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文盛：我想要写的，是我们整个人类的“肺腑之言”
闫文盛，1978年生，国家一级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映像》《都市》等刊执行主编。现为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山西省委宣传部“四个一批”人才，“三晋英才·拔尖骨干人才”，山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曾在《人民文学》《当代》《花城》《钟山》《大家》《天涯》《作家》等百余家文学期刊发表作品400万字。主要著有长篇散文《主观书》（8卷，120万字，已出版《我一无所是》《主观书笔记》《灵魂的赞颂》三部）、散文集《失踪者的旅行》《你往哪里去》、小说集《在危崖上》、人物传记《罗贯中传》、人文专著《天脊上的祖先》等十余部。获第四届“茅盾新人奖”、赵树理文学奖、《诗歌月刊》特等奖、安徽文学奖、滇池文学奖、林语堂散文奖、山西省文艺评论奖一等奖等。
闫老师：我一直有漂泊之感。应该说，“异乡人”的概念一直贯穿于我的写作中。1993年的时候，通过考学离开生活了十五年的村庄，从此长居乡土的岁月也就过去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打算离开城市再度回到乡下生活。从1993年开始算起，到今天恰好三十年了。三十年中，因为要回去看望父母，我在每一年都会按月最多也就延迟两个月返一次乡。应该说，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转换是我从事写作的一个最大契机，盖缘于“生活经验的陌生化”。我在村里生活、读书的时候总是向往外面的世界，但到了遥远的异地上学，像一个人割断了脐带独存于世，总是难免惶恐。于是，我便选择以写作为出口来适应这种生活转换。我的写作始于乡土无疑，因为即便是最初到了城市生活，能够诉诸笔墨的也是乡村旧事。但这段时间并不长，所写也不够深入。原因或许与我一直在读书，并未深切地参与农事有关。所以，从写作的角度来看，我与乡村隔膜，与城市相对算是熟悉一些。但城市却不是我的根。我的写作多多少少体现了这种“撕裂”。但我想，这也可能是我们多数人的命运吧。
记者：走出介休时和定居太原后，您阅读的第一本书、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分别是什么？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作品的？
闫老师：我离开介休乡村，起初到运城读书。从学校毕业后，返回老家待了三四年，之后还去深圳工作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到2002年才定居太原。起先，我并没有这个打算，“定居太原”只是时间的推动力起了作用。我在最初离开乡村的时候理想广阔，准备在“我的人生”这张白纸上描绘“最美的图画”，后来呈现的结果总是难遂人意。我外出读书，学的不是文学专业，但是冥冥之中，却沿着我并未深刻意识到的文学道路走了过来。我那阵子读什么书？我记得读过诗歌，当时石家庄办有一本叫《诗神》的刊物，我应该读了不少，但读得糊里糊涂。也读一些中外经典诗歌，由此开启了我的诗歌生涯。书籍方面，很难说读的第一本书是哪一本，完全记不清了。可能抓到篮子里头就是菜，不是专业要求（当时也还不觉得肯定要去写作），所以只是随性去看。我能想起来的是读过张承志和余秋雨。2000年前后，我开始大量地写散文，之后有意识地写了一些系列散文，到2010年结集为《失踪者的旅行》，被选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并在2011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但这是一些散文篇章的合集，除了“失踪者的旅行”这个系列（大约7万字，而全书有16万字左右），还收入一些其他系列创作。所以，从成书的角度讲，不能说是“创作的第一部作品”。但这部书对我非常重要，因为它见证的是我最初十五年的写作。我的青涩之笔，经过这本书的历练，之后慢慢地趋向成熟。
记者：2021年，凭借《灵魂的赞颂》获得第四届“茅盾新人奖”后，您对《主观书》的文学版图又有了怎样的“拓疆”计划？
