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2023年第4期｜孙慨：我们就此相遇
孙慨，摄影评论家，现居江苏常州。主要著作有《唯有思想》《摄影九章》等。
我们就此相遇（节选）
孙慨
每次回沈村，取出的第一根烟总是先给父亲；现在，我只能留给自己。
原来以为，思念是件很平常的事，而怀念更是遥远；现在感觉到，思念和怀念，这中间有着漫长的距离。
父亲去世二十天后，我的怀念就开始了。
在父亲寻医治病的十五个月里，他人生中的无数个第一次都经历了；我也从另一个视角经历了无数个我的人生第一次。我清楚自己是个后知后觉的人，所以特别珍视那些给予我觉悟的人和事。从父亲确诊后的第二周开始，我在“豆瓣”以“仅自己可见”的方式撰写了十二万字的札记。许多事情都很平常，也很具体和琐碎，于我却刻骨铭心。在一个重症病人面前，在这个绝症患者的儿子眼中，世人一度只分为三种：病人、健康人和医生。我的记述，有时是为了抵御遗忘，有时是为了纪念父亲活着时的曾经，也有的纯粹是为了厘清焦躁的思绪以摆脱忧郁的心情；更多的是思考，关于生命的意义及死亡——从一个介乎病人、健康人和救生者的角度，在一个超越时间、历史的社会人的端口。每一篇札记都与死亡有关，到最终却发现，所有的思考针对的都是生。
一
端午之后迎来了梅雨季，今年的黄梅雨来势很猛，暴雨如注。
这情景让我忆起童年和父亲。每逢此刻，父亲就会扛起锄头冒着暴雨到户外。家里房屋破旧，雨量大时也是房屋漏水严重、房基被雨水冲刷最易发生坍塌的时候。他要出门清理水沟，或者上房补瓦，暴雨夹着电闪雷鸣，我们兄妹三人和母亲在屋内提心吊胆又毫无办法。
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出门。他没有出门，电话里突然说，我脚肿了，这两天肿到大腿了，儿子你带我到城里去查查吧。身体不适，他从来没主动提出过需要检查，有时我们兄妹再三恳求，他也不理睬。这次或许隐忍了很久，或许察觉出某种程度的异样。年初爆发的疫情此时稍有缓解，但医院就诊仍然实行严格管控，所有门诊必须预约。我找医生朋友帮忙办理好相关手续，根据父亲的症状，检查的内容包括血常规、心电图、B超等，但是胃镜必须往后预约，要先做核酸检测，确保是阴性。
第二天依然是大雨。在消化内科，父亲用简单又充满激情的语言描述他身体出现的症状，时间并不长，我觉得信息量也不大，年轻的女医生似乎明白了一切，她告诉我，你父亲年龄这么大，做胃镜有风险，先做个背透吧。
做完B超做背透，这一过程很微妙。父亲耳背，医生在隔着一层玻璃的操控室用扩音器指挥他侧身、翻身，他听不清，也不能完全理解。我于是穿上厚厚的金属防护服，陪同他进检查室。医生让他喝完一杯显影液，认为不够，又喝了一杯。他站着做了贲门部分的检查，仪器又提示他躺下，医生通过麦克风不断指挥，我协助着他，侧身左转再右转，再侧身左转，再右转，反反复复检查了半个多小时，远远长于其他人的时间，这期间又让他喝了两次显影液。我明显看到医生在检查中显露出需要特别认真察看才能确定某个结论的表情。结束后我轻声问医生，一般人是否都要喝这么多显影液呢？这位中年男医生定睛看我一眼，轻声说，待会告诉你。我立时觉得这个秘密中隐含着不祥。
把父亲送出检查室，等在门外的我哥我妹接他过去，然后我把门关上。医生告诉我，他喝完，胃里几乎没有剩一点，直接到肠子里了；检查发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肿块，从贲门到胃底，这不是好东西。他没有明确说出那个我心中猜想的结果，但我已明白了几分，心里一震。
当天下午取了报告，上午的那位女医生仍在班，我请她作一个判断。她打开电脑调出资料看了看，说，上午我就跟你讲过，现在做胃镜已经没有必要，因为他年龄大，体质也不太好，后面的进一步检查要出血，要做病理切片，除非准备给他做后期治疗；你们做子女的要商量好，如果不准备后期治疗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做胃镜了。她重申，就这样活着，或许生命能更长一点。她以为我已经明白了父亲的病况，其实我只是想在她这儿寻求一个否定的结论。她讲完这话，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依然心存希冀，心想还没确诊，就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吗？她读懂了我的疑问，说她的答案是明确的，几乎没什么其他的可能性，现在唯一能希冀的就是没有扩散，或者说他体质好，能够扛得住这份痛苦。
