借此挖出自己体内的恐惧之根,也许她觉得这是她对于现实与人性的责任和态度。
我也属于见到蛇便魂飞魄散的闻风丧胆者。最初读到《弄蛇人的笛声》时,只读了一个开头,便放在一边再也不敢多看一眼。这在我读周晓枫作品的经验里是很另类的一次阅读体验。之前,她的作品有一种具有现实灵魂的生动感,对我来说,时常具有某种丁香、没药般的吸引力,往往是一口气读完才过瘾,但《弄蛇人的笛声》让我卡壳了。但宿命的是,我不得不读这篇让我本能恐惧、排斥甚至拒斥的文章。因为要策划、编辑一套当代散文名家的丛书,我必须一字一句地读完《巨鲸歌唱》里的每一篇文章。更要命的是周晓枫把那篇致命的《弄蛇人的笛声》排在《巨鲸歌唱》的第一篇。只好硬着头皮去读,而且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看来编辑也是一种致命的职业。中间不知停下多少次,周晓枫的修辞主义让我感到强烈的来自生理本能的反应,如果不是适时停下来或者用强力意志压迫自己,我随时有可能跳起来或大叫数声或把稿子扔在一旁,以排遣内心积压的恐惧。过分的是周晓枫有着精湛的修辞技艺,她不厌其烦地描写蛇那张令人恐惧的脸、毒牙及其注入肉体的感觉等,直读到让我两腿发软。不可思议的是面对这些细致入微像手术刀或雕刻刀一样的细致到令人颤抖的文字,让人无法想象周晓枫是在从来没有直面过这种令人脊背发冷的直觉经验下,一点点臆造出来的文字手术或雕塑想象。
一个作家为什么如此偏执地“折磨”自己和她的读者?我仿佛能够看到周晓枫在写作过程中被自己的塑造物吓得缩作一团。但她必须要写出来,得以告别藏在自己和人性内部的恐惧和宗教式的疑惑,这是一直折磨她的、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直面现实的必须使她顾不上照顾自己被折磨的残酷。实际上,相对于她之前的唯美而机智的修辞主义,她的文字已经有了另一种质感变化。原来她用修辞主义来表达人性的唯美和温暖,现在她用修辞主义来表达人性的绝望和凄凉处境。原来的修辞主义是文学化的,而眼下她步入了哲学化的修辞主义。《巨鲸歌唱》多少使她僭越了她作为散文家的身份,至少是一种散文随笔化的哲学表达。《弄蛇人的笛声》是写给那些深深为人性的恐惧与残酷所折磨的人们的。我觉得《巨鲸歌唱》和她之前的文字一道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周晓枫——以其才情来说,她是一个文学化的个体,以其对自我和现实的诚实来看,她则是一个终极追问主义者。
最令人绝望的,是其中的《月亮上的环形山》。一个绝美的舞蹈演员无法忍受残酷的现实逃到国外再无音信,剩下跳伞出身的丈夫——霍叔叔一个人照看一生都要躺在婴儿车而且永远不会长大的女儿。霍叔叔视残疾女儿如生命。最后,随着女儿生命的逝去,他像一枚辛劳一生的树叶一样从生命的枝头飘落了。《月亮上的环形山》是我读到的最令人感到残酷的文字之一。周晓枫却以唯美的修辞主义手法一点点把残酷将读者的神经摧垮,可谓“辣手摧花”。《弄蛇者的笛声》像蛇吐信一样“嗖嗖”地吐着恐惧与寒冷,体现一种修辞与思想美学,《月亮上的环形山》则有着人类命运的极端绝望与荒凉,有一种令人心碎的超越人类承受力的文字残酷。在这里,周晓枫把她的修辞主义运用到了形而上的极致。
