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写作是在泥里水里摸爬滚打，有水深，也有火热”
马金莲，女，回族，宁夏“80后”作家。出版小说集《长河》《1987的浆水和酸菜》等16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孤独树》《亲爱的人们》等5部。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首届茅盾新人奖。
“所有投注过的心血，都会化作暖流融入作品”
叶怡雯：《亲爱的人们》从上世纪80年代写到当下，用80万字的体量纵览40多年来西部乡村的发展变迁史。小说序章从祖辈们“方言语料库”在不同年代的吐故纳新写起，总览“羊圈门”百年流变，视野开阔，有纵深感。能否从人物设计、情节线索、叙事时长等维度，谈谈您最初的创作构想？
马金莲：最初构思这部作品的时候，我其实并不太清楚它会是什么样的，只是朦朦胧胧觉得要写一部体量比较大的长篇。恰如新婚夫妇有了孕育新生命的冲动，满心都是对孩子的美好憧憬，恨不能马上看到他（她）的出世。动笔之前，我的脑子高速运转着，时不时就冒出一帧画面、一组对话、一个神情、一副面容、一道身影，都是组成这部作品的零件。比如马一山这个人物，因为有一定的原型，我已经想好了要全力塑造以前没写过的人物形象，所以充满了期待，一面继续构思、丰富人物的组成要素，一面设想着他究竟会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整体来说，这部作品的构想可以用一个“大”字来总括，这和我长期生活在农村、具备乡村经验有关，也跟我长期坚持写作乡土题材有关，更跟当下的文学环境有关。
我18岁开始写作以来，这20多年的创作内容一直都是乡土题材，在一个题材范围里坚守、摸索、挣扎久了，就有一种突破自己的野心，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已经没办法更系统、更全面地承载我对乡土的情感和诉说的欲望。我想在不惑之年来临之际，做一次总结性的尝试，这种尝试只能用长篇小说的方式来实现。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生活在西海固，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着乡村这40年的巨大变迁，新闻报道等方式体现的变迁往往是表层的，深层往往需要文学来表达和诉说。我要从世道和人心的角度，把西海固乃至中国西部这40年的乡村变迁写出来，从情感和灵魂的层面去探索。
叶怡雯：宁夏脱贫攻坚史上一件绕不开的大事就是西海固“吊庄移民”。您是扇子湾人，也是移民搬迁的亲历者，十年前就收集整理过大量资料并写下20万字。《亲爱的人们》在此基础上写成，但并未直接含纳相关素材。可否就此谈谈创作时如何将这些材料打散充实到新的故事中？
马金莲：这是件一言难尽的往事。早在十年前，生我养我的村子扇子湾被确定要搬迁，我一直以来书写并当作精神依赖的村庄，我作品中很多故事的来源之地，要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动。熟悉的乡亲们要搬走，大家生存过的痕迹消泯，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我来说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我的文学的自留地要消失了，所以我赶紧做些抢救性的工作，跟踪移民搬迁，有空就往村里跑，以一种挽留和缅怀的目光打量我们的村子，拍照、保存老物件，去乡亲们的安置地了解他们的新生活等。同时，我把目光放到更多移民迁出的村庄和更多的安置点，掌握了不少一手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动手写作，写到20万字的时候，电视剧《山海情》、报告文学《诗在远方》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没有能超越这些作品的信心。于是这一写作进程就此中断，我陷入迷茫。能够再次盘活，重新拾起来写作，并且调整内容与方向，得益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杨晓澜先生。是他看了20万字的残稿后，提出了调整方向，并且不断跟进，我写，他看，他提意见，我采纳，在他的督促鼓励下，最后完成了全书。本来，我计划要写搬离故土的那一部分乡亲，后来我写了没有搬迁的，即留在西海固本土继续生活的那些人，事实上，后者在乡民中占更大的比例，更具代表性。但是，前期那些采访也很重要，不断地深入再深入，跟进再跟进，接触过的人、收集到的事、交流过的话语、碰撞过的思绪、捕获到的情感，都成为我后面写作的有力支持。对于写作来说，没有多余的努力，所有投注过的心血，都会化作暖流融入作品。
“扎实鲜活的生活细节，蕴含着感动人心的力量”
叶怡雯：您的中短篇小说很有个人风格，特别是《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等年代小说系列，将历史寄情于具体日常风物。《亲爱的人们》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宏观叙事，但并没有以清晰的外部事件作为历史标识点。相较于对时代轮廓的勾勒，小说更注重对日常生活的细部镂刻和人物心理的深度挖掘。能否就此谈谈创作时对于风格基调的考虑，特别是如何兼容史诗长卷和碎片化的日常叙事，使得这部小说拥有和传统现实主义长篇不同的气质？
