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2024年第3期｜南焱：他的名字叫幸福
南焱，湖南衡阳人，作家、资深媒体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北京文学》《天涯》《山花》《南方文坛》等杂志发表过多篇小说、诗歌、散文及批评文章，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新京报》等知名报刊上发表过数百篇文化时评、影评、书评及散文随笔。著有诗集《北极星为谁指路》等著作。
幸福，大约世上人人渴慕拥有。以幸福做名字的人，大约世上也不少。我就认识一个名字叫幸福的男人。他是我在湖南老家的隔壁邻居，比我大一辈，我叫他幸福叔。
昨天晚上，我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问及她近日身体状况，她还是时常头晕头痛，胃口也不好。母亲忽然说起家门前的柚子树，有的柚子已经甜熟了，但前天夜里被人偷摘了几个，抱怨说都是夜里守灵打牌的人摘的（按现今乡里习俗，逝者停灵期间，晚上需雇人守灵，守灵的几人在棺柩旁摆一张牌桌，靠打牌熬通宵）。给谁守灵呢？我有点诧异。母亲回答说，邻居幸福叔从自家三楼屋顶上摔了下来，先砸到二楼的护栏，再栽落在门前水泥地上，等邻居闻声赶来，他已经没气了。“大概是不留神吧，他脑子也不太清醒。”母亲这般说道。
幸福叔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出事的，我没有向母亲求证，这并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只是他死了这个事实仍然令我有些吃惊，毕竟他才六十来岁。幸福叔曾经是一个爱说笑的性格开朗之人，后来则仿若变成了一块燃尽、冰冷的木炭，再无半点温热，终而变成了一个众人嫌弃的“疯子”，如今猝然而逝，更像是一种难以挣脱的宿命。
时针拨回到近四十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幸福叔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阳光小伙，常常未开口就咧嘴先笑，样子老实、憨厚，有一把子力气，干活不惜力。因为还未婚娶，他和老父老母住在一起。他的哥哥早已成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庆瓜跟我年龄相仿，几乎天天串门在一起玩。
庆瓜的爷爷奶奶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尽快给小儿子找媳妇。在农村，幸福叔的岁数不算小了，偏偏多次相亲均不成功。家里条件不好，但也不算穷。要是盖上二层红砖楼房，娶媳妇肯定不成问题了。那时，一个村里也就一两户人家盖了红砖房，绝大多数是住土砖瓦房。盖红砖房不容易，家里积蓄不够，显然是不行的。幸福叔家是土砖房，要盖新房，还得辛苦攒上几年钱。
屡屡相亲不成，一家人很是郁闷。庆瓜爷爷脾气暴躁，平时爱躺在屋檐下的一张破竹椅里，用裁碎的纸条，包上自己种的烟叶丝，卷成喇叭筒，划一根火柴点燃，大口大口抽旱烟，喷出的烟雾非常呛人。一天，他一边嘴喷浓烟，一边冲着幸福叔破口大骂，而幸福叔也一改温驯脾气，把老头子连人带躺椅，一把推进了门前的臭水池。庆瓜爷爷在臭水池里扑腾，比落汤鸡更狼狈，挣扎着爬上来接着破口大骂。庆瓜奶奶一边给老头子洗脏衣，一边直抹满脸老泪。