我自以为到了我这年龄已经能够沉稳处事、临事不慌了，但这一刻，惊恐和不安围拢了过来，越聚越浓。
走出门诊楼，立即联系在肿瘤科的医生朋友A。他认为做胃镜是必需的，这是确诊的必要条件，但能不能做手术还要看病人的身体状况。如果可以，他建议不放疗，而是考虑开刀做手术，然后再化疗。
晚上，妻子准备了一桌菜，请来哥哥、嫂子、妹妹、妹夫商议对策。消息的确定意味着父亲即将永远与我们作生死之别，虽然具体的时间尚未确定，大家都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悲伤中。
印象中，父亲似乎从来就没生过病，直到老之将至才做过几次手术，一次是前列腺炎导致尿血，另一次是胆囊炎发作。在他年轻时，其实遭遇过一次死里逃生的劫难，当时我只有六岁。父亲是技术精干的得力窑工，他和村里的几个壮年人在砖窑上司炉，意外的发生源于窑火从窑口倒流，回龙火从入口一直冲到窑外，烈焰借着风势席卷了入窑通道，窑工根本没法逃离，父亲和同事被严重烧伤。当时正值午饭时分，村民们大呼小叫着涌向两千米外的窑场，村子里弥漫着惊恐、悲凉、大难临头的气氛。我跟着母亲从家里跑到村口，冲向窑场的那个方向。在我六岁的脑子里，确认事件中的主角，并不是见到父亲被严重烧伤的样子，而是村子里的大人们带有怜悯、同情又有些不忍直视的神色观看我的表情。在通往县城的大道上，有人把晒粮的大匾放在地上，绑上两根长长的毛竹做成了应急的担架。受伤的人被抬到了担架上，透过大人们的裤腿，在狭窄的缝隙中我看到卷了皮的深褐色皮肤，与之相连的是婴孩般粉色的嫩肉，那是父亲被烧伤的肌体，他的同伴也是如此。午饭时刻，村子里的炊烟和皮肤烧焦的气味缠绕在一起，食物的香味变得令人恶心。
一周后进入小暑，胃镜检查证实了医生的判断。我们兄妹商量后陷入了两难。A医生是朋友，他说一刻也不能耽搁，要让病人立刻进入治疗状态；另一位医生朋友则和初诊的那位女医生是一样的观点，保持现状，不干预不侵扰，可以确保病人拥有一定质量的余生。决定的两难还在于，爱和表达孝心的方式此时成为一种审慎的选择，它关乎父亲的生命长短以及余生的质量，我们担心一着不慎，适得其反又后悔莫及。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心情沉重的父亲告知病情。我知道有人有过在确诊后数日内心崩溃的案例。一位警察朋友，腊月二十六夜里还与朋友在一起喝酒，桌上畅谈他熟知的历史典故长达三小时，并无半点病态。年后初七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肝癌，家人带他到上海治疗，半月后已瘦成了陌生的干瘪老头，又过了半月，竟然离世了。有医生告诉我，人的心理状况，这时候可能比药物更重要。
我很难想象父亲突然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之后的反应，我宁愿让他在慢慢的猜测、疑惑和想象甚或是美好的期待中，逐步接近这个残酷的事实。我担心哪怕是细微的失言也可能会酿成大错，也深知处于这种状态中的病人，都非常的敏感。
医生说，胃镜检查结果是晚期胃腺癌，具体部位还要看CT报告。但胃镜之后做CT，中间必须有一周时间的间隔，因为胃部的显影液残留会影响CT的观察效果。