闫老师：茅盾新人奖，奖励的不是一部书，它针对的是作家一段时期的整体创作。《灵魂的赞颂》出版于2021年，此前，《主观书Ⅰ：我一无所是》和《主观书笔记》2019年已相继出版。茅盾新人奖的获得，与这三本书关系最大，而获奖这个年度，也恰恰是我写作《主观书》这一系列的第十个年头。十年中，我一共写了120万字。这三部书，除了《灵魂的赞颂》体量略大（20万字）外，前两部均为10万字，所以三本书，共占《主观书》三分之一的体量。获奖对我的写作是个基本认可，但若说到“《主观书》的文学版图”“拓疆”计划等等，应该还谈不上。我只是觉得应该继续写下去，直到写出我心中该有的那副面貌，即我理想中的《主观书》样子：言语适度，感觉深切，思绪通达又直抵肺腑。但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它涉及大量的淘汰，反复的辩驳和自我确认——所以，如果硬要说有个疆域，我所想的也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广大，而是直击地心的深入。或许从200万字中精选20万字可以触及这个理想？那么理想即疆域吧。
记者：从宏观上讲，中国古代文学大系主要分类是散文和诗歌，最近十余年，您的创作也在这两种文体上持续发酵，再加上不少读者朋友期待的《罗贯中传》，在您看来，古代文学作品的精神脉络有多少延绵到了当下的文学创作？
闫老师：文学是有传承性的。古人的命运和思虑，其实也不外是我们的命运和思虑。我在最近十来年中，几乎与《主观书》的写作同步，还写了一部《罗贯中传》。罗贯中的史料稀缺，基本上难以成传。所以“读者朋友的期待”，应该还不至于。因为写这部书，就需要读到三国和元、明的历史，由此对人类作为一个族群生活在这个星球上有一点小小的思考。而这种思考，与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写作也都有一些关系。一般来讲，元代的读书人出路不多，地位似乎也不高，但如果对照明初朱元璋立国后知识分子的处境，便很难一言以蔽之。朱元璋时代有文字狱，对当世甚至后代读书人所产生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所以，若以这个时期的诗、文来谈，断然与汉唐时的文学不同，创作者在诗歌和文赋这两个文体中的胸臆释放，此前已登高峰，到明清这个阶段，便转为“小说家言”了。它将浓烈的感情、自由而奔放的思想通过曲折的故事传递和表现出来，在文学一途，是开始重于铺排、讲说和演绎，而减少了语言金冠所散发的光芒。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文学，由于所处的时空不同，对文体的运用和感悟也自然不同。现今的中国诗歌和散文，融汇的是古今中外的文学经验，你很难明确划分哪种精神资源的营养成分更高，没有具体的比例，只能因人而异。但我想来想去，我们秉承最多的仍是东方的审美，从《诗经》、庄周、楚辞到明清、民国，那一丝一缕的文风都在我们当下的作家群体中有渗透，这与西方的文学营养更多地在文体形式方面对我们产生启迪殊为不同。我自己是想学得远一些，所想的范围大一些，尽量少一些拘谨，如此一来，或可无愧于古人。
记者：提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忽然想到“史传散文”的形成和兴起便是在汉代到三国时期，邱华栋先生评价您的《主观书》为“灵魂编年史”，而一些关于罗贯中的散文篇目也出现在里面，那么在创作《罗贯中传》的过程中，您对三国时期哪个人物产生了比以往更为浓烈的兴趣？将来有没有打算进行关于三国人物或历史的创作？
闫老师：有个初步的打算，我或有可能去写写诸葛亮。孔明这个形象，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在写作之前，我特别好奇的便是他的成长路径，完成《罗贯中传》后，对其仍然难以释怀。因为孔明的出山和后来的建立功业，即便依据史实来看，也确有一些让人迷惑不解的成分。这种好奇和不解，一在于他的过度早熟，二在于他的忠贞不贰的赤子情怀。当然，在他成长的历程中，由于荆州一带算是乱世中一块难得的可以安居的土地，有赖于隆中田园生活和荆州学术氛围的旺盛，诸葛亮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便修炼成一双洞察天下的巨眼。但是他的一生，又确有许多悲剧的成分，让人扼腕叹息。在小说家的笔下，这份悲剧被演绎得足够成功。但他的传记不好写，因为已经出版的书已经很多，而且角度繁杂，我只是心仪吴晗《朱元璋传》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笔法，觉得如果从文法上突破，或有可能写出一本有别于当下多数已成的诸葛亮传记。不过，此事不急，我可能还需要慢慢积累好些年。
记者：在创作大量散文作品之余，您又有大量诗歌作品问世，并且在朋友圈日常动态中大量推荐诸如昌耀、佩索阿等国内外重要诗人诗作，您在阅读诗歌和创作诗歌作品的时候，会考虑哪些要素？
闫老师：不会着力去考虑。如果有一些元素，它们都是自然融入的。我喜欢昌耀、佩索阿的理由大致差不多，因为他们都是“修辞立其诚”的。他们以身作则，已经部分程度地写出了我们整个人类的“肺腑之言”。而我想要写下的，也是我们整个人类的“肺腑之言”。
