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淑：论迟子建长篇小说的时代经验与历史想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推进，中国当代文化也在勘察历史、反思时代和走向世界中不断前行。这个过程中，迟子建将“民族—国家”的想象持续开放给“传统文明国家的伟大复兴”中“活动的文化”，以文本化的历史再生产对当代的文化经验和公共议题做出回应与表述。
一、“新”历史主义小说：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交融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共同体多从内部研究也就是美学和审美的角度推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基于社会机制的历史分析和价值评判，常被认为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事实上，自先锋文学思潮开始，历史小说就呈现出新历史主义的典型特征，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也自然成为与之匹配的研究范式。“历史的文本性”将小说视作被时代“叙述的文本”，主张在文本与其产生的社会时代语境间展开“政治性”和“历史性”研究，尤为重视在文本写作语境、接受语境和批评语境构成的时代语境与历史话语的语义链接中，明晰“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1）。
20世纪90年代以降，偏重情感营构和提倡世俗精神的社会文化变革趋势日趋显著，当真实、规律和必然性等范畴不再是塑造历史的标准前提后，抽象的、客观的大历史观开始不断弱化，叙事重心也由社稷大事和宏大视角转向个人叙事、欲望叙事和民间叙事。“史诗”的衰落常伴随着“诗史”的兴起。在西方，古希腊个人抒情文学的发展与荷马史诗的衰微相伴而生。在中国，当历史对小说御制放松，民间讲史就会挣脱对历史的依赖而获得更多权力与空间，即所谓“史统散而小说兴”（2）。
事实上，新历史主义虽然给历史小说研究带来了全新的知识与视野，却因水土不服而没能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全部加以兑现。一方面，中国有悠久的治史传统，早已生成出一整套持久有效的有关历史书写的经典文化和价值体系，朝邦兴衰更替、赓续革新、记国之大事的著史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正史教育形成的历史使命感，仍让作家们对历史拥有着信仰和抱负，将历史叙事视为“国之大事”。固然，作家不像之前那样在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学规范，致力于在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塑造中去把握历史和时代的本质，但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文学化的过程中，适应主流视野与期待，尊重正史的客观态度，仍是他们所坚守的价值，并不能完全做到海登·怀特所畅言的，将历史降格为文本中的花边与点缀。
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的”和“非历史的”的两级力量，为“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交构创造了契机和可能。南帆对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具有重要启示性：“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体社会，文学话语的分析单位是具体人生……历史话语热衷的题材往往是社会制度、战争、国家权力体系的交替、某些产生重大影响的特殊人物，如此等等，这些现象由于‘社会’范畴从而合成一种表示‘意义’的独立单位；文学话语热衷的题材往往是个体之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这些现象由于‘人生’范畴而合成另一种表示‘意义’的独立单位。”（3）
“历史精神”和“叙事主义”的相互兼容构成有关历史的新的讲述方式和叙事范式，这是“历史主义”向“新历史主义”的过渡形态，也是“新历史主义”在强大治史传统中国的美学实践过程中的适应性形态。这种叙事范式对应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生产官方的公共意志和大众的世俗需求的双重诉求——“1990年代，官方文化和大众文化寻到了意见交换和话语构造的平衡点：大众文化需要通过官方文化来获得承认和合法地位，而官方文化，需要大众文化为其提供直接的经济利益，以及更重要的，去占据因为僵硬的宣传文化被抛弃后留下的文化真空”（4）。历史小说在官方文化上继续保留讲述正统历史的功能，在世俗文化层面则将20世纪90年代世俗主义精神填充其中。
