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健：文学让我们从未失去永恒之物
记者：从你的“游吟诗人”开始聊吧，我关注到这两年的小说，你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没有统计过你写了多少个地方的小说？我发现你对不同的地方性和异域风情，都有深入的探寻。你的人物都与这个“地方”是紧密黏合的。你在创作选材和构思上，为什么想要“周游”世界？
王子健：除了《枯山水》在写日本，其他小说都在写国内：《玉朗拖在胡志明市》写昆明，《游吟诗人》写乌市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巴丹吉林遗书》在写兰州、金昌……还有一些没标明真实的发生地，比如《晚霞艺术家》和《朝霞艺术家》（美兰山）、《宝贝布鲁斯》（绿山）、《华丽》（老城）……不过，它们都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在我的期待里，21世纪的文学，是突破地域性限制的文学。在创作中“喜欢”周游世界，可能是因为我喜欢把世界看成一个地方，所以会不自觉地“飘走”。当然，把世界看成一个地方的视角，大多时候都是愚蠢的；不能佯装飘在云上，对如今世上各种隔阂（种族、性别、阶层）视而不见，佯装它们不存在；历史使我们有足够多、足够血腥的理由明白，这样的隔阂将伴随我们，直至灭绝。但与此同时，我相信，爱与艺术可以带给我们慰藉；我在文本中尝试安抚被各种隔阂伤害的人：《游吟诗人》中，韦女士被“我”的诗安抚，走出过去；画作“十二木卡姆”也短暂安抚了文本中出现的隔阂（民族、语言），实现了“我”本人的声名鹊起。《小披头的恋情》中，披头士的音乐、“古希腊的东西”、火星文的诗歌、妻子和“渡渡鸟”的留言……这些东西也许不足以支撑“我”过完一生，也许对“我”日后可能遇到的任何道德困境都无济于事（也许“我”不会真的找回李娅），但只要世上依然有爱与艺术，依然有人相信它们，我们也许不用真的等到“渡渡鸟”放弃献花的那一天——我们也许可以通过相信爱与艺术，相信永恒，对其他我们不愿相信的，视而不见。当然，这是一种自欺欺人。《华丽》的结尾，“我”听了王姜的话，不再对新认识的老邱坦陈自己守寡的过往，“我”感到释然，感到人生“无比华丽”——Lana Del Rey唱过，“Lies can buy eternity”，也许爱与艺术有时也像这样：不过，虚假的慰藉，也是慰藉。
记者：从这些满世界活着的人物身上，我时常有惊喜，时常有沉思。他们即是我们。每个人物的命运之途，也是我们命运的镜像或倒影。当这些人物在年轻的你身上“聚合”的时候，我知道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聚合”。我很好奇，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写作的？
王子健：小时候和朋友吵架，当面吵不过，习惯回家写长长的控诉信；有些信写得不好意思给人看到，人家会问，怎么有这么多心思？明明是件小事啊。由此，这些控诉信渐渐变成一篇篇不给人看的日记——怨气太多只能气到自己，所以慢慢少了怨气，多了情味——这种感觉很好，发现写东西可以调节情绪。
后来，读的书稍稍多些，发现作家可以通过写出的东西，把完整、复杂的情绪段落，穿越时空传递给读者；这种发现是很美妙的；从那时起，就彻底爱上写作了。
记者：你有什么特别的写作习惯吗？比如地点、时间、环境？
王子健：不算特别。喜欢从中午写到傍晚，从13:00写到19:00，喜欢在人少的地方，听歌写，不在乎安不安静。有人在身边说话也好，会感到放松，不孤单。不过，写完后喜欢一个人长长地散步。
记者：确信过将来成为一名作家吗？
王子健：不确信。说到底，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不过，成为作家一直是人生目标之一。我们有很多泡泡。我现在理解普拉斯说的无花果了。
记者：普拉斯在小说《钟形罩》中，以无花果来表达她的愿望之多。家庭的繁重家务，社会生活对人的规训，让女性角色会有许多的艰辛，无花果象征着迷茫与无措。我很认同你对“确信”的理解，其实我更看重的是行胜于言。好的作家永远是通过作品说话立身，有作品、不断写出新作品才是真正“确信”。能简要说说你的成长经历吗？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你的写作有没有发生过作用？