记者：近期的《花城》杂志发表了您的一组诗歌作品—— 您对当下诗歌创作是怎么理解的？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您又是怎么看待古代诗歌创作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的？
闫老师：诗无达诂。我自己比较倾向于精神层面的写作。我总是觉得诗歌应该写出我们的存在困境。因为我的写作少凭借，少意象，常以心中所思所感“裸呈”出之，所以与纷繁的时代现实和诗歌现实都有些“隔”。我喜欢箴言，希望诗歌中有箴言的凝视和“思”的力度。至于说到意在言外，则是诗中应有之义。直白不是艺术方面的“裸呈”表现，在我看来，直白近于艺术的无能。但意在言外，前提又是有“言”，“意”的源头是明晰的，是“言”的山重水叠，是“言”与“言”间的曲径通幽。
记者：古代一些诗歌作品可以吟诵或者谱曲演唱，现当代诗歌也有一部分作品被制作成歌曲，您有这样的打算吗？被制作成歌曲作品的现当代诗歌，有没有您喜欢的？
闫老师：暂时没有。
记者：创作之余，您一年的阅读量有多少？其中的有效阅读占多少？您怎么看当下人们的阅读现状？
闫老师：这很难统计。我的日常只是遵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传统，既对抗光阴流逝，又日日明心见性，在我想来，是能看到自己生命流动的最佳法门。如果非要以阅读量（数字）来核算，每天两三万字总是有的，无论诗还是文，以年度算来，一年当在七八百万言。所写，一年约15~20万字。有效阅读与产出也有一定关系，另外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是要观之长远的。但读书如何才能有效？这也是经验积累。不去泛泛而读，而是尽可能地去辨析血肉，则浪费的时间便不会多。你每天的工作也不会是“做了无用功”。日积月累，它会推动你成为一个写作者，成为一个优秀的写作者，甚至推动你成为一个经典写作者。当下读书人中，聪明人、有天赋的人不胜枚举，至于不以此为志业的，便不说也罢。
记者：2023年，您的创作计划和阅读计划分别是什么？假如推荐的话，散文、诗歌、小说，各选一本，您会推荐哪些作品给更多的读者？这些作品在你看来，有哪些品质和意义？
闫老师：2023年的主要计划，仍是续写《主观书》，希望能稍微打破一点瓶颈，多写一些可以留存的篇目。因为目前还有打算编辑一本20万字的精选集，是在《灵魂的赞颂》之后的新一次精选（从《主观书》全部篇目中精选，类似惠特曼不断编辑《草叶集》的做法），所以，写一些新的、精粹而有力的篇章仍是最必要的。后半年想写小说，看看能不能将我这些年的思考，通过一条小说的新路表达出来。说到推荐书，我只能谈我在读的和准备读的：散文，我继续推荐《不安之书》，这次我读的是金心艺和周淼的新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在2022年7月推出的全译本。这部书遵循了佩索阿创作此书的时间线，分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两大板块，从中能看出写作者的天才是怎样以与时间相对称的方式呈现出来。经典作品是经得起翻译的消耗的，经典作品也无须担心翻译的重复——多次翻译，不同译本，每个译本都如新译。诗歌则推荐李白吧。我今年想找时间仔细地读读李白。因为写得越多，越知道自己的创作基因中，对源头性的素材发掘不够，我觉得李白的天才对于写了很多年后的诗人去重新发掘自己，必有大益。小说不妨读读萨瓦托，阿根廷作家，我读过他的《隧道》，另有《英雄与坟墓》《毁灭者亚巴顿》。此三部长篇，为作者的“心理小说三部曲”。萨瓦托是“心理现实主义大师”。我读《隧道》时，感觉到作者是拿了显微镜在写作，他的观察和表达都异常真切，一切幽微的心理波澜都“仿佛刚刚发生在作者身上”。为什么会如此？来看看萨瓦托的表达：“你要在感觉自己无法再忍受、快要发疯时来写作，反复地去写‘同一样东西’。这时的你能够调用更强大的资源，拥有了更丰富的经历，体验了更多绝望，因此可以从其他角度不断地去探索它。”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你要虚构出杰作，就一定要去除虚构之心。你所书写的一切，都已经真实地发生在你的命脉、记忆和血缘里。你所要做的，就是开辟一个时空，耐心地、专注地完成它。
记者：说起李白，我会想到他的《与韩荆州书》，这个身为异乡人的“陇西布衣”在三十来岁之时给荆州长史韩朝宗写信，开篇引天下谈士之言“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然后毛遂自荐，先说“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又道“日试万言，倚马可待”，可最终没能打动韩朝宗。在这之前和之后，李白的境况几乎与此无异，这是他的人格精神之一吗？您怎么看？
