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晁：小说为人与时空留痕
李晁，1986年生于湖南，现居贵阳。2007年开始发表小说，曾获《上海文学》新人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作家》金短篇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十月文学奖等。有小说入选“收获文学榜”，出版有小说集《雾中河》等三部。
记者：李晁的新近作品《失寻之夜》《风过处》《雾中河》《傍晚沉没》《集美饭店》等，总是在对当下的书写中回望过去、蕴蓄未来。时间在李晁的作品中从没断开，你总是在通过人物境遇、场景、细节将断裂接通。现在是由过去养成的，而未来蕴蓄在现在中，很想听你谈谈时间的“接骨术”，你通常用哪些方式让时间在你的作品中从过去流向未来。
李晁：“时间”几乎是形容词，它有长度和方向，有参照系，甚至我们想象“时间”也会逝去，或者失去它的意义（在参照系消失时）。时间在小说里可以拆成不同的坐标，它提供了参考的节点，一个人在过去、当下及尚未到来的未来中会有不同的情态，作者通过组合、穿插选择变化的节点，从而让人看到不同时期人的养成，并在头脑里建立起连贯的图谱，就像点能连成线。“点”由作者提供，“线”则需要阅读目光的参与。在这里，什么样的时间点表现什么样的人，正是作者考量的时刻。它要求有一种内在的关联，要看到过去的“缘起”（因），也要提供当下乃至未来变化的可能（果）。说起来，没有秘密可言，就是站在什么位置（时间）上去观看，这是关键的出发点。小说家想要聚焦的部分正是某个具体的“当下”所赋予的，所以，只要找准了那个“当下”，以它为坐标，那么回望和眺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好像流水里垒出来的具有间距的石头，摆放不一定规则，但是通过不同的落点，人可以蹚过一条流水。“时间”对于我来说，正是水中的一个个落点，而如何排布，是跟随小说自我节奏的，它需要彼此合理的咬合。落点的长短，决定了能否跨越。间距短是浪费，是啰唆；间距长则不可企及，是取消来路与去路的联系，人就要落水。
记者：在空间的维度，你的“雾水镇”等地标已在反复补充式的描摹中形成一种西南地理景观，除了时代带来的新建构，这里保留着仿苏式建筑——岁月中衰老的工程局、设计院、修配厂的老房子……当时间和空间借由一部部作品在我们的印象中变得愈发完整，你似乎已是拥有自己小说世界的主宰。当你写作时，建构完整的小说时空，是否是有意识的？它的建构和哪些思考有关？
李晁：写作“雾水系列”最初仅仅是一个蒙眬的念头，它恰恰不是出自有意的思考，而和生命本身想要言说什么有关，甚至这个冲动都很不明显，如烛火飘摇易逝，只是通过一篇叠加一篇，它才渐渐浮现。一旦浮现出来，如种子发芽，开始了自我的破土。现在看来，它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这种“自然”是写作的需求导致的，等到需要思考建构的层面，已是此刻我所要面临的问题，因为头开出来了，如何让它继续生长，才是最为严峻的现实。如同人类居住地的演变，一户人家落在一个地方，然后第二户、第三户来了，跟着村庄出现，村庄往前可能是集镇，集镇扩大便成为城……是这样的过程。无论是有意识的建构还是自然的写作冲动导致的持续状态，吸引我的，还是那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物，他们在一个地方拥有怎样的面貌，这面貌和过去有关吗？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叠加地写出流变过程，是我写作的小小雄心。这一过程，是想留下一些印迹，人物的、地方的，两者组成了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记忆。
记者：刚刚我说你的这些作品是立足于当下进行书写的，这也让我想问另一个问题，你的作品富有当下生活的质感，这种质感是从何而来？我从作品中的环境和场景，从人物的吃穿用度等生活细节，从主人公的思维方式及说话的习惯，方方面面都能遇见当下生活、看到当下时代。你的作品也不是不回望和预示时空，但我很想知道你怎么看待近距离书写当下。
