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知寒,生于1994年,作品见《人民文学》《当代》《花城》等,曾获萧红青年文学奖,人民文学新人奖,钟山之星佳作奖,丁玲文学奖。出版小说集《一团坚冰》。
写作没有什么转向,因为它一直转,我需要坐稳当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写作的?从什么时刻开始,你意识到自己能成为作家?
杨知寒:写作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对我是这样。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沉浸,感觉时间快速过去,内心横亘着的情绪跟着游走,并非总被化解,但能清楚感觉到,自己有血有肉存在于世。真认定写作可以成为工作,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当然在后来。说是后来,也挺早了,开始知道自己干这件事最快活,没有疲倦的意思,且越写下去,越觉得不够彻底,老有留白。那是大学期间就有的打算。当时人浑浑噩噩的,感觉玩得也差不多了,想多试一试。于是试下来,到现在。
记者:能简单介绍下《一团坚冰》这本小说集吗?比如,这些篇目的写作跨度,你是如何选择的这些篇目,以及想向读者传达一种什么讯息?
杨知寒:《一团坚冰》是一本我投入很多感情的中短篇集,没太多想法,写到这里,能攒成一本就出来了。写作跨度是在大学毕业两年后,从2018夏天的《连环收缴》到2021冬天的《一团坚冰》,都是这几年的事。除了少有几篇练笔的敏感的,能放进去的应该都在这里。也谈不上选择,我还不是一个有很多储备的写作者。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出现,似乎也呈现了一段时期里相似的气质,都还是一些讲人情命运的故事。有些发生在很冷的时候,有些发生在早先,有的更贴近现在,未必能传达出我想传达出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清晰的计划。不过好像歪打正着,有天想到一团坚冰四个字,就写了,也用在书名上。或许可以表达我当下的一些态度。在冷硬的生活场面中,希望如悖论,是藏于坚冰的火种。这是浪漫,是卖火柴小女孩幻想的火光。
记者:在2013年到2017年期间,你先后创作了《寂寞年生人》《沈清寻》等小说发布在网络平台。这段时期的写作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触,让你之后转向严肃文学的创作?写作上的转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知寒:这段时期不明确自己能不能继续写作,更多是当一种安身立命的手段,挣点钱养活自己,余下尽可能摸清楚怎么把东西写好,达成自己期望中一个样子。网络文学的特点是好看,故事性强,有亲切感。所以这段时期的经历也巩固了我自己一些文学认识,算养成了个人的趣味。网络写作也好,纸上写作也好,对我更像换了渠道,这期间我的口味也在变化,所以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以后我也许还会这样做。一时期想写什么,觉得最有感觉,就去试一试,继续努力,看能不能达到想实现的“好小说”。写能让大家读下去,又不用受太多商业制约的东西,回答出可能我在下一个时段想回答的问题。从这个方面说,写作没有什么转向,因为它一直转,我需要坐稳当。
记者:你的小说给我感觉弥漫着浓厚的上世纪90年代的气息,当然不是说写法,而是指人物的状态,似乎没有经受当下信息和网络的轰炸,说用情可能不准确,但并不是当下速食和快捷的感觉。彼时,你正处在孩童时期,你是否有很深的90年代情结?
杨知寒:是的。好像我周围接触到的人,都对过去那个没被智能科技裹挟住的年代留有怀念。我也是其中一分子,而那个时期恰处我的童年少年,到2012年我高中毕业,微博已经兴起,微信接踵而来,你会开始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那个时期前的事儿让你觉得特别扎实,还发生在你的性格成熟前。儿童心性是敏感的,尤其我喜欢静静观察点儿什么。这一切让90年代、00年代在我的记忆中,因寂寞有了难以磨灭的旧时间光彩。再加上此后,我离开北方,对东北的大面积记忆便留在那里。我们那时谁如果上学揣了一个苹果手机,就会觉得这个人携带了挺高的科技,就是如此,在我记忆中,好像周围也没有对信息和网络太狂热的关注。我们傻过日子,傻玩,傻学,更多时间都泡在空想里,也是一种黄金时代。这本小说集里又不全是同龄人的故事,长辈们在那个时期也需要拿出更多勇气面对,甚至是拿出很多人性里深刻的东西,来面对本就深刻的抉择。这些当你还是个小孩子时不能懂得,让我牢记的是不懂又觉得不对的感觉。后来去挖这些,以成人观点重新思考,发现的确是理解更多,遗憾也伴随得多。
外头可以写,可以关注,眼下我眷恋母地
记者:你在外出求学前生活在齐齐哈尔,这个偏远的东北小城也是你写作的主要的发生地。你所见所闻的家乡,与你笔下的有何异同?
