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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焉:工作为何伤人?

2023-08-02 12: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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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考虑时间成本

记者:您在书里写道,快递员时刻在做“数学题”。

胡安焉:必须考虑时间成本。我给自己算过一笔账。京郊,不包吃住的情况下,快递员和送餐员的工资在7000块左右。这是由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强度决定的,低于这个报酬,劳动力就会外流。

按照每个月工作26天算,日薪就是270元。假设每天工作11小时,卸货、分拣、装车花去1小时,路上花去1小时,剩下9小时派件。也就是说,派件时薪必须达到30元。我送一件快递平均获得2元,那么我必须每4分钟派出1件快件才不至于亏本。假如达不到,我就该考虑换一份工作。

记者:这会改变人的观念。

胡安焉:渐渐地,我习惯从经济角度看待问题。比如说,我吃一顿午饭要花20分钟——10分钟等餐,10分钟用餐。因为我每分钟值0.5元,时间成本就是10元。假如一份盖浇饭卖15元,加起来就是25元,这对我来说太奢侈了。所以我经常不吃午饭。为了减少上厕所,我早上也几乎不喝水。

记者:快递员的流动性大吗?

胡安焉:很大。干一年以上,就算老员工了。有的小区好送,有的小区不好送,但快件的配送费是一样的。同事间就像零和博弈——要么你好,要么我好,不可能大家都好。

刚来的时候,都是从最难送的小区送起,有人因此走了。没走的人可能会换到好送一点儿的小区。最后得到好送小区的人会长久留下来,不好送的小区就让新人去送。

新人刚来一般不太会计较,但会逐渐察觉到其中的不公。心态转变一般只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短。假如迟迟没有改变的机会,新人就会离开。于是小组里总有一半的人雷打不动,另一半换个不停。

记者:公平很重要。

胡安焉:资历更老,分到的小区更好。所有人只能排队,大家都在熬。对新人来说很难,因为看不到头。老员工拿着好小区,他们也没有说要回老家。这样等下去的话,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记者:快递员经常需要赔钱。

胡安焉:对快递员来说,赔钱是家常便饭。私下我们常常自嘲:多干多赔,少干少赔,不干不赔。

有个小哥开得太快,避让孕妇时车子侧翻,前挡风罩脱落碎裂。虽然没撞到,但孕妇受到了惊吓。小哥修车加赔偿花了快2000元,他当即就决定辞职不干。不光是因为赔钱,他也受到了惊吓。

我听过金额最大的赔偿,发生在临河里路的一个小区。一名快递员把快件塞进消防栓时,弄坏了水管接头,水喷出来灌进电梯井里,导致电机损坏,最后赔了三万块。

记者:怎样应对意外?

胡安焉:活在当下很重要。真正的意外是没法预防的。人出门,完全可能有一个花盆从天而落砸头上,只是这事概率很低。不能因噎废食,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

记者:物流中心分拣员流动也很大。

胡安焉:是的。快递只能白天送,分拣工作必须在前一晚干完。分拣快递要熬一整夜,长时间干这个活,对身体损害挺大。也有人能干几年,但这样的人不多。

记者:分拣快递时,人与人之间很冷漠。

胡安焉:大家处在一个体能透支的情况下,每个人都绷得很紧,失去了包容力,一点点小摩擦都可能爆发争吵。这也是一种发泄。把工作的压力,生活的不如意,通过一个途径排解出来。动手的很少,主要还是口头上的冲突。

记者:智能分拣有可能实现吗?

胡安焉:智能分拣需要包装箱统一规格,条码贴在固定位置。很多快递公司不是卖货方,收回来的快件,有的是塑料袋,有的是纸箱,快递单贴得不规范,只能人工去扫码。

快递公司大多同质化竞争,彼此有可替代性,他们不会对客户提出要求——用统一的包装箱,快递单必须贴在规定位置。对客户来说,今天你对我提要求,明天我就去别家寄快递。这就导致了快递公司只能拼低价。

记者:公司间的竞争,会传导到快递员身上吗?