迟子建的“新历史主义本土化”实践，始终秉持积极的、整合性的历史观。她超越了简单的解构与颠覆，转而致力于弥合、对话与重建。她将西方的批判性理论工具与中国文化中对历史连续性、民间智慧以及人性光辉的信念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个既深刻反思历史、又充满人文温情的文学世界。
一方面，迟子建的历史书写，强化了“大历史”与“小叙事”关系的本土化调和。西方新历史主义强调解构宏大历史，聚焦于边缘、破碎的个人叙事，常带有强烈的怀疑论色彩。迟子建则采取了一种更具建设性和辩证性的“兼及”姿态。她既不放弃对国家民族“大历史”的尊重与叙述，又将叙事重心沉入“广袤的民间文化形态”和“稠密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使得她的小说既避免了传统历史主义“唯宏大叙事”的单一性，又避免了某些新历史主义作品完全坠入虚无、散漫的倾向。
另一方面，强化对“历史真实性”的本土化理解与实践。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文本”，强调其叙事性和建构性。迟子建的创作接纳了这一观点，如注意到历史被异化的可能性，但她并未走向极端的相对主义。其本土化创新在于，她将“历史质地”的真实性与“日常生活”的真实性等同视之，甚至让后者成为前者的校验和补充。她通过民间社会稳定而自主的价值系统、人物蓬勃的生命力，来抵御官方历史话语可能存在的异化与空洞化，从而探寻一种更具韧性和生命力的“真实”。
横跨迟子建20余年创作史的《伪满洲国》《白雪乌鸦》《群山之巅》带着历史叙事的主流姿态，以“通古今之变”和“当世之用”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融入作者对当代社会时代命题的思考和当代的经验共同体意识。
二、以诗证史：
《伪满洲国》中的历史与民间
迟子建的首部长篇历史小说《伪满洲国》可清晰辨识其“以诗证史”的叙事尝试与民间立场的确立。
王德威曾指出中国叙事文本缺少“诗史传统”，代之以“史学陈述”，并引用浦安迪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不断撷取‘官方’史学著作的各种形式及结构技巧（例如传记形式、多重叙述焦点、传统叙述话题及主题等），以及其对人类事件所具有的宽广视界及意义的整体感”（5）。而《伪满洲国》秉持着全面概括和修复历史的虔诚信念，以卓越的历史通识构筑伪满洲国的巨型历史景观，百科全书式地呈现了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形态。小说将阶级、民族、革命、战争等宏大视野下的诸多标志性和不可逾越的历史大事件作为坚固和稳定的框架与内容；秉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将俄国侵略者殖民现代性的贡献、满洲开拓团与搜荷班、中日通婚与日本慰安妇等在当时历史学叙述中多会选择回避的历史讯息摄录其中。这似乎印证了拜厄特所说的，“写作历史小说的强大动因之一，是书写被边缘化的、被遗忘的、未留下记录的历史的政治欲望……”（6）《伪满洲国》斑斓宏博，包罗万象，依据官方史对历史进行客观、坚实和冷静的概括，与古代历史书写中的“事俱按实”“于史有据”“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以诗编为正史之补”等观念存在内在联系。
这部历史小说有明显的“当代性”，很大程度上继承并革新了中国历史叙事中“史”与“情”融合的传统。一方面，与古代历史演义和“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相比，它实现了叙事视角从“英雄史观”到“平民视角”的转变——小说虽涉及溥仪等显赫人物，却也同时将叙事重心置于无数“路人甲、路人乙式的凡俗人物”之上，既在确立以政治人物为中心的宏大叙事，又确立了历史是由无名个体共同塑造的当代史观。在内容上，作者独具匠心地将“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这些超越时代的、“超稳定”的日常生活要素，注入伪满洲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空，使宏大的历史悲剧与坚韧的世俗生活并置。
另一方面，《伪满洲国》的历史精神还体现在对历史编纂体例的运用上。中国历史编纂与历史书写形成了稳定的体制，依时叙事采用编年体，依人叙事采用纪传体。中国古代历史小说多借离合之情写历史兴衰，借历史兴衰写离合之情，《伪满洲国》同样以人物和家庭的生活景观和命运勘察历史处境，以历史动荡来辐射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视为小说在宏观体例上采用了编年体逻辑，在微观写法上则采用了以个人和家族为轴心的纪传体逻辑。
《伪满洲国》虽然吸收了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原则，但并没有把新历史主义不加选择地全部接受。小说虽然没有像历史主义那样对历史作化繁为简的本质化理解，却仍将历史视作具体和实体的，并充分信任和引介正史和官史的叙述。《伪满洲国》立足中国古代和当代历史书写的传统和经验之上，在“官方意志”和“民间意识”的有效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借助历史的“公共意识”和“个人意识”的连接，于“历史的真实性”与“审美的必然性”间搭建连贯而稳定的叙事通道。它以官史的既定说法和主题营构小说的“历史性”维度，以人性内容和民间生活营构“无历史”的纬度，并试图用一种宽广的“英雄主义”来统摄大历史大人物和凡俗小人物。