没能盖新房，可以想其他路子啊。1985年的秋天，一天放学后，我刚回到家里。庆瓜就匆匆跑来找我，说叔叔家买了一台电视机。那时，村里还没人有电视机，一听说幸福叔买了电视机，纷纷过来瞧个新鲜稀奇了。
那是一台火红色外壳、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幸福叔动作温柔，像抱一个婴孩般，把它从纸箱里小心翼翼抱出来，轻轻放在柜子上，转弄着天线调收频道。我们这帮小孩，看得聚精会神。当布满雪花点的荧屏出现画面时，屋子里的人全都欢呼起来。那天为了多看一会儿电视，我坚决不吃晚饭，对妈妈反复催我回家的喊声置若罔闻。
买这台电视机大约花了五百元，其时对农家来说花费不菲。庆瓜奶奶咬了咬牙，把栏里的一头肥猪卖了，还卖了几百斤谷子，加上女儿给的一些钱，总算把电视机抱回来了。幸福叔觉得还不够齐全，又四处借钱去买了一台录音机。
其时，大部分村民家里，最高端的“电器”不过是手电筒。幸福叔家同时拥有电视机、录音机，气派立即上去了。过年的时候，他从城里带回几盘磁带，往录音机里啪的一插，摁下开关按钮，音量调到最高，欢快的歌声在空气里荡漾，四邻都听得清清楚楚。幸福叔最爱听的一首歌是邓丽君的《回娘家》：“风吹着杨柳哗啦啦啦啦啦，小河里流水哗啦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儿，她走得忙又忙呀，原来她要回娘家……”很多年以后，这首歌的旋律依然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说媒的人也多了，庆瓜奶奶往日一脸的愁苦，也绽出笑容了。然而，每次相亲后，不是人家姑娘不满意，就是幸福叔不满意，一年多下来，竟然还是没有定下对象。庆瓜奶奶又恢复了一脸愁苦。庆瓜爷爷又常常一边抽着纸喇叭烟，一边破口大骂。幸福叔的反应也没以前那么激烈了，也就默不作声。
但幸福叔还是每晚把电视机抱出来，摆到外面宽阔的晒谷场上，方便邻里大伙儿看。只要不停电，每晚场地里都要围满老少几十号人，没带凳子的小孩甚至爬上树，坐到树杈上看电视。电视剧《霍元甲》《陈真》《上海滩》等，就是我们心中的最爱，也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有一次，我在家练毛笔字，一时兴起，提笔蘸墨来到幸福叔家，在门中央写上《霍元甲》主题曲中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几个斗大的黑字。字写得歪歪扭扭，墨汁却渗进了木头，像一排秃毛乌鸦般丑陋。幸福叔用抹布蘸水，怎么擦也擦不掉。但他也只是笑笑而已，对我并未有任何责怪。
在这个时期，村里的太平叔忽然查出得了喉癌。癌症很可怕，大伙儿都这么传着。太平叔住在大屋院子，那里有几排凹字形的祖传瓦房，好几户人家拥挤着住在一块。我们这帮小孩，常去院子里玩。每户人家平常也不关门，我们就在各间老屋子里穿梭，玩捉迷藏的游戏。
太平叔已婚，跟媳妇文英感情很好，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小武。当初，在太平叔新婚之后，我们这帮小孩还去他家窗下偷窥。他和媳妇有时躲在蚊帐里亲热，一发现我们躲在窗下，就跳下床来撵我们。他为人和气，从不骂脏口，平时爱鼓捣钟表。文英婶身材丰满，不算漂亮，但也眉眼含春，待人也热情。美满的三口之家，却因癌症蒙上了阴霾。文英婶天天熬药，而太平叔都进不了食了。
没过多久，太平叔就死了。去世的那一天，他坐在椅子上，骨瘦如柴，低垂着头，面色惨白如纸，如木偶般被抬到停棺材的堂屋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的模样，却一点也不害怕，只是觉得样子有点古怪。文英婶哭得死去活来，把额角都磕出血来了。太平叔下葬后，剩下文英和小武这对孤儿寡母，以后日子不好过呀，左邻右舍这么看在眼里。
