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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况:序陈伯英长篇小说《红棉花开》

2024-09-20 17: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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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二十多年来为海内外作家诗人、文艺圈朋友出版作品集写过二百多个序跋,但我甚少为同城同一位作家的多部著作写序,因为我觉得为同一名作家写多个序言太考人,且不好把握,弄不好有可能就是几篇相似度极高的复制品而已,不能打动自己,更遑论打动别人。

  小说家陈伯英是个特例,屈指算来,我已为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写过序,尽管这多少显得有些勉为其难。

  伯英是我不忍拒绝的一位老哥们,彼此过从甚密,十多年来在同一口大锅里混饭,一般人结不上这等深度善缘。上班时间各忙各活,各自安好,互不打扰。下班用餐时,饭堂里熙熙攘攘两三百号人,排队取饭菜形同罚站,是一种令人厌烦的无聊等待,通常我会等到长龙飞驾人声消散殆尽时,才慢吞吞撤出“掩体”转移到饭堂随便扒两口。因此,我总能看见伯英与我一样姗姗来迟的身影。同一栋楼的同事们非用餐时间见着我时,像发现非洲黑猩猩似的瞪大新奇大眼揶揄我道:诗人成仙了么?总不见你来饭堂就餐,不饿吗?一些持相反观点的饭堂“先遣队员”吃饱喝足撤退时偶尔撞见老夫,就啧啧有声笑话我是否发大财了,总不见我吃饭堂,肯定是吃大餐去了,也不把他们叫上,骂我不够义气。

  对此,中年油腻大叔除了耸肩堆上半脸假笑,就只能挽起个无妄“黑锅”背好了,点头咽下这“黑锅”里画饼般的虚无大餐,虽然此举有时可能比“咽气”还难受,但嘴角微微上翘是基本礼貌,“苦命”如此,活该是被饿死一族。不在同一频道,违心谬赞他们“聪明”当然无伤大雅。实则老夫冤比窦娥,日夜锚定机关饭堂不说,还顿顿吃“先遣队员们”“血洗”后的残羹剩菜。伯英是我如假包换的目击证人,当然他跟我一样,甘当“捞汁”角色、甲级“战饭”兼倒数一流“吃货”,也不早早就去乖乖“罚站”。

  跑题甚远,目的是想说,我和伯英一样厌恶排队,一样废寝忘食于工作与文学一途。志趣相投的难兄难弟,如今他开尊口要我为他再“序”一次,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再序不是再“死”,没有赴汤蹈火的悲壮,有的只是两肋插刀的秀才意气,张老汉难道还有更多的选择不成?

  大抵是因为我很看重自己与伯英之间的君子之交吧,因此我根本见不得他沮丧的表情,当然也非常感谢他十年如一日对我一如既往的“盲目”信任。

  伯英是一位勤奋而有作为的作家,他天生就是闲不住的劳碌命,情形与我相仿佛,逮着空闲要么看书,要么就伏案异想天开。他对我说,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思考和写作上,除此再没有其他不良爱好。

  我一直关注着伯英的成长,他迈出去的每一步,几乎都离不开我的视线。当然,我也一直定睛关注着他的作品,他每一部作品的出笼,都会让我先睹为快。伯英是个尊重文字敬畏文本的作家。偶尔给他提建议,他会若有所思,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采纳。有时一部作品“回笼”蒸煮好几回,那也是常有的事。足见伯英闻过则喜的若谷虚怀。

  作为一名扶贫干部兼业余作家,伯英五年前从扶贫驻村岗位返回原单位后,再也无须那么忙碌了。忙惯的人一旦有了闲暇,那是很不习惯的。为了不浪费青春,伯英像着了魔似的写起了长篇小说。他的首部20万字长篇小说《山海之歌》写的就是他最熟悉的扶贫驻村工作题材。小说出版后获得诸多赞誉,这给了他信心支撑。未几,他就又沉下心来,开始马不停蹄开始第二部长篇小说创作。很快,他又写出了一部20余万字关于佛山本土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汾江河畔》。伯英显然是在做盘活佛山革命历史的具体工作,这种创作速度,真的令我颇感惊讶,也深表佩服。这部革命题材的《汾江河畔》与上部扶贫题材的《山海之歌》一样,都获得了佛山市重点扶持,并得以顺利出版。在出书难的当下,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伯英真是快枪手。如今,他的第二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红棉花开》又竣稿了,还是20万字。他告诉我,接下来他要完成佛山革命历史题材第三部长篇小说,并将这三部题材相近的长篇小说命名为“汾江三部曲”,以此为自己的青春划上圆满句号。

