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话语迷宫的哲思与诗性——论段爱松的文学创作
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变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高峰，以形式主义实验为主要表现的艺术探索，在“伤痕”“反思”“改革”和“寻根”等文学思潮之后，呈现了颠覆性的话语革新。绵延千百年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写什么”一直是作家首要解决的问题。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一批后来被称之为“先锋作家”的写作者登上文学舞台，他们借力西方现代派文学表现形式并结合中国文化土壤创作出的一批作品，引领了文坛的潮流。在追新逐奇的话语实践中，“怎么写”成了文学的关键。短短几年时间中，这批优秀的作家走完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百余年的形式主义路程，极大地推动中国文学的话语形态变革和审美范式转变，促进了文学精神的现代性转化。尽管随着文学向世俗生活位移，原来狂飙突进的先锋精神逐渐让位于市场需求，但先锋文学取得的成果，无论是面对生存困境的追思，还是陌生化的艺术表现方式，都成为一份宝贵的经验，为后来的写作者提供借鉴和启迪。
段爱松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从登上文坛的时间来看，他与先锋文学热潮之间应保留着足够的时间缝隙。但是文学精神的传承与嬗变，历来不是以时间或者代际为衡量的唯一标准。纵观段爱松数量庞大、质量整齐而高格的作品，可以鲜明地感知到他作品中的先锋文学气质，那种孤绝的探索精神，有着向死而生的艺术勇气。
压迫感：历史幽灵与人性黑洞的纠缠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是段爱松的故乡，在多篇小说中，他以此为根据地，建立起一个文学的故乡，即小说中的“晋虚城”。包括下辖的“上西街”“龙翔路”等，都有着现实的影子。中外文学史上，作家们建立文学王国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如马尔克斯的阿拉卡塔尔小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故乡等，都具有标志性意义，让读者过目难忘。“晋虚城”的历史悠久而灿烂，这里曾是辉煌的滇文化的发祥地，是古滇国的都城。据考古发现，辖区内的石寨山遗存下来大量的古墓群，时间在战国晚期至东汉初年之间。从中发掘出数千件青铜器，种类包括兵器、乐器、宗教器物等，反映出当时较高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水平。让人诧异的是，如此漫长的文明流脉竟在历史时光中逐渐湮没，其原因不得而知。这些数量繁多、种类丰富、造型奇异的青铜器激发出的历史气息，如幽灵一般弥漫在这片土地上。
作家的叙事由此展开。他先后创作多部中篇小说，如《晋虚城》等，将历史想象与现实场景相对应。小说以主人公心理变化为主线，以晋虚城现在、过去以及石寨山发掘的古滇国遗迹为大背景，以古滇国贮贝器上金色骑马人追杀现实主人公为副线。主人公逃到了晋虚城，进入到十位好友（古滇国将领）过去的生活中，期待得到帮助以获得解救。却不料整个追寻过程无非只是重重幻象的影子与碎片，一切艰辛努力与精心准备，宛如古老辉煌的古滇冶炼术一般，在强大的历史宿命与进展中，被那些不可知的隐秘力量渐渐埋葬和湮灭。昔日的十位将领，亦即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十位小镇少年，和自己一样正经受着某种不可规避的宿命的牵引。