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互相发明及“中国深度”——生态文学简论
近年来，“生态文学”的概念及其文学实践正在稳步推进，开始引发人们的关注和热情。这种状况显得有些意味深长。虽然学界也不乏一些围绕它所进行的理论探讨与分析，但如何确定定义和理解这种现象，似乎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目前来说，人们还只是满足于在它的旗帜下认领各自的位置与归属地，并借此完成自己的文学实践。至于它涉及的一些根本性难题，尚不够明了也无实质性进展。譬如：生态文学是传统文学的某种自然演化与延续吗？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吗？它是文学在现代社会发生根本的结构性变化之际的一种应激反应吗？抑或，它是文学的终极之地吗？
上述问题虽然可以归结为一种整体文学场域并给予一种整体性的描述，但它们其实都有不同的解释路径，并且各自指向不同的领域，需要以不同的视野和逻辑去加以引导与处理，尤其需要广阔的哲学、社会学思考方向，而不能将其视作是一个简单的文学史内部问题去理解。简言之，生态文学的出现以及对它的讨论方法，更接近文化研究的范畴，而不是对文学修辞和表达对象的过度强调。并非我们面对自然去书写就必然能创作出生态文学，同理，模仿现代派文学或者“西马”学者如马尔库塞对现代文明的猛烈批判，也难以克服我们在现代社会中遭遇的各种不适感和陌生感。如果不是这么看待问题的话，当我们面对陶渊明的归隐山林或王维的田园诗歌以及中国文学史上极为普遍存在的对大自然的放歌吟咏，就无法区分它们与当下生态文学的本质差异。
严格说来，生态文学是不是一种新的文学类型，还存在争议。也就是说，尽管它们可能带有一些鲜明的外部特征，但我们仍然无法从题材的层面上去确认它。用更通俗的表述说，要抵进生态文学的真相，作者写了什么固然很重要，但是看作者怎么写才更重要。究其实质，生态文学乃是欧洲工业革命与现代文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直接伴生物，它是在现代文明突破了人类生存的边界后才逐渐被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并且也仅仅是这种意识的一部分在文学方面的体现而已。而对现代文明的边界有怎样的理解和认知，绝不是依靠题材、修辞等等文学手段就可以解决的。它是一种哲学思想，有时在形式上表现为对于自然的亲近，有时可能被表现为对于历史运动的逆向思考。因此，人们把它的源头追溯到美国作家亨利·梭罗和他的《瓦尔登湖》是有道理的。
如果把梭罗和《瓦尔登湖》理解为生态文学的远景，那么发源并崛起于20世纪70年代从美国到欧洲的“绿色运动”则是它扎扎实实的近景。以今天的美学观点来看，梭罗的写作其实很难就其“文学性”价值进行深入讨论，他的写作及文本价值，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追认”的。这一点完全得益于“绿色运动”作为一种波及全球的思想建构与文化认同的出现。而活跃于当下令人瞩目的中国生态文学，其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与梭罗及《瓦尔登湖》的被追认其实出于同一逻辑。
厘清这些背景性因素，对于理解生态文学的理论内容和具体实践都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生态文学有着非常特殊的不同于欧美文学的本土语境，因此它自身仍然包含着难以以一言蔽之的复杂性。中国生态文学如果希望在理论上获取清晰而有深度的阐释，其文学实践赢得具有说服力的高质量成绩，就不得不直面其自身所包含着的复杂关系，迎接各种复杂性的挑战。
挑战之一，是人如何能“像自然一样思考”。我知道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说法，它的实质是提示人们必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这一古老的关系。这确实是个由来已久的老话题，至少，从卢梭与浪漫主义纠缠不清并且倡导自然崇拜时，这种关系就被定义过，并且影响深远。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儿》中曾咬牙切齿地说过：“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在卢梭看来，被锁进社会关系而脱离了自然情感的人，其人性是完全不可靠的。一直以来，由卢梭所奠定的这些二元论式的硬核思想，都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考察文学史和学术史就会知道，卢梭的这种简洁有力而极端的思想，对后世法兰西乃至全世界的文学认知与实践，都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经他这些思想，开辟出了一条后世哲学、文学理论对于现代主义/现代派予以反思和批判的思想路径。比如，法国学者安托万·贡巴尼翁在2005年写了一本《反现代派》，细数了法国一系列受到浪漫主义影响而反眼看世界的头面人物，并就此梳理出了一条重新思考现代性的反现代路径。