马金莲：乡土如何写？尤其是当下的乡土，用长篇小说的方式，该怎么写才能具备自己的特点？我一直在思索这一问题。记得当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申报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文艺作品扶持项目时，专家评审会上石舒清老师曾这样评价，他说作品以大量细节支撑，这些扎实鲜活生动的细节，带给读者细腻至极的阅读感受，蕴含着感人的力量。他的评价一针见血，指出了我作品的特点，同时也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创作的短板，那就是靠自身亲历的生活经验写作。这当然能提供比较多的个人体验价值，但这样的经验是不可再生资源，是经不起大量使用的，总有穷尽的时候。很快，我便在后面的写作中陷入了这样的苦恼，为此我不断调整中短篇小说的写法，加大阅读量，提高手法技巧，拓展题材范围，关注更广泛的群体，尝试以前不曾涉猎的领域，创作了诸如《爱情蓬勃如春》《午后来访的女孩》《女中学生的秘密》等作品。
长篇小说方面，在经历了《马兰花开》《孤独树》等之后，我要怎么做才能突破自己？有一段时间，我像笼中困兽一样，焦虑、纠结，进退两难，眼看着前方的羁绊，却就是找不到战胜的办法。我做了系统思考，认清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然后决定还是写纯粹的乡土，但不能用老办法写，得使用和当下的生活相契合的方式，打破固有的舒适感，用更为艰难的方法往深处走。我保留了经验写作的长处，但另外的部分用上这些年大量阅读学来的技巧，比如以现实生活叙述为主，但辅助心理描写；有传统的对话描写，但也采用了更多的第三视角的直接叙述。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这些年都是靠单纯的爱好在支撑我的阅读和写作，很多经验都是从实际操作中摸索出来的，这是一种可以意会，但无法准确讲述出来的感受。我尊重和相信这种感受，一方面克服着日常生活碎片化的缺陷，一方面架构具备更大气象的框架。写作过程等于在泥里水里摸爬滚打，有水深，也有火热。亢奋时一口气敲出上千字，低落时枯坐一天一字都写不出。当然，这是作家必须面临的考验，也没必要叫苦。
叶怡雯：小说对于村庄的观察聚焦于内部，多角度地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环境变化对古老乡村的冲击，关于农民城市生活的正面描写不多。您在创作时，特别是写到子女一代的故事时，有没有考虑过采用城乡双线的结构推进？
马金莲：这部作品写的是一个村庄的变迁史、发展史，通过羊圈门村庄的40年变化，以小见大，反映更广泛意义上的乡土变迁。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将叙述触角更多地延伸到城市生活当中去。当然，也稍微有涉及，比如祖祖和舍娃在西县的数次团聚，夜幕下在烧烤摊对坐，舍娃醉酒后脚步踉跄地行走，祖祖一个人坐在高档小区里目睹舍娃打工的艰辛从而共情更多的农民工，舍娃和摆兰香在西县宾馆参加农机培训，等等。不过，我是特别警惕这种涉及的，只让叙述的笔触稍微往前探寻就赶紧刹住，始终把握着一个度，就是我的描写主体是羊圈门，羊圈门的马一山一家人、一草一木、春夏秋冬都是需要大写特写的。这里牵扯到的是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巧妙安排副线，最大程度优化主线，作品才能具备形散神不散的魅力。
人物是作品的风景，他们像土地一样厚重
叶怡雯：这部小说中女性群像相当亮眼，细细观察下来会发现，无论是马一山女人、摆兰香，还是祖祖、碎女，在面对问题时，会比她们的丈夫更加有活力，也更加坚韧。书中这几位女性是否有生活中的原型？您是否希望通过这些人物典型地再现西海固女性的不同侧面？
马金莲：女性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风景，往往和美有关。可以说，生活里的很多温暖和美好，都是由女性缔造的。小时候我接触了大量的底层妇女，她们勤恳、本分、善良、温和，从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到年华正好、生命力旺盛的青年媳妇，到承担生活重担的中年妇女，再到皱纹满面的老年女性，她们各自有着看似大同小异、其实各有差别的人生，她们在人间来过并且热情地活着，她们演绎过的人生故事，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我在写作中坚持书写她们。
《亲爱的人们》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自然少不了女性，我塑造了马一山女人、二虎媳妇、三三媳妇、祖祖、碎女等女性，她们都是我喜爱的角色，承载了我对生活不同层面的认识和理解。她们基本上都可以在生活里找出原型，但又经过了艺术化的处理。我希望通过她们来再现这片土地上广大女性的不同风采。马一山女人是一个老实甚至有点笨拙的女性，但是通过和马一山几十年风风雨雨相濡以沫的夫妻生活，她在不断地变化，这个变化可以用成长和成熟来指代。当后来马一山瘫痪且失语以后，她勇敢地承担起生活的担子，变得坚强、果断，有自己的主见，性格出现变化。祖祖是新时代新女性的代表，她通过苦读改变命运，但在婚姻生活里不断遇到考验，后来她勇敢地突破了传统婚姻的桎梏，在事业和生活上都迈出了该有的步伐。
叶怡雯：舍娃这个人物既丰富又有高度概括性。书中对舍娃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呈现其乡土观、道德观、婚姻观。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乡土现代化转型后农民的精神困境，又近乎一位理想主义的延宕者，显得过于犹豫缺乏决断。能否就你的创作意图深入谈谈舍娃的形象？
马金莲：舍娃是一个很让我纠结的人，也让我无比痛苦。他是文中的第二代主人公，是从马一山手中接过生活的接力棒、将新生活的希望和重担一起承担的人。
