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今：汉译文学的观念、研究及其他（上）
李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译文学研究。著有《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第3卷）》《意义的生成一一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细读集》《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等；译有利里安·弗斯特《浪漫主义》、R.L.布鲁特《论幻想与想象》；主编《汉译文学序集》（18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并主编其数据库。
记者：李老师您好！很荣幸对您作一次访谈。我想从您新出的《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一书开始这次访谈。这本书收录了您的系列论文，同早前以单篇形式在刊物上发表不同，这次结集成书，从书名、导言到具体章节，都给人精心设置的印象，因此它不只是一本论文集。您能谈谈目前这种章节安排的用意吗？另外，为了体现您的整体性用意，章节内容是否也相应地作过调整呢？
李今：你能访谈我，也让我很荣幸！拙作最初的想法是做英国文学名著的汉译形象研究，拟选择几种英国文学名著的汉译本作为研究的个案，对它们在我国20世纪不断被重译、改写、缩写以及不断被阐释、评价和塑造所构成的汉译系列及其文化形象进行梳理和考察，以期不仅能够总结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更能够辨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主动“拿来”、拒斥和转换，将我们民族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观的生成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落到实处。之所以选定英国文学名著，是因为我在做《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的研究中，深感不懂俄语对深入探讨问题的限制。就汉译文学研究而言，根据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理论，可以把汉译作品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既成文本的事实来看，不涉及原文文本及其与源语系统的关系。但汉译文学毕竟是从另一种域外语言文学翻译过来，跨文化、跨语际是其禀赋，在描述汉译文学的整体状况、某些汉译文本为何被翻译、其赞助者是谁、对中国社会及其文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发挥了何种功能等等诸多方面是没问题的，但要深究这些汉译文本是如何被翻译的？中国输入的汉译文本及其思想、文体、形象与原文本一致吗？我们常说向西方寻找真理，我们输入的是西方的真理吗？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写？为什么？等等，若做这方面的探讨没有对本国文化及相应源语文化的跨文化、跨语际的双重甚至更多重的视野，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我想尝试用自己能看懂的英语文本为参照，去探究其汉译所发生的诸多跨文化现象和问题。
本来我的计划是偏向历史的，设想通过对英国同一文学名著在同一时期不同译者的汉译本、不同时期不同译者的汉译本和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的汉译修改本所构成的汉译系列，透视中国历史的变迁，探究其来到中国的变形、新生，及其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缘由。但经过相关文献的搜集，发现英国经典文本的汉译不仅数量巨大，改写程度也不一，所以我放弃了谱系型的描述性研究，选择一些具有发掘价值和空间的个案文本作为深入探究的对象，这样所涉及的历史只能是吉光片羽，而缺乏整体性。后来有幸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篇）1896—1949”和我们学校研究基金重大项目“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的资助，我的个案研究就没有精力继续做下去了。随着集体项目的实施和开展，不得不转向对汉译文学历史文献的综合整理，以及对其研究路向、方法的思考与总结。特别是集中阅读了晚清民国时期三千多篇汉译文学序跋，翻译家的即时书写所表达的社会公共舆论之流行观念，及其所呈现出的历史演变和脉动的轨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写出了长篇《汉译文学序跋集·序论》，对现代汉译文学与中国以及世界大历史事件相互激荡的历史图景与态势，做了整体性的粗线条勾勒与描述。