胡安焉:那是公司间的竞争。同一个小区里的快递员,彼此很亲切。但回到公司,面对领导那一套系统,你可能没法亲切起来,因为那套系统是用来约束你的,是用来要求你的。

记者:分拣时有人贴错了标签,整个组都要扣钱。

胡安焉:小组作为一个集体,每个人的工资基准一样,具体到个人会有评级。经常犯错误的员工就是C级。他经常犯错误,会拉低整个组的工资基准。实际上,损失是由所有人共同承担。应当说,这是不合理的。这种工资算法结构是为了便于管理。

记者:这种机制决定了工作能力弱的人会受到排挤。

胡安焉:确实是这样。流水线上,只要有一个人卡着了,其他环节只能停下来。你只能去帮,不帮不行。帮了肯定有怨气,很少有人能保持涵养。

记者:这似乎是无解的。

胡安焉: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社会文明的发展,包括制度层面的支持、方方面面的推动。你提纲里提到的很多问题,实际上也是我的问题。我只能提出问题,但我也没有答案。

记者:个人可以做点什么?

胡安焉: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在豆瓣上的一篇文章获得了关注,有记者联系我,想采访一些在职的快递员。当时我已经离职了,就联系以前的同事。微信群里大概有10个人,没有人感兴趣。

劳动群体的权益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善的。他们觉得这件事离自己太遥远了。付出了时间接受采访,没有任何报酬和收入,万一说错了话被公司发现,可能面临处罚,可能被解雇,甚至被行业拉黑,再也没办法入职。他们需要养育子女,照顾父母,需要即时回报。

记者:被“看见”很重要。

胡安焉:豆瓣上有这么多人关注那篇文章,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发现,不同群体之间的确缺乏了解。多一点人去说出自己的处境,群体的处境,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促进社会不同群体间互相了解,就会有更多思考,更多讨论,更多人采取行动。很多问题需要整个社会一起来想办法改善,不是某一个人就能产生决定性的推动。

对现实不抱幻想

记者:您经常写到“资本家”“无产阶级”。比如,“资本家不养闲人”“但在我们无产阶级的心里,对于资本家的种种行径,始终保持着万年不变的冷淡和警惕,从不抱有任何幻想”。

胡安焉:我是1979年出生的,今年44岁,我小时候经常听这样的话,学校里老师会说,平时长辈也会说。我这样写主要是为了生动和有趣,并不是真的从社会学角度批判。我对社会批判既没有知识背景,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发现,很多同事对领导打的鸡血、画的大饼都是很冷漠的。他们根本不信,就板着脸冷冷地听着。他们已经麻木了,都知道是骗人的。

记者: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胡安焉: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里,一半写列文,一半写安娜。列文是农奴改革的拥护者,他希望能动员农奴,让他们把握自己的命运。当他去动员的时候,发现农奴没有积极性,因为他们已经被生活完全损害了,对未来不抱想象。他们不相信好事会落到自己身上,不相信命运真的会改善,永远都是冷冰冰的,你踢他一脚,他就往前走一步。

当然我说的是托尔斯泰小说里的情况。我在工作中确实发现,凡是领导画饼,跟大家许诺,描述美好未来,大多数人都已经听腻了,不会相信,没有人会再那么幼稚。

记者:书腰上写着,您在10年里做了19份工作。看完书我发现,您对工作是有热情的,会积极地投入。

胡安焉:其实是20年,我从1999年开始工作,最后一份工作是2019年从品骏离开,一共19份工作。我谈不上热爱工作,但肯定不厌恶工作。我知道这件事是要做的,我也希望能做好,获得肯定,获得经济回报,这些的确是有的。

记者:什么情况下,您觉得必须离开。

胡安焉:我没有明确的一个界限。如果我觉得眼前的困境处理不了,我就只能离开。只不过困境每次出现的形式不同。

比如说,我在加油站工作,公司领导派我去城郊的一个示范站驻扎。这跟我读夜校时间冲突。我可以跟领导说明情况。但当时我二十岁出头,非常害羞,不敢跟领导沟通,不敢去提要求。实际上,我都不敢面对领导,看到领导就会躲开。这是我处理不了的情况,我只能辞去工作。