他是“80后”的乡村代表，面对乡村的变迁，生活要如何进行，命运该何去何从，他在亲身经历并且痛苦地追问着、思索着。他是复杂的综合体，性格里有刚强勇敢，也有优柔寡断畏惧艰难，他有理想有热情，同时也经常陷入现实生活的泥淖，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符合我理想中的主人公形象。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存在更多舍娃这样的人，他具有普遍性。
叶怡雯：您在《长河》中写过“四时”与死亡，《亲爱的人们》延续了关于时间与生命的思考。马一山壮年活跃在基层政治舞台上，暮年生病丧失说话能力，潜心挖“台窝”。从“入世”到“出世”，马一山经历了生命价值取向的转变。马一山是复杂的，但他正直、顾家、识忧患，对羊圈门有深沉的爱。能不能围绕马一山的命运安排谈谈民族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对于你创作的滋养，也就他性格的不同侧面谈谈西海固老一辈农民的性格特点？
马金莲：马一山这样一个老一辈的农民形象，承载我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喜爱。当然，马一山不是完人，我没有掩饰他性格里的缺点，但他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代表，身上有着闪光的地方。他身上有“小自私”，但只要碰上大是大非，就能战胜自己的狭隘，成为一个具备奉献精神的人。在羊圈门的很多大事面前，他都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加上回族人积极向上心态的影响，让我坚持在作品中追求和传达人间的积极美好，坚信人性的温暖善良。西海固老一辈的农民大多老实厚道，勤恳纯良，像土地一样厚重可爱，这一点我一直很喜欢，也坚持在作品中进行挖掘和展现。
把方言土语融入血液，让民间风俗滋养肉身
叶怡雯：我喜欢看书中的各种民俗段落和西北方言，比如第十章写碎女赍发的民俗，“过油香”“掀脸”“离娘水”，妇人们干着活说着话，各人心思都糅在手头的活里，那一缕烟火气如在目前。还有书中俯首皆是的方言俗语，“悄着！”“宽展”“醒事”“得济”“瞧稀罕”“日子扇着翅膀过哩”“能把麻雀说下树来”“心上的窟窿比筛子眼还大”，不胜枚举。一旦涉及劳作场景、家长里短，文字就立刻活泼俏皮起来。能不能谈谈乡土小说的语言问题，如何在民间俗语中提炼文学性？
马金莲：在这部作品里，我加大了西海固方言的使用力度。很早以前，我就开始在写作中使用方言，只是受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自身的特点所限，保持了该有的节制。后来写《马兰花开》的时候，我将这种节制的尺度放松了，引进西海固生活中的各种方言土语，包括带有地域特色的日常用语，具有民族风味的谚语、顺口溜、歇后语、民间俚曲，插科打诨时使用的一些打嘴仗的语言，等等。在《亲爱的人们》中，方言的使用对我来说已经比较顺手了，所以我特意加大了方言的使用量。当然这里头有个度的问题，得把握好，方言土语的适量使用能为作品增色，但使用过量会造成没必要的阅读障碍。为了用好方言，我手边一直放着本《固原方言词典》，只要有空就翻阅，努力让方言像水融进血液那样，和普通话融洽地交融到一起。
叶怡雯：从您个人的视角来看，固原这片土地为何能催生出这么多的文学人才？相较于别的地域，西海固文学有何独特的美学气质和地域特色？您下个阶段的创作会切换方向吗？
马金莲：说到这个确实有点神奇，在我的家乡固原，也就是西海固地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现了“西海固文学现象”，涌现出一批作家，这一文学传统到今天还在很好地传承和发展着，且势头一直不减。很多朋友每年要组团来西海固看看，为的就是一探西海固文学的真面目，尤其是在西海固的西吉县获得中国首个“文学之乡”的殊荣后，大家对这里更向往了。
为什么西海固会出现这样的文学景象呢？我也做过思考，这可能和这片土地的文化底蕴有关。固原古称原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丝绸之路曾经过这里，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西海固文学打下了良好基础。另外，西海固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西海固作家几乎都有乡村生活的经历，这些经历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让我们对生活中的苦难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渴望书写和表达。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西海固作家们的心态很好，大都像这片土地一样朴实憨厚，有勤劳善良的品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能够忍受寂寞，吃得了写作的苦，把文学当作生命中的最爱来坚持，不容易受外界的喧嚣影响。西海固作家还有很好的利他精神，大家能够互相帮助、团结友爱，新老作家之间的“传帮带”，很好地促进了西海固文学的发展。
相较于别的地域，西海固文学的特色主要在于写乡土文学的多，都市题材鲜有涉猎，这当然和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经历有关系。西海固作家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写乡土，表达传统农耕文明的乐天知命等精神内涵，整体给人温暖祥和、积极向上的阅读感受。《亲爱的人们》之后，我要继续写西海固这片土地，因为我生活的根在这里，还有很多值得我去挖掘和书写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