这种宿命同样来自于古滇国隐秘的巫术之源的轮回之力。十少年历经艰难、反复抗争，却依然摆脱不了被诅咒的命运。他们只有继续倒退，去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国时间深处寻找根源。青铜文化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精髓的代表，它寓示着一种遗存对于当代的沉重压迫，无处躲避的金色骑马人对主人公的追杀，主人公变成亡灵之后的回溯性追源，找到金钥匙打开青铜贮贝器，进而寻找历史密道的渴望，都呈现出一种向历史传统复归的内趋性力量。这篇小说获得安徽文学年度奖，评委认为：“当一个作家无法控制现实和把握人性的时候，穿越中的想象就成了破译现实和抵达人性的另一种可能，《晋虚城》中的现实不是对历史真相进行注解和还原，而是用历史想象来还原和暗示现实的真相。这种反向逆行的逻辑关系赋予了小说反经验式的阅读意味，诗意的构思与非线性的叙事依然坚持和捍卫着先锋写作形式上的荣誉。”
数年前在“晋虚城”发生过一个连环杀人案，凶手疯狂地杀害了十余名正值青春期的花季少年，并将尸体残忍地肢解埋藏，凶手被绳之以法后在法庭上拒不认罪，也无悔恨之意。这样的反人类之举，用任何传统笔法都难以穷尽其形貌。段爱松在与评论家何平的对话中，曾专门提及创作动因：“2012年7月，一场震惊全国的变态连环杀人案告破。这个凶手就生活在这个小镇的最南边，为此我写下小说《罪赎》。写的时候我在想，假如我运气不好，成为受害者之一；或者我就是那凶手，我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和这个世界呢？所有这些，又能不能归入文学地理学、文学气候学界定的范畴？是不是真正优秀的文学，是要让写作者置身其间而又跳得出来呢？即便跳得出来，又该跳往何方？”中篇小说《罪赎》分为若干章节，分别以“脑垂”“眼实”“耳虚”“血败”“经奇”“影重”等为题，指涉人身体的某个器官。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身体遭受杀戮的感觉，充分动用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把杀戮的痛感推向极致。这是一种逼向绝境的叙事，身体是人生命存在的基本载体，当身体的完整性被肢解，存在的合法性也就散失了，人的生命尊严也将无从谈起。而身体伴随凶手行凶，见证了罪恶因子在人体内被诱发、聚集、膨胀，最终爆发的全过程，作者对人性恶的如此逼视与揭示，可谓用力甚深。在表达方式上，这种不断转换叙事角色，甚至不惜以极端方式采用身体各部位作为叙事主体来阐述有关杀戮、死亡等的主观性体验，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是很难找到参照和借鉴的。
小说甚至没有给予主人公确定的名字，有意虚化叙事的主体，使其仅作为一个能指的存在。而且不断变换叙事的角色和方式，让叙事主体以亡灵身份回到家族历史中，自由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试图从人性的角度剖析历史与时代发展的变异之音，以期获得最终理想的自然、社会、心灵救赎之路。小说中的历史并非正史，而是一种泛化的陈迹和遗存，青铜贮贝器则是这种遗迹的代表，是漫长历史的所指。作为历史先民智慧的结晶，青铜贮贝器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态，那些精美绝伦的兽形人像、雕饰纹路，形象地诠释了古人的创造伟力。但历史又是不忍逼视的，走进它的细部，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在这热闹的集市的一角却散发着恐怖的血腥味。广场中央伫立着权威象征的铜鼓和巨柱，有个男子被捆绑在木牌上行将受戮，以神灵的名义，他将被用作祭祀的牺牲。地上还有被砍去头颅的尸首，他的亲人在旁边跪地，双手抱头哭泣。