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者?一个诗人?一位时间的旅行者?一个捕风听雨追光的人?一位啤酒爱好者?似乎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诗人龚刚,那么,不如读其诗。
《我听到了时间的雨声》(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2022年11月)是澳门大学学者、诗人龚刚的诗歌合集,诗集共收录了200余首现代诗。诗人在目录的设计上别具匠心,以序曲《五首历史狂想曲与一首轻快的歌》始,而后进入5个小辑“时间与记忆”“怀念与反讽”“轻与重”“空间与想象”“诗意与非诗意”,以终曲“荒原之后”作结,一曲终了,结构上形成闭环,却在诗的探索上无限敞开。
诗人龚刚是一个理论的自觉者,他的诗歌中凝练着学者的智性探索。在龚刚的诗歌世界里,我们不难看出其延续了中国现代派诗歌意象艺术的探索之路。中国现代派诗歌经历了早期从胡适提倡的元白诗风到戴望舒、何其芳偏爱的晚唐诗风的回溯。到了现代派后期,诗人们开始博采中西,吸收西方象征主义诗潮,在意象艺术上由感性化色彩转向沉潜的智性体验方向,但向古典诗歌寻求滋养的脉络一直未断。龚刚找到的是阳明心学与晚明的李贽,拥抱性灵。在诗集的自序中诗人明确地提出了“新性灵主义”的诗歌观点:抗拒非诗化与伪抒情。在诗人的主张中,首先关注的焦点是诗,诗人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来展开讨论,一是“诗的关系”,即内在节奏。二是“诗性智慧”,即体验的深度。在诗性智慧中,最重要的是呈现方式,是意象。
丰饶的意象世界
风、雨、雪、阳光、火焰是诗集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核心意象的并置建构出不同的时空体验和内在感受。
风隐喻着时间的流动,不同的时空在风中穿越。“从南向北的风/见识过汹涌大海/所有的岛屿,在人类的汪洋中/执着地选择孤独”(《把雪松种上天空》)。“从南向北的风”进行的似乎是空间的位移,却又和大海、岛屿一起打开了历史时间,回到生命的本源。石头则是时间的恒定物:“从未让生命扎根的石头/比一切生命更久远/人间的悲欢,是一场大雨/淋湿了每一个人。”雨的意蕴是复杂的,不是纯然的悲,它亦包含着欢,它与时间一起流动,以众生平等的意味降临。而风雨的并置包裹的是诗人独特的内心感受:孤独。
“世界不是单一和静态的,世界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是一种时空复合体。”巴赫金“时空体”概念同样可以运用到诗人创作的诗歌世界当中。不同的时空之间需要连接的通道,在诗歌中意象便自然地承担起时空通道的功能。
在《我听到了时间的雨声》二首中,风和雨是诗人构筑多重时空的通道:“在阳光的俯视下/驻留许久的枯叶/沿着斜坡/轻盈地滑落/是一阵风/是远在星辰的气息/……细听,有时间的雨声”《我听到了时间的雨声(一)》。如果说阳光下的枯叶与旧枝上的新叶构筑了旧与新相互转化的循环空间,那么风和雨是带着过去与未来双重视角的打量和倾听。它同样投射在诗歌的三四节中,驶入树荫深处的漆黑的车与在婴儿车上晃动秋天的婴儿是死与生的二重空间。借由风和雨的意象,旧与新、死亡与新生皆有了流动转化的意味。
在《我听到了时间的雨声(二)》中诗人把诗歌世界缩小到个人的记忆时空。江南、荠菜与馄饨摊、六月的岭南与冷气房,记忆的空间与现实的处境交叠。这里的记忆不单是三十年前的青春回忆,更是中国文化中的江南记忆,于是诗人有意犯了错。“行人从柳树下/哦不,行人从榕树下/匆匆走过。”古典诗词里的柳树在此置换为诗人目光可及的榕树。再借由风雨落脚在历史时空的更迭之中:“风在玻璃上打滑/我听到了时间的雨声。”
诗集中出现风的意象的诗作篇目占半数以上。风的形态是繁复的,有玉门关上不可阻挡的风、敦煌孤独的风、从都市出走的风、浩漫的风、呼啸而至的狂风、剔透的寒风、浩荡的秋风、无家可归的风、绕指而过的凉风、穿过针孔的风、挑剔的风、冒进的西风、燕山浩荡如风、初秋的凉风……风的所指是多元的:“而风/是不羁的”(《门》);“在人与人相互隔绝的世界,风是自由的”(《即景》)。而我更关注的,是风与其他意象的交叠。
如果说风和雨的合奏击打出的是历史的回声,那么,风与阳光、火焰的合唱则是自由与自我力量的象征。“却挡不住风/挡不住阳光/也挡不住我们”(《一只白鹭的独白》),风、阳光、我们,并列的诗歌形式让三者之间画上约等号,相互指涉。“阳光,风,热烈的土壤/与万物角力/汹涌的蓝,越来越平静”(《自发的生长总令人欣喜》),阳光、风、土壤则以叠加的形式形成与万物抵抗的合力。“风很寒,火焰未熄,固执地/在荒凉中燃烧”(《陆家羲》),“从风中取火/点燃阳光/像点燃一炷香/一切从最初开始”(《一切从最初开始》),风更是火焰的助力,风中燃烧着的火焰直指诗歌本身,亦是诗人主体的象征。
关于诗的本质,《我想我该写首诗了》一篇给出了最明确的定义:“不是生活的便笺,梦中捡拾的呓语/廉价的俏皮话,不知羞耻的口水/它是不可剥夺的生命,挣脱而出的灵魂/就像初冬的月光,大雪纷飞中的/火焰。”冷的雪与热的火焰形成了对立统一的鲜明意象,亦是诗人在冷抒情中的真性灵之表征。