但迟子建的这种折中的叙事意图的达成绝非易事。巴赫金在《史诗与长篇小说》中认为，“心灵”与“历史”的统一产生史诗，而现代人的精神主体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与历史同频共振，而是从历史的客体中挣脱出来，在与之的区别与对抗中顽强的夺回自身（7）。因而，现代小说出现后，史诗便走向了终结。而“生活的世俗性”和“历史必然性”在《伪满洲国》中同样无法和谐为整体。
在“大历史”层面，宏大历史事件和话语系统决定、塑造和组织民间的意义，民间生活不是琐碎和随意的，它自然可以不受主流历史压抑，但却要遵循历史逻辑与事实的先验动机，并在宏大历史的广阔背景和寓意训诫的选择和编排下展开自身。在“国破山河在”这样一段世人皆知的公共历史和民间情感中，直面非人格化的历史存在，并接受历史对自身的占据，从而让自身变得有血有肉。但在“民间史”层面，日常生活虽必须被置于宏大叙事的广阔背景中编码，历史终究无法成为霸权式、封闭式的唯一存在，民间性和乡野性不能被宏大叙事彻底吸附和收编，民众在家庭、婚姻、民族和日常生活层面表现出自行其是的独立性。
“沦陷历史”的观念原则势必要在《伪满洲国》的人物和命运中获得兑现，但这个追求却无法在无可规范的、碎片化的散漫日常中真正达标。脱离了历史本质的日常——作为大历史无法忽视、消化和压制的残余部分，既不能全然完成大历史的意指功能，也无法让大历史获得统一深度的构成。吴义勤指出，“迟子建又没有秉持新潮小说新历史主义式的反叛或解构历史的立场，这就使她试图正面建构真实历史的努力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8）。施战军也认为，作品“对史诗性文学理解上过于倚重对意识形态的指涉程度的认知，而对平民生活与历史的关联缺少应有的敏感”（9）。
《伪满洲国》结构上的布局、张力和局限，与迟子建在创作中试图整顿“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努力有关。她虽然仍立足宏大叙事的角度，却没有像莫言和张炜那样以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完成对已有历史书写的翻烙饼式的颠覆与解构，以推演到极致的虚无来实现对历史失忆症和失语症的报复。《伪满洲国》的话语结构分配在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小说创作链条上具有标本意义，可以视为历史小说由“官方史视角”向“个人史视角”转换的过渡形态。
三、以史鉴今：
《白雪乌鸦》中的文化辨析
从《伪满洲国》对宏大历史的民间重构出发，迟子建在《白雪乌鸦》中进一步将历史叙事聚焦于特定事件，展现出更为自觉的文化辨析意识与“以史鉴今”的现实指向。
21世纪初我们的关键课题就是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如何认识和处理本土与世界的关系。既要拥有全球视野和立场，融入世界的竞争发展之中，又要有中国视野和立场，这是迟子建《白雪乌鸦》创作的时代背景。
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东北的城市借助殖民经济迅速崛起。当时的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重要枢纽，中西交汇、华洋交错、族群聚居造就了这座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两极景观。东方被动纳入西方科技、政治和军事的殖民体系中后，自然农庄经济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顾维慈的祥义号酱油坊，被加藤信夫的日本酱油给挤得市场萎缩……眼见着曾经兴旺的糖厂和肥皂厂,一天天地走向穷途末路。”（10）
军事威胁和经济盘剥也伴随着文化的冲击与挑战，自然界的瘟疫成为文化价值的放大镜。作为自然世界的非自然状态，瘟疫调动人们的非自然生命体验，把生命自明状态中的意识转化为不自明的存在，唤起人们对自我和生活的形而上的思考。哈尔滨鼠疫的防控不仅面临着自然伦理的挑战，同时也存在着道德伦理的障碍。傅家甸民众的文化心理与瘟疫灾难构成了隐秘联系。狐仙附体、脱胎转世、典妻卖子、丧葬陋俗等东方文化观念，驱使人们以神秘化巫术应对瘟疫。相比之下，俄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和犹太人等，能够通过现代医学和解剖学对鼠疫病毒进行病理分析，采取理性科学的防疫手段。
西方不仅自然科学发达，在艺术审美上也对东方也有着巨大吸引力，王春申的直觉就是缩影：“坐在马车上,看着各式各样的房屋,就像看画一样,非常惬意。尤其那些尖顶的教堂,一到下雪的日子,好像生出了雪白的翅膀,有一种要飞离大地的感觉。”（11）在这里，迟子建运用一种现代人能够轻易理解并感同身受的方式去描绘历史中的人物心理。小说将“异域建筑”审美化，付诸人心理的是“看画一样”的“视觉享受”和“惬意”的“心理舒适”。将“西方筑路术”的技术理解为最直接的个体愉悦。
