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打开通向生活的门户
记者：您的童年阅读是怎样的？
叶辛：我小时候是个爱耍小聪明、爱逞强的调皮鬼。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本《儿童时代》。这本有字有画的书，很快吸引了我，里面的小故事、寓言、猜谜语、小游戏，还有念起来朗朗上口的小诗，比我那调皮捣蛋的生活有趣多了。比我们那条长长的弄堂，比弄堂外灰白色的柏油马路，也有趣多了。我读了一本又一本，还津津有味地学着做《儿童时代》上刊登的小游戏，挖空心思猜着那上面的谜语，从这本薄薄的书上，我知道了世界上有高山、大海、冰川。
后来，老师每个星期的周会课，给我们讲《我的一家》的故事。每次她讲的时候，都拿着书，我以为她那本书里一定有许多的彩色画和插图，可仰着脸瞅了半天，我发现那书上光是一行行的字。老师每个星期讲一节课的速度，我忍受不了，就省下零用钱，也去买了一本《我的一家》，放学回到家，不管能不能把字认完全，连读带猜，把一本书全翻完了。嗬，原来书里面有这么多吸引人的东西！读了这一本书，我又开始寻找另外一本。就这样，书籍给我打开了通向生活的门户。每读到一本好书，我总是又惊喜、又震动，读完了，还兴致勃勃地给小伙伴讲。我的空余时间，差不多都扑到书本上去了。
记者：是从什么时候确立了当作家的想法？
叶辛：书越读越多，我开始变得好幻想起来了。读了描写天空生活的书，我想着长大了当一个飞行员；读了描写大海生活的书，我立志要当一个体魄强壮的海员；读了描写战争的书，我又想着该当一名司令员……所有的梦都像肥皂泡那样一个一个破灭了，在读过高尔基的小说《童年》之后，我沉浸在他所描绘的生活中，第一次想到写书的人，第一次注意到写书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从那以后，我开始想到，我长大了，也要当一个写书的人，也要去感动那些读我的书的小孩子。我知道，要叫这个“梦”变成现实，就得用功学习，认真读书，读大量的书。我从感兴趣读书，变为自觉自愿地读书。而且每一本我都读得很细致、很认真，还悄悄记读书笔记。
记者：这也是您的读书方法吧？您很早就记笔记？
叶辛：书本中好多精彩的景物描写、格言警句，我都不厌其烦地抄录下来，同时写下我读这本书的感受、体会和我喜欢它哪些方面。自然，书本使得我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向往有山有水的环境。
记者：您的微信名是“贵州叶”，可见您对贵州的感情之深。您是什么时候去的贵州？
叶辛：到19岁的时候，上海南京路上嘈杂喧闹的人流，真使我不耐烦了。大概是因为这些缘故，当命运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插队落户的时候，我选择了有山有水的贵州。在插队落户的集体户茅屋中，在铁路工地的芦席工棚里，我抽农闲、工余、清晨、夜里的时间，开始了学习创作的生活。白天的劳动是累人的，生活是艰苦的，学习创作更是困难重重。我挑粪、耙田、铲敷田埂、钻进煤洞拖煤、在土砖窑上当小工、采茶叶、背灰，除了上铁路工地和后来教了一阵子书，只要是队里出工的日子，我都出工干活。劳动之余，我就练习写作。时间只要去挤，总是有的。赶场天，别人去赶场，我躲在屋里写；下雨天不出工，知青们聚在一起抽烟、喝酒、打牌、吹牛消磨时间，我找个安静处去写。
记者：去贵州插队，有书读吗？
叶辛：在整理下乡行李时，我专门腾出半天时间，找来一个自小特别要好的同学，买回一大捆草绳，把两只大木箱结结实实、密密麻麻扎了个遍。到了我落户的寨子，帮着知青抬行李包裹的农民，都说我带的东西最多，箱子最重，家里必是最有钱。及至守着我解开行李，打开箱发现是满满两大箱书时，他们又纷纷传开了，说我是个“书虫子”，憨得够呛。在漫长的插队落户生涯中，这些书真正成了我最好的精神食粮，它们不但解了我的渴，还解了不少和我一起去下乡的知青们的渴。
记者：这两箱书里包括了哪些书，还记得吗？