但说到这里只说了它们的一半,它们的另一半指向的却是一个绝对而终极的存在:发自人性深处的恐惧、绝望和寒冷,到底来自人类的原罪,还是因为那位叫老子的智者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上苍的冷酷无情?这是周晓枫一直试图表达的宗教式的哲学命题,但之前的文字从未像《巨鲸歌唱》表达得如此彻底和绝望。作为一个终极主义者,我在周晓枫的表达中,看到的是苍天的一颗眼泪。周晓枫却以她的修辞主义试图对人类某些既有的思想甚至终极,进行超越边界的拆毁重建——的确,无论客观或者主观世界,我们不得不面对周晓枫笔下人性刻骨的悲惨和绝望的现实感。月亮是一种近乎奇迹的美丽象征,里面却横亘着坚硬而冷酷的环形山,周晓枫说:“在入睡者的梦境之上,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环形山悬浮半空,那最沉重的同时也是最轻盈的,最优美的同时也是最伤感的……”
还好,里面有一篇以《巨鲸歌唱》为题目的文章,对我的阅读和编辑有一种精神上的补偿。 《巨鲸歌唱》既是书名,也是这部散文集的一篇重头文章,这是一篇舒展得有些过分的具有精神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字。里面可以看到周晓枫对于应然世界秩序的想象和建构,蓝色的大海和庞然大物的巨鲸是其构造美学的框架。尽管这个世界充斥着蓝色的绝望和海底世界般瞬间被毁灭的秩序,但我们的精神世界依然需要一种像大海一样的镜像和历史的想象力,它或许会成为人类一种自救的方式与力量之一。
周晓枫为什么不满足于一个纯粹作家的角色而频频向自我认知亮剑并逼向这个世界?从这本书的其他篇章里或许能够找到答案——《盛年》 《夏至》《毒牙》《独唱》《齿痕》等可以说是周晓枫精神演变的文字见证,构成了周晓枫的精神成长史和她成为文字思想者的成因。它们是她含着眼泪的歌唱与成长,从中可以看到周晓枫精神蜕变的过程与细节。这些文章与《弄蛇者的笛声》《巨鲸歌唱》《月亮上的环形山》等构成了一个写作者完整的精神与思想生态,而其中刻骨的痛感是其思想生长的声线。在《齿痕》里,周晓枫被可恶的牙医误导进行齿形矫正,每天被巨大的疼痛所控制,有时会在高速公路上停下车来,在路旁哭一会儿,但她没有把怨恨归结给不负责任的牙医,而是指向自己对人性轻易的信任和自我状态的恍惚——是什么使她对这个自己早已习以为常的世界再一次感到惊讶和不解?
但这里必须要看到周晓枫所做的精神挣扎,在整本书中周晓枫似乎都不得不面对两种力量,一是时代精神所挟裹着的物质主义,二是在一个以男性作家为主导的话语权里,她必须要面对写作的庸俗主义和话语强权。周晓枫极有个性的写作是否意味着在男权主义社会里,一种女性主义或个性主义写作的难度?
读完《巨鲸歌唱》这本书之后的夜晚,我几次遇到多年没有光临的梦境之蛇。我的恐蛇后遗症像一个致命的吸毒者,被一本冒着寒气的书所撬动,又一次让我陷入一种精神的致命复吸,让我不得不又一次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阴暗。但周晓枫或许可以借此治愈自己作为写作者的疾病并把自己的精神空间拓展到另一个领域。周晓枫在《巨鲸歌唱》这本书里,没有给自己预留任何余地,像一个在无影灯下手执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划向自己灵魂深处和这个世界的痼疾。说实在的,这的确让人觉得有点“心狠手黑”!
