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峻与悲悯——鲁迅小说中的人性
最好的文学作品会深深的触及人性，鲁迅的作品也不例外。他一向的人生态度也是勇于正视真实的人生，不粉饰也不掩饰。他的小说不仅揭示出一般的人性，也揭示了特殊的国民性。国民性也可以说反映了人的一种差别性，这些差别性还有诸如阶级性、地域性、职业性等等。但本文想特别注意一种联系于少数与多数之分的知识者[1]与民众的差别性。当然，这些差别性并不总是单独的呈现，而是常常和一般的人性、和其他的差别性交叉在一起呈现。
鲁迅1906年投身文学开始，他不是想“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想通过文学来“撄人心”，来改造民众的思想，但那时他的工作还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到了1918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终于又投身文学了，这一次则主要是创作，而且，开始几年写得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小说。他的散文和随感，比如《野草》是相当浪漫主义的，有许多意象和隐喻，但他的小说却基本是写实主义的，很适合于我们观察其中展示的人性[2]。
之所以特别注意知识者和民众的差别性，还因为鲁迅是一个启蒙者，而思想启蒙者的队伍看来主要是由知识者构成，他们的启蒙对象则主要就是民众。于是，我们考察这个问题，也不仅关乎中国，也和对近代以来始自西方、后来扩展至世界的整个启蒙运动的认识和反省有关。启蒙运动迄今是否成功，甚至能否成功，它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等等，这些问题也许可以从我们对鲁迅小说的考察中得到一些启发。
一
按照本文的考察目的，也就是说，从知识者和民众的分类着眼，我先将鲁迅的两部现实小说集《呐喊》《彷徨》中的作品大致分类如下[3]：
1.写知识者的有13篇。
这其中，写旧知识者的有3篇。《白光》写了一个报考了十六次科举却始终不中的老童生，在试图挖宝中的变疯和失足落水而死；《孔乙己》则写了一个在“诗文子曰”中浸染过的乡村知识者的破败和大约也是困死。它们是对旧士人的挽歌。《肥皂》则是一篇讽刺旧知识者或弘扬国粹者的“虚伪”的作品。
描写具有或曾有过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则有6篇，这也是这类小说中最吃重，最有启发意义的。其中的《狂人日记》和《长明灯》大概是狂热的启蒙者或传统的批判者、否定者，他们的出场形象都是被众人看做“狂人”或“疯子”。《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曾参与过吃人的盛宴，许多人还在谋划继续吃人，而且不仅是现在的人，历史上的人也是如此吃人，且都是隐藏在“仁义道德”的名下吃人。《孤独者》写了一位曾经是理想主义者的知识分子魏连殳的妥协、表面的从众返俗，这其中还有物质的压迫，他想要活下去，但还是死了。《在酒楼上》写了一位深具悲悯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吕纬甫的失望颓唐和回到原点。《伤逝》稍有不同，其中子君和涓生两人主要是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爱情的理想，但最后还是以子君回归原生家庭并死去和涓生悔恨告终。这三篇可以说是写知识分子小说中最悲哀和深沉的。《头发的故事》则写了先行剪辫的海归者清末回国后的困境，面对大众遇到的麻烦，他只能一边用棍子对众人说话，另一边也劝年轻学生暂时不要剪辫。
另外还有写一般知识分子或公务员的4篇。《端午节》写了方玄绰的物质生活困境，但他又不愿意去索薪，或是为了知识分子的清高，或是因为都“差不多”的一种惰性。《幸福的家庭》写了生活压力和创作的矛盾。《弟兄》描写了来自病痛和物质生活的窘境，这种窘境会损害到不友爱的兄弟，严重了也会损害到友爱的兄弟，每个人心底可能还是会优先考虑自己孩子的利益，这大概也是一种人性。《高老夫子》则讥刺了一个实是混迹于知识者中的机会主义者、或用今天一句流行的话来说，一个知识界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鲁迅《故事新编》中的8篇历史小说看来也主要是写精英，且不再只是知识精英，还出现了英雄和统治者、甚至造人的神灵。但精英和民众的关系也是始终存在的。“看客”的传统源远流长。里面的民众一方面有实用的智慧和德性，另一方面也有其不知晓的东西和连“代表”也不愿当的“畏惧”。而重要的看来还是精英和大众这两种人自古以来就有的区分和疏离，但古代也就承认和接受这种区分和疏离。其中《补天》写了造人和补天的女娲，她对人类的同情心和漫不经心同时并存。