杨知寒:没啥差别,或者说文学和生活一定要有一点儿差别,这个好像难避免。把小说全写成了照片儿,也没大意思,会有加工,这是写作者不能偷懒的事情。在走出齐齐哈尔前,我丝毫不觉得自己生在了一个偏远的地方。我能从电视里看到繁华世界的样子,对一个生活满意的人来说,锦上添花不太会被注意,尤其是我们这儿冬天寒冷,已经习惯,不觉得雪中送炭宝贵,雪天就该送炭,集中供暖嘛。好些事情,真是离开以后才觉得珍惜,脱离了一个熟悉的环境,又走了一些地方,会很清晰地认知。朋友家人也会担心,你别把自己的经验写尽了呀,故步自封,咋往外走?我还是比较固执地认为,没有走完,面积越走越大。一个人对一处地域的了解能有多深多全,还是别把自己看得太能。外头可以写,可以关注,眼下,我眷恋母地。现在每年回家,内心有点虚,有惭愧的东西。家乡人民可爱,家乡景色不变,天真蓝,水真清,在经济发展变缓的事实下,时光也真安静,倒收容了我好些卑劣的念头,过去不这样觉得。一年年岁数长上来,缨枪上锈迹也重了,好些时候,不忍得擦,还有好些时候,忍痛,才能拔出一回。这么说来,写作渐渐成为安慰人的方式一种,遗憾之余,青山仍在,既然要活,还是有希望些好。这种希望可能本就有,可能要在文字里带出,还是信,光在大地上存在,我的家乡,是个安乐地带。
记者:这几年,你的写作主要集中在中短篇。是什么激发你去要写一个短篇?有的人是被一个场景触动,有的人是受情绪的影响,那你最看重短篇小说的什么?
杨知寒:两种情况都有,双方辅佐,或许说更像被一种玄惑的气氛指引,你不明白为什么对这个久难忘怀,你不自量力,想写出一点儿根源来。我很喜欢短篇小说,在有限的篇幅里经营故事,可能小一点儿的空间,简单一点儿的事情,更打动我。这完全是个人趣味。看电影也喜欢那些几段式的,觉得容易进入,感到沉浸。短篇小说让你觉得是一直有一种空气凝结在里头的,能被完全包裹住,很叫人着迷。所以我更看重的短篇特性,是氛围。氛围感如果营造得当,会让人被故事抓住之余,还能更多地进行发散,虽然写作是受限的,但思维更自由。喜欢那种设置简单、人数不多、强有张力的故事。
记者:在小说中,你对人物的细节和动作的把控令人印象深刻。你的作品中是否有固定的“个人化”的表达习惯,总会频繁出现的场景?
杨知寒:这个我说不太清楚,可能有吧,我理解是大家都有自己的表达习惯,跟生活中的癖好差不多,怎么表达是舒适的,它一定符合你的个性。我的一个写作习惯是在桌上摆镜子,这可能是笨方法了,对我有效,因为有时候校不准人物实在的呈现形态。这个时候只有推己及人,把自己代入小说情景,代入一个人物的灵魂,对照镜子,看“我”会有什么样的小动作和表情,力求鲜活一些。频繁出现的场景,这本小说里一定是冬天,下雪的时候。白天雾蒙蒙的,到夜晚变色,天下红雪,几个人踩在路上向前走,和梦幻似的天上对照,地面有些脏兮兮的融雪剂的效果,废纸片的飞旋……雪天几乎成了我记忆里的固定背景。
人性始终是我们想了解,但了解不全面的话题,这样写作者才有事情做
记者:“人民文学奖”颁奖词说,你走出了自己的圈层所限,使自己正在经历和经历过的生活,不再是写作的唯一素材来源。诸如《水漫蓝桥》里的东北二人转演员和厨子等角色,《虎坟》里的马戏团演员,《出徒》里的东北农民等……作为一个写作者,你是如何去体察和感受这些人物的?
