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可以：一个女作家决定回乡建房
当一位已经离开农村几十年的女性，决定要回乡建房，她会遭遇什么呢？
对于女作家盛可以来说，这是一次“仿佛炼狱重生”的经历——它远非只是砌砖添瓦，而是需要面对乡村伦理下诸多猜忌与纷争，还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亲情纠葛、返乡者身份问题、女性在原生家庭中的地位问题等等。
盛可以把这一特殊的经历写进了小说《建筑伦理学》，并于近期出版。
疫情期间，盛可以有两三年没能见到母亲，电话里常听见母亲念叨老房子漏雨，在母亲的一句“我们的房子是村里面最差的了”后，盛可以决定回农村老家，推翻老宅，为母亲盖一栋小楼。
在外多年打拼的经历，让盛可以原本以为在农村建房不过小事一桩。让她没想到的是，当“有利可图”的房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时，事情开始变得愈加纷纭复杂起来，也让她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痛苦的煎熬：
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母亲，在子女面前表现出不讲道理的明显偏心；并没有出资的大哥大嫂却认为自己作为长子家庭理应享有房屋产权；生活陷入经济困顿的三姐受到娘家亲戚的嫌弃；妯娌之间真真假假的“体己话”；当面十分友善的亲戚，扭头就“背刺”……
更别说那些没有契约精神的施工队，这些让在乡村伦理漩涡中打转的盛可以身心俱疲。
“人是环境的产物。熟悉建筑工程，了解人心人性，接触各式各样的人，遇到大大小小的欺骗，像一个为了生存的野蛮人，剽悍得面目全非。”房子建好后，盛可以躲到益阳桃江附近的山里闭关，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创作，一口气写完六万字全文，每一个字都是情绪的嘶吼，乃至于“犯下了情绪化发泄的写作大忌”。
对于她而言，《建筑伦理学》就“像是从我的生命中长出来，我从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来自日常生活的痛苦”。
在小说里，女主人公最后在现实与亲情中达到和解。在采访中，盛可以告诉红星新文化记者，这是一部“如建筑般从真实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小说，对她而言不仅有着非写不可的创作欲，也具有特殊的价值：“我甚至不把它当作文学作品，而是自己当医生，给自己把脉，给自己看病，写作就是治疗，语言就是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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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紫孤身一人，所有的爱只能倾注给原生家庭，通过晚辈的事，她才慢慢意识到家庭结构已经变化，原生家庭早已不存在了，他们专注于各自的小家庭，对她的情感比重，和她对他们的情感比重是完全不相等的，她成了他们的一个远亲。
——《建筑伦理学》
记者：选入《建筑伦理学》里的几篇中短篇小说里，都有一位“吃苦耐劳”“有责任感”的女性，她们被亲情、责任、家庭伦理所束缚，背负起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这是你写作时候的自我投射吗？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女性角色和女性责任？
盛可以：我觉得我作品中的女主角，心灵精神受束缚的不多。她们多是自我意识很强的女性，独立、坚韧，敢于追求自我，解放自我。
这本书中的万紫，还有蔷薇，她们的责任感与担当感是天生的，有的女性天然具有这类精神，并非活得隐忍负重。而且她们非常乐观，她们的奉献是出于爱，并且在这种奉献中感受到个人价值与快乐。她们是主动的，与被动承受的心态肯定不同，主动施予帮助能享受助人之乐，被动承受承担，则不可避免的会有抱怨与郁闷，会觉得苦涩，不公平等等，这时候她便是处在束缚之中了。
记者：在你的几篇小说中，虽然女性角色一开始都或多或少内心有些许怨言，但最后总有一丝温情出现，似乎合理化了她们身上所承担的家庭责任。这样的处理，是为什么？
盛可以：我没有考虑过这层因素。但是，温情、宽恕、救赎，应该是人世间的重要东西，也是人性美好的一面。
小说可能描绘人性的善恶两面，善的一面是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是有价值的。恶与阴影，是衬托善与明媚的。光明具有穿透黑暗的力量。我有时能够感觉到某个女性身上有一种英雄主义色彩与牺牲精神（不是牺牲自我），且这种牺牲也使她变得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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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紫的心被戳了一个窟窿眼，所有的热情、欣喜、骄傲，纷纷从这个洞里飘漏下去，像下雪一样。她后悔没有早些醒悟，跳出原生家庭的心理框架。过去她和他们是一家人，现在她也认为他们是家人，但在他们心里，她早就只是一个亲戚了。家人和亲戚不同，亲戚是由家人分裂出来的，家人却不是亲戚组合能成的。
——《建筑伦理学》
记者：你和万紫一样，也是一位从农村走出去的人。你如何看待自己与家乡、家乡人的关系？这是否会有身份认知上的纠结？
