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年：好诗是在田野里长出来的
“写诗本身也是一个方向，是心的道场”
“你看我们的水泥厂，像不像教堂/如果那些烟囱，用尖顶来取代的话？/你看这水泥,像不像骨灰？/你觉得水泥抹平后,路面下的蚯蚓,会不会死？”中专毕业后，刘年被分配在一个水泥厂工作，他在诗歌《在水泥厂的日子》记录了他作为普通“打工人”在日复一日流水作业的机器轰鸣声中所积累的压抑。还好，他最终从这种生活中解放了出来，而最终“拯救”了他的，是现在很多人都不看了的诗歌。
记者：最早你是怎么开始接触到诗的？
刘年：我是初中时候看《红楼梦》，觉得里面的诗又优美又好懂。那个时候就爱上了。但是那时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你也可以写，而且也可以写得很好，凭着写诗可以挣口饭吃。所以，自己学着写了下但没坚持，后来就考中专，考了个在湘潭的建材工业学校。那时考中专很难，考上就可以吃“皇粮”，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我就上了那个学校的机械专业。毕业后分到广东一家水泥厂做了三年。我不喜欢机械。机械和写诗是两码事。机械要求动手能力强，写诗要有想象力。我动手能力相当糟糕。到现在我都没有动手能力，天天骑摩托但不会修，连扳手都不想带，看到维修的事就烦。
记者：《红楼梦》里的诗是旧体诗，你之前也写过旧体诗？
刘年：对，一开始就是写旧体诗。然后，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汉字古语发什么音，觉得格律和平仄是自欺欺人，就把它们去掉，就这么写。我真正写诗是2008年，那时我的生活比较安定下来了。那时，我已经辞职回了永顺，连身份证和户口都没有，什么能挣钱就做什么。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你对诗歌的认识有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
刘年：我对诗歌的认识以及诗歌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直在变。一是2008年开始有空闲时间就写，当作一种爱好、消遣，写着玩玩。2011年去了云南，觉得写诗是我以后人生的方向。后来，诗歌在我生命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到现在，诗歌几乎成了我的信仰。现在我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诗歌，想在这一行业中做到自己最满意的地步，写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记者：你在你的自述性文章《命》里曾说你不鼓励你儿子写诗。不鼓励是因为写诗的过程曾经很苦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刘年：写诗是一件很危险的事——虽然说诗歌是一种艺术，但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种“道”，它已经超出了技术的范畴，是一种道场，需要牺牲精神。出于私心，自己的孩子不鼓励他去写诗。这种牺牲，像苦行僧一样，很辛苦。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后来觉得其实写诗本身也是一个方向，是心的道场，这其实是挺幸福的一件事。心安了，有自己的方向和目标，知道什么轻什么重、什么缓什么急，就不会慌张，不羡慕别人。所以，我现在很鼓励儿子写诗。
记者：去年还是今年初，我在朋友圈看到你在乡下集市上摆摊卖诗集。那个时候你有跟人家说你是诗人吗？
刘年：那倒没人问我是什么人。有人翻，也有人买，有人问是不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也有人讲价，问可不可以少一点。来翻书和买书的人都挺尊重我。他们有人说看不懂，有人说写得好。有个退休的老师翻了翻，说写得好，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少一点。我说不能少。他就走了。
我的诗集，我是不愁销路的。去集市上摆摊，主要是为了好玩，也是一种行为艺术——我是想质问一下，讽刺一下：为什么你们都不读书了，不去想如何诗意地栖居，你们那么忙，那么劳累，有没有想过诗意的栖居你们其实可以做到，诗歌离你们很近。我有个朋友曾说，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最缺乏的，是诗意栖居的能力，也就是审美的能力，以及尊重生命、尊重自由的想法。很多人的审美都比较单一，很不包容。
“人找回野性后，诗歌就会从身体里长出来”
