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城：写诗已演化为一种自身的本能需要

海城，本名侯瑞文，1962年生于北京海淀，祖籍辽宁。北京作协会员。诗文散见于《诗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诗选刊》《诗探索》等文学杂志。1997年出版诗集《永远的守夜者》，作品选入多种年度诗歌文本及《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

1、你是从哪一年开始诗歌写作的？最早激发你写诗的灵感是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具体时间应该是一九八二年吧。但那时的书写，仅仅是我对写作的一次次怀有好奇心地试探，或者说是类似学徒式的、毫无方向感的肤浅的抵近，属于青春期特有的略含诗意的生命之翼的张扬。当一首名为《照相机》的小诗，刊发在我所就职企业的行业报纸《首钢报》副刊上，颇为迓异，目睹自己的习作第一次变成铅字，还是很有些激动的，又感觉有些不太真实。习作的首次发表，着实满足了我的一点儿虚荣心，同时引诱着我继续徜徉在写作初始的小路上。那时的我并不确定，写作的路途有多漫长，最终我又能走多远。

最早激发我写作的，完全源自于青春对文学的无限憧憬所滋生的热情。那时的我特别迷信灵感，好像写作者完全靠灵感写作，虽然不知灵感到底为何物。现在终于渐渐悟得，所谓灵感是同写作者自身历久经年练就的对客观世界的敏感程度和发现能力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是在无数的永不停歇地寻找过程中偶然获得的。但我并不否认灵感的真实存在，某些机缘巧合的意外事件，也会成为一种写作诱因。而现今，我不再迷信灵感，写诗巳演化为一种自身的本能需要，一种隐于精神肌理的自动行为。

2、请选择2—3位对你的诗歌创作最有影响的古今中外诗人或艺术家。

对我构成影响的有李白、杜甫、王维、苏轼、鲁迅、王国维。国外的有莎士比亚、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雪莱、拜伦、罗曼.罗兰、泰戈尔、聂鲁达、里尔克、卡夫卡、庞德等。这些杰出的前辈于我建立写作信念，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但就写诗具体的质的影响，来自八十年代横空出的“朦胧诗派”整个团体，他们富有新意的汉语表达方式，令我有一种窥见了新大陆之感，使我对诗的写作有了崭新的颠覆性的认知。之后，我的阅读视野转向西方现代主义诸多的诗歌流派，游弋其中，持久地受其濡染，我的书写渐渐在潜移默化中有了一些缓慢的嬗变，表达手法上趋于个人化意义上的多样性。

总的来说，不是某几个诗人或作家，而是众多不同国籍的大师级文学人物形成的群体，让我度过漫漫人生中最孤独的岁月，并对我的缓慢而持续地叙写，构成多重的深刻至魂魄的影响。我受惠于他们，当借此，满怀敬意地向他们深鞠一躬。

3、请提供你自写作以来的 10首代表作题目，并注明写作年代。

《这样的一群豆子》（2003）《影子》（2006）《阿尔兄的石头》（2014）《迎新日》（2016）《秋意札》（2017）《生命本来是轻的》（2018）《蜜蜂辞》（2019）《雨夜的玄幻之处》（2020）《神音灌顶之后》（2021）《将灵魂移向高处》（2021）

4、你写诗一挥而就，还是反复修改，还是有其他写作方式？

我的诗大多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出的，但写出来后，总要放那么一段时间，进行“冷藏”式地处理，再重新审视、推敲、打磨，完成一次或几次的修改，才最终定稿。甚至有些自认为定了稿的诗，只要未发表，一旦发现还有不准确之处，还是要再度修改，直至处于修改场域里的我，感到在那个特定瞬间觉得满意为止。事实上，即便是修改过了，也总有那么一种不满盘桓左右。有时候，一首诗经过剪裁分离，变成了两首诗，又有十行变成了五行或三行，也有三行变成五行或十行的，更有不少被我废掉的诗。我觉得这修改的过程，也是去伪存真的过程，或多或少含有二度创作的意味，对我的写作大有裨益。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修改诗无疑是一种必备素质和自律的态度。有人说，“好诗都是修改出来的！”，我同意并笃信这样的说法。

5、你如何看待生活、职业与你诗歌写作的关系 ？

我想诗与诗人的生活一定密切相关，至少会含有某种程度的隐密牵联，不可能完全割裂。诗，构成诗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诗与诗人相互浸入，共同完成对生活的诗性印证、至于诗人的职业，或多或少亦会渗透在诗中，可窥见其影子。就我个人而言，更强调诗对生活的辐射和强势介入，尽管这需要诗人进行必要的抱有警惕的筛选，拒绝或回避一些非诗的东西。

6、你关注诗歌评论文章吗？你写诗歌评点、评论和研究文章吗？

关注评论文章，曾阅读了一些中外的诗歌评著，优秀评论家具有独异性的真知灼见，会打开一扇门，诱我进入，给我带来对诗歌探究和解析视角上的启示。我想读一些诗歌评论方面的文字，多少会对诗人有些益处。但我只关注那些能提供解构新视野的诗歌评论家的作品。

十几多年前受友人之约，曾写过几篇，但谈不上评论，只是一些个人的读后感而巳。

7、请写出你认为最重要的三个诗歌写作要素。

诗人的情怀、语言的提取能力、发现客观世界诗意部分的敏感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