《理水》讽刺了被供养着的知识者，赞扬了苦行的改革者，但也似乎认定改革之后还是会依然大致如旧。《采薇》写了高洁的、极其稀少的不与任何暴力合作的伯夷叔齐兄弟，但最后他们的结局是饿死。《出关》写了老子与孔子的知识精英之间的不相通，然后是老子和众人的不相通，他为出关不得已的讲习和写下的道德经，对守关的一众人等来说，是完全隔膜的。《非攻》写了和大禹一样的苦行为民和求义者——墨子，但他也不可能、当然也没有去指望得到民众的敬仰或理解。《奔月》似乎是说英雄也难过美人关，而这美人奔月却看来也不是因为追求月亮上的浪漫新奇或感情有变，至少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从吃不完的狩猎美食到只能吃乌鸦炸酱面了。《起死》写庄子借助鬼神起死了一个五百年前死去的路人，活过来的小民并不感恩，也不喜庄子谈什么哲理，只是大叫“还我衣服和包袱来！”《铸剑》写了一种高傲的复仇和高度的互相信任，为此不惜一掷生命，这让人想起黑格尔的冒死战斗才会获得承认和尊敬的论述，但大多数人肯定不会这样做。
2.写民众和下层的有10篇。
其中最重要的我以为是这三篇：《故乡》通过闰土的形象一般的展现了当时普通人生计的逼仄、以及和幼时好友、现在是知识分子的作者的隔膜。《阿Q正传》则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经历了种种风波，包括革命、却全然不能理解这“革命”的人物形象。他也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反映了“国民性”的人物[4]。而《祝福》中的祥林嫂则还被加上了一层对女性的压迫，不仅有物质的，还有精神和观念的不幸。
《药》和《明天》的悲剧都是小儿病死，这似乎只是自然原因造成的悲剧，但也展现出贫困和无知。《风波》反映出乡村信息来源的匮乏和乡民的惊惶，但最后还是依然如故。《离婚》表现了一种官威，也反映出一种社会的差序系列，在航船上受到尊敬的庄木三和他的女儿爱姑遇到更高等级的官威也就一触即溃。《示众》又一次集中的展示了看客和闲人。《一件小事》赞颂了车夫更强大的同情心，说明下层人的道德不差乃至比穿皮袍的人更好。而《社戏》还回忆了童年的美好一角，表现了乡民的淳朴。这是鲁迅少见的“正能量”篇什，没有启蒙意图，倒是有点回返童蒙。
鲁迅的小说中除了上述两类，还有两篇《兔和猫》《鸭的喜剧》，作者的悲悯延伸到了动物界，猫吃了小兔，鸭子吃掉了蝌蚪，展示了生物的生存竞争，作者因此提出了“生命是否被造得太滥，也毁得太滥”的问题。
二
人与人，不相同、难相通。但人的确也有共同的一面。比如都要生存，都需要物质的生活资料。由于内忧外患、人口众多，20世纪初叶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不仅对民众来说是如此，对知识者来说也是这样。但民众当然更苦。这贫苦的原因，在闰土那里是与政府有关的兵、税的原因、而“匪”或者说境内不宁也是和政府未能尽到其功能有关。但也有自身的原因，在闰土那里是生子太多，养活不起。那时社会的经济和技术都还没有发展起来。但在鲁迅看来，这种状况肯定还有思想观念上的原因，或者说还有“愚昧”、呆在铁屋子里不肯觉醒的原因。如果观念变了，人们都感觉对现状不满，就会起而再革新或革命。还有另一种观念革命则可能不太需要物质甚至政治，就像人们改变传统的节烈观，节制父权和夫权，或许就能让现在人们的生活合理得多。当然，鲁迅的理想不仅于此，他还渴望着所有人都过上一种新的生活。于是，他对传统的否定也是相当全面和彻底的。首先是经过思想的革命而“立人”，然后可能是寄望于通过一场全面的社会革命而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
但鲁迅又是对人性敏感的，对现实不粉饰的。所以，他又感到了这“希望”很可能是虚妄的，而唯一的安慰竟是“绝望”也可能是虚妄的。谈到希望和绝望，我们很可以看一看他笔下的阿Q，如果他也有希望被启蒙和改造成为新人，成为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启蒙和革命就的确很有希望。阿Q自以为比王胡的地位高，却被他打败了；他又以为比小D高，但只打了个平手。在雇工阶层里的差别似乎只是靠拳头决定。反正他确乎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最后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了，是真正的一无所有者，可能最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但他同时又有另外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要努力维护自己残存的最后一点尊严，要努力的活下去，不得不依靠一种逃脱实际失败的“精神胜利法”。