应该说，面对西方文明的理性、开化和世派，民族文化并没有陷入无所依傍的尴尬境地，而是在道德、人格与生命的自我认同中获得了存亡绝续的自信。在道德人格层面，人文知识分子于驷兴在四面楚歌的艰难危局中审时度势，坚守民族道义，与西方列强不断周旋。毕业于新式学堂的自然科学知识分子伍连德精通多门外语，他虽立于时代潮头和医学前沿却无丝毫轻浮孤傲，不断返回民间与大众形成同构。
在生命自我认同层面，蛰居于民间文化中的健朗精神成为民族文化更生的不竭动力。符合健康、优美和适度传统审美标准的陈雪卿为爱殉情，吴芬和金兰在情感中表现出强大的自尊心。世俗生活中潜伏的不驯力量养成了民族文化性格中的仗义、恩情和孝敬，也孕育了火磨、烧坊等精湛的民间技艺。
可以说，王春申的文明欣赏、伍连德的完美楷模、于驷兴的道德坚守、秦八碗的硬朗是典型的文化理想的回溯，其与晚晴民众混沌的、受限于当时认知水平的个体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好路”和“教堂”是洋人特权的象征。一方面与普通人无关甚至对立，另一方面带来的更多的是困惑、恐惧和屈辱。像王春申这样普通的车夫，产生如此抽离和诗意的文明比较意识，自然也是根植于“中西文明碰撞”的成熟、平和且带有欣赏意味的再评价。像伍连德这样的历史人物，在晚清那个弱国子民的幻境中，应该是充满抱负而深感无奈的状态，并且在文化取向上，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拉扯中充满焦虑。而小说将他塑造成通过自我奋斗融入世界潮流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显然渗透着当代人期望在历史中看到“理想楷模”。
阿尔托曾说：“瘟疫是一种高等疾病，因为在这场全面危机以后只剩下死亡或者极端的净化。戏剧与瘟疫都具有益的作用，因为它促使人看见真实的自我……它使集体看到自身潜在的威力、暗藏的力量，从而激励集体去英勇而高傲地对待命运。”（12）《白雪乌鸦》中，个体的毁灭和民族的进步存在着内在联系。瘟疫作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个体深陷其中的命运无法避免，但对集体而言却是一次洗礼和净化，它带来的困境、挑战及其解决，以及对人性的催化，都被纳入到超越自然伦理的适者生存的文化伦理的历史进程之中。
小说选择“白雪乌鸦”这个篇名，在迟子建这里，并不是古典意义上死亡与苍凉的公共意象，而是侧重自然与民族特征的私设意象。结束于辛亥元年的瘟疫，仿佛有着自然的象征意义。在终结封建帝制的历史发展论逻辑中，瘟疫的埋葬与重生似乎透露着朝邦事体的兴衰流变，昭示着旧历史的腐朽与危机，展现着新历史的蜕变与更生。《白雪乌鸦》在历史时空、事件和人物塑造方面讲究“实必有证”，迟子建为写作查阅了大量民族志和地方志——“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收归囊中，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慢慢消化。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她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这么一点点地进入她的视野，搭建起小说《白雪乌鸦》的舞台”（13）。与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景观客观性追求相对应的，是历史人物精神面貌与思想水平的非历史性书写。小说中很多人物游离在近代史语境的规定性之外，呈现出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作品虽反复强调东北在帝国主义军事和经济入侵下不平等与贫富分化的现实，但却没有在民众生活里表现出半殖民地处境中应有的“民族创伤”与“民族意识”。
这种不相融的声音和意识源自小说力图还原的历史语境与小说创作语境之间的分歧上。迟子建把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更新解释为符合世界潮流的现代化演进的一环，显然不是来自民族创伤和民族主义情结的原初语义，而是来自小说创作的时代情景。
四、以史讽今：
《群山之巅》中的反讽与张力
21世纪以后，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不断勃兴，“新的劳工阶级、新的剥削、新的剩余价值、新的资本扩张和新的全球殖民主义”（14）状况日益突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红利形成和再分配不再均衡，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阶层分化和道德滑坡等问题付诸于社会心理，导致了文化割裂与社会认同的危机与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将笔触从过往直接延伸至正在发生的当代，叙事策略也由“鉴今”转向更具批判性的“讽今”。
