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当代笔记文学的现代传统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笔记创作群体，涉及的作家不可谓不多，其中亦有在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孙犁、汪曾祺、贾平凹、莫言等，他们都创作出大量笔记文学作品。如若将目光投放到百年新文学浩浩荡荡的河流体系中，则会发现这一大批笔记文学作品犹如无声的细流，在绵延流淌的文学史长河中稍显寂静。自百年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以来，因受西方文学观念及“五四”反传统文化思潮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大多采用西方文体四分法，即以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来进行文学体裁的划分。因此，较少有学者关注传统文学体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延续和转换，比如这里论及的笔记文体。（1）
事实上，从古典到现代，笔记文学创作有其源流脉络，并形成历史悠久的文学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笔记传统在现当代文学中不断地延续和重构，且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相异的发展面貌。如果按照部分西方学者的理解，传统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代人的两次延传”，（2）那么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笔记创作，亦可大致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就当前学界研究而言，大多数学者侧重于分析当代笔记文学与古代笔记传统之间的关系，论述其如何在当代语境中完成转换，而且主要关注笔记小说。（3）但是，对于当代笔记文学与现代笔记传统之关联的分析和研究还显得相对薄弱。有鉴于此，笔者将从具体的笔记文学作品出发，力图阐述当代笔记文学的现代传统。
一、当代文学中的笔记传统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占据当代文坛中心位置的是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作品，而一些渗透着个体意识的笔记文学创作则被宏大的政治抒情和历史叙事所遮蔽。因此，这一阶段的笔记创作流脉稍显微弱，是主流文学之下相对沉寂的潜流。
1949年11月至1951年4月间，卢前在上海《大报》开辟的《柴室小品》专栏上发表文章，叙谈文人交往、历史名胜和书刊典籍等，其间的色调较为明朗。周作人写于1949年冬至1952年春的文章，大多是笔记短文。从文字风格来看，周氏晚年唯一自行编订的《木片集》，“较之早期的平和冲淡和中期的苦涩丰腴，晚期散文似乎更加朴实，平易，随意，更趋通俗化，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一种明朗宁静的老人心境”。（4）在1949年初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对于附逆的周氏而言，笔端文字还能显示出安静的调子，实为罕见。1956年7月23日至11月25日，郑振铎在《人民日报》副刊开辟《漫步书林》专栏，发表的文章多为读书笔记。1962年，唐弢在北京出版社印行《书话》，而陈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林漫步》，文章大都显得平和。
“文革”期间，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大多延续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笔记文学创作自然也无法获得发表和出版的机会。虽然有少部分文人或学者仍在私下写作笔记，诸如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但这一类笔记文学作品的正式面世，其实已经在“文革”结束之后了。
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和政治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文坛上出现了大量的笔记文学作品。无论是笔记小说，还是笔记散文，都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这一热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其中以“新笔记小说”（5）为代表。这股写作风潮，最早在汪曾祺、孙犁、林斤澜等一批老作家中兴起，而后影响逐渐扩大。贾平凹、李庆西、何立伟、阿城等人也曾进行此类创作。