周六回沈村，父亲询问检查的结果，我说食道上有个息肉，但问题不大，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这个季节猛烈的暴雨，倒灌而下。我站在廊檐下面对着瓢泼大雨，抽着烟，发呆。母亲从厨房走过来，表情凝重，说，你爹做了胃镜回来，说当时疼得不得了，他拼命挣扎，根本做不下去了，四五个人摁住他，不让他动。那种痛简直一秒钟都坚持不住。他讲：幸亏几个孩子都在门外，不能进来，否则看到我那个痛苦的样子，肯定会非常难受。父亲在那一刻，竟然还在担心他的子女的感受。母亲的语态中似乎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父亲可能也是这样。但我依然希望这种猜疑持续得久一些，因为一旦明了，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了。在死亡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回归平凡人的本性，都有着普通人的痛。所有的血肉之躯都懂得生命的可贵，都知道生命即将失去的那种恐惧和绝望，这对父亲的身体相当不利，我不愿意很快看到那样的情景。
午饭时，父亲从储藏室摸出一瓶外包装长了霉斑的酒让我拆开。他笑着说，放家里二十多年了，还是你凤英姐姐送的。表姐二十多年前送给他的这瓶茅台迎宾酒，今天他要拿出来喝。午饭的氛围并不感伤，父亲破例没喝酒，表面看和以前也没丝毫分别，我们就像平常一样谈论着生活中的琐事。
二
周五一早做完CT检查后，我和哥哥陪着父亲吃早餐。
老城厢新开了家早茶店，有小笼汤包这类传统名点，还有苏北特色的各类小吃。厅堂的正中央搭了个小戏台，三位票友在表演，二胡、扬琴伴唱，十多张桌子坐满了客人。店主是朋友，他替我预留了一个较偏的角落让我们坐下。一份小笼汤包，三杯豆浆，三碗干拌青椒肉丝面。父亲饿了，他起筷拌面，挑起，大口地吃。看着父亲能这样吃着，我心中有些欣慰。只吃了两口，父亲突然停住了。他的表情越来越难看，眼泪奔涌而出，脸部的肌肉不断地扭曲，身上所有的痛都挤上了表情。他站起来，想努力缓解这种痛，但是胸中似乎有一头猛兽在奔突，它桀骜不驯，肆无忌惮，不可降服。父亲将双手伸过头顶，像在投降，他做出这样的动作，与他极其痛苦的表情，吸引了厅堂内正在就餐的人们的目光。我和哥哥束手无策，靠近他，一人站在一边，用手在他的后背和前胸缓缓抚摸，想帮助他安慰那只动了怒的猛兽。他没有发出声音，没有一句呻吟，在以无声作抵抗，这种隐忍使我心底更难受。我们不可能不顾及饭堂里其他客人的目光，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目光中流露出善意的安慰和同情式的理解。许多客人似乎也明白了父亲这个病人病情的危重，也理解我和哥哥做儿子的苦衷与脸面，他们并不直视，而是尽量以一种不被我们察觉到的方式，善意旁观。只有邻座一位六旬男子，紧盯着父亲，再轮番察看我们哥俩的表情，傻子一样不回避，无关切。我突然极度地厌恶这个陌生人，这个没有教养的老男人。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是这个人仍然像傻子一样用目光来回扫视我们父子。人类的情感就是这样，朴素而真挚，好面子又不容侵犯。这一刻，那几位戏剧票友的歌声突然变得令人生厌，连同那伴奏的二胡和扬琴，那种激扬的演奏结合着父亲此刻的痛，极不和谐，像是讽刺、嘲笑。片刻之后，我又希望这演奏能升入高潮，延绵持续，以吸引众人的目光，掩盖我们父子三人此刻的窘境。但我知道此刻无须在意他人，我更应关心眼前的父亲。父亲在痛苦中略略转身，将自己的面孔朝向墙的一侧，尽量避免店内食客看见他全部的脸。我请服务员端上一杯白开水，放入满满两勺白糖，搅拌着倒入两只干净的空碗使之尽快降温。父亲说他曾经用过这种方法缓解过这种疼痛。他的双手依然直直地伸向屋顶，持续着。我感觉每一秒都是那样的漫长，以至于他的白衬衣，从颈部到胸口都被渗出的汗水印得透明。拌了白糖的开水在两只碗里来来回回倒了三次，父亲已经等不及了，他端起碗，眯起眼，大口饮服。水那么烫，他那么急，那么毅然决绝。眼泪再一次猛烈地迸溅出来，但他明显感觉舒服了些，仿佛那只猛兽被他这同样猛烈地一击，退缩了，蛰伏了。他缓缓放下双手，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战役，惊魂未定，衬衣几乎湿透。看他的表情渐渐平静，我和哥哥扶着他慢慢坐下。他望了一眼刚刚吃了两口的面，视线是遥远的，像隔着一座山。我让他喝点豆浆，他也不应，没有兴趣。他好一阵才缓过神，说，这个面，放在以前，我可以吃两碗的。我问他，现在还吃吗？他摆摆手，又瞥了一眼那碗面，目光里满是怜爱和恐惧。丢人现眼了，父亲突然说出这句话。我立即劝慰他，没什么，哪有谁不生病啊！我和哥哥心情沉重，轻声将自己的那份面吃了，将父亲剩下的那份面打了包。这时才发现，那几位表演二胡和扬琴的老者，是我曾经采访过的退休教师。他们走过来，施以关切的问候，父亲以笑意回应。琴声再度悠扬，演奏变得可以接受了。