也可以说,《巨鲸歌唱》让周晓枫成为一个习惯把自己逼到死角的作家。
动物界法则和理想秩序
我一直想为秩序这个看起来令人困惑不解而备受歪曲利用的概念,寻找一种非人类规则的注脚。我甚至怀疑人类的智力为何能制造出这个相对主义的概念,认定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其借鉴原型。这个固执的想法让我吃尽了苦头,但没有想到此问题会在一部书里得以迅速轻易解决。它是新散文作家周晓枫的《斑纹:兽皮上的地图》,其中所写的动物界法则——一个似乎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却让人类绞尽脑汁的道理,帮我解决了疑问。这是一部写动物和人类生存状况及其关系的书,那天和朋友一起去书店,他帮我买下了它。
秩序,这个在动物界或者更大的系统内存在的普遍法则,是使整个世界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平等是它不可分割的另一面。我想,这个现实原型一定照耀过某位哲人,让他在这个如阿基米德发现浮力一样的重大发现中欣喜若狂,然后把它放进人类社会这个“难题实验室”里去。只是他没有说明这一类似天启的原型基础,转而进入人类游戏规则的研究,或许他不愿意泄露这个秘密……最后秩序主义理念渐渐形成(对秩序主义及各种伟大思想和观点我一直相信某种天启说——也许我的这种固执在有些人看来有些荒唐可笑)。但应该说这个实验也暴露了人类的弱点,当把秩序主义的结果放在人们面前时,困惑和困难也同时接踵而至。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对人性部分的异化程度已让人黑白不分、本末倒置,这个理性主义至上的族类已经变得对一切都不再相信,对简单和平凡等基本现象失去了理解力——经历过苦难的人类,像一个智力一般的学生,在学习方程及微积分等高级复杂的运算之后,连对一道曾经做过的小学四年级的应用题也束手无策。人类习惯于忘记苦难并把苦难转嫁给别人,酷像藤蔓植物疯狂地生长,自己失掉根之后靠寄生和榨取异类而生存。这对人类这个族群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哀。
这种原型推演原理其实非常简单,周晓枫的《斑纹:兽皮上的地图》用了一半多一点的文字便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动物界同类之间的自由和平等法则以及整个物种发展平衡的规律本身已经告诉我们平等秩序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让人产生终极意义上的敬畏。进而在人类社会伦理制度的实践中说明,这一问题对人类这一物种的发展有多么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为什么拒绝“模仿”?或为什么在“模仿”时出现了问题,有时甚至不惜流血,难道是对这一法则的误解、歪曲和利用?人类把这一切搞复杂了吗?还是人性的“恶”所致?问题的实质是人类平等秩序的规则和规律往往以其反面进行,并且以它们作为虚伪的幌子,这种违犯基本法则和规律的行为有时却在大地上得以大面积上演。人类在“模仿术”中露出其拙劣、丑陋、凶恶的一面,这是一件最令人伤心失望的事情。有时这会让人产生一种人类在动物界面前几乎不值得一提的想法——或许飞鸟的一个动作或事件的纯洁性和纯粹性,便可以让处心积虑、穷凶极恶的物种不堪一击。事情就这么简单——遇到问题时向自己的其他物种学习,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类仍然没有学会。难道人类不屑于还是不善于学习和借鉴?但这个极端疯狂的族类在满足自己的贪婪时,却从来没有手软过,为达到目的从来不惜任何代价,这是地球上这个最庞大的族群最让人叹服、惊讶和无奈的地方,可笑的是人们却借此相信自己具有统治宇宙的能力。
看了《斑纹:兽皮上的地图》或许一定会让人知道什么叫作人类处境的尴尬和荒唐——这种尴尬和荒唐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其中包括作者自己所感到的尴尬),而且以现在进行时的状态进行着,而这一切让作家感到触目惊心。
周晓枫所重视的,不是人类以权力和利益为最高规则的“现实”,而是人类对规则的破坏程度,以及重建或创造一种规则、探讨一种人类与世界万物和平相处的可能性,但这让她感到满目疮痍和个体的无力。在深感万物自由平等之珍贵同时,她只好为处于金字塔顶上的人类“自制”的各种规则,对其他族类的侵犯和伤害而忏悔,甚至在绝望地、以一己的力量补救着人类的“过失”。在这个世界的“大伤”面前,面对这个族类的“发展史(血腥史、杀戮史、灾难史?)”,她的心灵可能有太多类似天启的预置的伤——一种疼的预置产生于一个生命诞生以前很久的时光,它可能产生于人类向动物界放出的第一支呼啸的冷箭或同样冰冷的子弹。她向往并试图维护一种她认为更加公正的法则,并把公正规则的维护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值得一生身体力行的事情。动物界法则,这一在她看来更具有世界性法则意义的规则雏形,恰恰是一直为人类社会所忽视或漠视的精神财富借鉴。而且,像信守诺言一样,她已经养成“ 已是多年的习惯,我至今常去动物园,带上水果、面包之类,这让我有种错觉——仿若探视病床上的家人,我去看望铁栅后的它们”。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看望,而是在坚守和维护一种规则、道义和人性底线,这种类似有点绝望的“无力”却是维系着拯救自己灵魂和人类精神的纽带!