对于意象的探索,诗人的解构与反叛意识也最集中地体现在这一篇中。“让大海归于普希金,让大路归于惠特曼,让酒杯和寂寞/归于溺水的天才”,大海、大路,酒杯和寂寞是经典化了的意象,如何超越?是延续旧路,还是寻求新径?诗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我在人间漫步,清香和隐秘/随风四溢”,诗人要在日常的经验和具体的生活中寻找美与诗意。
主张“冷静而内含哲性的抒情”
五四以来,现代派后期诗歌完成了诗歌意象审美价值取向现代性意义的转化,即:“自觉地在平常的生活中采撷意象,在生活化的意象中开掘诗意,凝聚人生经验感受。”龚刚的诗歌将现代派后期的智性探索与浪漫主义的抒情相结合,回到性灵,试图在智性中保存感性,以达平衡。而在日常生活中采撷的意象既是诗人诗性智慧的呈现,又是其搭建诗意世界、抒发情感的具体方式。
反对伪抒情是龚刚提出的第二个诗论主张,但如他所言:“新性灵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倾向,主张冷抒情,既非反抒情、伪抒情,也不是纵情使气。长久的体验,瞬间的触动,冷静而内含哲性的抒情,大抵即是新性灵主义诗风。”诗人要反对的不是抒情,而是虚伪与泛滥,主张的是真诚的抒情、认真的思索。
于是,我们看到,《扬州站》里,诗人在进入历史时空时是一个笑看风云的冷面看客。在当下的具体生活中,他却带着脉脉温情。上世纪80年代对于文学来说具有特殊意义,对于内心洋溢着浪漫诗情的诗人更是如此。蓝天、啤酒、阳光构成了快乐的青春记忆。其中啤酒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意象频频出现,成为青春与友谊,甚至幸福的代名词:“没有白酒暴烈/没有红酒尊贵/没有白兰地矫情/只有一点点醉意/一点点兴奋/不多也不少/像真正的友情”《可持续啤酒颂》;“一瓶啤酒/一碗咖喱牛腩面/朋友说/幸福开始了”《啤酒很凉,牛腩微辣》。两首诗里呈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恒定与幸福的可能性。酒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侠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但诗人有意解构这样的符号,将剑客与酒解绑,将传统的酒文化意蕴迁移到了日常生活中的馄饨店,于是有了“何必有酒馆/何必有酒/三剑客的风云聚会/的确在街边的馄饨店/真正的友情/无须酒精测试”(《广州站》)。
龚刚的诗歌里的人物也颇值得注意,人物也是诗歌的特殊意象。诗人、文人、科学家、农民工……在这一类人物画像式的诗作中,他将历时的思考改为共时的发现,从这些平常的生活意象中开掘人生哲理,并用一种亲切、平淡的叙述性笔调将其呈现出来。“地盘工、教授、家庭主妇/聚集到同一个起点/拉成长长一线……终点到了/众生各行其是”(《挤了一回巴士》)。巴士成为空间的隐喻,人生的隐喻。不同身份的人物,亦是不同的时空的集合,共同构筑多元世界,诗作结尾落在了人生聚散自然的状态,显示了诗人体察人生的心性。
在诗人的诗歌世界中,城市是一个重要的空间。大部分时候,城市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存在,“天空阴郁/赌客很忙/新移民的埃菲尔铁塔/与抢先一步的山寨威尼斯/挤作一团/全世界的方言/随风抛撒”《从时间的洪流中一跃而起》。在诗人的笔下,城市也有温暖闲适的一面:“一杯咖啡,摆在休闲椅上/从空间中突围的旅人/把时间放入背囊”《黄昏(二)》。
诗人熟悉都市,并享受都市生活,他批判都市纯粹的消费主义倾向,但却不是都市焦虑症的怀乡病患者,在其诗作中能感受浓厚的乡愁滋味。“急剧变化的世界,让每一个人失去故乡/静谧的燕山,在尘世之外/如同信仰”《时间简史(一)》,故乡不可追忆,但好在文学,或者说诗意建构的世界是信仰。“从江南的三月归来/从炉边的暮色中归来”(《春雨坊》),江南成为了与城市冷漠生活抵抗的文化符号,新焙的茶叶成为怀乡的意象。这样的意象呈现是诗人提出的“哲性乡愁”概念的实践,即“一种本源意义上的乡愁,也就是哲性乡愁。一切有目标的思考都可以在情感层面被喻为一种乡愁,一切对存在本质与形上归宿的求索均可被视为哲性乡愁”。在诗人的哲性乡愁里,既有传统东方文化的哺育,也有西方文学的滋养,艾略特是重要的名字。
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东方还是西方,历史抑或当下,都是诗人可以用于并置的时空体。诗人建构了一个可自由穿梭于平行宇宙的强大主体,风、雨、阳光、火焰,大雪都是他的秘密通道。他心怀悲悯,冷眼却热心,看尽一切又看淡一切,确实如诗人所言,做到了“性情抒发融入哲学反思,又以气韵胜”的诗意境界。要破解诗人的秘密,还需回到诗歌。风在风中,一如诗人在诗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