汪曾祺自1981年开始发表《异秉》（6）《岁寒三友》《七里茶坊》等笔记小说，而后不久即创作出《故里杂记》《故乡人》《故里三陈》等系列小说，直至1986年亦有《故人往事》《桥边小说三篇》出现。这种笔记小说写作几乎贯穿汪曾祺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甚至延续到90年代。孙犁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先后发表《鸡缸》《女相士》《高跷能手》等小说，历时10年陆续写成一组以“芸斋小说”为总题的笔记小说，或呈现“文革”生活，或叙写乡里旧闻。1983—1987年，林斤澜写下《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以故乡温州的人与事为创作题材，在感慨人世命运沉浮之余，展现出深刻的文化思考。贾平凹在1983年创作出《商州初录》，以细腻笔触描绘商州地区特有的风俗人情；写于1989年的《太白山记》，充满着浓郁的东方神秘主义气息；而至《秦岭记》亦是笔记体作品，显示出作者为秦岭立志作传的宏愿。自1985年始，李庆西相继创作出人间笔记系列作品，以荒诞笔法叙写人间怪闻。阿城在《遍地风流》中，以简洁凝练的笔调，描画出一幅幅生动传神的世俗生活场景。陈村、聂鑫森、阿成、田中禾等作家，亦创作出不少笔记小说。尚需提及的是，南京《雨花》杂志在1987年第2期开辟《新“世说”》专栏，并一直持续到1992年第6期。这一类作品大多以“文革”时期的轶闻掌故为创作题材，在形式源流上仿效“世说体”，具有幽默讽刺的风格特征。相关的代表性篇目由《雨花》编辑部结集为《新“世说”选粹》。另外，由毛荣生和吴昌明编选的《今人奇闻录——当代笔记体小说精选》，以及分别由张曰凯编选、钟本康选评的《新笔记小说选》也相继出版。某种程度而言，这些笔记小说作品选集的出版，已经带有筛选和总结的意味，尽管其中收录的有些作品还存有一定争议。
在笔记散文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相当一部分深具传统文人气质的作家、学者及编辑，创作出大量笔记散文，其中以黄裳、姜德明、郑逸梅、邓云乡、张中行等人为代表。汪曾祺和孙犁在笔记小说写作之余，亦有《早茶笔记》《书林秋草》等笔记散文。尤其是汪曾祺追忆西南联大师友的文章，颇为人所称道。1982年以来，黄裳出版《榆下说书》《珠还记幸》，行文散淡自然，达到知性与感性的交融。此后，黄裳还有《榆下杂说》《春夜随笔》等笔记短文出版。姜德明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先后创作大量谈论读书感悟及体验的笔记文字，比如《书叶集》《书边草》《书味集》《流水集》《闲人闲文》等。郑逸梅在《艺林散叶》《文苑花絮》《艺林散叶续编》等笔记短文中，追忆近现代文人往事，细数各种文坛掌故，其间充满文化情趣。张中行写下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受到读者追捧。此外，邓云乡在《水流云在琐语》中叙述旧时京华风物和文化风习，极富韵致。金克木、金性尧、谢兴尧、谢国桢、扬之水、止庵等人，亦有此类笔记散文，从而形成了庞大的笔记文学创作群体。
21世纪以来，笔记文学创作现象仍然存在。相较1978年至2000年间的创作盛况，此时段呈现出一定的回落趋势，但依旧保持着延续的动能，其中孙方友、谈歌、莫言等人的笔记作品尤其引人关注。止庵、扬之水、黄苗子、谢其章等人仍在继续从事笔记散文创作，笔耕不辍。
在笔记小说方面，孙方友的《水妓》《陈州笔记》《小镇人物》等作品相继推出，从中可以窥见丰富的民间市井百态。谈歌的《绝唱》《人间笔记》《人间笔记2》等作品，集中表现燕赵地域的文化风俗和人文精神。莫言自1985年以来，先后发表《大风》《飞鸟》《神嫖》等小说，已然具有笔记神韵，而至2005年发表《小说九段》，以及近些年相继推出的《一斗阁笔记》系列，还有小说集《晚熟的人》，在叙述日常故事和呈现民间信仰之余，无不闪现着古代笔记的影子。李敬泽在整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中的旧文基础上，出版了《青鸟故事集》《咏而归》等作品，文体颇为复杂，似乎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展现出广泛的博物兴趣，亦体现出古代文人笔记的痕迹。在笔记散文方面，主要还是那些具有文人气质的作家或学者们在创作大量谈论读书和追忆故旧的文字，如止庵的《向隅编》《沽酌集》《雨脚集》、谢其章的《蠹鱼集》《书鱼繁昌录》、来新夏的《书卷多情似故人》等。这些充满文人情趣和人生体验的笔记文字，在当下热爱读书的人群中颇受欢迎。
宏观而言，当代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的笔记作品，并形成了70余年的笔记传统。这一流脉或隐或显，在不同阶段有着相异的特点。大致看来，当代笔记文学经历了沉寂、高涨、回落和延续的变化趋势，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和曲折性。也就是说，这种笔记文学创作流脉始终在延续。
二、现代笔记传统的当代回响：以“周作人传统”为中心
在社会急剧动荡和面临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笔记文学从古代过渡到现代，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且混沌的转变过程。对此，有学者指出：“晚清承其余绪，文人多爱读并喜作笔记。四大小说杂志都刊‘笔记’‘杂录’‘异闻’‘剩墨’等。辛亥革命后，跟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复古思潮相适应，笔记更大行其时。除创作大批所谓的‘札记小说’‘轶闻小说’‘掌故小说’外，小说杂志纷纷连载记野史轶闻的长篇笔记，如《中华小说界》的《瓶庵笔记》《棣秋馆谈薮》……”（7）同样，也可以从《小说月报》发表的作品中窥见相似的时代痕迹。在恽铁樵接任主编前，前任主编王蕴章于1910年在《小说月报》创刊号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碧玉环》，便是叙事简洁的笔记体作品。简言之，笔记文学创作在晚清甚至民国初年，亦呈现出颇为盛行的面貌。