我不敢想象她靠近和饲喂动物时的动作和眼神。当她对它们流露出动情的怜悯之色时,她一定没有想到,她是在为这个世界规则之外的整个族群赎罪,还是为自己作为残忍族类的一员而自救。尽管她知道自己的这点“帮助”微薄而无力,但还是坚持这样去做,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微薄和无力”,让她几乎付出了全部心力,她甚至为去见那些备受伤害者而精心打扮自己。她感到一种深深的“疼痛”,或许这种“疼痛”源于人类在秩序和规则普遍失却后的同类的痛和孤独——人类建立了一种独立于整个世界之外的规则并视这个世界为己有而把自己与世隔绝起来。这是灾难的开始和必然——其实人类是寒冷孤独的。她在仍然这样做的同时,感到自己有必要先在心底制造一种平等规则,以维持整个世界的平衡,或许只有这样做才能让她感到自己及同类才是真正有力的。也许很久以前,她已经开始做了,她把这些经历和感受一点点写在纸上,在心中建立并完善一种规则(其实是在建立和完善一种世界秩序)——或许她觉得只有这样为自己的族群求得的宽恕才更体面些,不至于使自己所属的族类颜面和尊严尽失(如果还有尊严可言的话)。她似乎和动物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动物们牵动着她,与它们往来让她感到没有任何界限。烂熟于心的动物界法则对她已不是问题,她有着更高的具有秩序主义色彩的人类理想和夙愿——人类与整个世界的融洽相处(其实这已是一种最低要求)——不要说人类对动物的虐杀,想一想对同类的残忍便足以触目惊心,令人惊异于这个叫作“人”的族类的凶残了。或许这些是她让自己降低标准的原因,满足于与动物界哪怕一时的相聚,但这种反差和张力让她在文字中最大限度地追寻世界普遍规则的终极意义。
在周晓枫的道德伦理谱系中,人类应该是宇宙间一种和众生平等的族群,但正是这个她身处其中的同类却拥有最强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人类在破坏自己生态平衡的同时破坏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她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和弱,并且无可选择——只能选择用文字工整地记下眼前发生的一切,尽力给那些受伤者一点关爱,试图用文字和自己的行动让眼前的世界变得美好一点。她深知,这个世界之所以这样血腥弥漫战火纷飞,也许是因为人性的贪婪和骄傲。尽管这似乎已经变成人类本性的一部分,但她依然希望有朝一日,那个曾经给予自己爱和自己依然爱着的世界,一觉醒来,阳光明媚——这个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理想不能不让人深受感动,并为人类的罪恶而忏悔祈祷。或许她最想说的,是如果人类早一点放下绝望的屠刀,那个曾经美好的世界秩序或许可以最大限度地复原,人类应该学会如何和整个世界永远和睦相处,这是人类之所以成其为人类的必备要素和基本本领。但她没有这样做,她也没有像哲学家一样刻意去为人类寻找一剂生涩枯燥的良药,她感到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用最为朴素、简单和纯粹的文字和行为去解决这个问题,这反而让她站得更高,得以通过这些有心灵和灵魂的文字,让她试着寻找一种“世界规则”和“世界秩序”,即在相互尊重平等的基础上的爱的规则——只有在一种大爱的秩序下,才能使世界真正能够做到秩序下的平等,得以和平相处。
《斑纹:兽皮上的地图》,周晓枫用朴素而简单的道理和文字,塑造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规则和动物界神话,这些文字的张力又一次让人感到生命能量爆发的不可思议,一个单薄身躯怎能容纳如此珍贵的心灵和无边的爱。它让人想到世界力量的源头。这让我不禁想起因试图创造一种“大地规则”而仆倒的散文家苇岸先生,他说:“我欣赏这样两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或艺术家,应是通过其作品,有助于世人走向‘尧舜’或回到‘童年’的人。”这些让人感到宽阔、博大和谦卑的文字,应该是人的一种基本品质,人类却把它遗弃了,但在今天以至很远的将来它们会日益呈现出其基本价值和远见卓识,人们迟早也会明白我如此表 达并非故弄玄虚和耸人听闻。
周晓枫找到了她的“世界法则”:在她眼里鸟儿是靠近上天最近的族类,这也是在她的文字中最多提到的一点,它仿佛不停地提醒着人类的遗忘。她说,“上帝的财产有着公正的分配方案,每种生物都拥有应得的一份。但是我们强占了土地和森林,还不想给原有的主人留下最后一口活命的粮食……今天我需要足够的耐心,来为父辈的错误请求原谅”;“我把瓜子和松子一类的坚果嗑开,然后把仁儿作为礼物。通过食物的间接传递,我的嘴唇亲吻了它们小小的喙。经常咬嗑瓜子,我的门齿留下一个不易看出的缺口,这是我最光荣、最甜蜜的一次负伤。”这是她对待鸟类最卑微的平民——麻雀的态度,而且同样事无巨细地和其他的族类和睦相处;但借此逐渐建立的“世界规则”,并未把她所质疑的人类规则排除在外,她依然像爱万物一样爱着有着罪恶感的同类——“我们不能对人一律贬斥,对动物一律讴歌,因为要想在这个分配不均的世界实现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的,提倡平等精神不过是期待对强者的感化和对弱者的安慰,在近似平等的状态下,已涵盖了强者对弱者的宽宥和让步。聪敏的人类虽是世界的灵物,得到神的格外垂青,但我仍然觉得,人的任何骄傲都应维持在有限的量内,当他滥用着某种特权,他实际上正在违背着天恩。”法则和秩序逐渐清晰完备,这或许让她心里得到些许安慰。但人们往往不知道丰富心灵的下一行文字会说些什么,这个无意用文学制定出“世界规则”的人又去做了些什么呢?