时至今日，我们可能都受到过这条路径的启发，但也能明显发现这条路径的致命局限，那就是它把“人与自然”做了一种二元式的切割。当年梭罗只是在瓦尔登湖生活了两年就返回了社会，而按照卢梭建造的思想性“瓦尔登湖”崇拜，它设定人们只有住在其中才能获得圆满的人性。事实上这是一种变形的美学思想牢笼，它的出现制造了肉眼可见的人性悖论——即只有远离乃至隔绝人性，才能拥有完美人性。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一定存在着不少如此生活的人，他们远远地离开了被他们所厌弃的世界，披星戴月风餐露宿，或者深宅高门离群索居，趋近于一种“绝对自然”的状态。但我们无法判断他们是否真的获得了卢梭所说的圆满的人性，尤其无法赋予其意义。生态文学在面对这样一种具有迷惑性的状况（无论这种状况是话语层面还是生存层面）时，需要拥有自己的哲学认知和人性理解。
迄今为止，在这个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仍然是具有真理性的。马克思始终强调的一个纲领性论点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所有行为只有在其与他人构成社会关系时，才能讨论并呈现出价值意义。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认为人对自然的利用（包括认知、征服与改造）是社会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剥夺与攫取，而是在与自然的对话中重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离开了人的自然，是一个无以名状的沉默的存在，无从谈论它的意义。假设有一种极端的声音说，那就让自然沉默好了，用不着人类来赋予什么意义。我觉得我无法反驳这种声音，我只能说这颗星球或这个世界与它所孕育的人类这个物种，本就是生存在这个关系中无法分割。因此，我们无法假设一种可以剥离自然的人的“纯粹社会”生存状况，同样也无法想象一种没有人参与的纯粹自然。人与自然，始终处在一种互相认知、互相发明的状态中。
在生态文学所呈现的世界中，我认为人是最重要的主体，在那些对山川河流原野风貌尽情讴歌描述的作品中，在那些对自然的倾倒式崇拜中，人始终是无法真正置身事外的。我自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有时候我会带着器材去拍日出日落，拍群山之巅或者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很多人迹罕至的长城，等等。久而久之，我突然会意识到似乎缺少了什么，那些看似丰富的风光美景渐渐被压缩成另一种重复性的单调。我们还会发现，这样一种看起来单纯的自然，只要它们是需要被表达被叙述的，就无处不包含了人类的眼光。因此，我觉得生态文学里最重要的一端仍然是人的元素。生态文学如果不是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透彻理解人的命运，它就只是一个单纯的背景画面。当然也不能说那不是生态文学，但是离开了人的关系要素，生态文学当中被高度期待的“自然”的价值含义不仅没有那么丰富，甚至也失去了被表达的机会。因此，我理解的生态文学是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文学。我会对某种状况始终保持警惕，即在生态文学当中把自然单极化、把自然去人化。
挑战之二，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相对发达、生产力及生产效率极大提升的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如何达到一种和谐并缓解突如其来的“现代性”压力。这仍然是我们生态文学中包含的重要母题。由于生态文学受到其逻辑起点的规约，往往偏向于自然环境的审美渲染，或者专注于因为受自然条件限制而低效简单的传统生产关系的描写，比较擅长表现简单环境中人性的态度和立场，同理，也就不容易在新文明条件下去呈现复杂的社会关系层面中人与人的精神状态。“现代性”是一场令所有人都特别难受又不得不面对的颠覆性革命，它所改变的，绝不仅限于生产方式与经济活动，更包括生产关系中的价值判断及人与人相处的基本方式。我们时常怀念在物质条件不够丰厚的时期，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较单纯。我们看到很多与此相关的文学描写，都倾向于以一种审美方式刻画过往的纯粹，并渴望回到那样的圆满状态。然而他们却不太知道或者不愿意去学习和面对当下复杂社会关系里的人性难题，甚至在挫折时表现出一种拒绝和放弃的态度。就像那句网络梗所说的，“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
