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燕：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青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当然一代亦有一代之文学青年。曾几何时，文学青年被当作一个光彩动人的形容词，为无数的人生在读书、交友、婚恋甚至改变命运等方面加持，现在回归其质朴内敛的名词属性，默默为人的生活情感托底。韩少功曾用综艺节目“非诚勿扰”女嘉宾的集体灭灯来比喻文学青年在今天的尴尬处境。诚然，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盛行、各种信息、短视频与浅阅读纷飞的碎片化时代，人们的生活面临诸多不确定和多样化选择，文学并不能为具体的现实人生带来多少肉眼可见的实惠。即便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导致文学的处境更为小众和边缘化，今天的文学青年在阅读、写作、成长、出道等方面仍然拥有更多的机遇、便利和助力；即便文学青年的光魅被功利主义与大众审美所湮灭，仍以另外的形式火种般地在时代环境及个人内心存续，仍因其代表着文学的某种精神、希望与改变的可能而被不断发现与推崇。本期《长江文艺》亦是文学青年有意思的一次集结，特别是七位青年作家的小说，不仅作者几乎都是90后，而且写的也是当下年轻人的生活，从主体到客体都是关于青年的新鲜提供。他们青春恣意而才思敏捷，个性鲜明而各放异彩，一边想象关注着世界一边自我感受体验，或可作为当下文学青年的一份观察样本。

城市被作为叙事主体和通向世界的入口。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城市日益成为我们主要的生活空间和面对的巨大现实，但是中国当代文学一直被诟病没有贡献出与之相匹配的城市文学。新的可能与写作的生长点落到新一代的文学青年头上：如果说80后及以前的作家很多都是“离乡的一代”，乡村成为他们的来处和精神背景墙；那么从90后一代开始，更多的文学青年是“在城的一代”，城市成为他们的成长空间与生活方式，天然地与之有一种亲近关系和融入感，看待事情的视角和方法跟前辈作家也全然不同。城市的流动性与通约性取代了地域性，他们是在潮流中与到世界去，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体验中确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三三的《白马》写一个在小城饭馆打工的年轻人罗珍妮，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和畅惠风之下抓住机遇、执着隐忍，最终迎来人生的进阶通道和情感可能。从童年对色彩的敏感到跳槽百货商场工作，从苔城到上海，城市就像宋先生送她的万花筒一样缤纷闪耀。空间的不断流动中新的生活与世界的大门对她层层打开，让她感觉“位于一处通往未来的甬道之口”，小城和自身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链接着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与人心。世界在水笑莹的《休眠火山》里有某种割裂感，在按部就班的小城现实生活与遗下幻想和过去的都市经历之间，而“休眠火山”正是隐喻着青年在远方世界的召唤之下，内心的某种欲望、不甘、蠢蠢欲动以及对惯性生活的短暂逃离与旁逸斜出。

对理想的追光及其现实境遇。文学青年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天真无畏、先锋叛逆，对世界依然好奇而充满热望和正义感，因此被赋予更多破旧立新的可能性。现代社会的物质积累与开放包容为文学青年的自我发展、理想抱负提供了弹性空间：不至于“著书只为稻粱谋”，也无须去学油腻世故，更没必要强撑着负重前行。然而，青年的追光之旅不是被营造、过滤的楚门的世界或芭比的乐园，终将被社会生活本身所教育甚至遭遇现实的铜墙铁壁。“白马”的故事虽然出自他人不怀好意的虚构与指认，但终究就像一束光照进了罗珍妮用力抓住的现实生活。杨知寒的《飞烟》以简约冷峻的叙事道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现实处境或者直接被自己的理想反噬。一方面是调查记者孟还潮高扬的理想信念、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天真无畏的妻子背后不断拱火与职业崇高化，与夫妇二人的现实窘迫（父亲留下的假名牌手表、妻子戴的假的金项链和戒指）形成反差；一方面是理想主义者遭遇的荒诞而极端的现实：孟还潮帮助受烧烤店油烟困扰的老太太维权，却无意中死于老太太儿子之手，理想随着生命一起“飞烟”般消散。理想与现实于李星锐的《绳索与海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绳索既是令人窒息的现实，又是“由这样和那样的平庸之事所编织的”“能助人爬出地狱之谷”的各种牵绊；而海洋是童年的模仿游戏与未来想象，跟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异曲同工，寄托着年轻人对于理想、自由、壮阔与欢乐的无限向往。

一代人精神情感的迷失与变形。当下的文学青年对外面世界和自我内心感知敏锐丰富，而对于置身其中的日常现实与突然变故却有些淡漠、茫然和脆弱，自身的精神世界也在现实的挤压或困扰中产生某种迷失、异化、变形和逃逸，从而表现出极度自我与非理性的一面，以此进行缓冲、解压、平衡内外，再回归表面平静自洽的现实秩序之中。《休眠火山》跟岳舒頔的《闯入者》都从性别视角去观照青年因人生角色的变化而产生的内心震荡及对两性关系的影响。《休眠火山》侧重于男性，面对妻子的生育焦虑和如愿后的喜悦，周苏捷却有种置身事外的被动与怅惘，没有做好准备又必须接受，于是选择临时逃离去上海，而约见的两个跟他有过情感纠葛的女性，又无意中把他拉回现实并从不同角度预演着他的未来可能。《闯入者》的落脚点在女性的产后抑郁与精神分裂，因为不能适应新的角色与关系，孩子反而成为二人世界的“闯入者”。女性对孩子的陌生、嫉妒甚至敌意不仅因女性角色意识的迷失、过往的创伤记忆以及家庭关爱未能及时补位，还隐喻着更幽深的女性处境与现代人的精神疑难。陈萨日娜的《第一人称》也涉及人的自我分裂，以一种极其先锋魔幻的形式来书写高校“青椒”的内外交困——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切换意味着“我”的主体性的获得或丧失，而内心两个“我”的裂变与对话，与其说是面对现实压力的应激反应，不如说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的应运而生。穆萨的《去海边》是一个人因为冒失、反应过激杀人而让自己陷入一种激烈复杂的内心冲撞中，对生命也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根底在于极端体验后的人性回归与自我救赎。

“所有这些，在我心里，都是死亡和世界的悲伤，/所有这些，因为会死，才活在我的心里。/而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用佩索阿的诗句来形容文学青年的集体内转再恰切不过。相比阔大的世界，他们更关心人的内心与自我主体性的维护整理，并在大与小、内与外、个体与时代、自我与他者等多重关系的消长反转、交互体验中得到历练和成长。一边反常规套路反对被代言，一边模仿与想象遥远的未来和未曾经历的生活。一边在虚拟与现实中穿行游走，强烈地感受世界变化与人心人性，一边于日常的疏淡与迷雾中不断确立巩固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如何将自我的“小宇宙”与置身的时代现实建立起更为紧密深切的链接，如何在世界视野与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切入和接续中国文学的传统经验和本土转化，或许是文学青年需要正视和思考的问题。年轻就是资本，新的文青正在崛起，作为当代受教育程度最高且与时俱进、数量庞大的一代人，他们见多识广而精神开放自由，轻装上阵而又装备无数，值得被不断关注并寄予厚望。一如《白马》中那匹纯洁高贵的白马，象征着文学青年的理想与自我，虽然还将接受无数的虚构与想象、历练与检阅，但是马蹄声终将到来，小马也会有长成千里马的一天踏着夜色缓缓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