“从枯木中取出自己的火，从坚冰里煮出自己的水/小半天隔着冰面，与一只火狐相望/小半天，用来羡慕那匹马驮两袋面粉/被一个好看的女人牵着，翻过了白雪皑皑的山岗”。这首题为《远》的诗，是刘年在骑摩托旅行途中“撞见”的，他有很多诗写的是路上所见。作为一名骑士，一名行吟者，他很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记者：记得上个月《诗刊》在衡阳的“青春诗会”期间，我们闲聊时，你有说到很多诗歌不是你写出来的，而是你在路上碰到的。
刘年：我写作的一个方式，是注重田野调查。为什么要注重田野调查？我觉得诗歌是在办公室凭想象无法抵达的。好诗是在田野里长出来的；是在大自然里长出来的；还有一种好诗是在身体里长出来的。身体需要我在大自然里找回它的本质，需要明白自己是人而不是工具。人的野性、纯天然的部分找出来之后，诗歌就会从身体里、从大地上长出来。我觉得优秀的诗歌是想象力无法抵达的。所以，我会不断地去远方，去和大自然接触。田野调查是我终生要做的。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作为一个工具、一个零件，戴着面具、穿着甲胄，这种状态是很难让诗歌从身体里长出来的。它会缺乏营养。
记者：所以，这是你这些年经常骑着摩托到处跑的原因？另外，你说诗歌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是不是你不大赞成用到太多技巧？
刘年：对。别人看起来我好像是在旅游，其实我在做功课。我把骑摩托旅行也看作是我写诗的日常。我前面说的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写诗，是把骑摩托旅行也算进去了。
我曾经也试过不出门写作，写一个月、两个月没事，到第三个月、第四个月自然会用技巧去掩盖生活的苍白，你无法获得更多烟火味的细节，只能凭技巧。平常的读者读不出来，但行家读得出来。技巧，在我看来，所有技巧都只是辅助。初学者可以用到技巧，但，写到一定程度后就要摒弃技巧，尽可能直白。直白写好了，那种扑面而来的感染力是那种隔山打牛的诗歌难以比拟的。
记者：我刚刚看你的公众号才知道原来你在衡阳诗会期间也写了诗，还跳进湘江去游过泳。你那首《湘江水》写浇菜的那个人“像在喂孩子”，这个“喂”让天旱时农民对庄稼的怜惜跃然纸上。
刘年：你要是开着小轿车，衣冠楚楚的，就不可能跳入湘江——《湘江水》里面那个“喂”是整首诗的诗眼。我看那个人浇菜看了很久，还拍了视频。以至于那几个农民以为我是乡镇干部，围上来向我反映情况，说村里缺水。我就跟他们讲我是老师。我不大会跟别人介绍我是诗人或作家。说诗人，人家要想半天你是干什么的。再说，我本身就是老师，大家对老师这个身份还是很有好感。
记者：这个月初，李元洛先生和我谈到诗歌时，认为现在的人很难写出好诗是因为大自然遭到破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还有就是现在很少有人经历血与火。
刘年：这个我大致认可。我甚至觉得现在欧美很难再出现好诗，他们生活太平静了，缺乏跌宕、缺乏起伏，缺乏血与火的洗礼，他们现在的诗歌在我看来不痛不痒，远远不如我们的唐诗宋词。像李白和杜甫，是用生命在写诗。现在欧美那些发达国家的诗人，是用思考在写诗，虽然写得很深邃，但是感染力和震撼力不够。
记者：在你的诗集《世间所有的秘密》封底，看到雷平阳说你是他认识的当代诗人中“最具骑士精神”的，你怎么理解他的这个评价？
刘年：骑士精神在国外是牛仔精神，在中国可能就是武侠精神，对正义、自由、公平、是非看得很重。
雷平阳这么说的时候，我还没有什么名气，还在苦苦为生活奔波，没时间到处骑摩托、骑马，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说。我觉得他是懂我的，挺感谢他，有段时间自己很迷茫，是继续写诗歌，还是写散文和小说，他就给我鼓励，说你就写诗，你的诗歌很牛。后来发现他是对的，的确在写诗的时候，我更自信，从来不知疲倦，而写散文和小说觉得挺辛苦。
记者：但是写小说和散文，回报会普遍比写诗要好一些。
刘年：我知道你所说的回报是指物质回报。对我个人来说，金钱已经限制不了我了。当然，这并不是我实现了金钱自由，家人还需要用钱，而我，比如说我在野外经常吃饼子，一天花不了30块钱，睡的也是一百多块钱的宾馆，在我看来，这和五星级宾馆没什么区别。我对物质的要求一点都不高，我爱人也没有把物质看得很重。
“一写到湘西我就柔软起来”
“还想做个土匪/独霸这方山水/赋税不许进来/风光不许出去/早晨东山采薇/黄昏南山采菊/晚上那树梅影/可做压寨夫人”。这是刘年的《湘西》，作为一个湘西人，他的“野心”和他对湘西的爱在这首诗里暴露无遗。
记者：你在去过那么多地方以后，回头再来看湘西、看你的出生地，是怎样的感觉？
刘年：我觉得湘西的文化对我影响很大。湘西是巫楚文化。我写诗和很多诗人不同的是，当大家都在叙事的时候，我竟然抒起情来；当大家主张零度写作的时候，我竟然还讲究情怀，把我对生命的爱、对大自然和这片土地的爱倾注在我的写作中。这是被先锋写作很瞧不起的。但，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从屈原开始，这片土地就是“哀民生之多艰”、带点悲观主义的，它是柔软的、多情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离骚》。