还有我离开上海的一家自行车店,因为我的同事跟老板马上要卷入激烈的争斗,双方都要拉拢我。老板说,让我当见习店长,我有一个身份以后,就能对其他同事提要求,去约束他们,去管理他们。但同事那边争取我一起去对抗老板,争取更多权益。如果我厚着脸皮,或者一直装傻充愣,也能干下去。我对工作内容是有兴趣的,我喜欢骑自行车。但我处理不了人际关系,只能离开,待下去的话会非常痛苦。

记者:您经常在被提拔,或是马上被提拔、转正的时候辞职。加油站、自行车店、快递公司、物流中心都是如此。

胡安焉: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从物流中心辞职是因为私人原因。假如我在那里干到今天,至少也是个后备经理了。不过即便没有私人原因,我也不会留下。升职之后,我必须像主管那样,愁得扯头发,对别人大吼大叫。这是系统决定的,压力一层层传导下来,数据差,奖励就少,职业前景渺茫,只能对员工施压,没办法。为了实现整体利益的增长,总有一些人要暂时放弃尊严和权利。

记者:您选择了善。

胡安焉:灵欲交战,内心还是要斗争一下。我接受不了那一套,我觉得对人的善意有时候比诚实更重要。要是让我处在主管的位置,一直做这样的事情,我接受不了,也不愿意成为一个那样的人。

记者:在南宁做生意有起色,您还是选择离开。

胡安焉:那是2007年,读夜校的同学打工打到怀疑人生,于是我们一人出了2万块钱,一起在南京开女装店。当年南宁的经济水平不高,我记得商场楼下的螺蛳粉卖3.5元,老友粉卖4元,绿豆糯米饭卖0.5元。

生意只能说不亏,但挣的钱比打工多不了多少,我还有前期投入,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算下来,还不如打工。

服装店开在商场6层,每天上来的顾客是有数的,在你家买了,就不会在我家买,所以那一层170家店铺都是竞争关系。我们和顾客谈价格的时候,都是用计算器敲出来,怕说出来会被邻店听到。

我们既是竞争关系,又免不了要互相帮衬——比如去买饭、上洗手间的时候,彼此帮忙看一下,互相换零钱等等。哪怕有不满,也不会闹翻,这就使人不得不表里不一。复杂的人际关系让我痛苦,如果是打工我可以一走了之,但我入了伙,只能硬扛下去。

2009年春节,商场要休业几天。大年三十那天下午,我最后一个走出商场。街上的商店都关门了,走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上,我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我确切地记得那个下午——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受:人来到这世上,并不一定是件幸事。后来,我们友好地拆了伙,没有任何龃龉。

记者:您会果断地放弃,并不追求稳定。

胡安焉: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不成熟,没法去克服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能去逃避,所以频繁地换工作,没有很多的积累。到了三十多岁,只能找到那种报酬低、工作时间长的工作,这类工作换起来就更没有阻力了。还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我特别善于放弃,特别放得下。

因为我出了一本书,受到了一些关注,从结果来倒推,你会用“果敢”这个词——认为我逃离工作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反过来说,我出书其实有很多巧合的因素。

2017年,我在豆瓣上发布的文章《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被关注,“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冯俊华和彭剑斌联系上我,建议我把在北京送快递的经历写下来。后来,这个故事被印成了小册子《派件》。读库编辑杨芳州读到了《派件》,推荐给主编老六。文章刊发在《读库2103》上,成为那期里人气最高的一篇。文章又被浦睿文化的编辑普照看到,约我出书。

《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4月版/56.00元

《我在北京送快递》胡安焉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4月版/56.00元

假设我没在豆瓣上写文章,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今天的状态就是一个44岁,工作不稳定,经济状况糟糕,令人担忧,没有前景的人。公平地说,我过去频繁地离职是有点任性的,很多时候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只是我不愿意付出那些代价。