一个月后，经村里的老太太热心撮合，文英婶同意改嫁给幸福叔。没过多久，她还带着小武搬进了幸福叔的家里。庆瓜奶奶甭提多高兴了，整天地头、灶头忙着，不让文英婶干一点家务活。幸福叔也是满面春风，便还没过年，就把录音机拿出来放音乐。《回娘家》的欢快歌声，在屋子的每个角落里回荡：“……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背个胖娃娃……”一切尽在不言中，也就剩下领证办酒的事儿了。
也许是冬天夜里冷，老人受不了凉，庆瓜爷爷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几天，竟然去世了。喜事还没办，丧事得先办了，令人沮丧。老头子习惯天天嚷嚷，嘴里含着喇叭筒旱烟，不那么招人喜欢，但一旦没了他，周围好像一下子冷清了许多。幸福叔和一家人披麻戴孝，未嫁过来的文英婶也穿了孝衣，家里气氛也不活泼了。电视还是放给全村人看，但录音机已经悄悄收起来了。
庆瓜爷爷才入土为安，村里又出事了。太平叔有一个胞兄，平时在铁路上工作，一直没有婚娶成家。听闻弟弟去世，他赶回来后，精神受到刺激，从此有点不正常。也不去上班了，常常一个人在老屋子里发呆，偶尔出来走走，也显得精神恍惚。有一次，他放火把邻居的一间茅房点着了，虽然被及时扑灭，没有闹出大事，但村里人都说他疯了。
在庆瓜爷爷去世后不久，一天下午，我们又去大屋院子玩捉迷藏。在太平叔家里陡然发现他的兄长像一只瘦鸡一样悬在房梁上，双腿一动不动，眼珠子鼓凸，舌头伸得老长。黑魆魆的老屋子里，光线昏暗，透着一股阴森森的气息。那一天，我第一次感到死亡的可怖，吓得晚上睡觉蒙在被子里，大气不敢出一声，连外出上厕所都不敢一个人去。之后，我再也不去太平叔家玩了，总感到那里似乎有一双莫名的眼睛在黑暗中盯着我。
太平叔还有一个已出嫁的妹妹，丧事就由她来操持了。文英婶带着小武，也去尽份内之事，又是披麻戴孝。按乡里习俗，寻短见的过于晦气，丧事办得潦草，没有办酒席，来客也无多安慰，乐手们勉强吹吹打打一番，几名壮汉把棺材匆匆抬到山上，挖一个坑埋掉完事。
此时，村里的流言蜚语已经起来了。有爱嚼舌头的妇女私下传说：文英婶是一个大扫帚星，是一个狐狸精，先是克死了丈夫，来到幸福叔家里又克死了老头子，还接着克死了丈夫的哥哥。这样的女人，谁娶进家里谁倒霉。又有爱嚼舌头的男人私下传说：这个女人命太硬，幸福对她百依百顺，怕是制不住她，还没结婚就闹成这样，以后难说了。
过年开春之后，幸福叔准备领证、办酒席，名正言顺把文英婶娶过来。提前两周就置办了一些喜糖、烟酒、鞭炮，新婚用的镜子、浴盆、箱子等也买了回来。大伙儿虽然心里狐疑，但也等着吃喜酒了，不停地问，哪一个日子？幸福叔笑着答，就快了。庆瓜奶奶仍然忙前忙后，还是满心欢喜。
选了一个黄道吉日，两人换上新买的衣裳，一大早前往乡政府去登记了。快到的时候，文英婶突然对幸福叔说，自己想先回娘家一趟，告诉她老娘一声，马上就赶回来。幸福叔要求陪同前去。但她说不用了，办完喜酒他再去更好，自己最多两三个小时就回来。幸福叔觉得有理，就依她言，约好到乡政府后等她，顺便逛了好一会儿集市，买了一些酒肉，准备登记完回去后炒几个好菜，自家里先庆祝一下。
那一天等到黄昏，也不见文英婶回来。他急了，顾不得那么多，就大步直奔文英婶娘家。到了后一问，原来她根本没回娘家，已经不知所踪。庆瓜奶奶煮好了饭菜，一直没有吃，在等儿媳回来。半夜里，幸福叔回到家时，阴沉着脸，像泄了气的皮球。庆瓜奶奶问才知原因，失声大哭起来，把邻居都惊醒了。而小武在隔壁屋子里，一个人睡得很香很沉，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妈妈抛弃了。