李晁：我觉得写作，尤其现实主义的路径，是一种金蝉脱壳，壳是坚硬的现实，可里面的东西是变动的——这个作者想要呈现变化的东西才最吸引人。但前提是，要把壳结构好，要有现实感，而由现实感出发才可能抵达一种内在的真实。这个真实，首先来自作者层面，譬如对情感的表现、对人际网络的把握、对存在的感知，都要依托生活，然后才可能在这之上写出真切的人生景观。我也不知道我的作品是否具备当下性，这是我比较模糊的一点，因为当下过于丰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样本。我对日常的着迷也不具备题材上的优势，因为不光鲜、不猎奇，我只是想写出一种日常的情态，而日常的宽泛会给每一次的聚焦（写作）带来难度，如何表现，我现在依然不可解。所以也可以这么说，我之所以写作，正是为了与现实拉开距离，结一个梦，它几乎是由一种逃离的冲动带来的结果，而至于作品是否又反过来贴近当下与现实，我不知道。
记者：当下生活的质感，让你的作品具备极强的原创性及辨识度，也让我感受到当下生活中一个作家的在场状态。这一点让我觉得，读你的作品特别带劲。拆迁、外出、归来，这些元素在你的小说《失寻之夜》《风过处》《雾中河》等作品中带着时间留下的划痕，它们像是一组诗作中的词根，又带有一篇小说展开叙事的契机，本身还充满散射的隐喻。诗人有词根，你是一个有词根的小说家。
李晁：我想把词根理解成童年（个体影响的养成）及成年之后对生命的感受（审美），两者是渐进互补的，一直在起作用。个体的成长是对环境与现实的逐步认知，是领悟，而最终它回向了小说，让人物反映环境，又让环境作用人物。书写正是建立在这之上的，就是用语言去表现，这一表现的过程是个体审美的最终落实，两者的融合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对我来说，这是两个无法逃开的部分，因为书写，它们被揉成了一体，成为一个东西。
记者：有关拆迁的场景写物，外出、归来是写人，从状物到写人，不忍的告别、无法告别，试图和解的种种磨砺与努力，终究岁月催人走，人随光景变，人生况味蔚然。这些作品里面透露着隐秘之痛、中和之美，以及联系地、发展地看待问题的哲学观。作品的这种景观来自什么呢？是否因为你拥有某种俯瞰式的大视角、灯塔照亮远途式的内在想法？
李晁：我作品中的景观，来自我对人的认知与理解，如果还有别的，那就是我对地方的认知与理解。理解不一定是了解，了解更细化，几乎带着物理层面的意味，而理解更偏向精神与心理层面，我们常说的“共情”正是它的基础。理解必然要具有一种宽博或者微微拉开距离的视野，但同时，它能让人迅速靠近，并且很可能成为那些人物。这一点，阅读有极好的检验，因为哪怕反差再大的生活，我们都可以通过作家的书写去贴近，若没有这一点，文学的通达就值得怀疑。文学正是消除差异的过程，不论作者是否想要树立孑然独立的存在状态与险峻的文学景观，最终仍然会被人所读取。人类累积的文学作品之所以可以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而达到动人的效果，正因为这一切是可以被理解的，它来自人类生活本身。而如何表现，又认知到哪一层？则是一个作家区别于另一个作家的个体法宝。我觉得“俯瞰的视角”和“灯塔照亮远途”，正是理解的另一种说法。理解也确有自我的程度，我认为我的理解能力还不够，既不够宽广更不够深厚，它只是微弱的一线光，如同暗夜行路，光短一点，走路就慢一点。
记者：前面我曾提到“隐秘之痛、中和之美”，你的作品通透，但不能用凌厉来描述。你的心是柔软的，我们在贵阳见面，我对你的印象和我对你作品的总体印象一致，我感觉这么多年你没有变。作家处理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多少和自身看待世界和人的方式有关联，对此你有哪些创作感受？