还有一位赤身的受刑者，手脚被缚，还被两人牵曳着，伏卧在两段木板之上，让人担心他即将被斩的腰部。不远处，还有一些更可怕的柱子，柱脚的巨蟒正在吞噬活生生的人体……”（孙敏：《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国》）这显然是一种超出了现代人想象的历史真实。主人公长年在这块弥漫着神秘巫风的土地上生活，对祖先的历史定当不陌生。然而更让他无法承受的是，现实中大量出现的变异，如毁灭的自然、破坏的生态、溃散的人心、腐烂而仍出售的蔬菜和鸵鸟肉等，无不喻示着悠长的历史足迹并未将文明的薪火传承，反而以其阴郁的面容，诱导人性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青铜贮贝器上的狰狞图案与现代化发展中异化的生态，冥冥之间形成一种呼应，成为主人公难以摆脱的梦魇。他只有找到开启贮贝器上的金色钥匙，才能打通与古滇王国的通道，得到最终的救赎。“我得重新找回自己，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王国。我必须找到那金色的钥匙，打开贮贝器上，通往未知领域的那个秘密通道，以解救被捆缚在祭祀台上，我被歪曲了的真身（那是对我的王国战败的无耻丑化）。我得按照头脑中打开的暗室提示，重新回到过去，以扭转现在不利的局面。”这种努力往往是无效的，历史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弥散着幽灵般的气息，在其强大的迫压之下，人注定摆脱不了无助与迷狂的命运。
提领与统合：文学对存在之境的艰难抵达
历史幽灵与人性变异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高度的契合，段爱松创造性地将其统合起来，采用复调结构写成长篇小说《金缕曲》，这也是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小说将看似不关联的小说情节串联起来，从整体气韵上建构一个被隐喻了的“晋虚城”。小说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个具有数千年历史、而今已面目全非的小城，他以贩卖鸵鸟肉为生，曾为解救被侮辱的少女失手杀人，却又因少女离奇失踪无法在法庭作证而获刑。现实中的强大压迫性力量，让他一度迷失了正常的心性，常常产生幻觉，潜意识中认定自己是古滇王国历史上率兵攻城略池的将帅，只因战争失败导致兵卒溃散。在他的意识深处，始终摆脱不了青铜贮贝器上的金黄骑士的追杀，于是只好选择不断地逃亡，力求挣脱那些似乎被巫术掌控的骇人景象。
小说讲述主人公生活在古滇王国消亡后几千年的现代城镇晋虚城。他被某些现代化变异发展笼罩下的现实所折磨，时常在梦幻中预感到被青铜贮贝器上的金黄骑士追杀，从而开始逃亡。他必须找到开启青铜贮贝器的金色钥匙才能打通古滇国的通道、得到救赎，于是逃到了晋虚城十位好友（古滇国将领）过去的生活中，期待得到帮助以获得解救。通过仙鱼饭店、鑫鑫冷库、南玄村老屋、菜地、凶器、狗仨、肉欲、集市、古滇文化广场等，将主人公逃亡的艰难与危险并置，令现代与古代的变异发展交错纠葛，从而形成出逃——抵御、追杀——被追杀、在此——即彼、寻找——相遇、罪孽——救赎等对立矛盾的时空交错感，让主人公的逃亡显得扑朔迷离，从而追溯到主人公少年时代的小镇，并与之息息相关的十位好友的命运。主人公回到晋虚城小镇十位少年离奇经历的某个阶段，却发现十位少年和自己一样，正经受着某种不可规避宿命的牵引。这种宿命同样来自于古滇国隐秘的巫术之源的轮回之力。十少年历经艰难、反复抗争，同样摆脱不了晋虚城被诅咒的命运。他们只有继续倒退，去神秘消失的古滇王国时间深处寻找根源。小镇的荒凉与荒诞，通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显现出来，每一次死亡都写得很轻很轻，亦如他们的生一样，那么无足轻重，轻得可有可无，而又那么无奈。