但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后悔过,我觉得没关系,这些都是不断丰富人生的过程。哪怕最后连生存也有风险,这个结果对我来说也能承受。这不值得提倡,也不值得赞美。

在德邦上夜班的路上,胡安焉要穿过村子。

习惯克制欲望

记者:2011年,您在网上开了一家淘宝店。

胡安焉:拆伙后,我手里约有6万块钱,在家待了两年写作。钱花了一半,我还是怯于和生人当面打交道。前同事劝我开网店,我租不起仓库,于是在批发市场附近租房住,挑一些款式放在网上,卖出去了再去批发市场拿货,这样不需要太多成本。

我的网店生意不太好,因为成本实在很低,所以还能维持收支平衡。我仍在继续读书和写作,并没有百分百投入生意。我以为自己能兼顾两件事,实际上两边都没有做好。

当年的淘宝远不如后来竞争激烈,很多网商在几年后回忆说,那几年是做淘宝的黄金时期,随便搞搞都能赚到钱——可我就是随便搞搞的,却并没有赚到钱,可见我有多么不擅长赚钱。

这一年,我在网上花了太多时间——做网店客服,还在文学论坛读帖、回帖。我的写作遇到了瓶颈。我觉得自己和现实生活有些脱节。

我想到,是时候换一个环境了——不是从城市的这边搬到那边,而是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后来,我和一位朋友搬去了大理。

记者:情况有改善吗?

胡安焉:2012年9月,我在下关定居,租了一套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厕所、一条走廊,没有客厅,租金是一个季度1000块。我找了一份商场保安的工作,工资是1500块。我的房租一个月333块,在商场里4块钱就能吃一顿快餐,所以1500块也够用。

我以为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会当保安,没想到同事里有好几个人和我年龄相仿,甚至还有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上夜班的时候,有同事用一只家用电暖器烤食物,以度过漫漫长夜。我们每人出20块钱,有人骑电动车出去买腌好的食材。

我在下关过得很舒心,同事心思单纯——大概因为工资就1500块,再会来事也没用。工资虽然不高,但每天干8个小时,从不加班。我能胜任工作,过得很安心。我喜欢下关的气候,冬暖夏凉,阳光足,雨水多,风也大。只要我愿意,每天都可以步行到洱海游泳。上了两个月班,我感觉身心舒泰,比之前好多了。

记者:不上班会焦虑吗?

胡安焉:因为没有上班,每天都过得很愉快。2014年,我从上海再次回到下关,在大关邑住了一年多,一直没上班。我不觉得自己在虚掷光阴。只要是认真度过的日子,最后都不会没有意义。哪怕亚历山大大帝来问我需要什么,我也会说,别挡我的光线就好。

记者:您的物欲很低。

胡安焉:可能跟家庭教育有关系。父母对我是一种冷淡的感情,不会积极地满足我的欲望。他们不会疼孩子,他们觉得疼孩子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他们认为宠爱会把孩子惯坏,夸奖会让孩子傲慢。慢慢地,我学会了克制欲望。非要闹的话,我也只会失望、痛苦。

于是,我发展出了讨好型人格,害怕与外界对抗——因为没有人会为我撑腰,我只能通过迎合他人获得安全感。我在儿时形成了这种心理模式,哪怕成年后我在理性上认识到了,但在行为上也很难去调整。

如果是相反的情况,孩子从小就知道,他只要积极争取,最后都能得到,就会变得更自信,更善于坚持,更敢于跟人竞争。他可能在社会上更有竞争力,更强势,更以自我为中心。

记者:和经济状况有关吗?