文英婶无情地抛弃了幸福叔、小武，独自跑到远方某个地方去了。村里又有人私下传谣，说幸福叔那方面不太行，不懂得睡女人，文英婶对他很不满，因此就跑了。村里年轻人则私下嘲笑幸福叔是个软蛋，一辈子都硬不起来。
很多年内，文英婶杳无音信。后来听人说她嫁给了一个铁路工人，但从没回来看一下儿子。小武八九岁的时候，每当别人提起她妈，他就狠狠地说，她早就死了。
幸福叔没能结成婚，喜酒自然也黄了。太平叔的妹妹，也就是小武的姑姑，把小武接到她家去了。幸福叔家里顿时冷清下来，母子俩好生凄凉。那以后，庆瓜奶奶变得更加苍老了，像一块焦黑的炭，脸色再无光彩。
喜糖放在柜子里，对小孩很有吸引力。趁奶奶、叔叔在地里干活，庆瓜时常偷偷掀开柜子，一次次把喜糖拿出来，与我们这些小玩伴分吃。不到一个月，喜糖便被我们全部偷吃光了。
当我们把最后一颗糖塞进嘴里，感到百无聊赖时，庆瓜从家里的床底下发现一面铜锣，于是扒了出来，当当当地敲起了锣。锣声把奶奶引来了，只见她脸色难看，伸手抢走了锣，责怪了庆瓜几句，要他别再敲了。
据老家的习俗，家里若有人去世，家属便敲着铜锣去江里取水，回来给死者净身。庆瓜敲得起劲的铜锣，正是此前他爷爷去世时用过的。这锣声自然不吉利，像是一句谶言，让他奶奶感到心惊胆颤。
一天早上，幸福叔去山上砍了一棵枫树，跟庆瓜奶奶一起抬了回来。这棵树不大不小，但也挺沉，庆瓜奶奶抬着非常吃力，后背驼得厉害。我家正吃早饭，父亲放下碗筷去替庆瓜奶奶抬树，我也端着饭碗去旁观。枫树抬到屋旁空地，父亲先放下树，前头的幸福叔随后也把树从肩头抛卸到条凳上，孰料这么一抛，那棵树从条凳上弹起来，再落下时恰好砸到我的头上，我被砸趴在地，顿时头破血流，把所有人都吓坏了，幸福叔、庆瓜奶奶更是手足无措。父亲赶紧背上我送去乡医院，对伤口进行了止血处理，幸好没有大碍，但我的头上从此留下了一道疤痕。
我头上的伤口大概刚刚痊愈，六月的一个傍晚，天色暗了下来，父母还在地里干活，没有回来，我煮好了饭，正在门前的桃树下坐着，庆瓜奶奶捧着一袋熟李子送过来，塞进我的手里，说是给我吃的。我收下后，取出一颗就嚼了起来，李子的果肉微甜而酸涩。她见我吃得欢，木刻般的脸上绽开了笑容，随后弓着背慢慢走回去了。
很多年后，我回忆起来，才觉得她当时的笑容和背影，竟是无以形容的苍老、凄凉。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告诉我，庆瓜奶奶头天晚上去世了。
庆瓜奶奶一个人住在一间老屋里，夜里就喝下大半瓶敌敌畏，喝农药后毒发，双手痛苦地敲拍着门。庆瓜妈妈夜里起床小解，听到婆婆屋里的响动，就赶过去瞧。她还以为是黄鼠狼来叼鸡呢，一看婆婆的样子，吓得赶紧叫醒丈夫、幸福叔和邻居。大家跑来看时，庆瓜奶奶躺在地上吐着白沫，已经不行了。
等我跑去看时，庆瓜奶奶已经入了棺。一口未油漆过的薄皮棺木，停放在堂屋里。隔壁的屋子里还残留着一股刺鼻的农药气味。我感到很意外，但又什么都说不出来。跟大人们严肃的表情完全不一样，我和庆瓜这些孩子，一点也不感到悲伤，好像觉得这挺自然的。乡里流行办白喜事要放电影，看电影的气氛跟过节似的，我们这些孩子都颇是期待。
庆瓜奶奶的墓，跟他爷爷的墓紧挨着。他爷爷的坟头还没有长出多高的茅草，两座坟看上去都是新的。庆瓜奶奶为什么要喝药自尽呢？现在也说不清楚。
老父老母相继过世，幸福叔彻底成了一个光棍。一个人下地干活，一个人做饭洗衣，煮一锅饭要吃上一天。因为接连办白喜事，花了一些钱，庆瓜妈妈也对幸福叔有怨言。家中这般霉运光景，自然是没人再登门说媒了。幸福叔渐渐成了四邻村里有名的光棍。