这种概观式写法与之前的个案研究方法虽然是大相径庭，但这种广泛性、系统性的阅读更使我认识到，译作序跋是译者以专业权威身份对译作的阐释，其实也就是改写，往往引导一个时期读者如何接受和认知。如伍光建为《孤女飘零记》（《简·爱》）写的译者序称：“此书于描写女子爱情之中，同时并写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气概，为女子立最高人格。”这种见解直接左右了当时对简·爱形象的理解和认识，我所查到的两篇书评：吴杰的《〈孤女飘零记〉读后感》，冰痕的《孤女飘零记》，都不约而同地征引伍光建的这一观点。也就是说，译者序跋与其译作一起面世的同时就进行了改写，而之前我做的译本个案研究则是从读汉译本及其原作，发现汉译中的改写现象入手，来做进一步的辨析与探究的。更早做《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时，通过分析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在中国的变迁已经意识到，介绍和评论往往先来到中国，其作品未被汉译之前就已经被改写，甚至其改写还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所倡导的不以原著而以译作为中心，将译作看作译入语文化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在中国”的研究模式，中国学界很早已有超前实践，如胡适、朱自清、王哲甫、任访秋等民国新文学史家，都将翻译视为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学科陈平原老师于1989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为“翻译小说”专设一章，其框架观念也是将汉译小说设置为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因为我对汉译、评介、序跋这几方面改写现象的具体认知，让我以改写这个文化学派的理论之一作为结构这本书的核心理论。我的章节安排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概念，从上述这三个方面展开的，或可分为两大类——“译”与“介”，汉译中的改写和评介中的改写。因为译序跋中的改写也可以归入评介，一种特殊副文本形式的评介。
你能指出这本书的“整体性”让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最初设想没有评介中的改写部分，只是想多研究几个译本个案构成一本书。拙作聚焦于改写，大部分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过，所以我在《后记》中说，拙作是在一个方向上，关于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的专题性论文集。
从论文到成书，一般都是要经过修改的。论文有字数限制，写得要精简，成书时相对可以舒展些，补充一些必要的知识、来龙去脉的过程等等。我这本书除此之外的修改比较大，一是因为最后一章本是《汉译文学序跋集》的序论，需要把题旨转移到改写；二是第四章“评介中的改写：域外作家形象的流变与征用”，因为这一章用了十几年前描述高尔基从同路人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导师、普希金从贵族到人民的诗人形象流变的旧文，收入重读时感觉普希金这节的论证弱一些，所以重新查找相关资料，较多地进行了补充。由此也体会到，十几年前出的书若重版，恐怕都需要补充修订，因为这期间各种大型综合性文献数据库的出现，对于学术界来说，应该是划时代的事件，过去受到种种限制，很难掌握相关全部文献资料，虽然现在也不能说做到竭泽而渔了，但资料丰富本身就可以触摸到丰富的历史细节。
记者：汉译文学是您这本书的关键词，也是您最近十多年用力最勤的领域，并且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将汉译文学这一长期被遮蔽的文学地带标记出来。想请您谈谈是怎么发现汉译文学的？或者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畴内的概念，您是怎么在世界文学、翻译文学、外国文学这些概念的基础上，辨认出汉译文学？
李今：一己之力不敢当。我使用汉译文学概念，首先是想为自己的相关研究作出恰切的定位。我题名《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研究》《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汉译文学序跋集》《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本都可以沿用现成概念，将其中的“汉译”置换成“翻译”。但就我的研究而言，这个概念太大。因为“翻译”既指域外文学的汉译，也指中国文学的外译，随着中国文学更广泛地走向世界，相信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会越来越令人瞩目，也会越来越需要特定名称将“外译中”与“中译外”这两个方向的翻译研究加以区分。所以，我使用汉译文学这个概念，尤其是用它命名大型集体项目，就是想标明我们搜集、整理、研究的是中国翻译文学“外译中”的部分，不包括“中译外”的部分。其次，传统翻译研究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提高翻译水平，探究如何翻译才能与原作对等的问题，因而尚有译作批评、翻译教学等翻译应用这个部分，但这恰恰不是我的研究目的，我是把汉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来看的，探讨的是历史上的汉译文学，也就是你说的“长期被遮蔽的文学地带”与其所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诗学、译者、赞助者所形成的种种复杂互动关系。尽管这一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被谢天振先生介绍到中国，并形成广泛影响后，在专业翻译研究领域也开启了这一路向的研究，但专业的翻译研究不会也不应放弃原作基准价值观与传统翻译研究旨在评价译作质量与提高翻译水平的目的。所以，我使用汉译文学这个概念的另一用意，也想与专业的翻译研究有所区别，标明我不考量译作水平的问题，只是把翻译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以推动翻译学科本身的发展为目的，而旨在探究文化、历史或文学史的问题。