胡安焉:父母单位效益不是很好,他们在海上救助打捞局工作。他们惯于从公共立场判断是非,比如他们认为满足个人利益也是一种道德缺陷。20世纪90年代,父母觉得下海做生意是可耻的,起码是可疑的,那只是在满足私欲。父亲发现同事炒股票,他认为这是投机,至少算不上光彩。

在生活里,家长不会给我指引,也不会给我压力,不会强迫我去出人头地。我们是一个移民家庭,在广州没有亲戚,没有同侪压力。每到春节,我们家甚至很难找到一个串门的对象。往往是快到元宵节,才匆忙拜访一两家我母亲的同事。这时,他们家糖果盒里剩下的糖果都不大好吃了。

在我父母心中,职业无分贵贱。我去加油站工作,他们都很开心,并没有觉得这份工作低人一等。这是好的一面。他们的确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哪怕我去北京和朋友一起画漫画,他们虽然很不满意,但也愿意给我汇一两千块钱解决我的经济问题,而不是逼迫我马上回去。从对待我的方式上看,他们是温和的。

记者:父母为什么不满意?

胡安焉:他们看来,画漫画很不靠谱,没有稳定收入,游手好闲。当时我们的确没有积极地投稿,大多数时候还是在晃膀子闲聊。

记者:两代人观念不同。

胡安焉:上一辈人的工作强度,总体来说没有这一代人高。至少我观察到的,我父辈那一代人基本上每天工作8小时。一切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生产,没有996、内卷。我父亲上班没什么压力,清闲的时候泡一杯茶,一张报纸看一天。而现在,人们的工作压力要大很多。

上一代人以盲目的劳动为光荣,不觉得用工作囚禁自己、限制自己是可悲的。工作成为一个人最重要的身份标签。他们认为,人必须要有职业,人在社会上的位置需要通过职业来获得。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就会成为一个可疑的、游手好闲的、潜在的流氓和混混。在老一代人心里,工作是和道德挂钩的。

记者:您怎样看待工作?

胡安焉:工作是生存的手段,而不是人生的目的。社会的发展使我们不至于像远古的祖先一样,不眠不休地追踪一头猛犸象,为了免于冻死和饿死殚精竭虑。我们发展出了复杂的社会规则和生产手段,使工作高效、体面,这和血淋淋的原始狩猎完全不像是一回事——尽管它们仍然是一回事。

记者:如何看待“躺平”?

胡安焉:当你发现,投入跟回报的比率太低,多干一倍的活,最后得到的只是多一点点,或者不会多得到,甚至得到的还比别人少,你就不愿意去打鸡血。2015年,我在云南的一个小镇开小吃店,和前同事合租店面。他妻子在一所小学当语文老师。我们平时聊天,聊到当地有家长很不重视子女教育。

家长的心态也一样。他们觉得,只有成绩最拔尖的学生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这样的人100个里可能只有两三个。假如自己的孩子不属于这两三个,那还不如不读了,早点干活,早点挣钱。学习这条路走不通。

“三和大神”可能也是这样。他们觉得自己拼命吃苦,也没法实现阶层跃升,只是在一个量的程度上有限地改善,为此则要付出很多辛劳。投入产出的性价比很低,那么索性就“躺平”了,让那些有机会实现阶层跃升的人去拼命好了。他们可能是这种心态。

生活经验同质化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写作?

胡安焉:我写作开始得比较晚,30岁才开始写。儿时以读漫画为主,在写作上没有什么想法。

30岁时,我在南宁开店,商场要到下午顾客才逐渐增多。我在店里读书打发时间。当时我读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我很喜欢《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我最初的写作是从模仿塞林格开始的。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写纯真和与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乃至被毁灭。

我又读了雷蒙德·卡佛,他描写日常生活的崩塌令我深有感触。还有杜鲁门·卡波特,他有几个带自传性质的童年故事写得特别感人,比《蒂凡尼的早餐》要好。

我当时对这些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很感兴趣,他们描写的生活和情感让我有共鸣。这可能是商品社会、消费主义等征服全球的结果:人们的生活经验普遍地同质化了。

随着读的文学作品增多,我对现实感觉越来越疏离。我的生活中,无论是工作、生意还是感情方面,都充满了挫折和痛苦。我在一套我不适应的价值系统里寻求肯定,然后不断地失望和失败。

记者:早期作品主要写了什么?