如此过了两年，打工潮开始兴起，村里年轻人也先后找机会去大城市的工厂谋生了。在亲戚的介绍下，幸福叔前往广州一家猪饲料添加剂厂打工，干的是体力活。这比在家种地要强多了，辛苦干了两年，多少也算攒了一点钱。之后，他又回来准备盖红砖房了。先是雇人打砖、烧砖窑。那窑火烧得旺，待熄灭、冷却后，把窑砖扒出来一看，一窑红砖呈猪肝色，但又未烧过头，可说是难得的上等好砖。大家都笑说幸福叔时来运转，要走红运了。他也成天乐呵呵的，连轴转不歇息，拆掉了老土砖房，盖起了四间红砖平房。
这个时候，红砖房已经毫不稀奇了，村里很多人家都盖了新房。电视机更是普及，年轻人还买起了VCD播放器，再也没有人到幸福叔家看电视了，相比之下，他家的电视机从屏幕大小到外观设计已全面落伍了。虽然他住进了新房，偶尔也有人来做媒，但还是没有谈成，并没有出现好运。随着年岁渐长，幸福叔娶媳妇的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我上初中后，放寒假回家，想着幸福叔家还有一台录音机，就跟他借录音机来放歌。他倒也痛快，把那台存放已久的录音机提给了我。当时我哥已经上大学，从学校带回了《人鬼情未了》《风月俏佳人》之类的外国歌曲磁带，我就用幸福叔的录音机，听起了这些外国歌，还听香港四大天王的流行歌曲。有时一边在厨房土灶边烧火煮饭，一边高音量放歌，烟熏火燎中，《人鬼情未了》深情缠绵的歌声飘荡。
幸福叔还去过广州打工，但后来那家添加剂厂倒闭了，他又回家种地了。农村单身汉的生活一天天重复，似乎也没有太多可说的。
那时种地辛苦又不挣钱，农村赋税尤其名目繁多，“三提五统”这个今天已经似乎显得陌生的名词，其时却是农民身上结结实实的重负，压得许多家庭喘不过气来。有一年母亲又生病，我家的经济即时陷入窘境，我那时读高中，新学期的学费全指望栏里养的一头猪了。那头猪也挺争气，吃糠咽菜，却是蹭蹭地长，体肥膘厚。暑假期间，正好几里地外的邻村有一家人办白喜事，需要买一头猪办酒席。父亲就请来屠夫把猪宰了，把猪肉分成两担挑去邻村卖给那家人。
父亲的一条腿有痼疾，幸福叔遂前来帮忙。他挑了一担猪肉走在前面，我挑了一担跟在后面。每担都重达一百多斤，幸福叔的那担要多重四五十斤。恰逢夏天下暴雨，乡村小道上全是泥。幸福叔戴着斗笠，赤脚踩在泥水里，一步一步挪动。我也戴着斗笠，赤脚走在后面，步子更是踉踉跄跄。我俩唯恐摔倒在泥地里，宁肯被雨淋，也不能把猪肉摔坏了。总算挑到邻村交付完毕，浑身都湿透了，雨水、汗水混合，裤管往下直滴水。那幕雨中泥地里艰难前行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再过几年，我也上大学了，离开了老家。因回家次数稀少，对老家的人事也渐渐疏远。毕业工作后，还是如此。偶尔返乡，也是匆匆待几天就走，跟幸福叔自然也谈不上有多少交流，甚至根本见不到一面。这十余年间，他把红砖房又加盖了一层，还里外粉刷了一番，窗户也换成铝合金的，一幢白色的小楼，看起来还不错。他还是一个人过日子，一个人住在那小白楼里。
大屋院子的老屋早就无人居住，在风雨中一间一间逐渐倒塌了，沦为一摊砖瓦废墟，杂草丛生。原来住在这里的人家，也早已陆续搬走了。小武的姑姑一家子，也带上小武去城里捡废品谋生计去了，已经多年没回村里，旧房子也是无人看管，一天天地颓坏下去。
前些年有一次春节还乡，我偶然见到了幸福叔。他正挑着水桶去井边挑水，他老了许多，形若槁骸，无声无息，影子般的存在。我上去打了一声招呼，递给他一支香烟，他低声嗯了一下，接过香烟夹在耳朵上，也不正眼看我，便侧着身子径自担水去了。我想，大概是我们多年未见吧，终究是生疏了。