很多概念都是约定俗成的，即使不准确，也仍然适用。比如从图书市场的分类来看，外国文学部类陈列的实际上是汉译文学，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上的也是汉译文学，学生阅读的是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傅雷或高名凯的巴尔扎克、穆旦或刘辽逸的普希金等等，它们都不是原著意义上的外国文学。2015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一届中国翻译史国际研讨会时，曾去学校的一家书店，看到他们将一般归为外国文学的书籍冠以翻译文学种类，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书店还陈列有相当多的外文书，如果是法译英，或德译英等等的书籍也应归入翻译文学门类呀。这样想来，更觉以汉译文学指称域外文学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比翻译文学更准确，不容易产生歧义。
另外，世界文学研究的复兴，关于什么是世界文学在21世纪有了新说，刘洪涛老师做了不少的译介。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的大卫·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把世界文学定义为离开起源地、穿越时空、以源语言或通过翻译在世界范围流通的文学作品。这一定义，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的认可，持续激起思想界、学术界讨论和研究的热情，这就把翻译文学提高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其重要的变化是，过去我们讲世界文学，一般是把它看作马赛克式的组合，各民族、各语种的优秀文学作品，或者说基于人性共通性创作的作品加起来就是世界文学，但现在谈世界文学指的是必须离开起源地，在世界流通起来的文学作品，特别在我国外语不普及、汉语未能成为世界通用语言的情况下，当然只能主要靠翻译，通过“中译外”，或“外译中”的方式才能进入世界文学的场域。
记者：《鲁滨孙变形记》书名很有意思，鲁滨孙“漂流”到中国，产生了多副面孔，就是“鲁滨孙变形记”。您的工作就是要全方位地呈现这种变形，也就要谈到您书中的另一个概念：改写。在我看来，改写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关键词。您在具体探索改写问题时，采用的又是很有针对性的方法，既有相对微观的翻译改写研究，也有相对中观的作家形象流变的考察（“评介中的改写”），也有较为宏观的概念史研究（“译序跋中的改写”），可见改写并不完全是具体文本层面的变形，您也试图让它更具立体感，或者说更具有生产性。因为如此一来，汉译文学研究就不光能面对归化式翻译的案例，通过诸如副文本研究、概念史研究，异化式翻译也能被纳入整体框架内，这就极大地拓宽了汉译文学研究的范围。不清楚我的理解是否准确，因此想请您谈谈汉译文学研究中的改写？
李今：你对我应用“改写”这一概念所做的文章，进而形成的多层次方法体会得很细致和深入，总结出“微观”“中观”“宏观”几个层面，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经你这么一划分，我也觉得层次分明，很有理论性，也很有整体感。如前所说，改写是拙作把相对松散的论文聚合到一起的核心概念，但其实各篇论文本来就是从发现改写现象入手，去做进一步探究的，所以也可以说，我的个案研究实践是与改写理论正相契合的。改写理论是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柱，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于1992年出版的《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是他系统论述改写理论的专著。另外还有一本他同年编译出版的《翻译、历史、文化:研究资料集》(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这本书似乎是为其改写理论寻找历史资源而编译。但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两本书汉译本出版，只有些评介性的论文。为了全面了解这个理论，我阅读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影印的英文版，于拙作导言第二节概述了这两本书的纲目、主要观点和内容，并借此为拙作构建起一个统一的框架，这也是前面所说拙作从论文到成书时所加添的一部分内容吧。勒菲弗尔的所谓改写(rewriting),也可以翻译成重写，实际泛指那些为了传播和普及而对文学原创作品进行翻译、编史、选编、批评、编辑，包括电影、电视改编的各种工作，其中翻译只是最明显的改写类型。拙作所涉及的选编、批评中的改写论题也属于勒菲弗尔的改写类型，而翻译中的改写是他最关切的部分。勒菲弗尔通过考察历代多国文学名著在不同译者、不同时代、不同语种的不同译本中所发生的改写现象得出结论：翻译即改写，是对原作的重写。翻译不仅仅是关于语言的，更是译者在文化层面对原作的改写。在改写过程中，译者的选择往往更忠于译入语境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而不是原作。翻译主要是在意识形态、诗学、话语场、语言四个层面的改写，而来自语言的限制最小。