秋日的阳光淡淡照耀着,树叶缓缓飘逝下来。我穿着一件熨帖的羊毛衫,坐在动物园的长椅上冥想着。我不知道动物是怎么看待我这个披着羊皮的人,但我知道,我此刻的温暖是动物给予的,是它们脱下了唯一的衣裳,披在了我的肩上。(周晓枫《斑纹:兽皮上的地图》)
她以这种方式为受伤者和自己疗伤,寻求应有的安慰和世界的法则——这世界需要这种温暖,这是人类最为珍贵财富的一部分。我渴望大地上持有这种“大地规则”和“世界法则”的人渐渐多起来,并作为一种珍奇的族类布满大地——人们迟早会明白这一切对这个世界有多么重要,大概此时会有大批的人像周晓枫一样默默地正做着可以称为大地上最为崇高的事业吧。借此可以看到上苍为人类划定的无限广阔的疆域,像人类的长城一样在大地上逶迤绵延,世界性法则和人性的秩序于此显现出其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的珍贵——它们时刻以它们自己的方式保护着大地和所有族类。
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有朝一日能随周晓枫去一次动物园,亲眼看她饲喂那些受伤的“异类”,并试图伸出自己已经罪恶的双手,靠近那些上帝的生灵,洗净自己,以使自己的灵魂有资格到她的“动物界法则或自由理想”里徜徉——以同情弱者的底层意识作支撑的法则或理想,显示着一种“弱”的力,它支撑着这个世界,而这往往是一个生命的一种潜意识行为——它可以叫做终极之爱!
我想象不出,世上还有什么比这种源自生命的内在规则和秩序更珍贵。
写作者必备手册
一直被一种对文学的近乎崇敬的心理压得喘不过气来,与其说对文学的热爱,倒不如说是对它的恐惧更恰当。时刻生活在这种恐惧和紧张中多么可怕——僵硬,狂热,疯狂,神经质,像在厮杀和囚禁中的动作僵硬变形一样,活着便成了一尊使自我变态废掉的雕塑。我对此深有体悟,上学时学钢琴,为了更好地自我表现,故意装腔作势,做出一副大钢琴家的模样,弄得自己手指、手腕乃至全身僵硬,神经紧张,最后琴没练会,却练出了一身毛病。后来,这种僵硬转移到写作上,一坐到电脑前便浑身紧张,仿佛非一下写出传世之作不可,这使我苦不堪言,曾一度使我几乎精神失常。后来告诉自己,我本不爱文学,只不过爱因其而来的名声和各种好处、虚荣心在作怪而已。直到读到周晓枫《醉花打人爱谁谁》这本可以完全放松解除自己武装的书,感觉自己一下被彻底解放了,心里由衷地感谢她。在她率意自然而又透着智慧幽默的尽情挥洒的字里行间中,感觉自己像从死里复活一样灵魂轻松惬意。套用她书里幽默语气:读这些文字真像亲人一样,而对自己的那些僵硬文字感到字字面目可憎。
《醉花打人爱谁谁》是一本真正能够解除写作恐惧综合征武装的书,是给凡是患过写作紧张恐惧综合征的人的一剂良方猛药。周晓枫是一个写作极其认真的作家,认真到因写作而“折磨”自己的程度。不难想象她曾为写作所吃的苦头——写作之于她无疑是灵魂的一次次质变羽化,可想而知其难度和痛苦蜕变程度。虽然在生活中她是一个给人一种幽默感和轻松感的人,但还是没想到她忽然用这种方式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她一贯认真严肃的新生代裂变派现代写作风格,给人以强烈的阅读心理反差。这无异于一个品质优秀遵守纪律的学生忽然干出一件“杀人越货”的事件,其让人惊骇的程度可想而知。也可以称为一件容易被忽略却非常重要的写作“谋反事件”,借此周晓枫可能要开始实现她的“不可告人的写作目的”——经过十几年的操练,这个一直对文学表面上抱以紧张、矜持甚至羞涩的写作者,终于对其对手拿出了自己的“凶器”,图穷匕见一般“阴险而原形毕露”。周晓枫说:“我习惯的文体是散文,要吊嗓门,非字正腔圆上不得舞台——久而久之,培养了我对写作的紧张情绪。常常佩服别人的纵情自如,到了自己,还是不能清唱。这次写得任性,打开电脑就敲字,几乎感觉不到脑体付出,没多久就是十几万,让我意外。”