  我闻言竖起拇指对他赞许有加,直呼他为“拼命三郎”,与本土小小说作家吕啸天有得一拼。

  去日苦多,青春几何?确如伯英所言,为了对得起青春年华,他执意要踩着青春的尾巴,完成自己的文学夙愿。这意味着伯英还将在未来的一年半载之内,要创作完成他的第三部革命题材长篇小说。

  多大的雄心壮志啊!为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伯英也是拼了。

  如此惊人的写作量,如此宏大的“长篇”规划,听着都让人感到励志。称伯英为拼命三郎,我看合适。

  短短五六年间,三部分量不轻的长篇小说就这样呱呱坠地了,这无疑需要巨大的决心和耐心,倘无足够的毅力和实力加持,那是绝难办到的。要知道,伯英日常还必须按时按质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难度之大,想可知也。

  如此了不起的一位实力作家,确实值得我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站台。老夫虽非裁缝出身,笨手也难以巧称,但为伯英做“嫁衣”,我驾轻就熟绝不重样,敲边鼓一类的举手之劳,自然难不倒我。

  伯英这部长篇小说以《红棉花开》为题,显然是有所指的。红棉花在广东人心目中就是英雄花,红棉树就是英雄树。伯英以此为喻,深意在焉。

  这部小说主要讲述1923年至1936年间发生在佛山古镇风雷激荡的革命历史故事。伯英以佛山历史为背景,精彩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至土地革命时期的内忧外患,佛山大地上的革命浪潮,以及跌宕起伏的革命故事。小说中的一众人物如方圆、梁焰、余道义、龚坤、万红、曾中帼、吴歌、杨霞、黑牛、崩牙强、劏牛强、猪肉金、马苏等,在佛山革命史上均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人物原型。这群男女青年,生活在佛山,奋斗在汾江河畔,他们是一群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经过革命的风雨洗礼之后,他们最后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奋斗方向,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目标。

  他们中有的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舍生忘死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为中国革命和工农阶级争取利益不懈奋斗;有的人参与组建工会与农会,与本土黑恶势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有的人为了追求进步,逃婚到省城读书,追求学识进步,进而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最后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人进入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又考入了黄埔军校,革命素质和理想信念得以升华,人生理想得以实现;有的人参加了广州起义、省港大罢工和“六二三”运动,经受了革命风暴惊心动魄的悲壮考验;有的人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假扮夫妻,战斗在最危险的秘密战线,为新中国的建立舍生忘死,默默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有的人被选派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红军长征路上英勇作战,战绩辉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有的人被选派到东北组建东北抗联,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与日本鬼子展开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有的人不幸被捕后,在狱中英勇不屈,为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英勇斗争,不惜抛颅洒血,经受住了烈火炼狱般的洗礼,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革命壮歌。正是这群有出息的年轻人,给中国革命带来希望,他们用鲜血,将红棉花染得更鲜更艳,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功勋。

  伯英这部长篇小说故事精彩传神,情节曲折动人,其中不乏书写佛山独特文化韵味的殷实细节,比如祖庙北帝诞、龙塘诗社诗会,比如秋色巡游、粤剧表演,比如;龙狮献艺、龙舟大赛等文化活动,在书中均有呈现,伯英娓娓道来,让人瞬间进入佛山旖旎的风情画卷。书中对佛山祖庙、万福台、东华里、仁寿寺等历史文化名胜古迹也有精到描写,让人浸润佛山历史文化底蕴之美之深厚。

  伯英这部小说有机融合了佛山文化和红色基因,较好地展示了民国时期的佛山历史篇章,是近年来佛山作家奉献给岭南大地的一部有筋骨、有血肉、有温度、有热度的优秀革命历史小说,小说对讲好佛山故事、岭南故事、中国故事,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和文本意义。读者细品,必有裨益。

  2024年9月16日

  佛山石肯村 南华草堂



张况,著名诗人、作家,1971年生,广东五华人。中国长诗写作倡导者、当代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写作的重要代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佛山市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长篇小说《赵佗归汉》(五卷本)、《雅土》《小镇上的鼓手》(合著)、大型历史文化长诗《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三国史诗》《大晋帝国史诗》《大隋帝国史诗》《大唐帝国史诗》等文学著作31部,主编诗文选30部,部分作品翻译成英、日、韩、蒙、阿拉伯等文种介绍到海外。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中心特聘导师、河南洛阳师范学院客座教授、鲁迅文学院首届诗歌高研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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