主人公和十少年回归到古滇王国各自的身份与位置（王和将领）。通过青铜的叙述，再现了古滇王国史前时期、战争时期、消亡时期的种种自然风貌、地域风俗、生产冶炼、巫术信仰以及造成未来晋虚城种种变异的隐秘根由，解析了古滇王国存在与消亡之谜。不同的梦境、不同的镜像里的历史流程，梦与现实时间与空间错乱，梦与梦重叠，时间与空间重叠，物与物、人与人、人与物、兽与兽、人与兽相互交错呼应，穿插着现代化“晋虚城”的思考与回望。十个异梦的衔接与结束，也就是古滇国消亡之谜的开始，带来了另一场现代化变异的杀戮与因果循环。小说以《古兰经》《圣经》《坛经》为引子，追问现代化发展给晋虚城带来的种种问题，蕴含顺应自然规律的和谐发展之道，特别是对环境的保护。以大脑的思考、眼睛的观测、耳朵的谛听、鼻口的嗅闻、双手的把持、双足的行走、血液的流动、经脉的穿插、骨头的构架、影子的重叠分别叙述主人公在救赎道路上的迷茫与失落，并融入晋虚城若干民间传说，深化人性救赎的主题。所有的器官都是一座自我建造的坟墓。《金缕曲》最后以返乡的诗意形式，试图重新找回这块土地最初的美好与希望。以一部长诗为每小节的引子，通过音乐来还原世间一切，将世俗的故事用声音来咏唱，一唱三叹余音绕梁的世事沧桑，如水如月的凄美与荒凉尽在其中。诗歌与前面贮贝器展开的战争形成对应，细到每一个音符、音阶、弦的颤动，都能昭示时间与空间交错、平行。
《金缕曲》中穿插进了许多关于古滇国的神话与传说，与其他类型的神话不同的是，这些恍兮惚兮的描写，宣扬的不是人类文明开创者的伟力，亦非人性善的彰显，而是流动着阴冷的色调，巫气弥漫，邪灵横行，遍布颓靡与沉沦的味道。尽管小说的主角并非完全是现实中的人，或者说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由人的各个器官甚至亡灵充当叙事的主体，然而这并不影响小说在建构人性维度上的努力。小说中的审判，不仅仅是对杀手，还对杀手周围嗜血的人性、扭曲的灵魂，以及造成这种扭曲根源的一种深刨。他力图站在一个更高的人性维度上来审判凶手，审判社会，而且不乏悲悯，不乏寻找救赎的努力，以求为荒诞的社会提供一种注解，为残缺的人性寻求一份见证。“随着我的躯体逃亡、被捕、判刑、枪毙、死亡。老屋里的白天，俨然成了荒草丛生之所。不时却有极个别的闲散人，好奇地把头凑近那两扇腐旧的木门，希望透过狭窄的门缝，观测民间传说中种种骇人听闻的场景。甚至有的还把耳朵，凑了上去，期盼听一听，生与死在里面搏杀留下的惨烈之音。更有胆大妄为者，迷信流言蜚语中，关于老屋藏有石寨山地下宫殿无尽宝藏的说法，乘夜深闯入盗取而一去不复返……”每当灾祸发生，与己无关的人，总喜欢把他人痛苦视为自己快乐的所在，对痛苦者的偷窥、猎奇，甚至还有潜隐的幸灾乐祸，某种程度上，它们构成了惨剧发生的一种“共犯结构”，杀手的一次次得手，与这种人性恶不无关系。在罪影重重的现实面前，作者的救赎是乏力的，尤其当罪恶已化为血，溶注于人身体的每一条经络，外在的力量，特别是道德训诫，总是显得那么软弱无力。或者，这种本该以救赎者姿态出现的力量，却在需要的地方缺席。“我并不知道，我被害的旁边，新建的基督教教堂高高耸立有何象征。它显然看到了这一切。我一直认为，它是世界隐形的第三只眼，只是为何它并没有发出，任何光亮或者声音。”小说有着极强的画面感，一边是引人向善的诵经声，一边罪恶却仍如出笼的困兽无以阻挡。杀手刀起刀落间，一朵朵鲜艳的青春之花瞬间陨落。这种无助感，让人失去了对世界最后的信任，这才是真正的绝望。
繁复的结构：叙事难度的挑战与跨越
当下的众多写作者，受到商业利益等多重力量的驱使，成为传声筒或欲望的奴隶，写作的标签化、同质化，导致当代小说的叙事艺术一直迟滞不前。尤其是年轻写作者，很容易迷失建构艺术宫殿的雄心，更多是满足于贩卖庸常的个人经验。所以我们急切呼唤一种源自艺术本体的内在驱动力和创新力，需要在勘探人类内心世界和建构叙事艺术等方面都有卓越表现的文学作品，归结起来，需要一种破除艺术藩篱的先锋精神。他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特征，总是向着人内心的深度掘进，在艺术的冒险中追求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以此挑战自己的表达力，也挑战读者的阅读力。
