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荭：我穿越了杜拉斯的文字，还有我自己的四分之一个世纪
记者：您在上面描述的，是杜拉斯所处在的世界，以及她在后世的延续。您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做杜拉斯研究其实是危险的”，作为读者我们也许可以理解您的感受，但是我们无法作为译者和研究者去理解，这种不同感受的界限明显吗？危险到底指什么呢？
黄 荭 ：这句话不仅我说过，国际杜拉斯学会的前会长玛德莱娜·博格马诺（Madeleine Borgomano）也讲过。老太太研究了一辈子的杜拉斯，她说研究杜拉斯是危险的。那是2005年，当时我刚做完博士论文，给她寄了一本，和她做了一个访谈，因为她是一个大专家，所以我很希望听到她对我博士论文的意见，她的确看得很仔细，甚至给我列了3页纸的修改意见，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
因为她开始研究杜拉斯的时候杜拉斯还在世，她也有在多个场合见过杜拉斯。我问她，那你有没有试图去见她，和她做访谈，听她自己对书的评价？她就说这个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很容易会被杜拉斯带偏，杜拉斯是很有魅力的，你很容易相信她说的，但作家的话有时是不可信的。
做研究还是要从文献，从手稿发生学的角度出发，当然对文本的直觉也很重要，但研究更需要扎扎实实的文本分析，理性、客观地看待找到的资料，而不能听信作家本人的话。杜拉斯可能在不同时期说同一件事情的话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研究杜拉斯是危险的。
当然杜拉斯也是迷人的，正因如此，跟她太接近，就有可能被她迷住，像劳儿一样，迷失了自我，失去学术的客观判断。
记者：明白了，有时候说读者和作家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去欣赏ta的作品。
黄 荭 ：作品不等于生活。虽然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对其写作影响是很大的，研究者需要去了解ta人生的轨迹、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一种写作的大的语境，但是我并不赞成过多地去挖作家的隐私，越了解作家的生活不等于越了解ta的作品。
记者：您写杜拉斯最开始在我国的传播，和伤痕文学有共鸣，后来逐渐演变成与欲望书写的共鸣。您可以具体谈谈吗？您看来在如今杜拉斯和新一代又有什么样的共鸣连接？
黄 荭 ：杜拉斯在中国的译介是阶段性的。当时她与新小说的作家群一起被引介，最早翻译过来的是由王道乾译的《琴声如诉》
《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街心花园》，它们更多属于新小说的文风；还有翻译的比较早的是《广岛之恋》和《长别离》，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创伤书写，而这种创伤，跟当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兴起的伤痕文学有一种呼应。
像《广岛之恋》，它当时在中国的受众也比较广，因为这种伤痕唤起对另外一种伤痕的记忆。很快到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奖，她一下子成了举世闻名的“大众作家”，为什么杜拉斯在今年会成为致敬和纪念的焦点，今年不仅仅是她诞辰110周年，也是《情人》出版40周年。
4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读这样的文本，年轻人可能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很大胆的书写，关于情爱、性欲或其他，但要回想它是40年前的文本，就可以知道它当时进入中国时，这种欲望书写、身体书写，或者说15岁半的小姑娘和中国情人的故事本身，对中国的读者甚至是在法国的读者，都有非常大的冲击力。
当时这样风格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作家。首先是关于私人生活的写作，像陈染的《私人生活》，甚至有作家很绝对地说，所有中国女作家都受到了杜拉斯的影响。在这个层面上，杜拉斯对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影响很大。
男作家受她影响的也有，比如王小波，他受的影响更多来自王道乾翻译的译本。因为译本和原著的风格其实会不太一样，他所认为好的语言是王道乾先生的译笔，某种程度上是王道乾的语言定格了王小波对中国好的语言的认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她越来越多的作品被引进，比如说她的新闻写作，以两本《外面的世界》为主；比如她的散文写作，有点像现在的博客、微博写作，像《物质生活》，这本也是王道乾翻译的，是杜拉斯1987年出版的一个文本，但阅读时就会发现她的写作非常有当代性，脱口而出，这是一种话语的高速公路——不假思索写出来的东西，到现在还是能击中更年轻的读者。这也是为什么杜拉斯的作品能进入法国中学语文课本和教师资格考试内容的原因，《外面的世界》中的一篇“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还被收录到了中国的语文课本。