及至现代文学时期，众多新文学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极力模仿西方文学作品，致力于以“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8）因此，与传统文学渊源极深的笔记体例在小说创作中逐渐被分离出来，不再受到过多重视，但仍有不少作家在写作笔记散文，只不过为人所熟悉的笔记小说并不太多。究其缘由，还是囿于现代文学的观念，使得众多新文学作家很少再去从事笔记小说写作。即便有笔记小说出现，也大都出自旧式文人之手，且散落于民国时期各种期刊报纸上，无法立体地浮现在现代文学史的视域之中。（9）
换而言之，现代文学中的笔记作品以笔记散文为主。而且，相对集中于作家写下的读书笔记、追忆文坛故旧和描写民俗风物的笔记短文，（10）其中占据主体部分的是读书笔记，如鲁迅的《书苑折枝》系列、阿英的《雨窗随笔》《明人笔记小话》、刘半农的《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均属于这一类。当然，还有众多现代作家写下不少读书笔记，但有的学术色彩较为浓厚，缺乏一定的文学性。事实上，在民国时期，还有一些专门给报纸刊物写掌故笔记的文人。其中，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瞿兑之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徐凌霄和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较为著名。大体上看，这些掌故笔记虽有不少可读之作，但仍以排比资料、考辨史实居多。这对窥见历史之本来面目颇有助益，但有些笔记未免显得芜杂和重复。因此，综合现代笔记文学作品的体量和格调，以及作家本身的影响而言，最为典型的作家自然是周作人。笔者在此试图论述当代笔记文学的现代传统，以周作人及其笔记文学创作形成的“传统”为考察中心，便趋于合理。
周作人的笔记著述颇丰，较具代表性的有《夜读抄》《书房一角》，而在《苦竹杂记》《风雨谈》《秉烛谈》《药堂语录》中，亦有诸多篇章谈论阅读古代笔记的思考和体会。此外，周氏还有一些叙谈民俗风情、琐闻趣事的笔记小品。比如《书房一角》中“桑下丛谈”一辑，几乎都是。在此，有必要从“文学传统”的视角来审视周氏这一批笔记作品。作为历史长时段中的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并非能够独立地存在着，或多或少都有其渊源流脉。诚如艾略特所言：“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你不能把他单独评价；你得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11）众所周知，周作人的文学创作成就最大且影响较盛的是散文。某种程度上，周氏散文继承了晚明小品的遗风。这从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五四新文学的源头追溯至明末公安派，也能见出一二。艾略特认为：“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12）也就是说，考察某一位作家及其作品，还应该分析其与当代建立的联系。显然，这里强调的便是往后看，即周作人及其散文创作对当代文学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
对此，有学者认为“在当代文学里，存在着周作人的一个传统”，而这表现为“一种情调，一种感知美、表现美的态度”，但其背后“还隐含着读书人的某种无奈”，这是“悲凉之后的冷观，在宁静里疏散出诸多感叹”。（13）无疑，中国当代文学里有不少作家对周氏文章的余韵进行模仿和追随，诸如唐弢、黄裳、邓云乡、张中行、止庵等人。但就总体而言，不如说是周作人的美文小品及笔记杂录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重建了“五四”之后几乎中断的文人传统，（14）并且在当代文学中产生了遥远的回响。故而，倘若跳出广泛的散文概念范畴来看待这一文学传统，而是从更具体的笔记文体来分析，并着眼于其中的文人精神遗绪，则会发现另外一些颇具意味之处。
在当代文学史上，考察汪曾祺文学创作所接受的文学资源，如果就现代文学而言，那么谈论最多的则是认为汪氏的文学创作延续了废名和沈从文的文脉。对此，汪曾祺也有过夫子自道：“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15）汪曾祺在谈及现代散文时，则这样认为：“鲁迅、周作人实是‘五四’以后散文的两大支派。鲁迅悲愤，周作人简淡。后来作者大都是沿着这样两条路走下来的。”（16）其实，不如说周作人所代表的“简淡”这一支派在汪曾祺整个文学创作生涯中都占据着主流风格。（17）缘此，这为我们进一步寻找周作人与汪曾祺文学创作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一点线索。
此外，汪曾祺还经常提及古代笔记对其写作产生的重要影响。“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不缕。我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我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庵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当小说看。”（18）无疑，这些古代笔记都颇具文人气质，有着浓郁的文化趣味。因此，从汪曾祺的文化修养、精神气质及其写下的笔记文学作品来看，会发现无论是其人还是其文，所接续的都是自古以来的文人传统。在此意义上，这暗合了所谓的“周作人传统”。（19）