知识者也不必太抨击这种精神胜利法，比阿Q高等的人、乃至一个群体，一个国家也会程度不同地使用某种“精神胜利法”来对待自己的挫败。但是，阿Q使用这种“精神胜利法”的确也是比较特别和过分。他会转而以自己的缺点为傲，“你还不配……”，他被打败了，会在心里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会审时度势，看对嘲讽者是打是骂还是只怒目而视。他低声骂假洋鬼子，但临到那棍子要打在自己头上的时候，马上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道：“我说他！”。他在调戏尼姑之后鲁莽地“求爱”于吴妈，结果被棍棒打出，连基本的生计也发生了问题。辛亥革命的浪潮初起时是他的“高光”时刻，他挟革命之“威”，确实有过扬眉吐气的时候，但他没有机会参加什么组织，假洋鬼子也不让他革命，反倒是赵家遭劫后被怀疑是案犯，最后被公开游街后处死。
对阿Q这样的穷苦人怎样启蒙呢？这的确是一个难题。如果只是革命的队伍过来喊道“去，去，一同去！”倒是好办，阿Q肯定也就一同去了。阿Q对革命的认识其实很朴素也很简单。他先前有过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他看到那些“未庄的鸟男女”听到革命的惊恐样子时，却不由自主地高兴了，革命又变成了正面的东西，乃至让他神往了。任何革命都是改变现状，而看来任何状况都不会比阿Q的现状坏到那里去。或者革命从正面来说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他幻想革命成功了就可以杀一批以往欺负他的人，不仅赵太爷及其帮闲，也包括和他一样的小D王胡之辈；然后是分财富，挑女人。而当假洋鬼子不让他参加革命，他却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5]这时他又变成反革命了。
阿Q的“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假如他没有被杀死，他能接受启蒙，如革命的启蒙者所期望的那样参加后续的革命吗？要对他——其实也是他们——怎样启蒙才能成功？他真的能理解革命吗，能达到对革命的“最终正解”吗？甚至他真的有过醒悟的片刻吗，或至少能成为革命的打头阵者？但他胆子似乎又不够大，甚至基本是懦弱的。无论革命还是不革命，他看来都将是一个边缘人。他在艰难的状况中努力维护自己仅有的一点自尊让人悲悯和同情，但无论用什么说法和手段，似乎又都不可能让他走到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希望他精神上走到的地方。当然，如果阿Q不死，又遇到机会，他是会参加革命的，他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没有什么了，而得到的倒可能是许多东西乃至“整个世界”。对革命的理解倒是不必太复杂，他其实已经理解了其中的一条基本要义：革命就是造反有理。在吴妈事件之后，哪怕他“真能做”，也没人雇他，看来养活不了自己了。他于是出走了，看见熟识的酒店和馒头，他都走过了，他觉得“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但他所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并不知道”。但很快生存的本能就发生作用了，他饿了，于是到尼姑庵里去偷了萝卜，后来又参加盗贼团伙，但他在其中也不过是一个小角色，不但不能上墙，并且不能进洞，只站在洞外接东西。一度使他大兴奋的辛亥革命旋起旋息，他又没能加入组织，于是觉得“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出路何在？
阿Q的初心甚至可以说本心并不想伤害什么人，他也肯干活，不懒惰。的确，他比较无知，无知到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努力画圆；他也麻木，麻木到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冒犯了吴妈和赵家而没有马上逃走。当时的乡村其实也普遍生活水平不高，他交出的破布衫也被尽量利用，他偷来的一点物品也被稀罕求购。看来赵庄的富人也不那么富，地主家也没有多少余粮。主要或紧迫的问题看来还是经济，只要经济能上去，人们的物质生活普遍提高，大概也就不会有太多问题，甚至阿Q的“食色性也”的两大困窘也能解决。而一个社会只要有持续的和平，再加以不断的政治改良和城乡建设，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市场与合作，大概也能实现小康的理想，而这也正是多数人——不仅阿Q、还有更广大的闰土们——的基本梦想。与此同时，和风细雨的持续教育也许还能发挥作用，从而减少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但是，人性的限制却让我们不太敢奢求“大同”，也不敢奢望所有人都进入到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且都有精神的创造力。
