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文艺青年消亡史——读魏思孝《好汉们》

“我走过我们人生的一半旅程，却又步入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因为我迷失了正确的路径。”但丁的名言预告了中年危机的发生，也预设这一危机源于走错了道路。但问题的复杂在于，什么道路才是适合自己的正确道路？就像《好汉们》引用何勇的那句歌词：“是谁出的题那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已经到了四十岁的年纪，罗运生们悲哀地发现他们自己活成了唯一的错误答案，这个“错误”仿佛是对自己当年文艺岁月的倔强证明，可是在经历了一场场似是而非的酒局和一场场潦草的死亡之后，倔强的意义也变得面目可疑，甚至展示出它巨大的反噬力来。

虽然这一次魏思孝把目光从辛留村移开，聚焦到小城的文艺中年身上，但在写法上仍坚持他传记性的叙事策略，对出场的每个人物的行止都做了简要而传神的交代。在描写和叙述之间，魏思孝显然更倚重后者。卢卡契说：“叙述总是把往事作为对象，从而在一种时间距离中逐渐呈露叙述者的基本动机，而描写则是试图把读者带入眼前的无差别的一切。”描写就像美术静物，从中无法看到饱满的生命状态，也无从透视人的命运，无从呈现时代的整体性。而描写与叙述的差异首先在于视角的不同，通过比较左拉《娜娜》和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两部小说中的赛马场景，卢卡契指出左拉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描写的，而托尔斯泰却是从参与者的角度来叙述的，这种参与让赛马成为安娜一生中必不可少的事件。换言之，叙述看似克制，但因为分享的立场反而获得一种深刻的关情。而魏思孝近来的创作也一直强调内在于人物视点的叙事视角，因此《好汉们》的叙事虽然简略，却兀自写出一股暗流汹涌的命运感。

小说用了相当的笔墨平行展开罗运生和晁宝正各自的人生，后半部分又在二人的追溯中写下当年一众“好汉”从青年到中年加速下坠的人生轨迹。其间还穿插了最近十余年的各种大事，科比、曼德拉、卡斯特罗、科马克·麦卡锡、金庸……从政治强人到文体巨星，他们的陨落叠印在小城文艺青年的衰败史之上，两相参照，别有意味。我以为，魏思孝并非仅仅要提供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这些时代事件的本质“不是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激情，不是妖魔化的人和力”，而是人们延展的生命状态的组成部分，也许在大历史叙事中，这些痴迷摇滚和文学的小人物还是摆脱不掉“卑微的耗材”的命运，但在与历史共在的意义上，大人物的离去成为“好汉们”或幽暗或疼痛的精神动机的策源。

魏思孝在为“好汉们”作传时，并不是平均用力，而是注意对每个人生活和情感作提纯和放大。写晁宝正，强调的是他在照顾母亲、寻找爱人的过程中与梦想渐行渐远，最终连生活在别处的念头也成了奢望；写罗运生，强调他对文学和生活的双重妥协；写老张，强调的是他在各种音乐圈子里的厮混无端；写大海，强调的是他通过缅怀过往为日益体制化的生活找到一块飞地；写武锐，则侧重描写他三十九岁潦草死去，以荒诞的方式致敬二十七岁就离世的偶像……值得注意的还有，“好汉们”虽然以群像出现，各有其性格的“特此性”，但在本质上他们共享同一种“情感结构”，借用雷蒙德·威廉斯的说法，情感结构构成个体经验中“最为隐秘且根深蒂固的层面，它稳固而确凿，却在我们行为的细微之处施展着最难以捕捉的影响”，并且这种情感结构“往往在我们尝试表达却遭遇梗阻、界限或挫败之时，方显其存在”。小说以死亡起笔，又以死亡终章，也正彰显了小城文青进入中年遭遇到的普遍性梗阻和挫败。魏思孝说自己“把握不好体面光鲜的人，更想写被生活压榨得没什么办法的人”，在这点上，无论城乡概莫能外，文艺青年那些自以为的叛逆和愤世嫉俗也早就左支右绌，他们同样拿生活没有办法。

或许是因为题材的缘故，相比于魏思孝此前的乡土之作，《好汉们》别具一种抒情的质地，这种抒情来自两方面：一是罗运生和晁宝正在酒桌上的回忆，往往带有一种挽歌气息，如小说所写：“一言一语的对谈里，他们又似乎经历了这十余年的时光。仿佛两个人只是坐在这里，人影涣散，伴随着对方的每一句话，在对方的头顶上出现了那些画面。十年，如同十天。”回溯性的对谈中生成的模糊远景，既是曾向往的生活意义的源头，也成为比照今日现实的反讽性的触媒，更放大了对谈者叙述往事时沉湎其中的抒情调性。

二是小说穿插的不少诗句和歌词，也带来一种冷峻的抒情效果。比如，因为药物作用而变得饶舌的晁宝正一会儿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当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始终不能遗忘”，一会儿又背诵里尔克的“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在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而念下这些诗句时的他正当生命的凋败时刻，内心的创伤与热烈的吟诵形成的反差，佐证了失望和孤独的强大。而小说最后插入了大门乐队那首《Riders On The Storm》的歌词则告诉我们，“风暴中的骑士”已经撤离，“好汉们”正是报告自己消亡的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