概而言之，从笔记文体切入，进一步考察周作人的文学创作，并重审周作人对当代文学产生的影响，便会对这一条脉络看得更加清晰。或许，还会有更多作家浮现在这一视野之内。比如，何立伟的《白色鸟》《一夕三逝》等笔记小说，同样充满情调和韵味，显然这是对文人精神意绪的自觉承续。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并非刻意地将更多当代作家及其创作纳入“周作人传统”，而是立足于笔记文体及其中散发的文人气质而言的。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出另一种“周作人传统”在当代文学中产生的遥远回响。
三、笔记传统：“当代”如何贯通与整合“现代”
在以“周作人传统”为中心，论述现代笔记传统的当代回响之后，亦有必要从“当代”回看“现代”，分析后者如何实现对前者的贯通与整合。此处并非持一种线性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或强调“当代”对“现代”的全面超越，而是试图相对完整地勾勒出笔记传统在现当代文学中嬗变的轨迹。从时间跨度来看，当代文学历经70余年，而现代文学则是30年左右。如果暂且撇开这一时间因素，从笔记文学的发展阶段和涉及的作家作品等方面入手，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会发现在历史时间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影响笔记文学创作演变的重要因素。
可以发现，当代文学中笔记散文创作流脉并未中断；笔记小说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同样呈现出颇为热闹的景象，并一直在新世纪文学中延续。但是，现代文学30年的笔记创作，并未形成较大规模的文学思潮，自然也就无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高低起伏的发展态势。当然，在1949—1977年间，当代笔记文学的流脉亦是比较微弱。在某种程度上，现当代文学中的笔记创作还与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笔记文学创作与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极深的渊源。这就使得作家所处的时代对传统文化持的态度，以及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都会对笔记文学创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事实上，在作家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实践之外，他们获取创作经验的重要来源，便是对阅读资源的努力汲取。在此，有必要提及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在1954年7月，讨论并通过了一份“文艺工作者学习政治理论和古典文学的参考书目”。（20）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理论著作外，主要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苏联作品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作家对何种阅读资源的获取，实际上还要受到官方文学机构的规划和制约。这种情况也可以在一些作家的相关回忆中得到印证。比如，汪曾祺在谈及这一时期作家的阅读情况时指出：“五十年代的青年作家读俄罗斯和苏联翻译作品及五四以来的作家的作品比较多，旧书读得比较少。但也不尽如此。……六十年代才真是文化的断裂。”（21）无疑，从“文化的断裂”之说中，能窥见特殊的时代面影，即作家阅读资源的结构分布情况。因此，中国古典文学资源对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仍具有重要借鉴和改造作用，而这不仅体现在叙述形式方面，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进行了重新阐释。比如，杨朔、秦牧等作家的散文创作体现出古典化风格，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对古典小说章回体叙事传统的借用，陈翔鹤、黄秋耘等人创作的短篇历史小说。但是，只有陈翔鹤等人的作品是通过借古代历史故事，来表达现代人在特定时代境遇下内心复杂的情绪和体验。当然，这一批作品在后来受到某种程度的批判，而其他的文学作品则相去甚远。
也就是说，中国古典文学资源之于上述创作，虽然具有一定的激活和再造作用，并且使这些文学作品呈现出特有的民族风格；但这些作家无法从根本上引导当时的文学创作，朝着更加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实际上，相较于五四时期而言，20世纪50—60年代“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出现了新的特征。这具体表现为：“从出身的地域，以及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的区域而言，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这也就表明“当代文学观念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重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表现的变化”。而且，这一时期“中心作家”在文化素养方面，“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思想和艺术借鉴的范围狭窄”。