闰土的问题也主要是贫困。如果不那么贫困，大概也会有底气得多，可能就不会对昔日的小朋友叫出“老爷”。正如上述，他的贫困主要是来自匪多兵多税多和生孩子多。“生之谓性”，人要生存，这是人最普遍的共性。就像鲁迅常说的“人第一要生存”。不仅民众需要，知识者也需要。但达到这一目的也许无需经过普遍激烈的革命甚至普遍高尚的启蒙，可能通过一个尚可的社会平台上许许多多人们的日常凡俗的行为就可以基本解决。其次，人还要发展，但向那个方向发展就值得思量了。是继续在物质方面单向发展，还是也转向到精神发展？但这更可能是无法通过“强行”来见效了。
祥林嫂倒可能是鲁迅笔下所有这些普通人中最具有精神性的人。她遭受了外在的打击——两次丧偶，幼儿丧生，这样的不幸的确还是有某种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在任何社会里又都必然会有一定数量的发生。而她还遭受到了内在的观念和精神的打击。辛苦和劳累并不能完全压垮她，她甚至是闲不住的，眼里总是有活。她第二次丧偶回来，主人不让她动祭器和酒器，她虽然受到打击，但还可以接受；但在她将所有积存下来的工钱捐献为万人践踏的门槛之后，自以为可以“赎罪”并告知了主人之后，主人还是不让她接触这些东西，她就马上呆了，再也没有恢复过精神来，人在中年，就已经像是一个老人了。她的悲剧也和物质与金钱的匮乏很有关系，如果不是她婆家要为其小叔置办彩礼，她也不会被抢去逼着再嫁。但她最后询问作者的问题是魂灵是否不死，地狱是否存在。“从一而终”的观念固然不对，老是重复说一件最伤心的事的叙述方式也容易变成单调，钝化人们的同情心，但让我们还是尊重她的执着，她后来生活中唯一的寄托，她的观念中也许是唯一纯精神性的东西。在阿Q那里，如果没有一种“精神胜利法”，他不容易活得下去。而在祥林嫂那里，那种坚贞的愿望也是她在劳苦和不幸中唯一的精神支持。他(她)们都不擅言辞，不多思想，甚至在自己有限的视野里无法知道更广大的世界，但是，他们也是人，他们也要努力的活下去。几乎所有人也都在维护自己的、哪怕是最后残存的一点尊严：阿Q是这样，祥林嫂是这样，孔乙己也是这样。祥林嫂对挑逗她说的问题沉默不语，孔乙己对人笑话他偷盗的话低声回应：“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对掌柜说“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他结结巴巴地说道，“跌断，跌，跌……”眼色也在恳求掌柜不要再提。他是善良的乃至热心的，但常常得不到理解和回应。他最后用手扶着地“走”过来喝了一碗酒，大概不久也就死了。如何让他们在物质上比较体面的活着，而且有基本的人格尊严活着，的确是社会应该考虑和努力的事情。社会需要顾及所有人的生存：所有人，那怕最落魄的人，也应该有生存的权利。社会也需要一种对所有人的人格的尊重：所有人，那怕是最卑微的人，也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这大概的确需要通过普遍的教育或者说启蒙。这也是出自人的共同性和同胞之情。在鲁迅的小说深处，含有一种基于人的共性的伟大的悲悯。他在《故乡》等小说中为闰土、祥林嫂等卑微但依然想得到自己的幸福的人们祝福，私心祝愿他们过上更好的、人之为人的新生活。他在《一件小事》中甚至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在普通人面前悲悯心不够的忏悔。《在酒楼上》，那个落魄的知识者最为伤心和忆念的是他的小弟弟的棺木和不知何处去了的遗体，还有那个想得到一朵小绒花却不幸早死的少女阿顺。
但是，期望所有人都成圣贤或天才，期望社会成为天堂，却是人性所难能，尤其是来自人的差别性的人性所难能。我们看知识分子和民众生活的两个世界，这是两个多么不同的生活世界。这两个世界自然是互相接触和交叉的，但很难说是能够互相充分的沟通和理解。在这两个世界中，是哪一个世界的人知道得比另一个世界的人更多呢？也许还是知识者知道得更多，他们同时过两种生活——物质生活和知识生活，如此方能比较。他们也有更多的知识和思考；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的理论知识或意识形态有误，却也可能比民众的生活常识更不靠谱。