杨知寒:我还没有跳出自己的圈层,这个还没实现,要慢慢来。如果阅历丰富些,素材取之不尽,能找到那些在身边的、生活中就有所触动的原型,是写作者的幸运,但你的确不能老依赖这个。有时我们说,要开拓自己触角抵达的范围,听起来费功夫,也的确需要多做功课,但我想最简单也最实在的,其实一通百通,做成一件便能达到这效果,或者说达到得最准确,就是将心比心。生而为人,天才和残缺都属少数,都是普通人,人理解人真的很费劲吗?还是愿不愿意能不能够的问题。至于写一些“边缘化”的小说人物,那么写作者需要去了解另一个客观真实的世界,这种功课没人能替,要做得足,在别人相信这个故事的确能发生的前提下,让你的人物于一个没见识过、但你心向往之的时空里活动起来,走他该走的运。你提到的三篇小说,都是在这种感受下完成,也有点儿怪,因不是对人物先感兴趣,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先触动我。二人转作为地方戏种,即便我是东北人,成长过程中它也一直作为不上台面的东西,被我和周围人冷淡甚至轻蔑,现在喜欢得都有点迷上了,像《水漫蓝桥》这样的二人转正戏还有许多,鲜活的民间口语,演员们表演也灵动,在近三十岁的现在,非常打动我。那是最淳朴也最筋道的语言,它其中旺盛的生命力,和东北人的性格底色息息相关。至于《虎坟》,我们那个小地方马戏团常年存在,我挺惊讶的。这种惊讶后知后觉,学生时代班里就有学马戏的同学,当时不觉特别。后来查一些资料,知道他们当下存在的艰难,尤其是动物表演越来越有争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人和他的表演同事——一只老虎,怎样在凋敝了的行业环境中继续存在,人兽之间关系如何领会和被领会,让我觉得有意思。《出徒》是身边人的事情,熟悉也去过那个环境。人性始终是我们想了解,但了解不全面的话题,这样写作者才有事情做。还是先有感受吧,感受是一切的发端,好比地基,有它,我们再砌砖添瓦。
记者:2019年你在《中华文学选刊》的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中,谈过印象深刻的作家,诸如芥川龙之介、陀思妥耶夫斯基、菲利普·迪昂等。三年过去,虽时间不长,但一个青年写作者无疑处在激烈的变化中。如今回望,这个作家的名单又添加了吗?在阅读和写作上,有什么变化和思索?
杨知寒:书单要一直变下去的,你的注意力不会停在一个地方。不过喜欢过的作家,都还持续喜欢,当时欣赏有当时的缘故,且写作是没止境的事,没止境一方面是没终点,一方面也总要盘桓。过去着迷的作家,现在还看,还会被打动。比如雪莉·杰克逊,我最近还看她的小说,一样喜欢,那种孜孜不倦专注于挖掘日常中不对劲瞬间的癖好,仍然合我的口味。学生时代喜欢看又难又艰的书,带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招摇过市,让我感觉自己帅惨了。那时兴趣广博,相较课业什么都能有点儿兴趣,看得杂,不管开卷有没有益,自己真明白假明白,总是要开卷。现在不拧巴了,想看什么看点儿,看不下去就丢,好书也要等待时间,也许当下我不是它的理想读者。写作一样,会知道放一放。写不下去的时候,打一天游戏。游戏里枝繁叶茂,如异太空的异时间,我一会儿猎魔一会儿捡树枝,思维打开,松弛许多。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对于作家身份你有何感想?亲友如何看待你的这一身份?
杨知寒:作家是一个过去离我遥远的名词,现在也有些羞于承认,不矫情,的确是这个名词位置太高,自我对比觉得不能抵达。每当回家,我姥爷会觉得骄傲,他的身世复杂,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确切的生辰,是心性敏感、独来独往、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的一类老人。家族里他最懂得我,也对我最安慰,现在还会双手一握,告诉我说,要做东北大地上的琼瑶。这是老人家最朴素的心愿,无可辩驳,大约他是希望我能多写点儿打动人心的东西吧,那么,我们有一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