（22）因此，这一时期内，颇具文人气质的笔记文学创作，很难寻求得到最大程度的适应和生存，自然也就无法涌现出大量优秀之作。但是，其间不乏唐弢、郑振铎、陈原等人谈论读书的笔记散文，而这显然无法汇聚成一股创作潮流，以引起主流文坛过多关注。此外，对比唐弢后来再版《晦庵书话》中的文章，会发现有不少增删之处。（23）唐弢对此曾提及：“《书话》初版四十篇，其中第二篇为《科学小说》，谈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两部作品。到再版的时候，国内的舆论，对凡尔纳突然提出责难，曾经出版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都无法重印，《书话》也遭池鱼之殃，我应出版社之请，另用《闲话〈呐喊〉》替下《科学小说》，仍凑足四十篇之数。现在气氛早已改变，决定两篇同时收入。”（24）从文人趣味的刻意隐藏和一再浮现，就能窥见知识分子内心的矛盾与困惑。至于“文革”期间，笔记文学创作更显凋零与荒芜。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有一部分青年作家“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激发出巨大的热情。……有一些青年作家提出文学‘寻根’。‘寻根’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谁也没有说明白它的含义。但是大家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向往，追寻好像已经消逝的中国古文化”。（25）这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笔记小说创作的兴起和发展。此种创作在日后虽有所消退，但一直延续到当下。随着文化复古思潮的到来，以及更多具有传统文人气质的作家或学者继续从事笔记写作，相信还会再次掀起创作高潮。显然，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众多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意欲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意识，对笔记文学创作流脉的形成和演变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缘此，还有必要对现代笔记文学创作进行反顾和审视。事实上，古代文人笔记体例在现代文学中的延续主要体现在散文上，而小说方面并未得到较为明显的承继。对此，陈平原教授在分析近现代小说发生的叙事变革时指出：“如果说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形式变革中，散文基本上是继承传统，话剧基本上是学习西方，那么小说则是另一套路：接受新知与转化传统并重。不是同化，也不是背离，而是更为艰难而隐蔽的‘转化’，使传统中国文学在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26）也就是说，古代文人笔记体例在现代散文中得以继承，还离不开自古以来颇为发达的文章传统，而一向不被重视的小说文体则在中西文学传统之间实现着艰难转化。但是，有必要指出，在散文创作方面，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取法中西的痕迹。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指出：“英国散文的影响于中国，系有两件历史上的事情，做它的根据的；第一，中国所最发达也最有成绩的笔记之类，在性质和趣味上，与英国的Essay很有气脉相通的地方，不过少一点在英国散文里是极普遍的幽默味而已。”（27）很显然，郁达夫在此认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以古代笔记作为基础，同时还强调英国散文的外来影响。至于小说方面，自鲁迅的《狂人日记》始，在“五四”反传统文化思潮背景下，众多新文学作家在现代白话小说创作过程中，更注重学习西方现代小说创作观念和技法。进而言之，这就使得小说文体在传统转化过程中更为艰难，而且较难被人们发现。至于传统文学体例之渗入小说，诸如旧体诗词等仍会在小说中出现，但从笔记文体层面探索现代小说创作的多种可能，似乎并未出现太多文学作品。20世纪30—40年代，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在文坛上相继出现，显示出鲜明的政治文化色彩。但是，有不少作家存在着文化素养不足、知识结构不完备的情况。这就使得笔记文学创作在小说文体方面的探索，显得举步维艰。
此外，当代笔记小说在结构方式和写作技巧等诸多方面，还受到西方文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进而呈现出颇为丰富和多样化特征。比如，汪曾祺在《异秉》中，对行文结构有着苦心经营。他起笔先描写王二的营生活计和日常作息，转而叙述保全堂药店里的四等人，而后又描写总是挨打的陈相公，最终回到小说主题上来。高晓声曾谈及过《异秉》的独特结构：“作者写生活，放开去时，一泻千里，似无边无岸，不知其究竟；而一笔收来，则枝枝蔓蔓，又尽在握中。”（28）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着力叙述矮凳桥的今昔之变，讲究虚实相生和注重营造意境，而有些人物则前后反复出现，充斥着各种离奇梦幻和寓言传说。因此，无论是从作家作品数量来看，还是就文学作品的样式特征而言，当代笔记文学相比现代笔记文学所取得的成就都更高。就此而言，当代笔记文学完成了对现代笔记文学的贯通与整合。当然，也不应夸大当代笔记文学的创作成就，毕竟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现代文学中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笔记文学创作，作为另一种传统，显示出长长的历史余影，仍然在当代笔记文学中产生着久远的回响。