李晁：我绝对认同作家处理作品和自身看待世界、看待人的方式有关，而且是有极大的关联，像上面我说的认知和理解就是这样，这样的看待和理解决定了作品内在的质地，是作者整个身心的X光。我写作“雾水系列”，正是想借助写作去表现我所能看到的那一层——那是微妙的情感及人的隐忍生活，我着迷于这个部分。在闭塞的地方，人的整个心灵也大多是闭塞且带着退缩性的，一点点风吹草动，足以立即封闭，不少人都带着极轻的存在感存活于世，仿佛张扬和外显会挤占这个世界的空间似的，更是不得体的，而我恰恰想通过书写（用刹那之光）去微微地捕捉他们的这一情态，让他们的微小存在及其活动显形，这是我的内在动力与追求。
记者：优秀小说家语言的层面会具有一个形象，这一形象是自身作品赋予的。我姑且称之为“语言形象”，你的语言形象我这样描述——简洁，疏朗处透着诗意——我觉得挺养人，写的虽是凡俗却有那么些仙风。如果说选择和舍弃就是塑造，我想，或许作家们都曾在某些意识的作用下进行过语言形象的塑造。你如何看待作家的语言形象及其塑造？
李晁：语言的形成过程和人的养成有一致性。内敛、克制大概是我所能采用的一种语言风格（虽然我更欣赏一种磅礴粗粝且大开大合的叙事语言），这不是发明也不是借用，而是我就生长在内敛、克制乃至木讷的环境之中。大多数人都有着闭塞的内心，他们都不善于表达自我，也可以说，他们很容易放弃表达自我，一点点苗头，就能让人的表达戛然而止，让人看不到更多的内容。可是，他们依然是活生生的人，是人就会有外在于世界的内心景观，而如何通过有限的外在表现——通常来说是人物刹那之间暴露出来的内心——去捕捉到人的真实，正是我感兴趣的工作。我以为的险峻正来源于这里，因为其中有一个度的问题，如何恰到好处地表现，是需要磨砺的，我还处在这样的磨砺的过程中。这里面还有一个让人忧伤的发现，即一个人在自我言说时的戛然而止，很可能就是他内心风景完全消失的时刻，也就是说，里面没有东西了，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些被隐藏起来的风暴。我希望自己能写出这样的风景——当我绞尽脑汁地想要呈现那一线之光的背后时，却发现我想要追寻的风景里并没有风景了，人物所展露的那一点，就是这个人的全部了。而这，是可能的。这一状态也是数千年来封闭环境对人的桎梏和戕害的结果。当人物拒绝表达自我时，那种浓重的哀愁才会击中想要表现这一切的作者。我不一定做到了，但我常常被这一种无法言说、主动放弃的行为所打动，那背后的空白是我看到的令人震惊和悲伤的真相。
记者：在大都市和乡村之间，有小县城，有乡镇，县城书写、乡镇的塑造今天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我想，对于三线城市、乡镇的书写你是颇有心得的，因为你的小说人物就是长在这些时空中的。那么，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他所处的时空之间的关系，你有什么思考？
李晁：对比过去，我们活在一种小写的人的时代。我们看春秋、魏晋以及隋唐，会看到大写的人与精神。我说的这个“小写”和时代迅猛蓬勃的发展与成就无关，它是个体内心风景的坍缩，是与现实世界景观拉开的距离。这一感受，在都市、县城及乡村之间都适用。我作品里的人，看上去是活在当下的时代，可是把他们往后挪，似乎也可以成立，因为他们秉承的是一种旁观者的心理状态，甚至以旁观者的心理和视角度过自己的人生。这一状态当然也会受到时代的冲击，他们携带着当今的面貌，他们也确实置身于当下的具体时空，可是内心精神的一致性需要被看到，这个可以往后追溯，仿佛见到当下的他们，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从前的人们是怎样存在的。我以为这是一种“万古愁”，是“遗传”带来的不可更改的顽疾，所以好像是通的，他们既是今人也是古人，这一切恰恰被环境所保留。小地方能够延续这一精神情态，而都市则会释放更多的东西，它的驳杂能让人有更多的面向，它是放大的最终效果（都市有多大就能放多大）。而往回退，退到县城、退到乡村，这种效果就逐步收缩，好像电筒的光，越靠近光源，光线就越细、越窄。那么，我们也很容易发现，越细越窄的地方，光就越清晰，而离源头越远，光就越散淡、越模糊。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写作是狭窄的、局部的，因为我没有能力看出太远，我只能盯着眼前的一点东西，看清人物脚下的泥巴。也是借着这些问题我才想到，原来他们脚下的泥巴，不一定是当下的，以前那些泥巴就已经存在了，而未来，似乎也没有完全消失的可能。
