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忠：《永远在路上》是对父亲那一代农民最好的告慰
这是一部写给父亲的书。
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张培忠通过纪实文学、日记、书信以及口述历史等文体，细腻而动情地刻画了一位忠厚勤劳、隐忍坚韧的农民形象，既是一位中国普通农民的人生档案，也是时代和民族的忠实记录与共同记忆。
《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简称《永远在路上》）是张培忠酝酿时间最长、素材积累最充分、收获最多感动的一篇非虚构文字。如果没有对父亲深厚的感情，如果没有对乡村文化长期的研究积累，如果没有对非虚构的热爱和对文体的探索精神，不会有今天的《永远在路上》多声部的文本呈现和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
在张培忠看来，作为一个知识人、写作者，最大的孝道就是把父辈的历史搞清楚，把父辈的人生写出来，追本溯源，继志述事。他以自然而朴素的情感叙述，以真实又珍稀的图文记录，以学者的严谨进行走访，以史学家的视野探寻，终于在父亲去世四十周年的时候，完成这部作品。
早在1975年，美国出版的大约3万种新书中，只有2407种是小说。《纽约时报》书评版编辑每年推荐100本值得关注的作品，发布年度10本好书，其中非虚构都占一半以上。追索真相是人类的天性，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仅靠单一的方式来呈现真相，难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因此，《永远在路上》一书用多维的视角、立体的层面聚焦、透视，全方位展示一个中国农民的一生。
记者：《永远在路上》不算厚，但主题丰富，同时饱含了您几十年的情感积淀。
张培忠：这部作品的主题书写，我还是有考量的。第一个主题是写乡土、乡村与农民的关系。当下的中国，农民依旧占主体，广大的乡村是我们的生存空间。从百年的文学谱系来说，建国前后乡村题材的作品不少，但是真正对农民的书写还是不够，尤其是描写新中国第一代农民的纪实作品，几乎没有。我在作品中写父亲温和敦厚、坚韧不拔的品格，写他对新事物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底层农民的一切优秀品质，都集中体现在父亲身上。第二个主题是写父与子。文学史中对母爱的描写非常充分，但是对父子关系的书写却很不够。最近我刚看了《文学馆之夜》第四期《父与子,肩并肩》，感触很多。一个人的成长，父亲的影响至关重要。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文化不高但很有智慧，很有预见性，及早规划了我的人生道路。中学时我成绩不错，舅舅希望我读高中，毕业后可以考大学；父亲那时身体已经不好，力主我读师范。我读师范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如果我读高中，可能就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面临辍学的危险。毕业后我去小学教书一年，然后到汕头读书，之后又考到广州读书，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被选调到广东省教育厅广东教育杂志社任记者、编辑；1996年调入省委机关任职。回想起来，我的人生道路虽然不容易走，但总体上很幸运，受到组织的培养、领导的厚爱和命运的眷顾。我很感谢父亲给我指的路，在当时情境下是最好的选择。
记者：从作品中能感受到您和哥哥对父亲的感情很深。书中有两处描写父子相处的场景让人泪目。一是您和父亲在校门口吃三饶饺，父亲硬是把自己碗里的饺子分给您；二是哥哥帮助父亲挑货“走山内”，因为雨天路滑哥哥不小心滑倒碰坏了一半鸡蛋，父亲不仅没有责骂，反而安慰哥哥收拾回家，他继续挑货上路。
张培忠：是的，这两个细节您捕捉得很准确。父亲虽然平时话语不多，但他本性善良，情感丰富，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兄弟俩的精神品格起着决定性作用。我1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走得早，人生还有很多空白，我就请母亲做口述历史。每次讲述父亲的故事，她都不疾不徐，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情态毕现。为了更全面地获取父亲的生平资料，我还借回乡探亲之机，走访了父亲的好友、同伴，在他们的回忆中，还原显影父亲的点点滴滴。在一次又一次的讲述中，父亲的历史廓清了，父亲的形象饱满了。为真切感知父亲在艰难环境中的坚韧精神，我专程从广州回到老家，和哥哥一起沿着父亲当年“走山内”“走凤凰”的足迹访问、踏勘，向当事人了解情况。父亲去世30年的时候，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三万字的纪实文学《永远在路上》。
记者：您是以学者的严谨写非虚构。《张竞生传》写了二十年，《郑成功传》写了十年还没写完，写《永远在路上》是三十多年的积累……