CT检查结果表明，肿瘤在父亲的体内，布满了贲门、食道和胃底，已属晚期。我将报告发给常州和南京的三位专家医生，治不治疗，如何治疗，结论全然不一。同一个病人在不同的医生那里竟然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治疗方案，就像每一个钟表的时间存在的误差。我们兄妹商议，这一刻，要不要治疗已不容犹豫，无论是自己的良心还是邻人目光中的道德评判，任其如此都不合我们的为人准则，自然也不合父亲本人的意愿。现在，到底是在常州、南京还是上海治疗，这是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一二日内动用了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关系，寻求名医专家确定对策。经医生好友的引荐，我和哥哥在第三天找到南京八一医院大内科的主任医生B，他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诊断报告和CT片后认为，综合父亲目前的体重、年龄、体质状况，不具备做手术的条件。治疗的选择方案有两个：一是在腹部造瘘以替代嘴进食，显然生活毫无质量，生活的意义也会大打折扣；第二个方案是放支架，通过胃镜在肿瘤堵着的地方放一个支架，争取正常饮食。后一个方案让我们兴奋。但也想到，这样硬生生地放一个支架进去会不会有疼痛感？会不会有异物反应之类的情况？次日，我们兄弟俩在常州甲医院找到年近六旬的专家C，朋友介绍说他是放支架这方面的高手。他粗略地看了一眼父亲的报告，认为完全可以放支架，让我们下楼交费做核酸检测，准备后天手术。我大为惊喜又心存感激，意识到这种病在每一个病人和家属那里可能是天大的问题，但在一个高明的医生那里只是一个常规的病例而已。出了医院大门，我哥却说这个专家不靠谱，他连片子都没细看，也没详细询问父亲的具体状况就决定后天手术，不靠谱。这个判断在我们到达常州乙医院与另外一位资深医生D交流后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D医生四十岁上下，全身透着专业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拿着CT片在灯箱上一张张细看，惋惜地说，你们来晚了，很可惜啊！这种病情怎么能拖延到现在呢？这老先生太知趣了，他这状况应该有很久了啊！他认为父亲的状况非但不具备任何做手术的条件，甚至连基本的化疗、放疗的条件也不具备。他断然否定了放支架这个选择，认为既不可行也很危险。唯一的办法是以鼻饲管维持病人的营养，这样病人还有一两个月的存活期。他为人诚恳坦率，胸有成竹得让人不得不信服。随后他给我们介绍了肿瘤科的主任医生E，请她安排住院治疗。D医生就职于医院的胃肠科，胃肠科也收有癌症病人，我们希望父亲能住在这儿，这样可以让他减少一点对癌的恐惧，以利于提高治疗效果，但D医生表示无能为力。
在肿瘤科，E医生看了CT片同样很吃惊，这位短发圆脸的女医生，犀利的言辞中带着愤怒和不满：你们这两个星期在干什么？到底在想什么？你们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浪费了时间！我无言以对，内心充满了自责、悔恨和内疚。算起来，一是做CT需要一周时间的等候；二是我希望父亲本人不知情的自然状况，保持尽量长的时间。我相信癌细胞不会在这一个多星期内疯长。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事情显然与我预估的并不一致，按照E医生的观点，这两个星期的耽搁直接影响了父亲后面的治疗效果。难道，因为做了胃镜，癌细胞被激怒了，于是就迅速且凶猛地疯长起来了?