其实,这也许是一种“自救”,文学的锋刃时刻寒光闪闪,她晓得若继续自己原来的写作状态会是自己怎样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被文学的利刃误伤也未可知。她已积聚了足够的力量,于是长舒一口气,开始了文学方阵上武林高手般的腾、躲、闪、挪,身形轻盈,步法如飞,一剑封喉,谈笑间灰飞烟灭,收剑时有一种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内力。的确让人不由有一种喜形于色的阅读快感,一部书就这样表演秀一般轻松拿下。如果预测一下的话,周晓枫的这本书将是她由一般写作杀手走向高级职业写作杀手的转折点。这预示着周晓枫的写作下一步会走向脱去外壳的本真,蛹脱下外壳,羽化为漂亮的蝴蝶——它认为这样的飞舞天空最美丽。
然而,就文学本身来说,文字寒光闪闪之中,这的确不只是一件十分好玩的事情。从专业角度来说——无论从纯文学意义上,还是从文本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写作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所采用的材料司空见惯,比起那些让人感到“刺激”的泛滥成灾的类型作品,从这一点上已经输了大半,人们对这类材料肯定已经提不起任何精神。这真是一种让人捏把汗的选择,一向苛刻得让人吃惊的周晓枫,这次却像抓柴草一样随便将手伸向寻常生活,这的确让人有点替她着急——材料选得也太平淡无奇了。看到这里,心里似乎明白了:周晓枫可能写累了,想玩玩儿文字。然而,可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整体流畅、机智、幽默的写作风格下,一种人生境界随着啪啪敲键手指如雨滴般地起起落落,一点点凸现出来,雕刻时光一般随着岁月尘屑的落下而毫发毕现,生生把乏味甚至低俗的日常生活做成了一件纤尘不染的艺术品。这种“轻松”的写作方式无疑必须以足够的底蕴、背景、技术等精神资源做支撑,没有果敢自信的心与锐利之剑,断不敢贸然如此行事,这样的选择亦足可让人滚鞍落马。这种极容易坠入贫乏庸俗深谷的下场,有坊间大量使人耳目昏聩的恶俗尘嚣尸骨纸堆为证。用北京幽默方言连缀在一起的情感生活故事和平常人物图画,写起来不坠入俗套的可能性就此类文字泛滥程度而言没有足够的精神背景和写作定力概率几近于零,可以说周晓枫在跟自己开一个不小的玩笑,所以说周晓枫“打开电脑就敲字,几乎感觉不到脑体付出,没多久就是十几万”这种极具迷惑力的话千万不能相信,她的这剂偏方也并不是随便某个人都能轻易上手的。就这本书而言,说周晓枫是一个手起剑落、杀人如麻的文字凶手一点都不过分。那些被斩者甚至来不及呻吟一声便被结果了性命。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文本意义。中国人习惯了文以载道,凡写作即要端起架子,一副治病救人的悲悯救世面孔,写作尚未开始自己就先自我神圣得僵硬了。于是,文学酷似一种刑场,读者和作者之间本应其乐融融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有点如同刽子手与囚犯了。作者头上仿佛永远悬着的那把达克斯之剑令人时刻战战兢兢如临大敌,多少才华和心血都在刀光剑影般的恐惧中空耗掉了,何况还有林林总总的社会与心理原因,使写作者不快乐、不自由。这种写作的折磨此前似乎一直压抑着周晓枫,《醉花打人爱谁谁》终于给了她一个向形成写作习惯习俗的社会、心理、他者、自我等因素报复的机会,所以她的剑挥得毫不手软,甚至可以说非常快意。借此,她将长期禁锢在自己身上的一层厚厚的外壳和盔甲刺得粉碎。这样写作的意义就不单是对其写作者本人的,更具有普遍意义,对那些凡是有过写作紧张恐惧综合征的写作者,无疑是一种福音。文本随意而保持在非常高的叙述高度和品质层次上,不像那些随意而痞气十足一度泛滥的文本,其内涵和格调一直保持在非常高的精神层次上,随意率性自由个性张扬而又不对写作本身构成伤害和负面影响,这样的文本在污染成为时髦的空间尤其可贵和稀有,这是由其背后良好的写作品质决定的。