王子健：妈妈喜欢离群索居，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平静；爱摄影，以前是个驴友，写过一些不给人看的散文和诗歌——给我看过，当时也学着妈妈写；爸爸是老好人，容易随波逐流。陪伴我最多的是祖母；祖母很喜欢讲故事，习惯把同一个故事翻来覆去讲，每次会有细微的不同；这些不同令我着迷，令我期待下一个版本。
妈妈现在生活在新疆，很爱她的爸爸，我的姥爷。有时你太爱一个人，就会被困在他活过的地方，走不出来。为什么要走呢？新疆是个美丽的地方；久而久之，你习惯了那里，变得和那里一样美。我大多数时候和祖母生活在陕西。
他们的故事和经历让我更倾向欣赏细腻、敏感的人，欣赏他们纤弱的情绪；这些情绪像支撑他们感情生活的脊椎，一经抽出，很多事就变得软绵绵，不可理喻。我喜欢写这些仰赖情绪生活的人。
记者：仰赖情绪，是写作者初级阶段的灵感催化剂。但越到年长，学识、学养、学习能力，都是持续写作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哪些作家对你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你觉得自己从哪些作家身上受益最多？
王子健：喜欢张爱玲、余华；喜欢简·奥斯丁、达芙妮·杜·穆里埃、卡森·麦卡勒斯。从奥斯卡·王尔德、唐娜·塔特、约翰·威廉斯这三位作家身上受益最多——喜欢“为艺术而艺术”；喜欢唐娜·塔特的写作状态——几乎十年写一本书，没有公开的社交账号；心情不好时，喜欢读几页约翰·威廉斯，他的《屠夫十字镇》《斯通纳》《奥古斯都》，都是我的心头好。
记者：我们在课堂上讨论过卡波蒂的《冷血》，这部非虚构小说的创作过程和作品呈现绝对是经典之作，我记得你当时也谈得很深刻。你有没有把真实生活中的一个人变成一个虚构人物的经历？能谈谈这种经历吗？
王子健：有的，两种，一种是对身边认识的人，像《华丽》里的王姜阿姨；这样的虚构是为了用“艺术的庇护所”，长久地缅怀人物原型（无论他们是否活着；有时我们也会缅怀一些生者，缅怀他们和如今相去甚远的“模样”）。另一种是对自己收集到的、真实存在的、不认识的人；我之前看过这样一则新闻，“出生于1949年的画家李斌，‘文革’中是上海《红卫战报》的美术编辑。他创作的版画《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满幅登载。李斌将自己视为‘时代的推波助澜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罪。‘我画过太多版画，我充当过暴力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时代的推波助澜者”，这个表述触动了我，我写了《晚霞艺术家》和《朝霞艺术家》；这样的虚构，与其说是为了安抚我们没有亲历过的时代里那些挣扎的灵魂（我们也无法安抚），不如说是为了安抚这样匆匆地、触目惊心地回头一瞥带给我们的痛苦，安抚这种痛苦带给我们的震颤。
记者：我特别欣赏你的语言，有特质性的敏感，形成了一定的风格。但我与你提到过，希望你能打开自己，不要着急定型。你本科是学英语专业的，为什么想着转到文学创作上来？你理想中的小说语言是怎样的？
王子健：谢谢老师，我会继续摸索的。本科的学习让我爱上文字——像爱上乐器——不用它奏出乐音，是可惜的。文学创作，像用文字这把乐器奏出乐音；爱上文学创作，像从这把乐器的恋物癖者，变成爱音乐的潘（无意和阿波罗一较高下）。理想中的小说语言是水或酒精一样的——读者们才是各种香料；至于最后和读者的混合物是一杯无酒精饮料、一杯含酒精饮料还是一瓶香水——除了香水和饮料的区别外（当然，也有可以喝的香水），都取决于他们（包括口味）。
记者：翻译就是丢失的过程。我常看你直接读英文原著，甚是羡慕，从阅读的感觉来说，你对翻译家怎么看？
王子健：翻译家值得尊敬。我们的文学需要被世界看到——如果世界对我们近视，它就需要翻译家们提供眼镜。
记者：如果让你翻译，你最想翻译谁的作品？
王子健：如果知识储备更足、翻译能力更好，更想把现在读到的很多新鲜的小说、散文、童话、诗歌翻译出去。最近在读麦克尤恩的新作《Lessons》，偶尔会试译一小段。
记者：我也很喜欢麦克尤恩的小说，特别是他的处女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八个短篇像是八面不同的镜子，折射出经典作家与创作者之间的距离和靠近的过程。你的小说有一个特殊的内在观察者，作者也就站在观察者的视角看世界看人生，现实生活中你也喜欢这样的状态和感觉吗？