盛可以：年轻的时候，就想要成为一名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水中挣扎，游向自己理想的目标。更小的时候，就想做与周围不一样的人，做不一样的事，去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不管走多远，在家人的心目中，我都是家里最小的那个孩子。虽说不能相互理解，至少我有能力理解他们。家乡和亲人，是一个人不可抹去的源头，更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你无可选择地被分配到这里，你的任务就如打游戏闯关，一关接一关地活下去。
记者：涉及农村家庭伦理问题，又是自家亲人，在创作的时候是否会有所顾忌？创作完成后家人们对这篇小说如何评价？是否会迎来新的家庭纠纷？
盛可以：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场辽阔草原的撒蹄狂奔，没什么需要瞻前顾后的。这是文学所赋予的自由。我记得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说过，为了适应所有人而修剪自己的人，很快就会只剩下骨头。做人和作文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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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没搬进新家安居，她就无法安心创作，不创作就没有经济收入，生活在债务的重压下，无法轻松地呼吸。
——《建筑伦理学》
记者：在《建筑伦理学》中，万紫原本希望安安静静地写作，但总是被打扰。这是不是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对伍尔夫的“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的反思？你认为如今的女性如何才能拥有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盛可以：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个概念可以理解得更抽象一点，象征着女性的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独立，建立自己主导的世界，像男人一样顶天立地。因此也需要社会给予女性各种与男性平等的机遇与待遇，在同样的土壤中，女性能够与男性一样茁壮。
记者：我知道《建筑伦理学》缘起于你回乡建房的真实经历，但这篇小说在乡村伦理的描写中十分混沌复杂。哪部分是小说的艺术加工？
盛可以：这部作品唯一的艺术加工就是语言和叙事。也许有人会觉得写得过于真实，因为过于真实而失去了飞翔的轻盈，失去了文学的可能性，我其实也是特别推崇拉美文学的魔幻想象，比如胡安·鲁尔福的死活人，马尔克斯的飞毯，还有“时不时我嘴里会吐出一只兔子”的科塔萨尔，他甚至声称自己读过弗洛伊德所有著作，并依靠写作治愈了种种精神病。我和马尔克斯一样，在读到科塔萨尔时，心里明白自己想成为那样的作家，只不过马尔克斯做到了。
而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仿佛是只风筝，即便飞到了空中，仍有一根线系在大地上。我希望有一天能挣断这根线，让云朵变成土壤。无论如何，文学创作有一种潜在的游戏性质，是严肃的、郑重其事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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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扭头走开了，这是她的习惯动作。不知道是不懂表达，还是不屑一说。她总是无法把一个事情说透，无法水落石出，每次沟通，总是随着她脖子一扭宣告终结。只有和阿桂聊天，对于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她才有滔滔不绝的见解和评析。
——《建筑伦理学》
记者：你认为农村和城市的人际伦理关系有什么不同？人们常说城市人际关系淡漠，但《建筑伦理学》中互相算计的亲戚关系，是否其实意味着另一种人际关系淡漠？
盛可以：农村人有农村人的短视，城里人有城里人的市侩，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散发出同样的人性之味。现在的乡村比起三十年前，的确少了一些淳朴、热情，人们变得更实际，也更淡漠。穷亲戚有算计，豪门也有恩怨。利益驱使，总会激发潜在人性中真实的一面。
记者：如今的年轻人们十分重视原生家庭问题，“把自己当小孩重新养一遍”“脱离原生家庭”“与原生家庭断联”，但你的小说似乎将女性角色与家庭联系得非常紧密。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盛可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体验，因而也会有不同的生活态度、价值观、人生观。小说中的万紫的精神仍然活在过去的原生家庭中，过去了那么多年，原生家庭的人依然那么贫困，那么脆弱，只有她脱胎换骨，她把自己当成整个家族的拯救者，这里头既有天性，也有生活现实的因素，因为原生家庭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全部的亲人。人是形形色色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各种各样，我不太相信在家庭人际关系中有什么潮流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