我们现在要考虑，知识者和民众的差别究竟在哪里？似乎并不在道德的品性。道德品性在各阶层中间的分布有差别，但差别并不太多。在同情心和直接行动能力方面民众可能还更强一些，他们常常表现出比知识者更多的同情心，在大街上直接行动和见义勇为的倒多是屠狗和挑担之人[6]。差别似乎在认知能力，包括道德认知方面的能力，主要的或许是理性思考的能力。还有就是话语能力或表达能力，或许还可以加上他们的不同地位而享有的、有差别的话语权。阿Q求性爱只会说“我和你困觉”，哪像小白脸那么会“撩人”。祥林嫂只会复述同一个故事，但听众的厌倦原因中不仅是因为单调，也有人的同情能力的有限。更多的老百姓则是呐呐寡言或干脆沉默。他们也知道他们所说的话没有多少人听，除非他们有时可以用选票或暴力说话。当然，老百姓的生活常识也有暂时和持久之别，有的时候，有的弥漫社会的“常识”也会受到权力和知识分子舆论的影响而发生偏差。
三
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一个直接的起因是看到了一段国人成为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影片。而在鲁迅后来的作品中，看客又是何其多也：《野草》中有不少看客的场景，小说中不仅有完全描写看客的《示众》，《药》《阿Q正传》等作品也多有看客，有咸亨酒店的看客，有大街小巷的看客，有河边塘边的看客，当然，最多的是游街和刑场的看客。看客们常常不知道杀的是谁，为什么被杀，他们只是看热闹，似乎没有什么立场，没有什么态度，但有时也起哄，有时也叫好，欣赏的是被观看者的即时表现。他们这个时候似乎有足够的闲空，中国的闲人又是何其多也。他们本来不是经常终日劳苦的吗？但他们似乎把自己有限的一点闲空都用来围观了，这或许就是他们的娱乐？他们似乎对观看的事情很有兴趣，但又常常表现出麻木不仁。这看客也就是大众，但或许还是没有登上历史舞台的大众，还没有成为角色更非主角的大众，大概也就是“消极的大众”，要不要让他们成为“积极的大众”呢？他们目前还只是消极的看客，如果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比如说示威者乃至暴动者会怎样呢？他们如果被动员起来，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是否就比作为消极的看客更好呢？他们作为看客脑子里并没有多少思想观念，但如果他们成为了积极的参与者，那么内心一定是被某种观念激动了，但这些观念是他们自己经过独立思考形成的，还是仅仅是从外面被灌输进来的呢？按照鲁迅早年的意思，他似乎也不是要赞扬这种大众，他推崇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抨击“众数”是为了张扬“个性”，所以，他常常赞美那和大众反向而行的人，赞美那能够单身鏖战的武人，那抚哭叛徒的吊客，那最后一个跑到终点的竞技者和为之鼓掌的寥寥几个观者，那全然不理会旁边观看的众人的搏斗者。鲁迅为此呐喊，但也为此仿徨。问题在于：那些不惮前驱的勇士或者韧性的斗士是否能够和周围的大众最终心灵相通，是否能感动他们直到带动他们？
而由于人的差别性，从群体的差别性一直到个人的差别性，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人生多歧路，心灵难相通——这也正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由此也产生了鲁迅的寂寞、孤独、冷峻、忧伤、悲凉的文学风格。不仅有精英与大众的不相通，还有精英与精英的不相通。除了谋利者和求义者的不同，求义者之间也有许多不同，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社会和道义理想，而且斗争起来可能还更加坚决，不肯妥协。就连志同道合者，甚至本来心心相印的爱人之间也还是会发生不相通。就像《伤逝》的涓生与子君，他们曾经那样相爱，冲决网罗要生活在一起，但不久他们就那样熟悉了，熟悉得甚至有一点生厌了，当然也还有几乎无处不在的物质生活的压力，以及日常生活的烦忧。结果涓生后来宁愿更多的时间呆在图书馆里而不愿回家，直到他真诚的对子君说出“我不爱你”。但这是交心吗，是心灵的一种相通吗？他只是说出了他自己那个时刻的感受，那是真实的感受，但他没有仔细想想这句话将对子君带来什么样的真实感受，他们能够开始互相真诚的交流吗，还是这就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说到底，涓生还是没有真正的了解子君，或许也可以说，子君也同样没有真正的了解涓生。他们之间还是有一道心灵的墙。但这种心灵的隔阂似乎又不是特殊的，而是相当普遍的。我们只要看看在近代以来一心追求彻底的个人自由解放者那里发生的许多爱情悲剧，还有当代高企的离婚率就可明白。