记者：你的小说塑造了文学中的西南地理景观，三线城市及小镇，在你的作品中是鲜明的、生态化了的。三线城市、小镇包围并且正在成为都市群落的一部分，我想代表“都市写作者访谈”栏目的读者，请你谈谈“都市写作”。
李晁：谈“都市写作”，难点不在于如何界定写作，而在于如何界定都市。什么样的城市可以被称为都市？如果按照我的理解，许多城市还够不上都市这一称谓，这里不涉及城市的规模，而在于城市所继承的精神气质，它是否具备独特的精神风景，那种人类久居此地诞生出来的内在心性与风貌（与他处不同的）？回到写作，怎样通过人物及人际网络体现这背后的气质，尤其在全球化带来的趋同形势下，发现都市中被逐渐模糊了的精神风景，是当下都市写作面临的问题。在艰难生成的精神硕果被时代所裹挟、所冲淡甚至所改造时，谁提供出了原始的基因，谁就占据了一席之地。再说外显的一面，我以为的“都市写作”一定是要热闹的，要有宽广与蓬勃的人间面貌，要众声喧哗，因为都市容纳了更多的人，汇聚了更多的信息，涵盖了更多的声音，制造了更多的事件。如劳伦斯·布洛克写纽约，有一本叫《八百万种死法》，我们几乎只用看标题，就能一目了然地知道这就是都市小说，因为别的地方不可能提供如此多的死法，而死法的多样正说明生存的多样。这是方便识别的一点，而不方便的是，我们能否通过文本的纵深去认识一座都市，认识那里的人？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读《繁花》会知道，这就是上海，两个时代的上海，但都是上海。往前一些，读《海上花列传》（张爱玲译本）我们也会得知，这也是上海。这些作品都通过一部分人和特定氛围写出了一个具体都市带给人的复杂感受。说点好玩的，以前开过一个玩笑，如何辨别一部作品是否是“都市文学”，只用看里面的人是否足够骄傲和得意（不论那得意是自然的还是表演的），如果有，那铁定就是，如果里面的人得意到无法无天乃至捅破了天，那说明都市背景更大更深，因为只有那样的“大”和“深”才可以盛下人物那样的恣意。现在看来，这仍然是个玩笑。但谁说玩笑不说明一点问题？反过来看，得意的背面——失落（失落更像是永恒的主题），谁写出了置身都市的失落也等于写出了都市本身。得意与失落，这些都是都市的不同面向，因为其中有人这样活着。
记者：你是一个心地柔软的作家，立足当下进行书写，拥有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是我心目中语言形象出尘的作家。你塑造的人物存活在具体的生活质感中，我想这样的小说一定会在时空中留痕。感谢李晁进行创作分享，你想对写作同行和读者说些什么？
李晁：对同行应该不需要讲什么，写作总是个体的事，大家会面临各自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在说，而说得最多的话是——“多写”“坚持下去”，诸如此类。随着年纪的增长，这句话从轻飘飘的泛泛之言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带着爱意的相互鼓励了，而这，是重要且真诚的。对于读者，我从未想过要说什么，我觉得迅速遗忘，是最好的。像格拉克重读奈瓦尔，他确认了一种写作样态，它是一种寂静的声音，其中最迷人之处，即不被人所记——“我重读奈瓦尔……重新又找到了他的迷人之处：简单真心的友善接待，一种飘忽不定兄长般的隐秘的愉快，从不强令你做什么，总是随时准备着被遗忘”。想来想去，没有比“随时准备被遗忘”更优雅的事了，甚至，我觉得“准备”都不需要，直接瞬间地遗忘最好，一别两宽。但还有一种好玩的现象，来自詹姆斯·伍德写V.S.普利切特，提到他“温柔的文学奋斗”，阐述他如何是一个“伟大的小作家”。最后，伍德写道，“但我希望他会流传”。这样的矛盾，让人动容，只是和作者没有关系了。最后的话是对自己说，要遗忘自己所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