闫老师：李白的可贵，正在于他的自由不羁、心胸万丈。我们喜欢李白，也就是因为他替代万千人众活出了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样子。李白不是陶渊明，他的身体中洋溢着一种心飞天外的浪漫、身披羽翼的激情。在李白身上，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多，可以诟病的东西也很多，但这正是他的样子：正反相成，活得真正“像个人”。至于他以诗人的人格去谈论政治理想，这自然行不通。但他以一生所执迷的，不是任何别的外物，他首先要做回的，也还是一个自己。诗人的愤懑甚至幼稚都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他将这些成分化为光辉诗篇。我们从他的诗歌中读出的是一种人类生活实践中稀见的、但不可或缺的精神。李白替代许多人完成了他们没有做完的梦。
记者：近年来，不少自媒体联合许多优秀作家做了文艺类或者文化类栏目，他们都提到过“精神原乡”这个概念，您生活和创作的“精神原乡”分别是什么？
闫老师：是我寻而不得的故乡。我出生的地方只是我出生的地方，但我的祖父一辈，却经历过长长的漂泊。至于我后来离开我的出生地，去读书，去更远的南方，再后来，到目前的省城，甚至不排除今后走向更远、更陌生的他途，都出于这种寻找。我希望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明确地让我看到人应该怎样活着。我们目前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种困境，身心所感受的种种拘囿，其实与鲁迅当年所描绘的无物之阵是类似的。但是，这个“精神原乡”也可能便是空明之境。因此，这种寻找的难臻完整，或是我一直生活乃至书写下去的动力。
记者：《主观书》文学版图中有一个系列叫作“众神还乡”，初读时让我想到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假如文学创作和现实是世界可逆，回到最初，在时间的长河里溯洄“还乡”，您还会从事文学创作吗？假如没有从事创作，您会选择怎样的工作？您想象过那样的生活吗？
闫老师：我最开始写作，是在1994~1995年间，十六七岁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想过，以后会不会以此为业，但仍是疑惑居多。因为文学不是我当时的所学，我是在课业之余按照自己的性子来选择从事文学创作的。之后参与校报编辑，任校报主编，毕业之后从事报纸编辑和相关的文字工作，也就一直写了下来。如果依据我当时所学的专业就业，我应该在水利系统工作。这不需要选择。我有很多同学现在就在干这个。现在回味，我的写作之路应该还算顺畅，如果不够顺畅的话，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也可能就在企业里干下去了（我在企业里工作了三年多），或者去当记者了（我在报纸和期刊当记者、编辑、编辑总监、执行主编，前后也有十来个年度），或者去出版系统（我确实动过这方面的念头），或者继续读书，之后选择去大学工作——总之，这几种可能性，不是出自我的想象，它们其实就曾经是我的生活，或者到今天仍然非常靠近我的选择。但在我的写作之路上，前前后后，我遇到好几位伯乐，是他们帮助我完善了我的专业写作之路。我是在三十六岁那年成为专业作家的，迄今马上就满十年了。这十年是我在此前并未深想的十年，因为专业写作的身份，一不易获得，二不容懈怠，它其实有更多的自我加压，也有更多的孤寂。我现在虽不大去想假如不写作我会做什么工作这样的话题，但我确实知道，写作其实不该成为一个标签，它更应该是生命的馈赠。不写作的前提是有一种足够强度的愉悦可以替代它，譬如当个旅行家走遍世界，这样的话基本就是在延续我前面所谈的“寻找自己”的旅程了。但基于种种缘故，这件事情没有成为现实。我需要做的，仍是十年、数十年的纸上耕耘。在人类生命所经历的浩大时空中，我有时会觉得我的种种选择都微不足道，但是，尽可能看到更多的世事浮云，对我却极有意义。我在《主观书》中所示的，大体便是这种“看到”。我希望能以足够凝练的语言去抵消我半途而废的其他生活。我希望能以这种写作去替代更多我寄望已久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之余，地理意义上的旅行也渐渐地成为可视的、可追踪的，也是真正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