胡安焉:最初我在黑蓝文学网论坛上发小说,跟人交流,后来我也会把小说粘贴到豆瓣日记里。早期,我的写作主要以现实故事为主。我30岁才开始写作,写之前已经有相当的社会经历。我的写作题材和素材都来自我30岁之前的社会阅历,有工作经历,也有感情经历。

记者:您从写作中得到了快乐。

胡安焉:反馈是有的。我当时在论坛上贴小说,虽然读者很少,可能就几十人或者几百人读,但是会有回帖,有反馈。这些反馈也不是以肯定为主,总的来说还是以否定为主。

我之所以说写作是我喜欢且擅长的,是相较于我在生意中那种糟糕的体验而言。写作对我来说更适合,它不需要跟别人合作,不需要跟客户打交道,不需要去交际。我可以独立完成,不断去磨炼、去提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写作中并没有太多的正向激励。

2009年底,我开始写小说,2010年也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稿费很少,有篇八千字的小说,收到的稿费不到300元。这是我拿过最低标准的稿费。我意识到我不能以写作为生。

我反复在打工和写作两种状态中切换:当我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无法写作,光是工作本身就极大地占用了我的时间,同时它还透支我的情绪,令我在下班后也只想放松和减压,无力思考其他。

记者:写作并不意味着舒适。

胡安焉:对我来说,写作是充满挫折的,但这种挫折我确认它是有价值的挫折。我能不断去打磨、精进。

我在现实中遇到的挫折更多,碰了很多钉子,但我觉得这种挫折没什么意义。现实中,我是被动地卷进挫折里。有很多困难我克服不了,也没法克服,我也不觉得一定要去克服。假如我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升官发财,我得到的满足也不会有多大。

当然,即便我想得到世俗的胜利,我也得到不了,我也没有能力去追求。确实是这样。对于这点,我应当诚实,也要承认。

记者:新书分享会上,读者会问什么问题?

胡安焉:读者关注的点千奇百怪,但也有一些是重合的。我发现这本书的读者年轻人居多,中年以上的读者相对少一点。

现场活动中,很多读者会问一个问题——怎样看待孔乙己脱掉长衫?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以为是记者自己想出来的,后来问的人越来越多,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社会新闻。

记者:年轻人为什么迷茫?

胡安焉:年轻人面对的可能不仅仅是现实问题,还有精神上的困惑,比如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我的父辈认为,所有工作都是有价值的,都需要投入时间、精力、体力。现在的年轻人会从个人角度去看,这份工作对我有什么提升,有哪些帮助,从中能得到什么?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这就变成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很多工作无法给个人提供价值感。去生产线上拧螺丝,你能说这份工作能实现什么个人价值?换谁来干都一样,你拧的螺丝和我拧的螺丝是一样的,工作本身没有难度,重复性很高,每天千篇一律。

这样的话,人该如何去获得一个自我的确认感?就是,我活一次是值得的,我是有价值的,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你要说服自己能够活下去。

上一代人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生儿育女就行了。但现在的人不能用这么单一的回答去打发。他们接受了高等教育,除了生活上的满足,还需要精神上的满足。

记者:讲讲伍尔夫和利蒂希亚吧。《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落脚点在“伟大的失意”吗?

胡安焉:伍尔夫很喜欢读传记,她会读一些普通人的传记。我读了伍尔夫收录在《普通读者》里的一篇短文。那篇短文是伍尔夫读《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的读后感。

皮尔金顿夫人,也就是利蒂希亚女士,她被丈夫抛弃了。她受过教育,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主要靠写作为生,留下了一本回忆录。她自称“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写”,留下的作品并非传世名作。

伍尔夫写道:“无论是在她游荡的日子里,这种游荡是一种家常便饭,还是在她失意的岁月里,那些失意都很伟大……”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非常感动,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很打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