但随后她又提出了一个令人欣喜的猜测。她说，癌细胞不可能在这两个星期突然长到堵塞的程度，是否可能有异物？比如说食物堵着，导致它上下不能，病人饮食困难。她的这种猜测，让我有些意外的兴奋。因为父亲确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他认为堵在喉部的这东西是活的，不吃饭不喝水的时候它静止着，一旦喝水或吃饭，它就上下运动。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堵住的东西或许就是食物而不是迅速疯长的癌细胞。也就是说，取出这个异物，父亲的病情就不会像D医生所预言的那样悲观。E医生要求父亲再做一次胃镜，拿到结果后再考虑是否住院。
三
做胃镜之前仍要先做核酸，而且要送南京出结果，来回又是两天。父亲不能进食令人忧心如焚。医生朋友建议暂先挂点滴维持体内营养，如此连续三天。在进城和回村的途中，父亲反复问我，这个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的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尽量以轻松的语言解释，将事情轻描淡写。
第三天中午在回村的车上，他突然对我说出了那个字。他问，不会是癌吧？当他说出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的音，并不是普通话里的那种音，而是吴语方言，拖着长长的尾音，缓缓迸出。这个字在他的心里磨了很多天，他一定期待否定的答案，但是身体的痛苦没有一刻不在提醒他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希望别人再与他模棱两可地敷衍，他需要确定的答案。问题来得突然，我怔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时间凝固着，这样的停顿，沉重而漫长。他靠在后座上，我能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脸。自然地，他也一定能看到我的脸，并且努力从我的脸上捕捉他需要的信息。我尽力表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顿了顿，以我对自己父亲的了解和我们父子间的彼此信任，说，我是你的儿子，既然你这样问，我也就不想瞒着你了。我觉得他有权明确自己眼下身体的状况。我说，你现在体内癌细胞有这个迹象，但还不是很严重，可以治疗。我说，你不要害怕。我的语言很贫乏，也只能任其贫乏。我没有听到他的回应，只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了一个轻微的声音，然后勉强地说，不害怕，我不害怕。
第四天早上进城做胃镜，他在车上一言不发。我从后视镜里面悄悄地看着他的脸，非常的严肃，几乎是一种愤怒，好像某人或所有的人都伤害了他，好像整个世界都欠了他。那表情看得我心里发慌。他是我的父亲。这一刻，我竟然心生害怕，我竟然担心他会把愤怒宣泄到我的身上，突然冲上来，袭击我，像新闻里报道的那些劫杀出租车司机的凶犯那样。虽然我确信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但依然任由这个念头产生并盘桓于心。我努力表现出平静、温和、自在、专注的样子，不让他有过度的沉重感。我想一个人在得知自己患了绝症之后，产生这样的心理或者仇恨的念头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看破人生，看淡死亡，谁都需要一个过程。
这次胃镜检查的时间非常短。医生说堵住了，胃镜只能伸到肿瘤的地方，不能再进了。父亲被扶了出来，神情非常疲惫、沮丧和痛苦，像彻彻底底地打了一场败仗。他明确告诉我，他感觉到管子根本没有伸下去，只能停在喉咙。报告上的三幅图像，第二幅和第三幅都是肉体的一个平面图，意味着镜头直接面对着肿瘤了；第一幅是一个空洞，四周布满了锯齿状的肉瘤。我连忙把它卷起，示意哥哥扶着父亲慢慢下楼。我想的是父亲必须迅速住院。在我的理解中，只有迅速将父亲交给医院，交给医生，一切的治疗才能开始。这种忧心之日，一刻都不能再持续了。