王子健：是的，我喜欢这样的状态和感觉；此间我也会尽力做好准备，期待有一天自己积极勇敢地参与。
记者：“游吟诗人”在小说结尾的那首诗写得很棒。“但愿有人知我本色”，这句诗让我印象深刻，你的“本色”是什么？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王子健：经常思考这个问题；现在还没在色谱里见过它，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发现它的。
记者：实际生活中你也写诗，我偶尔在朋友圈读到，感觉你在诗中会直接书写你的现实感受，而在小说中你是隐蔽的。相比较两种不同文体中的“藏”与“显”，你更喜欢哪一种？
王子健：更喜欢藏起来。做一台录音机，录下毫无理由地相信绝对存在的每个声音。
记者：你现在湖南师范大学创意写作研究生专业就读，有些怎样的收获？
王子健：新的朋友，美丽的校园……老师们鼓励我们尝试不同文体、不同风格，朋友们信赖文字的力量，信赖美，信赖爱，很好的创作氛围……一开始我以为老师们会教我们如何给小说、小说人物起名，如何设置情节冲突……诸如此类的；现在，回想当初的期待，还挺不好意思的。
爱，当然就是爱！诗歌老师、童话老师、散文老师、小说老师……所有课上，都能感到这样的爱！这样的爱，无关鼓励和关心，要比它们更好（当然，鼓励和关心也是充足的）——这样的爱让你看到莎士比亚那首著名的十四行诗里的东西——不用再去编织捕捉永恒之物的网，不用再去收集冻结永恒之物的松脂，我们有文学，我们从未失去过永恒之物——爱——我们把它收在每一种艺术里。
记者：“从没失去永恒之物”，说得很好，这就是文学在人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时应该笃定和笃信的。好的作家，都知道约束自己，知道如何贴着人物写，并跟着人物的命运走，这种写作的限制，是不可以轻易突破的。一部小说成功与否，一是要看作家有没写出生命丰富的变化，二是在变化这一动态的过程之中，作家是否为每一次的变化提供了足够充分的证据。你觉得你做到了“证据”的提供吗？
王子健：我觉得我还没做到“证据”的提供。有时提供的更像“伪证”，它们指向那些可能的、未被写出的变化，这种变化迷人又危险，初写小说的人很难控制；有时单单让读者想到它们，都会伤到一篇小说成立的根基——于是，整篇小说都散了，变成一地碎砖烂瓦。还有很多要学习啊！精美、坚韧的砖瓦需要悉心烧制——至少，当我们被这种变化牵着走时，我们留下的碎砖烂瓦，也是美丽的；但更重要的是，意识到有一天不再用到它们的可能：不是说不再锤炼语言的美，而是听到一个压过砖瓦堆砌之音的、更重要、更迫切的人声：“重要的是诉说本身，而不是数以亿计的、不同的音色。”
记者：你太谦虚，但我看好一个谦虚的人能走得更远，也希望你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为更多的人生提供“证据”。我也希望在未来的写作中，你能像美国安妮·普鲁、巴别尔、高特罗、余华、苏童等作家一样，除了现代性，还要离现实性、生命之重更近一点。未来的职业规划，你有怎样的设计？
王子健：谢谢老师。想以写作为生，或者从事任何一种可以给人带来慰藉的职业，认真生活。
记者：生活永远是第一位，在这个时代，有了坚实的生活，才有更开阔的文学天地。如何补充年轻的你的生活，你有些什么计划吗？
王子健：打算保留一小部分固执的自己，其余的部分都献给生活——大学时参加了一些边缘公益组织举办的冷门活动，那时起一直有个想法：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被主流承认的、被边缘的部分，人们发自内心建立的联结，也许绝大多数不是通过公共的、外显的、被主流承认的部分完成的——恰恰是那些私密的、内隐的、被边缘的部分，帮我们构建了真挚的、安全的、强有力的联结。我打算学习更多的知识，尝试不同的工作，捍卫、保护各种被边缘的声音，让它们被听见——也许每次只会为一小部分人带来福祉和慰藉，但我不孤单：世上写作者那么多——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直至人类灭绝，爱与艺术都将熠熠生辉；我不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