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关注她对电影艺术的看法，不管从《绿眼睛：杜拉斯与电影》也好，从刚出版的《迷途：杜拉斯谈电影》也好，通过这些引进又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大众读者所不熟悉的杜拉斯。
几年前我和学生翻译的《1962-1991私人文学史》，里面包括了从 1962 年到 1991 年杜拉斯的访谈，跟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的各种访谈，在访谈中，杜拉斯的话语会更鲜活，思想会更直白，跟她的文学创作相比又是另一番景致。
她的思想通过媒体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利用了媒体。她是一个特别擅长和媒体打交道的人，如果活在现在相信她绝对是一个网络达人。
记者：这是她的媒介性，而关于杜拉斯的自传式写作，在目前属于学界公认的事情，这种对她的童年生活的追溯利用的自传式写作，算不算现在常谈的对原生家庭的逃离和反抗呢？又应该如何去认识、正视这样的自传式写作？
黄 荭 ：其实不管原生家庭怎么样，童年或者说对记忆的书写，是作家或多或少都会写到的。所有的写作都基于记忆，而记忆最深的往往都是童年，因为童年对人生成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更何况杜拉斯的童年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她出生在1914年的印度支那嘉定市（现越南的胡志明市），它在当时是法属殖民地。她自身的经历又是父亲早亡，母亲拉扯着三个孩子长大，又有租借地的原因——母亲买了一块每年会被海水侵袭的租借地，这些故事某种意义上带着西西弗斯神话的特质，这些也构成母亲的故事。
所以她从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直生活在母亲的绝望之中，她也说，母亲的绝望在某种程度上是她写作的一个最好的源泉。
因为在母亲的被毁与绝望当中，她看到了最深刻的现实，而她的写作就是要反映这种现实，反映这种社会的不公正。
在自传式写作上，需要区分两个词，就是现实和真实。她作品当中写的可能不是现实，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本身，但是她通过文学创作，反映了当时时代的一种真实，文学创作更重要的就是揭示这一种真实，这种真实的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杜拉斯通过写作，将她的真实文学化、小说化了，她也经常讲，“J’ai vécu le réel comme le mythe”，就是“我把经历过的事情当作神话来过”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她写的是她经历过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她经历过的事情，在作品当中已经被神话了。
记者：这是她的小说创作手法，杜拉斯也是法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她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着很多介入？
黄 荭 ：应该说她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有介入的传统。她就是一个介入的作家。她很早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后来哪怕她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法共，但她自始至终地认为共产主义理想是她毕生的理想，她的政治立场是很明确的，就是要为不公正、为底层去发声。
这在她的新闻写作当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她去采访罪犯，关注弱势群体，关注边缘人，关注儿童，我觉得这就很了不起，因为她就是她介入社会的方式，去发现社会问题，试图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
在文学作品中她更多地书写欲望、爱情题材，但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她写新闻专栏，给各个机构写信这些举动，就跟当年她的母亲给土地管理局的人写信一样，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寻求公正，以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个普通公民的名义。
记者：这样梳理下来，杜拉斯的创作是复杂而深刻的，有一个丰盈的世界的感觉。在2023年，您与安妮·埃尔诺做了邮件访谈，她的写作也很关注阶级和女性等方面，在您看来她与杜拉斯有相似的地方吗？
黄 荭 ：这个问题其实我直接问过她，其他学者也问过她。她认为她的写作跟杜拉斯没有什么关联，她认为对她影响更大的是波伏瓦，因为波伏瓦的《第二性》；另外一个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对她的影响也很大，他关于“阶级”、“惯习”、“区隔”的这些社会学概念，让安妮·埃尔诺更清楚地认识到阶级差异，这对她的写作，对她重返她的出生阶层，为她的出生阶层发声且复仇这件事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研究者去阅读她的文本，会发现从欲望书写、爱情书写和身体书写的角度看，她跟杜拉斯有很大的相通之处，所以这也是研究和“你要不要听作者本人的话？”之间的矛盾。有时并不是作者本人的话就是真相，研究者要有研究者自己的判断。