这种难于相通看来又不仅是时代的，也是历史的，是古已有之的。的确，有时还是会有相通，如孟子两百年后读到孔子的话之后能够奋起，但这还是知识精英，而且是某一类的知识精英之间的相通，它能越过时光的距离。但是，这还是难的，更不要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相通。当然，精英也是从大众中来的，但他一旦醒悟，也就已经不是大众了。精英也有各种各样价值取向的精英，像《采薇》中的伯夷叔齐，武王不会理解甚至理会他们，姜子牙是理解一些的，但也不会放弃自己辅佐大业的志向，路人就只是看热闹了。在后来他们逃亡的日子里，那个当地的“土豪诗人”不会理解他们，他家的侍女和村民们更不会理解他们，甚至在那么亲密的兄弟之间也还是有差异，但这亲近就已经很难得了。《出关》的官员们全都听不懂老子的讲道，最后官员将老子写下的东西放到充公的杂物中去了。《理水》中的知识者和民众是完全隔膜的两群人。从历史来看，这种隔膜是由来已久，古往今来，人性几千年来就基本如此，不太容易改变。但问题是时代改变了，启蒙和革命都需要大众的参与，甚至预许大众将成为真正的主人。但这也就是启蒙运动是否能够成功的真正难题。对此，鲁迅是冷峻的，也是清醒的，这也是他“绝望”的由来。他说他刚到北京时还是满怀希望的，但二次革命之后心就冷了。甚至他自己也有意在故纸堆里麻木自己。当然，还有一线希望就不妨努力，“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但反过来也可以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真正的战士还是会战斗的。但他不再只是慷慨激昂的诗人。其实鲁迅早年讴歌的拜伦又何曾真正了解那些支持他的民众，民众又何曾理解他？总之，这个问题是值得所有启蒙者深长思之的。
这里的知识者与民众的疏离，也是一种少数与多数的疏离。一种少数与多数的区分源远流长，无论是中国的儒家传统，还是古希腊的人文传统，以及西方宗教一系的传统，都有对少数与多数，精英与民众、真理与意见的明确区分。但一种明确的现代划分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来的，也就是他所说的多数比少数更重视地上的面包(物质)而非天上的面包(精神)，更重视安稳而非自由，更相信权威与奇迹而非理性。在不同的社会里，比例或有差别，但总是有一个多数与少数，这少数永远超不过多数，也变不成多数——甚至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也是如此，至多能改变一些多少的比重。
而在少数这方面，还可以继续区分出观念精英(如学者、艺术家、宗教先知)和行动精英(如政治、军事和宗教领袖)。在知识精英中，鲁迅看来特重艺术家，他试图改造国民的精神，而且他的改造人心是想通过文学来改变，其思想启蒙主要是一种通过艺术家和诗人来刺激和召唤的启蒙。这和西方的启蒙乃至一般的启蒙颇不一样，西方的启蒙主要是通过理性来启蒙，主要的启蒙者是像康德、休谟这样的学者或者说哲学家。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启蒙，总是要遇到这样一个瓶颈的问题：即如果少数和多数的这样一种性质难于改变，启蒙是否能够成功，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其成功与否需要涉及对多种关系的恰当处理：首先是观念精英内部的关系：也就是思想者与思想者之间在价值目标和手段上的分歧，理性的思想者和浪漫的艺术家的分歧；然后还有观念精英与行动精英之间的矛盾，尤其是与政治家的矛盾。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精英与大众、少数与多数之间的分离和矛盾。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说事实真如上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多数或民众会更重物质、安稳和更相信权威，那么，多数民众的性质其实是偏保守的，倡导革命就需要从外部进行思想灌输，然后加以严密组织的动员，乃至必须通过强力，才能将民众驱动到自己这一边，但这也就是就行为而言，即便汇聚到同一营垒之中，多数群众的思想观念也永远会有别于少数精英的思想观念。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使经过几百年的种种改造人心的教育和运动，多数人的基本心态和价值追求依然大致故我，只要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得到大幅的改善和社会安全，他们就会相当满意政府，拥护政府的权威。这也是不无道理的，正是他们在稳定着这世界。