余 论
前述可见，笔记作为古典文学体例之一种，相较于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而言，在当代文学中处于被压抑和忽视的状态。然而，笔记文学又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态，在当代文学中天然地散布和生长着。这与作家主体意识、现代文学观念、时代政治氛围及文化思潮密切相关，是多种合力作用和影响的结果。
传统与现代，大多数时候互相纠缠，甚至互相渗透，而不是二元对立。如果着眼于历史连续性，笔记文体从古代过渡至今，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中，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和延续，而其中传达的文人意绪和精神气质，已经积淀为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但是，西方文学观念和创作技法，同样对当代笔记文学有着重要影响，尽管这并不占据主流。某种程度而言，“那些久已逝去的人们，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作为我们的禀赋，作为我们命运的负担，作为循环着的血液，作为从时间的深处生发出来的姿态”。*（29）不过，任何传统又都无法得到完全恢复，还必须进行适度的重建和再造。因此，想要凝聚和形成更为持久和发达的笔记传统，离不开众多知识分子长久地放射出精神之光，而这需要依靠不同代际作家进行持续性和创造性积累。
注释：
（1）当然，有些学者对笔记文体有着敏锐的认识。比如，陈平原在与王德威、许子东的对谈中指出：“无论谈散文还是讲小说，都必须关注笔记；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中国小说以及中国散文的关键。诸位知道，笔记可以是小说，也可以是散文，这是个很特殊的文类；写西方文学史不必考虑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特殊文类，值得我们仔细推敲。”见王德威、许子东、陈平原：《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2）〔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第16页，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见李庆西：《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上海文学》1987年第1期；张舟子：《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新笔记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谢尚发：《近年“笔记体小说”创作与传统的当代转化》，《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
（4）止庵：《关于〈木片集〉》，周作人：《木片集》，第3页，止庵校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新笔记小说”创作的众多作家，对笔记小说这一概念存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汪曾祺认为：“凡是不以情节胜，比较简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不妨都称之为笔记体小说。”见汪曾祺：《捡石子儿——〈汪曾祺选集〉代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第1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孙犁则认为：“笔记是笔记，小说是小说，不能混为一谈。就是合编在一本书里，也应有所区别。……古时既以街谈巷议为小说，因此类似街谈巷议的笔记，也定为小说，自无不可。但从此笔记和小说含义也就混同起来了。笔记小说的含义，和后来小说的含义，有很大不同。”见孙犁：《谈笔记小说》，《孙犁全集》第8卷，第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显然，孙犁这一判断更加客观准确，而汪曾祺仅是着眼于文体特征而言。
（6）《异秉》最初写于1948年，此为汪曾祺旧作重写，发表于《雨花》1981年第1期。需指出的是，汪曾祺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昆明草木》等作品，亦呈现出笔记体特征。
（7）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15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前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尽管后来李孟符、徐一士等人整理出版《民国笔记小说大观》丛书，但丛书标题中“笔记小说”之称谓仍属于广义范畴。实际上，其中收录的不少作品仍旧属于随笔或笔记散文，而不是狭义上的“笔记小说”。比如徐凌霄、徐一士的《凌霄一士随笔》、况周颐的《餐樱庑随笔》等。而且，其中有些作品多为史料笔记，略显芜杂，文学意味不足。见《民国笔记小说大观》，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0。