对于文学来说，这显然是一种考验，也更是用武之地。进而言之，生态文学尤其不能绕开这个问题去定义和表达自己。自从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在各个领域深入推进并成为历史大势之后，上述情形越来越彰显出了中国本土语境的特殊性与复杂性。相对说来，欧美的生态文学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历史条件下去思考一般性的环境保护问题，涉及欲望控制和材料甄别、消费降级等等，总体趋向是一种限制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选择；而对于中国语境下的生态文学来说，需要面对的问题就复杂得多。绿色环护这类生产问题被提上政治实践日程之后，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状会带来选择困难甚至没有选择的窘境。举例而言，环保政策在经济发展相对好的地方比较容易实施，而在经济上特别依赖某些企业的地方，选择起来会非常痛苦。生态文学当然解决不了也不必解决此类政策问题，但它却涉及一个写作者理解复杂问题的思想能力。这是生态文学的“中国深度”极富挑战也极富魅力之所在。
更为棘手的是，人们发现那句网络梗还有下半段：“农村路也滑，人心更复杂”，或者“农村道路远，套路更加险”等等。虽然都是玩笑梗，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社会问题引发的进退两难的精神苦恼。这种隐喻式的玩梗，打破了对于传统观念舒适区的审美想象。改革开放的实质是解放生产力，同时也使得原有的生产关系发生动摇或解体。即便是在经济不够发达的社会结构里，原来简单平稳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都在变化，甚至更加激烈。以往延续久远的鲜明清晰的伦理情感与道德价值的边界，都在上述变化中模糊起来，这些变革必然给人们造成巨大的困惑，深刻影响人与人的交往模式和自身的道德态度。这个挑战尤其是体现生态文学“中国深度”的场域，因为“生态”绝不仅仅是自然、环保等绿色问题，而更涵盖着“人与人”的灰色问题，需要写作者更加仔细地观察和深入地探讨，从而建立起理解分析新的文明状况的思想维度。
最后一点，是自然与科技发展突变关系中所产生的生态问题。与前两种挑战相比，这是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性”问题。这个意思是说，前两个挑战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不同判断与感受，它们与历史仍然保持着缓慢的、有连续性的可以理解的关系。但是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现代性”结束了过往历史的连续性，在文明的意义上，它释放出的能量既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似乎又充满道德恶意。对这种边界感丧失的强烈危机意识，是生态文学的核心伦理价值之一。这个问题涉及技术升级与生产工具的迭代，它在极大提升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时，是否会带来“科学侵略自然”的风险，这是被人类所担忧和关切的，尤其是生态文学着力表达的。
何谓“生态”？如果我们把“生态”理解为人类与自然之间所保持的和谐平衡状态，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所谓的“和谐平衡”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们只是相对意义上保持阶段性的平衡。而在事实上，人类生存活动中每一次工具的发明和使用，都不可避免地带来原有生态的失衡与变动。哪怕是最简单的石器的发明与使用，也使得原始人群的狩猎效率大大提高。人类借此获得更多的食物，让自己得以更多繁衍，而代价则是野生动物更大数量的被捕获及至死亡。人类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因为新工具的出现而造成的生态失衡。有些失衡持续的时间较长，有些则很短暂，但无一例外，人们最终都会克服新工具造成的恐慌，重新寻找到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衡状态，然后合理地利用工具，享受新文明的成果。
然而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科学技术突变与动力燃料的进阶，无论性质还是量级，都远非此前历史年代的任何变化所能比拟。特别是大机器工业制造带来的生产成本下降和产量的几何级过剩增长，对国际贸易市场的扩张性需求，不仅彻底粉碎了原有的世界生态平衡，也带来了殖民和战争。当海洋霸权文化驱使着利炮坚船从海平线上陡然升起，那些黑洞洞的炮口让农耕文明惊恐地发现，他们引以为傲的天行有常、生态和谐、自然大美，都变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法再用奇技淫巧、失道寡助这类传统理论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也无法安慰自己。他们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生存下来的问题。