户外骄阳似火，三伏天里烈焰滚滚。我打通了E医生的电话，告诉她胃镜的结果，没有异物。然后，我以非常诚恳、急切的语气，请求她尽快安排父亲住院。她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和焦急，回答说，我再看看，尽量给你安排。
四
等了两天没有回应，我和哥哥直接找到她办公室。她只一句话，没有床位。见我们不走，又说，你们二十多天都等了，也不在乎这几天了。我一再解释其中的缘由。她问，你期望得到什么结果？我说，我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是希望父亲能像常人那样，通过治疗，能吃一点食物就可以。她说，这绝对不可能，生了这种病的人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你们的期望值太高了。来了就要做鼻饲，生活质量非常差，要恢复到正常饮食几乎不可能，我们保证不了。
以我的想法看，作为一个医生，每个病人也是他的一个作品，他希望在每个病人身上看到治疗的效果，也体现作为医生的价值。的确，对于没有多大可能产生治疗效果的病人来说，拒收或许是正常和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并且，没有任何意义的救治，对他们来说或许就是无效的劳动。这说明父亲的病情的确严重到了医生不敢贸然接收的程度。想到这一点，我的内疚和后悔再度加剧，心里塞满了自责。
我们不愿放弃，经过再三沟通和请托，入秋后，父亲终于开始了住院治疗。
入院第三天，陪护父亲的妹妹来电说，E医生要我们兄弟俩过来一下。我们充满了期待，以为父亲有了明确的治疗方案，造瘘或者安放支架，放疗或者化疗。
见了面，E医生的表情很严肃，她找出父亲的病历资料，在一张纸上很认真地写了两行字，然后正面对着我，说，这个人（她用了“这个人”而不是说“你父亲”），目前状况很不好，年龄偏大，体质也弱，目前医疗没什么办法。放疗无法做，化疗吃药也吃不进，还要防止他出血，目前很可能会有意外或者生命危险。她让我们签字。我这才看到她刚刚写下的两行文字，最后的意思是：已与病人家属做过交代。“有生命危险”，瞬间将我们兄弟俩钉在了那里。
这是一次严肃的谈话，也可以说在下逐客令。我估计她很快就要将父亲列入出院名单，或者说，她已经认为父亲没有任何救治的可能了。
死亡这件事与生俱来，却在一生中的多数时候从未被正视。人们在身体健康的状况下，对生活的感受很多时候都是肤浅潦草、心不在焉的，一旦死亡来临，或者说亲人面临着死亡而感同身受的时候，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变得意义不凡，都变得异常珍贵。医院楼下的小树林里，父亲坐在石墩上，哥哥在他身后举着吊瓶，妹妹在给父亲涂风油精，母亲和父亲说着村里的事。周围是些带着花纹的毒蚊子四处飞舞，它们不断地咬手、腿，以及所有皮肤裸露的地方，奇痒难忍后留下一堆红色的肿块。这一刻，平静的团聚令人难忘。
父亲的病房里都是癌症病人，有人病情比父亲更严重，有人年纪比父亲更年轻。这样一比较，父亲的心境反而好了一些。他很坦然，他从智能手机上看到现在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七十八岁，他现在八十一岁，他自嘲，我比别人多活了三岁。
五
人们都习惯以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作为世界的中心。作为人间剧场中的一员，每个人都身兼主角与配角，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场域，离场，意味着与所有人作彻底且永远的告别。与世界告别，与曾经挚爱或憎恶的一切告别，病重之后才明白，这件事没有选择，毫无妥协。