《群山之巅》营构的龙盏镇是浓缩历史中的微型社会。小说主要情节虽然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但作者也试图把逝去的历史编织进对当代的书写之中，小说的叙事拖拽着包括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上山下乡漫长的历史链。与前两部作品相比，《群山之巅》时空要素比较模糊。历史标记不翔实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一部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小说。
与近现代史的封闭结构不同，当代史是未完成性的，当代人评价当代史必然把包括自身在内的当代置换为观照和反思的对象。迟子建在《我眼里就是这样的炉火》中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地方会成为世外桃源，罪恶也一样在青山绿水间生长”（15）。小说中，全球化使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日趋放大，传统的文化精神与思想素质不断流失。文化溃败的时代感昭示了文化认同的障碍与危机，构成了黑色幽默和启示录式的反讽结构。
小说第一层反讽存在于历史精神与现实意识之间。优良的历史传统和理想信念的连续性走向断裂，伟岸历史和伟大背景丧失后残余的是分裂的社会角色和残缺不全的精神形象。辛开溜参加抗联的经历，“他自说的是一套内容，民间流传的是另一套内容”（16）。小说第二层反讽存在于世俗表象与生活之间。经济本位思想将亲情与爱情异化为金钱与物质原则，使生活碎裂成一个个荒诞的片段。安大营怀揣梦想入伍，“发现腐败像瘟疫一样，也在部队蔓延”（17）。商业化原则异化人伦关系，资本交换原则渗透日常生活，导致人性分裂和精神荒漠化。
据迟子建自述，这两个情节都有现实原型。不过，原本较为中性的素材文本化的过程中却被赋予了质疑现代社会真实性的叙事结构和精神能量，价值的区分和反向叙述的虚构、颠倒和挪用的喜剧化和荒诞化处理，为小说增添了文化批判的框架与色彩。《群山之巅》中的历史不再是单维度的艰辛、庄重与伟大的历史。作者在起源与终结、表象与真实的多边关系中建构了历史对现实的批判与否定关系，并带着时代之问，以忧郁和愤怒的情绪感知时代的外部情境和精神世界的内在经验的现实。历史在时间延续中逐渐失去了优越和诗意，并夹杂着对当代文化庸俗和堕落的不满与讽刺。
新时期文学很早就有对神圣历史的解构和物质主义的批判，很多作家或取消历史的庄严和神圣，借助对正统历史的反写和戏谑把历史置换为平庸和荒诞的存在；或者通过商业文化和市场经济中物质欲望的合理化呈现表达新的生活形态和价值观念。虽然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中表述了不相信不满于既定历史说法的情绪，崇高的目标被腐蚀为“空心化”的符号的反讽语义，渗透着迟子建对历史神话的某种警惕。但强烈的反讽没有蜕变成解构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狂欢，在谑而不虐中寻求普遍的确定性。迟子建的历史观并非完全否定历史，而是强调被遮蔽的个体真实与官方、民间建构的表现之间的张力。特别是她关注小人物的苦难和光辉，不仅暗示历史应该容纳多元，甚至破碎的记忆，也在曲折的语义中将中国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宝贵的理想主义及其对民族、国家和时代的强烈责任感的精神力量，视作抗衡和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或隐或显的参照价值。安雪儿是这一价值的集中代表。她素食、聪慧，对诸多古典领域无师自通，这个精灵般的存在是凡俗社会中的化外之境。她如生活在玄妙无尘极乐世界中的婴儿一样，成为藏污纳垢的庸俗世界的对偶性存在。但当世俗文化成为弥漫性话语后，安雪儿的精神陷落无可避免。
《群山之巅》主体意志的在场性还表现在对民间伦理中昂扬民族精神的高度信任。横亘在民间的激情、欲望和精神自由以及人格道义，成为真实强大和可以凭借的精神力量。其中的民间个体并没有坠入欲望与消费的旋涡之中，始终具有跃动的生命气质和不失尊严的精神品质。这种被作者誉为“小人物的巍峨”的民间活力，仍旧是她构建当代文化批判性并在文化困境中寻求历史认同的超越性的道德激情与价值支点。
小说中的“龙盏镇”和“龙山之翼”也极具象征性，表征着民族中宝贵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在全球化潮流中的消逝。南帆曾说：“如果说史诗的主人公代表一种集体性,那么,后继而来的小说主人公具有一种孤独的主体性。主人公试图重返终极意义。”（18）《群山之巅》中以底层身份存在的大众群像并不如史诗人物那样，对崇高的民间伦理和历史精神有着伟大的政治认同，他们只是以抽象的历史道德和生命理想标记着全球化时代孤独的主体经验。
一种历史只有在另一种历史的映照下才能看清自身。迟子建“新”历史主义写作中的“历史性”和“当代性”的裂痕在她的创作中具有不同侧重。《伪满洲国》和《白雪乌鸦》是以“当代性”介入“历史性”话语营构，虽然作者在写作中极力抹平“历史感”和“当代感”间的界限，但客观上仍存在“历史话语”的“非历史化”特征。《群山之巅》反其道而行之，有意加粗了“当代感”和“历史感”的异质与分裂，它不是用“当代意识”戏谑“历史意识”，而是以“历史意识”对“当代意识”进行反思和评估，并试图让历史与生命道义重新获得内在统一。《伪满洲国》和《白雪乌鸦》属于历史文本生成意义上的“隔代写史”，因而更容易获得书写历史的客观、疏离和陌生化感受。作者可以依据历史信念的设定，借助历史学家的旁白，先知先觉的站在超脱和冷静的历史高度，以虔诚的意向和亲昵的态度，在庄严的过去中提炼历史意义，确定历史地位。