写作不管如何自由,对文字、语言和文学本身类似古典顶礼膜拜意义上的尊重,使文字成其为文字、语言成其为语言、文学成其为文学,使其焕发出本身的古老魅力,大概是一个写作者最起码的素质——想到那些野蛮地驱赶鞭挞着文字,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糟蹋语言、任其痛苦呻吟的凶狠写作文本,令人担心古老汉字的清清源头被破坏得惨不忍睹痛苦不堪,想着那些长期被虐待的文字,真让人有一种痛心疾首之憾。所以,愈益显出精神清纯、曲高而平易之文本之珍贵,从写作心态上的放松自如,到文字语言自然释放般的写作, 《醉花打人爱谁谁》的文字焕发了本身固有的点石成金和撒豆成兵的语言神奇。
“坦率地说,我乐于享受现在的寂寞,安全,又超然物外,环顾周围的男欢女爱,我喜欢自己在刻薄里保持的冷静态度。”“美德这个东西,是特别沉重的一种气体,所以人们才说它是财富,有种物质般沉甸甸的重量,如果不经常做好事,放下一些美德的包袱,一个人会被压死的。他不得不如此呵,让一个好人不做好事,比让一个坏人不做坏事难多了。”“民谚说得好: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只要找到两棵树,那你就不是上吊,而是上吊床了。”
从中国人写作惯性和文字原初意义上,说周晓枫的《醉花打人爱谁谁》这本书是一个书写史上为数不多的对写作者有益的文本是不过分的,也可以说是一本为写作者而写的一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它已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范畴而凸显其为数极少的文本意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纪念的文字事件。不过,这种故意可能连周晓枫自己也不一定能够非常清晰地意识到的意外收获的“歪打正着”。
文字的幽默和率性并非能够随意为之的,它至少需要写作功力、一颗平常心、足够的底蕴和自信、健全的人格、超脱和智慧等做支撑。一个人做到板起面孔正襟危坐进行说教比较容易,做到在嬉笑怒骂和幽默自然中体现自己的人格理念和人生境界,撕下那层一本正经的遮羞布而身体力行,不仅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生命底色的昭显,这种首先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得一览无余的坦诚做法——虚伪是不可能带来智慧和幽默的,不仅需要一双正视自己的客观之眼,更需要艺高人胆大甚至杀人越货的灵魂洒脱和绝世武功。人们总是试图改变自己,像一个乡下人来到城里,面对忽然陌生和斑斓的世界,努力调整自己适应,但很难说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而说这种改变是更好地回到原来自己的方式也许更恰切些。灵魂总是利用一些技术性问题耍一些花招,有时甚至连自己似乎也能被迷惑,过一段时间才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灵魂还是会按照自己的路子前进,虽然有时会用一些类似欲擒故纵之术。《醉花打人爱谁谁》就这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方式写成了。
有时,见到周晓枫会有一种意外收获,好像忽然发现她仿佛身高竟然一下增长了很多,这是否与她的写作有某种相似性。所以我特别感谢周晓枫,因为她的这本书,我或许能够解脱自己的写作心理综合征。那样,真要说谢天谢地了。好吧,让我们深呼一口气放松下来,开始读这本叫作《醉花打人爱谁谁》的意外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