其实最先站出来对这一切说“不”的，并不是被殖民被征服的弱势民族，而是欧洲人自己。早在那些“反现代派”理论出现之前，英国人就因为痛恨大机器制造剥夺了自己的土地和工作机会而爆发过著名的“捣毁机器”运动。然而，从工业革命到后工业时代，从信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直至今天如火如荼的AI算法大模型时代，科技革命的逻辑仿佛奥运精神，信仰的是“更高更快更强”，至于康德关注的“合目的性”的哲学诉求，作为美好的教条只在理论层面被尊奉。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敬畏在科技革命带来的巨大效率和便捷面前，其实始终居于次一级的地位。
在逻辑上，被捣毁的机器显得那么无辜，就像今天的AI技术极有可能并且在事实上已经诞生了“杀死人类”的冲动一样，它们都是人类自我欲望的产物。可是我们发现，当AI发出了对人类的威胁后，人们宽容地笑了笑说，要警惕，要好好使用，然后转过身爆发了比从前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夜以继日的研究中去。不可否认，在历史中，圣贤们对于欲望的深刻认知与控制的努力从没断绝过，人类希望规训它，让它变得乖巧可爱有利于自己，为此人类想了很多办法，诸如“小国寡民、弃智绝圣”的、宗教的、因果报应的以及审美教育的，等等。但今天看起来不能说毫无效果，但也都收效有限。
或者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也许，换一个思路就能天高地阔？如果“存天理灭人欲”的生活曾经是我们拼死反对的，人类为了争取到“欲望”的权利和自由而前赴后继不绝如缕，如果我们承认欲望是人类诞生繁衍的自我机能，而灭绝它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无从想象的，那么，我们的选择就只有一个：与它和解。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在何种程度上重建人与自然、科技与生态的关系了。
今天我们看到，在乡村和草原，传统的劳作方式正在被日新月异的技术工具改造着，人们取得了广泛的收获，似乎同时也在失去什么。换句话说，高效率的技术工具让传统的生态正在被动摇或者说正在被侵蚀，不过，一种新的生态正在悄然降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没有“门户之见”的一群人，他们没有走上两百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捣毁机器”的可笑路线，相反，他们热情地拥抱了新技术和新工具。一个最简单的现象，马在草原是多效能的劳动生产力，或战争或放牧，牧民喜爱这种高贵的动物。骑马在辽阔的草原自由驰骋不仅是劳作，更产生了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感。然而，现在的牧民基本不再骑马了，他们用摩托车取代了马匹。当牧民骑着摩托车放牧的时候，是否显得滑稽？他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这个状态是否破坏了我们所在意的生态？或者与自然构成了一种新的关系？
这些被新的科技时代所激发出来的问题，最终都会回到“自由与平等”“效率与正义”等等传统范畴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前些日子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大动作获得成功，乃是科技造福人类的壮举。同样的壮举还包括几千年前伟大的建筑——长城，以及“南水北调”这样伟大的当世工程……所有这些究竟应该怎样定义？是对大自然肆无忌惮的破坏，还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都是生态文学需要面对以及回答的问题。
总之，新的生态状况正在提出新的可能性。我始终认为，生态文学应该坚持一种人与自然互相发明的立场，既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霸权姿态，也要警惕把自然单极化、去人化的写作。作为生态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们应当具备一种迎接挑战的开放姿态，将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科技与自然等新课题放置于一种全新的时代关系中去观测，将生态文学放置到一个新的文明水平上去思考。如果生态文学意识不到上述关系，体验不到“中国深度”，那么生态文学很可能会停留在原有的舒适区，很难为这个时代提供更有价值的文学思考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