叶辛：那时候我喜欢读小说，选了很多巴尔扎克和屠格涅夫的书，其中最喜欢的是《父与子》和《前夜》，还有泰戈尔的《沉船》。这两箱书都是世界名著，其实在上海的时候都读过，但是每次重温，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在这个阶段，我萌生了写作的愿望。我把这些重温过无数遍的书又细细再读，一行一行地琢磨，这些文字是怎么写出来的。比如我读高尔基的《童年》的时候，就在想，这个远在苏联的外国老头，为什么能把他们的生活写得如同让我看到一般。我甚至还拿起一些我喜欢的书，对着太阳照，仿佛文字当中就有写作的密码。读书不但让我热爱上了文学，还给我展示出了一个多彩的世界。
后来我的小说《孽债》，灵感就是来源于我知青插队的那段岁月。《孽债》被拍成电视剧后，全国各地的知青都给我写信，一下子收到几百上千封来信，把导演办公室都堆得无处下脚。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知青问我怎么知道她的故事的。其实那时候的知青，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所发生的事也大同小异，这就是写作来源于生活的魅力。
记者：从贵州农村到上海，您数次搬家，书也是很大的负担吧？
叶辛：调回上海时，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整理书籍，装了80个纸板箱的书，但仍有很多书倚着墙堆叠起来，要同我告别。不忍心将它们卖进废品回收站，于是就让同事和妻的同事到家来，拣喜欢的拿回家去。回到上海，这些书无处存放，借了好友一间暂时不用的房子，把80个纸板箱的书全堆了过去，整整占了半间屋。存放期间虽说仅前后半年，但我也不敢怠慢，买来喷雾杀虫剂，每隔两三个星期，就跑去喷洒一阵，生怕蟑螂或是什么虫子，把书页咬坏或污染了。搬了新居，最大的那间首先拿来安顿我的书。重新把在纸板箱内委屈了多日的书籍一本本安顿上书架，瞅着这些书按照我的心愿和工作需要排列好了，总算了却一桩心事。
哪晓得才一年多点，打开最大的那扇书橱门，竟然发现有几格书受潮发霉了，急得我又在家里大动干戈，拿出书来吹风晾干，四处打听老作家们如何保护他们多年的藏书。并且怎么也想不通，在“天无三日晴”的贵州书没发霉，而在上海，却还要防止书受潮发霉。于是乎，除了要在书橱里放进干燥剂，以后每年又添出一桩事来，那就是让书吹吹风，晾个一天两天。
记者：那您现在的藏书量大概有多少？如何保管自己的藏书找到经验了吗？
叶辛：没有具体数过有多少书。不过近年我的书分别赠送给了上海浦东新区高桥镇建立的叶辛高桥书房、江苏昆山市花桥国际商务区设立的叶辛故乡文学馆等处。大大减轻了我家中藏书的负担。
记者：您有固定的枕边书吗？还是经常换？如果有，哪些书是您的枕边书？为什么会成为您的枕边书？
叶辛：只能说枕边书相对固定的一个时期常读。过了一段时期，我会换几本常读。这取决于我最近一段时间的创作。比如在写作《九大寨》，常读和土司文化有关的书。年轻时代写作《蹉跎岁月》期间，我常读的是《奥勃洛摩夫》《安娜·卡列尼娜》《沉船》这几本书。写作《孽债》时，我只看儿童文学作品。盖达尔的小说啊，傣族的民间文学啊。写作《巨澜》三部曲的那几年里，我读长篇小说较多。
记者：您读书很杂，有没有最喜欢的类型？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叶辛：常读的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朗朗上口的那些首好诗，会反复读，琢磨着读，力争读出新意来。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您想见到谁？
叶辛：蒋子龙。
记者：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叶辛：《奥勃洛摩夫》《战争与和平》《聊斋志异》。
记者：假设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叶辛：经常有和各个年龄层次作家聚餐的机会，还没有设想过专备一个宴会，专请一桌作家吃饭，那不是吃力不讨好，得罪人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