段爱松显然不属于追逐风潮的人，他有着自己独立甚至是孤绝的艺术追求，这种追求体现为对叙事艺术不竭的探索热情，包括对人性恶的不遗余力的呈示与批判，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心世界，这样的努力断然难以成功。就《金缕曲》的表现主题而言，本可以写成纪实文学或通俗文学，因为作为小说背景的连环杀人案，其残酷性已具有了足够吸引人眼球的商业元素：悬疑、暴力、嗜血、疯癫、无序。但作家对浅质化的写作潮流保持一种距离，对把小说写成新闻的倾向怀有深深的警惕。所以段爱松力求消隐作为真实事件的影子，以主人公梦幻中的心理变化为主线，采用超现实主义的写法，将人物活动置于历史与现实的交叉之处，以意识流推进情节的发展。明线铺排与心理暗示交织，多条线索共同作用，使小说呈现超出常规的叙述形态，虚构出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却又经得起逻辑推敲的场景。表达方式也追求一种繁复的叙事结构，破除传统小说整全的文本格局，以四个相互独立又有联系的板块来构成小说的整体，追求逻辑层次的连贯和精神气韵的流通。小说对《古兰经》《圣经》的引述，固然与其所描写的“晋虚城”即今天的晋宁区存留的大量伊斯兰文化有关，某种意义上它们也是一种中国化了的“本土文化”，同时以西方名曲的结构来“结构”小说，形成含混复杂的艺术风格，均可看出作者将西方文化经验，尤其是叙事艺术植入中国本土化题材表现中，从而实现与西方文学对话的努力。这种试图以敞开的方式来叙述“中国经验”的写作，对于生长中的中国文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尝试。作家本身是一位出色的青年诗人，诗意的凝练浸润了小说语言的美感，横亘内里的是一种强烈的哲思，这使小说气韵纵横的同时，呈现出一种华丽而哀伤的格调。小说中古滇王国的最终湮没，与人性的颓败感相互印证，更加渲染了这种神秘、荒诞和悲剧的意味。
诚然，每一种艺术探索都会遭遇重重困难，尤其是在没有先验的榜样作为参照的前提下进行的实验，其成功的诱惑与失败的陷阱同在。极端化的叙事与当下这个愈显怪异的社会面貌呈艺术同构关系，想象中的不可能，在现实中早已屡见不鲜。因此，作者不惜冒着失败的危险，以激进的姿态向着未知的领域进发，期望能以小说触及社会的某些面相，呈示出在历史重压与现实困顿中的人性变异，从而发出有力的警示。只是不容回避的是，这种形式主义实验，过于追求碎片化呈现和意识流叙事，有的地方用力过猛，造成四个部分之间的某种割裂感，压抑了小说作为自足审美空间所应有的艺术张力。
化繁为简：追求一种明朗的抒情美学
无论是对存在之境的哲学思考，还是艺术表现方式的极端化探索，《金缕曲》都抵达了一个让人惊叹的维度，其间表现出来的关于艺术变革的可能与限度，尤其是在对明晰线条、情理逻辑、典型形象建构等传统叙事方式的反叛中呈现出来的经验与缺憾，足以形成诸多话题。有了叙事修炼的大量积累，创作可以跨过语言、结构等艺术门槛，进入更加自如的叙述境界。近来发表的多部中篇小说，段爱松依然追求变形和繁复，但在整体上已体现出向传统复归的努力，变得较为明朗和简约。《西门旅社》中通过“店主”和“小艮”两个叙述者的视角，表现了三十年间的沧桑与巨变，在这变化中，时代更替的静水流深，卑微生命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无常，通过不露声色的叙述表现得惊心动魄。特别是用叙事代替对话，更加强调作家对情节的把控能力。《通灵街》多了对话性，多位主人公对于同一事件的观察和表述，可以互补细节，形成“互文结构”，也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体现了世界的多个侧面。