所以，不妨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寄望于一种全盘反传统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在启蒙者看来，“愚昧”可能是主要的问题，但这“愚昧”中既有真实的愚昧，也有只是启蒙者认为的“愚昧“。多数应该比少数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和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什么，不必越俎代庖。优先的可能还是解决经济的问题，或者说普遍贫困的问题，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一个基础。向往富裕是多数人主要的价值追求，而少数人自己也无法回避生计问题。说得俗气一点，读鲁迅的小说，我们能够看到，民众的主要问题还是贫穷，而知识者在物质生活上也还是匮乏。无论阿Q们、闰土们、祥林嫂们、还是孔乙己们，方玄绰们、许钦文们、甚至魏连殳们，他们都还需要先解决一个在经济上体面生活的问题。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多数人就基本满意了，少数人可能还会不满意，大概也应该不满意，他们还想在精神上有所创造或者启蒙大众。但启蒙者总还是要警醒自己持一种“众人皆睡我独醒”的心态，也就是说要警醒自己也会有自身之“蒙”，而其中一个最大的“蒙”或最有可能的一个误解是：他们对民众的价值追求和基本愿望的不甚理解，从而可能提出脱离人性和实际情况的幻想目标，乃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惜代价和不计手段。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辛亥之后，政局反反复复，然后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北伐战争、国共分裂，日本进逼……种种变化让人目不暇接，激烈奔腾，就像鲁迅的随感集之名《热风》。但鲁迅在这“热风”中还是感到了一种“寒洌”，保持了一种冷峻。从一个悲观主义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最乐观视角看，大概是暗夜将尽未尽，前路若隐若现。一百年前的鲁迅祈望未来不会只有“物质的闪光”，我们今天也还抱有同样的祈望，所以，前面我们虽然讲经济是基础，但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还祈望有追求精神卓越的“人性的闪光”。这一思路也就类似鲁迅在两篇演讲中所言：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强调经济基础对于独立自由的重要性；在《未有天才之前》中希望有一种让天才能够成长的社会土壤。
注释
[1]本文采用“知识者”这个比较广义的词，它不同于来自19世纪俄国的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于传统的“士人”。但自然也是可以包括这两者的。本文在涉及理想主义的知识者的时候也用“知识分子”一词。
[2]鲁迅如《朝华夕拾》等回忆录中也有对人性的展现，例如“藤野先生”一篇中可见跨越民族之一般人性。
[3]这些分类涉及笔者对鲁迅诸篇小说的特殊理解，个别作品的分类想来会有不同的意见，只是大致的划分。
[4]鲁迅自己也在《阿Q正传》的俄文译本序中说，他试图“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见《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7页。又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中说，《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4页。
[5]《阿Q正传》的俄译本序中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国人的魂灵来。”又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中说：“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
[6]当然，同情心也总是有限的，不要说远距离，就是相邻的人也常常如此。就像鲁迅在《而已集》的“小杂感”中写到的：“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见《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97页。我们一方面承认孟子的“性善论”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另一方面也不宜对这种同情心有太高的估计而欲强行一种普遍高蹈的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