我的研究也充分证实了勒菲弗尔的观点，但我并不旨在为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提供一些中国的实例。我觉得汉译文学本身即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标本，是其遭逢与博弈的历史遗迹，沉淀着我们民族现代意识和现代价值观如何生成的症候，所以我更致力于把汉译文学改写的个案或现象视为中国20世纪历史的碎片，是想抓住改写现象做历史的研究，与同时期的创作一起展现出追求与实现现代化的精神历程，而这正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所应具有的最核心的主题。因而，如果考察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或过渡的问题，历史上的汉译文献恰恰是最值得探究的实据，毕竟中国主要是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介作品来了解西方，通过翻译西方来传播一个时期被奉为“正确”，或者“真理”的西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译文学就显示出作为一种历史文献的价值，而且正是在不忠实的改写之处，隐藏着极其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是研究中国如何应对西方冲击的典型文本，从中可以切实辨析出不同译者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对原作的改写、融通或杂生。
记者：围绕汉译文学您也做了很多工作，除了前面谈到的理论建设和个案研究，您还投入了大量心血，编注大部头的《汉译文学序跋集》，建立了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数据库，您能谈谈这些工作吗？
李今：谈到我在汉译文学领域所做的工作，首先要感谢杨义先生于2000年左右主编《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时，把我吸收进项目组，让我负责撰写三四十年代的翻译卷，使我比较早地进入翻译文学研究这个领域。当时我所负责的这个阶段的相关学术成果并不多，基本需要从梳理史料开始，建立起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和叙述。这次初涉汉译文学领域的探查，一是让我发现了译序跋的价值，二是发现了妨碍这个领域学术发展的问题，三是发现了历史上汉译文学与原作的差异之大以及研究汉译文学文本的价值。由此就让我萌发了做三件事的冲动：编辑一套《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撰写晚清民国时期《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经典译作个案研究。刚开始我对做成什么样还并不明晰，只是觉得这三件事值得去做。很显然，前两件事需要条件，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因此，我最早投入的就是前面谈到的拙作的准备和写作，同时寻找启动另外两件事的机会。
我在写作《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的过程中，虽说只搜集阅读了有限的译序跋，但已经对我的研究帮助特别大，因为译序跋是翻译家完成译事之后的即时抒写，尤其可贵的是，与一般历史记录往往缺乏动机与观念不同，译序跋是译者直接阐发自己翻译思想和实践的重要文本，直接记录着为何翻译、怎样翻译、翻译心得、对原作者作品的阐释与评说，乃至译事缘起、经过、社会文化、政治时局、出版过程、版本来源、社团活动、文人交游等等方面的历史细节和信息，是触摸译作产生及其接受之历史语境的重要史料来源，甚至可以说，它还主导着一个时期外国源语文学在中国形象的塑造与评说。
我所以动念想把近代以来至1949年的译序跋都搜集汇编起来，除了我认识到它的历史文献史料价值，还因为当时只有林琴南、鲁迅、周作人等个别大家的译序跋被整理成册,其他均如一盘散沙，散布于各种汉译文学单行本而难以尽览。此外，我觉得近代以来出版物数量巨大，加上学科的专门化发展，都使研究者难以获得近现代史的贯通视野，如果能够编辑一套汉译文学序跋总集，就能够从一个侧面相对系统地为学术研究提供一套中时段的历史记录，方便纵观汉译文学史的流变和脉动的轨迹。虽说仅据汉译文学《序跋集》并不足以究译事之源流，但同一时期大量译序跋的汇集起码可以凸显时代主潮及其流行观念的兴衰与更迭。
但做这件事，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当时能够预测的还只是将附于各个译本前后的序跋都搜集起来所需的人力和出版资金的问题，2014年获得我们学校科研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进入实施环节后才发现我想得太简单了。因为年代久远，字迹不清，出版社不接受复印件，所有文本必须录成电子版，这就又带来查找不同版本辨认字迹和校对等琐碎且花时间的工作。资料搜集到一起后，面对原作者汉译名不规范、译者使用笔名、译作译名五花八门、版本混乱等问题，又不得不加以注释才能方便读者阅读。所以，我特别感激参与这个项目组的成员，我曾经的研究生们：罗文军、樊宇婷、屠毅力、刘彬、崔金丽、邓小燕、尚筱青、张佳伟、张燕文。他们的认真和钻研，投入的巨大心力，尤其是责编屠毅力精益求精，才使《汉译文学序跋集》得以按设想完成。目前已有三辑13卷面世，在学术界和出版界获得好评。还有一辑5卷已经编完，正在做最后的修订，很快会进入出版流程。经过几位编者广泛的搜罗，从清末至民国时期五十年间出版、附有序跋的2000余种译作中，聚沙成塔，总共辑录了3300多篇序跋，约600多万字，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序跋文类历史文献长编，为现代中国文学史、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现代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出版史建立了一个丰富的、便于翻检取用的文献史料库。更值得期待的是，它所汇集的历史信息和现象能够激发不同专业学者深入探究的兴趣，获得研究的动力。