作家似乎有意在叙事方式上表露技巧的展现力，对于事件的核心——父亲死亡的事实，却最终也没有澄清，留下一个巨大的留白。《招月》的叙述依然如此，在恍恍惚惚的人物回忆中，采用了大量的心理独白和梦境再现，交替叙说抽丝剥茧般地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最终抵达事实真相的核心。《优客生鲜》讲述的是一个现实故事，北方乡村长大的麻五和年轻的妻子晓甜为了生计到南方新区开了一家小超市。随着生意从兴隆到萎靡，夫妻俩都对店里的一切各怀心思。夫妻俩之间的情感故事、人生经历也间插在人与物的现代观照中徐徐展开。《元音》中的“我”是徘徊于母体内的幼小亡灵，曾见证过三个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消亡。在父亲、母亲和“我”共同建造的梦境中，“我”随着大乐队的演奏，潜入那三个孩子所化身的黑色、白色和红色声部，穿越出租房、26路公交车、老屋、水井等场景，完成了一趟漫长而沉郁的音乐之旅。在这次旅途中，“我”既领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目睹了人世间最真实的境况。《忘了他》的形式实验意味大大降低，回归到小说“讲故事”的本质。一个罪人，两颗炸弹，三个“别动队”成员，更多无辜的生命……围绕老封的炸弹，警官老徐、快递员小杜等人，展开了一场意外之旅。生活的常规、意外的跌宕，让人们在这个看似普通的一日里命运交错。小说把一个刑事案件的发生与破解叙述得疑点重重、险象环生，又分开指向不同人物背后的经历与痛感。
段爱松对于小说结构和语言的多样性探索，与他的音乐专业出身和诗人身份密切相关。前者追求结构上的跌宕起伏，从世界名曲中寻找参照，在《金缕曲》中有充分表现，叙述的起承转合亦如乐声的抑扬顿挫，布满低谷与高潮的承接转变；后者则体现出语言的铺张与华彩，散发出唯美的抒情气质。诗歌是其写作生涯的伊始，段爱松曾出版过《巫辞》《弦上月光》《在漫长的旅途中》《天上元阳》等诗集，主题一如既往追溯云南大地莽莽苍苍的历史，面对那些青铜器皿张开文学的想象，探寻隐秘在岁月深处的繁华与沉沦。可贵的是，段爱松诗歌的追问并非单纯的凭吊与喟叹，他往往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结，从现实中窥探历史，从历史中预判未来。诗歌与小说在艺术精神上互为补充，也相互借鉴其长处，诗歌语言浸润了小说叙事，让文本变得唯美而抒情，小说的结构则让诗歌境界更为开放与阔达。
大量的历史虚构化写作，没有磨损段爱松的现实主义触角，他是一个能从不同语境、文体、叙事方式中切换自如的作家，多部报告文学的成功，足以证明他承担文学经邦济世的现实道义的自觉。第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云南有个郑家庄》，讲述了云南省洱源县三营镇郑家庄在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七个民族一家亲”，共同致富奔小康，一并团结奋斗的发展史，呈现了郑家庄如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镇”和边疆民族团结示范的一个重要窗口的奋斗轨迹。作品塑造和歌颂了一批基层的先进人物，主题鲜明，细节丰富，精神充盈，一个个活生生的优秀人物，一段段不畏艰难团结奋进的村庄发展史，在书卷中慢慢展开。作家坦言：“在郑家庄采写的日子里，与其说是我在记录这个村庄，倒不如说是我被这个村庄感动和教化了。我的写作方向、写作方式、写作理念，甚至是对社会人生的一些看法，都有了不少转变。我从这个小村庄的发展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从村支书何国祥、两位村民小组长，以及其他优秀的村民身上，体会到了一种身在最基层，却不忘家国责任、不舍大志理想的崇高情怀!”