父亲在确知自己病情后的第二周出现了自闭的倾向。他对母亲说，不要对人说我生了什么病，我讨厌这样。母亲很委屈，也很伤心。她何尝不希望隐瞒家里有人生病这样一个事实呢！但这样的事情，又怎么可能隐瞒得长久？平日每天都在村里人面前走动，每天都到田地里劳动，突然长时间两人都不在家，加上之前我们兄妹隔三差五就回家，现在一个都见不着，怎么可能不被猜疑呢？
沈村到城里也就十五分钟车程。父亲和母亲生活在这样的乡村社会，许多事情无关法律却事关无处不在的道德律令。一个人身患恶疾固然不幸，但在乡村人的心理世界，那是一个关于厄运的评价。有人认为恶疾、厄运，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存在着逻辑上的密切关系。
鉴于父母的顾虑，住院当日我一个人开着车到村子里接父亲，回到村口再让哥哥妹妹上车。我们在意或者恐惧乡间的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和父母说，生病又不是犯了罪，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保证不生病？不管人家怎么看，怎么评判，都不要太放在心里。这样的话从我嘴中说出来，自己都觉得过于轻松。父母一辈子生活的村子，那里几乎是他们的世界的全部，他们无法清除心内的顾虑。不愿成为乡邻们议论的对象，父母还有一层侥幸的期望，期望父亲的病，能在尽量短的时间里静悄悄地痊愈，虽然明知这是一种自欺。
父亲在一生中几乎没有特别知心的朋友，他和乡邻保持着存在距离的姿态，以一种孤傲和自得其乐的形象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即便是种地，他也痴迷文字带来的乐趣。他钟情于泥土以及土地上生长的一切植物，曾经连续二十多年订阅《江苏科技报》，每每看到新奇的大豆、蔬菜，或者省里在海南试种的水稻新品，他就邮购种子来试种，收成好，他就推荐给四邻。沈村树木最茂盛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房舍四周林林总总有几十种花卉果树，都是父亲试种后留下的。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一直因为他如此痴迷农产品的试种推广却不能做村里的农技员而耿耿于怀。进入二十一世纪，花卉苗木等经济作物取代了传统的稻麦种植，父亲成了老板们抢手的园丁，前些年还悄悄染了发，因为担心年迈有人不请他。他活在他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世界里。母亲则活在众人的世界里，她人缘极好，村子里有邻里纠纷或者家庭矛盾时，人们都会来寻她斡旋协调。
父亲患病的消息在他住院后就在村子里传播开了，他们的顾虑被证明是多余的。出院后，许多人上门献策，前村某某同样是这样的病，到哪里找谁看好了；黄庄某某吃了什么药，当时也是绝症，现在已经活了好多年；徐家庄某某因为听从了谁的建议，现在已经完全和正常人一样了。各种消息汇拢过来，虽然大家清楚每个人的病情并不一致，即便是同样的胃癌，在不同的人身上也绝无采用相同的方法就可以获得同样的效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乡邻们的关心还是给予我们很大的信心和温暖，觉得父亲的病很有可能治愈。其中一位村民介绍了他在上海长海医院的同学，说有很多人找过他，均有好的疗效。
第二天，我们兄弟俩就来到长海医院。在今日中国，最繁忙和最冷寂的地方都在医院。越是大城市的大医院就越忙碌，一流的设备、顶级的名医专家汇集于此；全国各地的病人千里迢迢投奔于此，托着各种关系，求着各种门路，争得一张床位，寻着一线生机。而在基层，包括父亲所在的苏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县医院，设备也先进，医生也不乏敬业者，但就医者寥寥，与大医院里一床难求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严峻的事实导致的结果是两极分化，大医院的医生，有的一周手术量都超过基层医院医生半年的数字，这其中有许多还是疑难杂症，因而其医术更容易精进提升，而在冷清的基层医院，医生锻炼和实践的机会少，医术亦日渐滞后。作为百姓，他们的认知和经验，无一不来自幸存或死亡这些残酷的案例。在疾病和死亡面前，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甘服于这套求医法则。他们认为大医院的医生医术高明到可以与死神对话，既然能对话，自然就能挽狂澜于既倒，令患者起死回生。这一刻，我们兄妹和母亲也都认同这样的观点。