我主持做的第二个大的学术工程“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数据库”，是出于想解决前面说的妨碍这个领域学术发展的问题。21世纪以来数字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图书馆、博物馆馆藏文献档案的数字化，在史料存储、呈现及获取方式所发生的“史料革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但不幸的是，晚清民国时期汉译文学文献史料却难以进行全面的电子检索，这不仅由于晚清民国时期所爆发盛起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时代潮流一直汹涌澎湃，这方面的文献史料一直未被全面整理；最成问题的是这一时期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汉译名极不统一，译介者又多使用笔名且变化无常，面对这个“同实异称”问题，电子检索发挥不了作用。更何况此一时期署名还不规范，著译者多有佚名情况。加之有相当数量的原作者、译介者不见经传，有些虽曾名噪一时后来却湮没无闻，因此，从事这个领域学术研究的学者就难以像其他学科那样，能够充分利用相关数据库进行有效的电子检索，便捷地获得所需文献史料。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学者先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的不同汉译名、译介者的不同笔名，包括佚名作品逐一进行考证、钩沉，并进行统一规范化处理后，才能实现原著者及其作品曾译名与今译名、译介者笔名与常用名的关联检索。2014年这个项目获得批准后，在著名学者夏晓虹、方锡德、孙郁、解志熙教授的指导下，我们项目组罗文军、赵天成、熊婧、朱佳宁、李欢等青年学者经过八九年专心致志、兢兢业业的不懈努力，终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1896—1949年间246种期刊上登载的汉译文学及其相关现象做了编目、整理和考释，撰写了13700多个条目，进行了原作者、译介者、原作的考订以及规范化的编年考录处理，涉及的外国作家多达1580位，为2130位译介者做了生平简介及其笔名录。当我们将汉译文献基本知识考证清楚后，不仅为解决汉译文学史料的检索难题做了预处理，也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建立起期刊汉译文学独立的史料专题。后来，我们项目组又和中华书局古联数字公司进一步合作开发建立了“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数据库，现在已经发布上线。
这个数据库有三大功能，一是实现了“同实异称”的关联检索，这不仅能够一键检索汉译名不同的作家、不同笔名的译介者，也可以大大节约学者时间精力的耗费，因为每位研究期刊汉译文学的学者都不得不首先搞清楚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译作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有了这个数据库就可以避免重复劳动，节约时间精力去做进一步的探究。
二是项目组的前期考录和数据库的后期制作将传统分类目录索引与数字化检索相结合，为汉译文学领域的研究建立起可以选择，并可以随意组合的专题性分类目录索引系统，方便学者按类阅读，也可以按类查找相关文献，翻检贯通，索其沿革，不仅可以集中掌握该领域的基础信息，更能够便捷地分类组合、盘活汉译文学领域的史料，从中发现新的议题、论证模式，以及进行量化统计与分析。虽说目前数据库所收期刊不全，但将其视为大的抽样调查，进行各种分类的量化研究还是可行的。
三是项目组通过对编年、目录学和考述方法的综合运用，进行了系统的发掘、考辨和整理，为汉译文学著录了一种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编年体文学史，建立起跨语际、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系统。在此基础上，该数据库又进一步为所有汉译文学考录条目的文章都配以原刊文本图片，增加了阅读原文功能，从而使数据库能够集汉译文学初刊文献史料专题库、知识库、分类目录索引于一体。
总之，这个数据库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1896—1949年间重要期刊上汉译文学的每一条目作出了考释、纠错、规范、摘要和概述，为这一领域研究提供了一种进行基础研究和深入研究的新工具。待《汉译文学序跋集》18卷全部出齐后，也准备收入这个数据库，使之进一步扩充为包括图书和期刊两方面汉译文学的文献史料库。我觉得我们项目组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我现在经常使用这个数据库，查找资料线索，进而再扩充之，太方便了！可以说，我们为自己的研究做了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因为我做这个领域的研究，所以这个数据库的设计就是为了满足汉译文学研究的需要，也特别希望能够助力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