在云南的大地上奔走，多样性生态，多民族交融，多元文化荟萃，给了段爱松强大的精神濡染。他与潘灵合著的《独龙春风》描写了少数民族独龙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摆脱数千年苦难的命运，从原始社会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与各族人民一道奔小康的两次命运大跨越。为了写作此书，他们曾多次前往怒江独龙江地区，深入民众最底层生活和扶贫最前线。段爱松说：“我记得第一次在夏天看到的独龙江，那是怎样的一种透蓝和透绿交杂的颜色，就是做梦，也未曾梦到过这样的色调，这种说不清楚的色调，就这么缓缓地从身边流淌而过，像极了独龙族的文面，古老、幽静、隐秘、深邃而无法去做任何解释。这仿佛是现代化之后，人类留存的某种珍贵记忆密码。”这是一部挑战难度写作的书，面对宏大的主题、深邃的历史、繁多的资料、惊人的巨变，作家敢于碰硬，知难而上，以“三年磨一剑”的坚韧与执着，捋清独龙族历史发展脉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现了独龙族族群命运的巨大变革。“我也记得秋天大雨滂沱下的独龙江，滚滚江水携裹着石块、泥沙、树根、杂草……像无数匹野兽一样，试图吞噬江水中星罗棋布的大石块，两相撞击，发出搏斗时巨大的嘶吼声，像极了远古独龙人在极端恶劣环境中，为求生息繁衍而进行的艰难抗争。”这本书叙述历史条理清晰、删繁就简，描摹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谋篇布局主次分明、结构合理，兼具文学性、史料性和学术性。从独龙江调研采访中获取的资料，被段爱松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梦里的星河》以第一人称写法的主体性视角，借助“我”的所见所梦展开叙述。小说明暗双线交织，明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边疆人民的真情付出，暗线是老“南木萨”对战士们态度情感的转变，塑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伟岸形象。扎根于云南大地的写作，作家们的笔触总是不经意溢出主题思想的范畴，点染起高原奇幻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作家关于独龙江题材的书写，忍不住花费大量笔墨描绘高黎贡山的雄奇险峻和民族文化的绚丽多姿，给作品增添不少韵味。
段爱松的创造力是让人钦佩的，除了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的写作，他还信手写了大量长篇散文，如《吉他手记》《记忆之城》《第二季》等，而且发表在国内知名刊物。这些作品一如既往是他的风格，华丽而不失典雅，繁复却不失精致，格调忧郁却不哀矜，有着浓郁的抒情气质。最近两年，因为攻读学位的关系，他还在国内重要刊物发表了数十篇专业评论，逐渐从创作型向研究型作家转变。
梳理一位作家的创作历程，知识谱系与精神背景是探寻文学发生学的核心秘密。段爱松多头并进、均擅其长的众多作品，呈现了他精神世界的驳杂性，尤其是在中西文学经典阅读中建构起来的立体多元艺术观，为他的写作奠定了一个较高的审美视点。在《斑斓捕梦人——我与外国文学之缘》中，他列举了对其人生感悟与文学创作有过启示和帮助的诸多经典作品，从精神意旨、艺术结构、叙事技巧等方面，都可见西方经典对他的影响。而他的故乡又是古滇王国的都城，大量的青铜器文明凝聚成的强大历史气韵，无法不受其滋养。云南边疆的多元文化与多民族精神，特别是那些神秘玄奇的神话与传说，又极大地激发和释放了想象力。经典阅读与大地行走间形成的审美体验，多重因素和力量的杂糅，将融合成作家更具包容与创新的文学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