从医院走廊里的简介得知，这位F医生声誉卓著，成就不凡。见了面，白大褂里面的深绿色军服给人特别的信赖感。他取出父亲的CT片以及胃镜报告认真研究后，用乡音跟我们说，鉴于你父亲目前的状况，手术几乎不被考虑，至于化疗或放疗，现在常州的医院完全可以。我们希望父亲能入住长海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他表示区别不大。话语至此，他瞥了眼门外队伍长长的候诊者，我们只能知趣地退出。我哥将两盒家乡白茶送给他，遭其严词拒绝，态度很坚决，你们带回去，一定，绝不能放在这。或许感觉自己有些绝情，他又用方言说，这地方也没法放。见此情景，我们也只能理解，把那一点点心意带回去。
父亲入院第五天，处暑，上午十时，E医生突然来电，通知我，你父亲今天必须出院。这个决定让我猝不及防。我预料她不会让父亲在医院久留，但没想到她会通知当天出院。我在电话中恳求她再宽限两天，她的语气非常强硬，你们必须今天出院。我说，很抱歉，我们没有准备。她说，出院有什么要准备的？你妹妹在这儿，一个人完全可以办理。我实在无法想象父亲入院一周，未见任何疗效就回家时的心情。我请求她哪怕再宽限一天，以便我有时间联系其他医院。但她坚持，今天必须出院。僵持了几分钟，我几乎要放弃了，我真的很害怕那些强势的人，我感觉已经无法说服她，但我坚信我此刻不能如此被动地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从她的角度来说，当初入院时并未明确只能住一个星期，而出院也并未提前哪怕一天告知，不管怎么说，这个决定对于我来说是突然的。病人是否有理由拒绝或者暂缓出院，我不清楚，但是院方至少应该有提前告知的义务吧！再则，一个病人推迟一两天出院，也并非多么无理的要求。她反驳道，以你的说法，以后我们每个病人出院都要提前三天通知了，是不是？我没有与之顶撞。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病人出院都是在当天被医生通知并被勒令立即离开，我只觉得这不合理。僵持中的静默，实在无言辞应对，想象着父亲回村时的尴尬以及内心的绝望，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对她说，很抱歉，对不起，因为在农村，我们村子里有一些风俗，具体我也说不清，请您允许我们周一出院好吗？就在后天。我编不出更好的理由，只能这样含蓄地表达。她似乎领受到了某种神秘力量的威慑或者感动，怒气稍减，勉强默许了。
完成了这件事，觉得像是打了一仗，貌似赢了却浑身疲惫，软弱无力，不愿说一个字，不愿见任何一张脸。
六
人在中年，到底要经历多少异常事件的应对和解决，才能沉着和从容呢？我相信信念的力量，也相信真诚的力量，更相信人之为人的那种善良。急中生智间，通过朋友托朋友，联系了市内另一家肿瘤专科医院。在了解了父亲的大致病情后，对方答应腾出一个床位，下周一入院。
我曾经那样的害怕与人打交道，更不愿求人办事。我本性谦和，偶尔孤傲却一向谦卑。周一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妹妹在人声鼎沸的大厅里竟然遇到了E医生，她此时的表现令人惊讶，她对妹妹说，今天你父亲体温有点高，好像有些发烧，不适宜出院，最好再住些时候。妹妹说，我哥已经联系了丙医院，出院后就到那边住院。她很惊讶，脱口而出，人家怎么会有病床的？现在床位都这么紧张！妹妹敷衍了一句，并未深述。
……
未完，全文见《天涯》202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