他每天都沉默寡言，平时大多躲缩在家里，不出来跟其他人说话，包括他的兄嫂一家。大年初一，按照习俗，邻居们纷纷相互贺喜拜年，只有他闭门不出。我把过年家里做好的菜，打好了一大包，给他送了过去。敲门几声，没多久，门开了一条缝，幸福叔站在门后阴影里，没有任何表情。我跟他说明来意，把包递过去，他依旧是嗯了一声，一只手把包接过去，另一只手随后把门关上了。
我觉得十分诧异，幸福叔何以变成这样了？于是向邻居们打听原因，他们说了这样一个简短而感伤的故事。
原来，三年前，幸福叔曾经在县城的一家糖厂打工，跟厂里的一位中年女工相熟。这位女工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小男孩，她比幸福叔小十几岁。幸福叔很疼爱这个孩子，经常给他买好吃好玩的东西，还时常帮衬这位单亲妈妈，彼此相处融洽得形同一家子。
在糖厂的同事们看来，他俩日久生情，应该是好上了，结婚是水到渠成之事。那一阵子，幸福叔干劲很足，看上去也年轻了许多，逢人也是笑逐颜开，回家请人把房子里里外外装修好了，完全符合农村婚房的标准。
等幸福叔的房子装修完了，那位单亲妈妈却私下悄悄离开了糖厂，带着孩子去广州打工了。幸福叔得悉后，也马上赶往广州，好不容易找到了她。那位单亲妈妈也还算热情，到宾馆给他开了一间房，请他吃特色美食，陪他在广州游玩了几天。之后，她买了一件新衣服和一张返程车票，塞给了幸福叔，委婉拒绝了他的求婚。
幸福叔没有纠缠，独自默默踏上了返乡的列车。回来后他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彻底丧失了精气神。他不再跟大家说笑，变得沉默寡言，甚至亲戚邻居跟他打招呼，他也毫不理会。他依旧独自种菜，也去赶集卖东西，偶尔会说几句话，但大多时候几乎完全哑寂，形同一个影子。慢慢的，大家也不再搭理他，对他漠不关心。
由于单身无后，按照五保户的养老政策，幸福叔可以去镇上的养老院，村委会也一片好意，给他办了手续。但他死活不肯去。他开始骂人，骂所有的人，尤其是骂村里那些发财不明、神气显摆的人，骂得还极其难听。被骂的人装聋作哑，全当没听见。大伙儿早已把他当成了疯子，谁会跟一个疯子计较呢？他还是会种菜，也还是挑着菜去县城街上卖。要是有人来买菜，他却报以痛骂，骂买菜的人只知吃不知种菜。这么一骂，便没人敢来买了。看到菜卖不出去，他便接着骂，骂世人有眼无珠，骂过路人不买他的菜。
他成了乡里远近闻名的疯子。他的兄嫂也受不了他的毒舌，接受别人的建议，把他送去了精神病院。据说在那里，幸福叔一度被捆绑四肢，穿上了紧身衣，吃了不少苦头。在精神病院待了大半年，又被送回到了村里。见人骂人的习惯也有好转，他又变成了沉默寡言，常常躲在家里，但再也不种菜了。兄嫂每天吃饭时，顺便会给他送去一碗饭菜，但也仅此而已。其他人更是如避瘟神，躲得远远的，不愿意跟他说一句话。
听母亲说，幸福叔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清早起来，来到后山上，四下捡一些枯枝败叶，生起一小堆火，常常被青烟呛得涕泪交流。只要没引发山火，村里也没人管他，也没人问他生火干什么。
有一点确凿无疑，那一小堆野火，点燃，熄灭，又点燃，却永远也温暖不了他心中层层堆积的寒冷。那种寒冷到底有多深沉，也许我永远无法理解。我唯一知道的是，他在刻入骨髓的孤独中一天天衰老，最后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从楼顶上重重摔落下去，给他辛劳、卑微而又无比荒凉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