张培忠：高质量的非虚构投入很大。同时我也很有信心，因为我是用学术的方式积累素材、考证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非虚构作品。父亲形象的书写很有价值，他们那一代农民太缺乏记录，电影的呈现更是少之又少。《永远在路上》出版后马上有剧作家将其改编成电影剧本。我的写作也倾注了感情。我写了那么多，这篇作品读者感动的最多。中山大学的一位领导利用出差的空隙，在飞机上将拙文读完，深受感动，下了飞机后，在机场专门给我打了很长的电话说，看到你父亲就像看到我们父辈那一代的艰难。我在中山大学读EMBA时的导师、美国迈阿密大学管理系主任、全球商务研究第一人、时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亚东教授看了以后，又带回美国给他的夫人阅读，说读到好多地方都掉了眼泪。从中我也得到启示并坚信，真正的文学是有生命力的，关键是否写出真的情感，写出真实的人生况味和精神境界。在对父亲的书写中，我的确收获良多、启发良多。
记者：这么多年来您一直从事非虚构创作，能否谈谈您的经验和体会，您认为优秀的非虚构作品应该具备哪些元素？
张培忠：对真相的探究和书写是现实的需要，也很有价值，非虚构是热点也是趋势。非虚构的书写在中国是源远流长，我认为，中国文学中最早最好的非虚构就是《史记》，鲁迅评价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平时也爱读非虚构，我家里有很多唐宋传奇、明清笔记，比如，《历史小说笔记选》《明代笔记小说大观》《明清野史丛书》《清代笔记小说大观》《清代史料笔记》《清稗类钞》等，还收藏了很多学人、作家的日记，包括鲁迅、郁达夫、容庚、郑天挺的日记等等。我对名作家的了解，首先是通过阅读日记。
好的非虚构作品必须具备三个方面：一是信息含量，二是思想容量，三是情感力量。茅盾对报告文学的定义是“轻骑兵”，这是过去报告文学的主流，现在更多的是宏大叙事。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先生在主持《人民文学》杂志时提出并推动了“非虚构”的创作，并形成了一股热潮。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的老师、著名评论家周政保先生在《非虚构叙述形态》中对非虚构的文学叙事方式进行理论性阐述。所以我在选编出版《永远在路上》时，也进行了文体探索，文本包含了四部分：主流的报告文学、书信、母亲讲述父亲的口述历史、我在中师时的日记，通过日记、口述实录、实物照片等构成立体的叙述主体。
记者：您很早就记日记？这部书的写作，是对父亲的纪念，我想写作时必然首先感动了自己？
张培忠：我在读师范时，从1982年7月开始写日记，我的日记至今已经有六十多本，接近五百万字。《永远在路上》这部书就得益于我在中师读书时的日记。第一篇日记写到当年到车站为病中的父亲送行，以此为开篇，文章的最后一节则以我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为结尾，首尾呼应。我不确认父亲是否看过我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从时间上看，8月31日，他已经卧床不起了，信封拆开后呈锯齿状，信纸上有被泪水打湿的痕迹，我猜父亲是看过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最初的中师日记里就不断记录梦境中出现的父亲形象：有时是躺在医院里那苍白的脸孔，有时是肩着沉重的犁铧那佝偻的背影，有时是踯躅在山间小道寻找前行的方向……常常一觉醒来，一片虚空，泪流满面。及至农村学校任教后再到大学就读，创作的短篇小说《野渡无人》《魔火》，当中都曲折地寄寓着父亲的形象。对父亲的情感，随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浓烈。在父亲去世四十周年时出版这部作品，是对父亲及他那一代农民最好的告慰。
记者：这本书承载了您对非虚构的很多思考。
张培忠：我认为非虚构非常需要多声部、多侧面的呈现来书写现实生活，如果只写一种生态，就不能够多侧面地体现父子感情，也不能够表现那一代农民，特别是有着“绣花农业”之称的潮汕农民，他们的欢欣苦累、生存状况。读图时代照片很重要，起到对文字有直观指引、情感强化和信息补充的作用。还有很多实物，使得立体地、尽可能全面地、像全息摄影一样多维度、多视角地呈现父亲的一生，所以我用了很多照片，包括父亲的记账明细，比如1973年我们一家7口人全年分配结存所得59.79元。非虚构的书写能保留很多毛绒绒的细节，书里也蕴含了丰富的原生态的信息，照片所提供的那个时代的信息，是文字所没办法替代的，当时的贫困反衬出当下的辉煌，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巨大成就。 一位非虚构作家曾说：“研究中国问题，如果没有底层、农村、贫困的参照系，没有这些层面——一个涉及十亿左右人口的层面的深切观察和体验，很难把握中国社会的走向。”如果说，传统的报告文学侧重于“宏观叙事”，那么，非虚构文学则侧重于“微观叙事”。《永远在路上》所呈现的是半个世纪前后中国农村，特别是一个中国农民在山村、在底层，为了躲避贫困、解决温饱而奔波不息、艰难前行的生活情状，以及此前此后所经历的沧桑巨变。如何呈现真实，如何更有力量，更给人以信心，非虚构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方向。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实现我在非虚构写作上的一些思考、探索和突破。
《永远在路上：一个农民的一生》，张培忠 著，花城出版社2023年1月，定价：68.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