结 语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曾指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都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19）这与迟子建的历史书写理念形成印证。她在本体论层面以“鉴古知今”的诗学立场解构了线性历史观，将历史视为不断被当代经验重构的意义网络，强调历史书写并非还原意义上的客观再现，而是现实的意识形态融入历史叙事之中的文化生产。把迟子建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置于其产生的时代语境中做互文式解读，可以看到她将现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的特定书写定格于还原历史、辨析文化与当代批判的现实与历史想象关系中。这种创作实践不仅拓展了历史小说的美学疆域，更为纠正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重建文学与历史的精神纽带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注释：
（1）Stepha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and t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5.
（2）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丁锡根主编：《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7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南帆：《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4）（14）杨庆祥：《九十年代断代》，张悦然主编：《鲤·我去2000年》，第51、53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5）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第297-29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
（6）〔英〕拜厄特：《论历史与故事》,第14页，黄少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7）见〔苏联〕巴赫金：《史诗与长篇小说》，《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497-537页，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8）吴义勤等：《历史·人性·叙述——新长篇讨论之一：<伪满洲国>》，《小说评论》2001年第1期。
（9）施战军：《独特而宽厚的人文伤怀——迟子建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10）（11）迟子建：《白雪乌鸦》，第69、5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12）〔法〕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第27页，桂裕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
（13）张杰：《向死而生：百年前普通人如何扛过瘟疫》，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编：《四川战疫丛书·启示卷》，第29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
（15）迟子建、刘传霞：《我眼里就是这样的炉火——迟子建访谈》，《名作欣赏·上旬》2015年第10期。
（16）（17）迟子建：《群山之巅》，第5、1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18）南帆：《南帆文集12：无名的能量》，第21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
（19）〔英〕卡尔·波普：《历史有意义吗？》，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18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