生在这片土地上，你经历了很多红白喜事，那些道士、算命先生，从小他们就无形中在你的血脉中注入了这样的基因。所以，我虽然在云南开始成名，但我的写作和雷平阳他们是不同的，我是受湘西这片土地影响的，而且一写到湘西我就柔软起来。这种影响对我是有益的，让我的诗和西南的诗、中原的诗区别开来。
记者：湘西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出了沈从文、黄永玉、蔡测海、田耳、田爱民等很优秀的作家，当然也包括出了你这样的诗人。湘西为什么能够这么神奇？
刘年：湘西的巫楚文化看起来好像是落后于现代文明、落后于市场经济，但我觉得相反，这是一种永恒的东西，也是我想在诗歌中恢复的一种传统或者说秩序。我觉得没了那种秩序会很慌张，无论物资怎样满足都不会让幸福感增加。反而湘西被称为落后的这种巫楚文化，给我们这片土地带来了安定、安宁的因素。另外，湘西的“落后”，还让它保留了一定的野生状态，这在整个世界的现代文明中显得别具一格，这是我所喜欢的。
记者：喜欢湘西和你骑着摩托到处走并不矛盾。
刘年：不矛盾。我现在大学里教书，生活比较单一，处在一个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环境中，不接地气。假如我现在生活在一个村庄里，我反而不会到处跑。我要写作就必须跑出去沾点烟火气。
还有一个原因，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有饭局、会议，有朋友。这些饭局，你一参加就会发现所有人都试图在规划你、磨损你。这种磨损非常强大，逃不掉——当所有人站起来打圈敬酒的时候，你一个人不敬酒是不礼貌的，是无法在这个环境生存的。这种事情做多了，你就会被磨损，磨损多了，你就开始平庸、堕落，你就开始包容和理解很多东西，开始失去了愤怒，没了愤怒，没有坚决的恨，你就没有坚决的爱，就失去了一个好诗人应该有的心态。所以，我会选择骑摩托出去，例如骑到青藏高原，没一个人认识你，你就可以回过头想一些东西，反省自己在城市里的生活，就会发现自己受到的磨损。我觉得我的每次出行都是在修复自己，回来仍是一个赤子——在雪山大地，天空地阔的地方，人太渺小了，这个时候就会想，人既然这么渺小了，为什么还要平庸、堕落，为什么不坚持自己？是吧。当然，你在各种场合看到的我，表面上是温驯的，但内心还在坚持自己。
“读纯正的汉语诗歌感觉诗人在桌前向你倾诉”
“有些石头，因为吸收了太多的黑暗，慢慢成了煤/有些石头，吸饱了月光，成了和田玉/信赖人间的石头，孵出了一堆石头/什么都不信的石头，孵出了蝎子/胆小的石头，缩成了一团/更胆小的石头，在风中，低低地呜咽/一双绿莹莹的狼眼，让满天的星斗，黯然失色”。刘年的这首《荒原狼》借石头写出了人在各种环境中的改变，他很庆幸现在无论面对毁还是誉，都能够把持得住。
记者：你是余秀华的伯乐之一，可以说是你和陈新文等几个人把余秀华带入公众视野的，现在你和余秀华的联系还比较多吗？
刘年：余秀华成名之后，我基本上就离开她了，我觉得我要对她做的事情已经做到位了。陈新文也是这样。大家都没觉得余秀华你成名了，我要和你绑在一起，都没这个想法。
记者：像余秀华，像你，这样来自草根的优秀诗人挺多的。
刘年：我一直以来有这样一个观点，现在是个非常伟大的诗歌时代，当下活着且还在写的，像顾城、海子这样水准的诗人至少有不下二十个，例如张二棍、康雪等。他们得不到话语权——当然他们对话语权也没有兴趣，他们要是得到应有的舞台，你会觉得中国现在的诗歌远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余秀华只是其中一个，甚至还不是最优秀的。很多人不知道他们，我知道是因为几年前我在《诗刊》做编辑，大量阅读了来自民间的写作。
记者：在《诗刊》工作的那段经历对你有没有影响？
刘年：那段工作让我对诗歌的发展脉络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这让我的写作有了自信，我知道自己现在的诗歌在整个汉语诗歌中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在诗歌圈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让我对自己有很清晰的定位以及清晰的方向——知道别人在写什么，别人走的路我就不会再走了，不会去做无用功。
现在很多人批评我写得一无是处，也有很多人表扬我，把我捧上天，如果没有在《诗刊》的经历，就很难把持住自己。
记者：那些认为你的诗歌一无是处的，是因为什么？
刘年：他们认为我不先锋。我是很看重来自《诗经》、唐诗宋词的传统的，（我的诗歌）是它们的延续。所以他们批评我太传统了。
记者：你喜欢怎样的诗歌？
刘年：我喜欢纯正的汉语诗歌，它的语言是我们平常生活交流的语言。读这样的诗歌感觉诗人就在桌子跟前向你倾诉，而不是喊口号或者朗诵。
记者：你现在大学里面教诗歌欣赏与写作，觉得现在的年轻人诗歌素养怎样？
刘年：他们对当下诗歌的发展脉络没有什么认知，让他们写，他们一出手就是模仿徐志摩、戴望舒或者海子，这和我们的诗歌教育、审美教育比较落后有关，他们觉得美就是唯美，就是视觉的好看，看不到诗歌的力量，看不到诗歌打动或者打痛人的那些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