（10）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本来同时还存在一个‘掌故笔记’的传统，早期阿英、赵家璧、赵景深、曹聚仁等人开创的注重史料搜集和叙述文坛内幕的学术传统，使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呈现一种作品和作家生活共生的活泼局面，也就是除了作品之外，叙述作家现实生活的‘掌故笔记’传统一直存在，……这个学术传统到了1949年后消沉，稍有一点余绪则是偶然的作家回忆性文字以及一些专门从事史料研究者完成的‘书话’类作品，比如唐弢、丁景唐、瞿光熙等人的研究工作……”见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第65—6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显然，这一判断是对的。只不过谢泳在此更倾向于从学术史视野来看待这些掌故笔记。实际上，剔除部分带有浓郁学术色彩的笔记，那些叙述作家现实生活和回忆文坛故旧的文字，仍颇具可读性，而这部分笔记作品，亦在笔者的论述范围之内。
（11）（12）〔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第3、3页，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3）孙郁：《当代文学中的周作人传统》，《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
（14）见赵普光：《从知堂到黄裳：周作人书话及其影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5）汪曾祺：《谈风格》，《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3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16）汪曾祺：《〈当代散文大系〉总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第2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17）需指出的是，汪曾祺的文学作品还受到“鲁迅传统”的影响。汪曾祺本人并不避讳，且时常提及鲁迅。在这方面，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见竺建新：《人物形象的塑造——论汪曾祺文学创作中的鲁迅因子》，《学术月刊》2020年第12期；王小惠：《汪曾祺对鲁迅的体认及其后期创作》，《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18）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28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19）有学者已经意识到汪曾祺对周作人文学资源的借用，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尤其是谈及文章观念，但未从笔记文体角度来指认二者之间的关系。见孙郁：《汪曾祺对“苦雨斋资源”的借用》，《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1期。
（20）见《文艺学习》1954年第5期。
（21）汪曾祺：《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42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2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29、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3）有关唐弢《晦庵书话》再版之后的具体增删情况，谢其章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和分析。见谢其章：《唐弢早期书话：〈新文艺的脚印〉》，《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14日。
（24）唐弢：《序》，《晦庵书话》，第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25）汪曾祺：《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汪曾祺全集》第9卷，第4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26）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1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7）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11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28）编者：《编者附语·〈异秉〉》，《雨花》1981年第1期。
（29）〔奥地利〕赖内·马利亚·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第37—38页，冯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