记者：阅读超过 5 本杜拉斯的书后，感觉确实发现了另外一个她。您作为杜拉斯的研究者，是否可以提供一个深入杜拉斯作品的阅读顺序？
黄 荭 ：我觉得众口难调，每个读者的兴趣和品位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推荐一个固定死板的阅读顺序，可能有的读者对心理更感兴趣，就会被《劳儿之劫》吸引。
有一些喜欢情人的故事，可能就直奔《情人》去了，看了以后，就会想看《情人》的不同版本，那可以上溯到1950 年出版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本书也是建立起杜拉斯作家之名的一本代表作，而且它属于出版的情人故事的第一个版本，喜欢《情人》的读者，建议一定要对照读一下。
也可以去看《伊甸影院》，它是戏剧版的情人，或者看后面梁家辉演绎的电影版《情人》，或读杜拉斯1991年出版的《中国北方的情人》，还可以看法国在2006年出版，中国在去年出版的《战时笔记和其他》里边的情人故事，那是40年代初杜拉斯写的情人的最早的版本。
这就不由地让人去想，“情人”这个故事或者说最接近于真实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
从新小说的角度，最具代表性的是《琴声如诉》和《昂代斯马先生的午后》，喜欢爱情元素的可以选前者，而喜欢新小说那种没有情节、风格冷峻的——一个孤独老人，等待着女儿上山来看他，女儿迟迟不到。就可以去看《昂代斯马先生的午后》，这本书比较挑战阅读耐心。
如果比较喜欢电影，可以看她编剧的书，比如《广岛之恋》《长别离》；她后来开始拍电影，想了解电影创作理念的，可以看《卡车》《毁灭，她说》之类的文本，也可以去看《绿眼睛 : 杜拉斯与电影》，看《迷途 : 杜拉斯谈电影》。
我个人还蛮喜欢《80年夏》，它是当时《解放报》主编约杜拉斯写的一组专栏。这个专栏的写法很不一样，杜拉斯把一些很日常、很细微，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报纸上读到的东西写进去，包括海滩上孩子们的散步、黑岩旅馆前面那片海水，既有记忆的浮现，又有当下生活的细节，展现了光影在海滩上的变化等等。我觉得这其实就挺迷人，这些文字似乎并没有故事，也没有主题，但是可以享受文字和思想流动的乐趣。
如果比较喜欢她的思想，可以看关于她的访谈录；如果说喜欢她传奇人生的，我倒不建议看杜拉斯自己的作品，可以直接看一些传记。国内引进了很多不错的传记，包括我自己也翻译了《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影像记》，再版后书名改成了《爱，谎言与写作：杜拉斯画传》，里边图特别多，可以看到她人生各阶段的照片和她曾经待过的地方、足迹，以及她参与过的一些电影拍摄现场、剧场导演的场景。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记叙重构她的人生，而且这个人生又是跟作品形成了强烈的互文。
如果说更感兴趣她的写作，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暗房》就是从写作的角度，去揭示生活中的杜拉斯如何生成了纸上的杜拉斯，如何成为作家杜拉斯，还可以看杜拉斯谈论自己写作的电影——《写作》。
所以我觉得好的阅读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出发，兴趣其实是最好的指引。你喜欢，就继续读，如果不喜欢，你就把这本书丢下，换一本去读，然后如果真的不喜欢杜拉斯也没关系，不一定人人都要读杜拉斯，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人人都要读书，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书。
记者：感谢您的分享，也到了最后一个问题，从 2019 年来，先锋多次有幸邀请您来到五台山店参加活动，活动也是都和法国文学、女性主义、生活风雅相关，这个是否能够视为您在学术之外对现实社会的参与和介入？
黄 荭 ：我们接触现实生活的方式有很多，而我觉得到书店来做新书的分享、话题的分享，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推广大众阅读，作为大学老师，关在象牙塔里边做学问，我觉得这个受众还是太小了，尤其是现在的媒体时代，更应该有知识共享的理念。
而且我觉得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学习是相互的。跟其他嘉宾、跟读者对话时，会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对自己也有很多触动。你在传播知识、传递某种信息，同时你自己也接收到了新的知识与新的信息，在这个时代，在书店和其他文化空间面对面的交流互动是特别可贵的。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作为一个译者，或者说作为一个作者，不是说这个书出版了就结束了，这个书真正的生命其实是通过阅读才真正完成的，因为阅读，书才会流传，才会延续它的生命。所以不管是我写的书还是翻译的书，还是分享别人的书，我们在书店做的事情，就是陪着这本书真正进入读者的视野，我觉得这是书店新书分享活动的一个重要意义。
记者：就是让书走入读者的生活，在阅读中获得新生。
黄 荭 ：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