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平：在文学批评中寻找理性的力量与人性的光亮
李西闽，作家，福建长汀人;曾在《收获》《花城》《青年作家》《上海文学》《作品》《江南》等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唐镇三部曲”：《执梦》《画师》《饥饿》以及《血钞票》《地震三书》《孤独旅行家》，短篇小说集《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散文集《肉身》《死亡之书》等50余部；有五卷本《李西闽自选文集》、六卷本《李西闽文集》以及10卷本《李西闽经典小说文集》出版；现居上海。
从严肃文学作家到恐怖小说大王
记者：很多人称呼您为“中国恐怖小说大王”“亲历汶川地震被埋76小时的幸存者作家”，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标签的？
李西闽：当年南方人物周刊的吴虹飞采访我的时候，给我弄了一个“恐怖大王”的称号，后来大家就叫习惯了，叫我大王。我觉得不要紧，戏称也好，是种标签也好，就像我们的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跟我的作品没有关系，作品写不好，叫什么也没用。但事物总有两面性，好处是“恐怖大王”“地震作家”的称号会特别容易识别一个人，不好的地方是，会低估了我的作品，这一点其实也无所谓，反正只要是我的读者，都不会看低我的作品，就像“唐镇三部曲”当时在《收获》发表的时候，责任编辑叶开就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恐怖小说，就是严肃的文学作品。
记者：您是个严肃文学作家，怎么会想到写恐怖小说？
李西闽：对我而言，恐怖小说也是严肃小说，恐怖小说对我的写作是一种升级，也是一种挑战。我写的恐怖小说，并不是网络上那些鬼怪故事，我并没有改变写严肃文学的初衷，只是给严肃小说披了层恐怖的外衣，小说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其实在我眼里，没有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之分，只有好小说和坏小说之分。
90年代末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的中国作家是比较低迷的，那个时候产生了一个危机，很多作家疑惑到底写什么？图书也卖得不好，也没人读，光靠一些文学杂志在那里，发一些传统作家的东西，也没什么大的影响。从受众方面来讲人群是越来越少了，作品写出来肯定要有受众，让自己的读者得到更多一些，没有受众的话，作品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这么认为，并不是说曲高和寡的东西有多厉害，真正重要的作品是要有人读的。很多大师的作品，它在世界上有广泛的受众，没有这个基础，作品的生命力就会受到质疑。受众是一方面，创作是一方面，在创作的过程中，用什么态度去创作，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这种改变是挑战，我想走一条中间的道路，就是把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结合，这种创作的融合，我认为是得到了某种实验性的成功,就像我的作品“唐镇三部曲”，它没有影响严肃文学的品质，也具备一定可读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从那以后的四五年时间，很多严肃作家就开始走这条路子了。
记者：您把恐怖小说写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小说实验性获得成功，市场和读者都很认可，有一些写作者将您的小说作为范本进行学习，能具体谈谈创作融合的过程吗？
李西闽：创作过程花了很多心血，要把一种文学形式推到极致，需要去思考很多问题，还要不断实践。从第一个文本到第二个文本，我的第一部恐怖小说《蛊之女》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写这种类型的小说，改了二十多稿，后面历时两年才出版，但我骨子里得到了很多启示，又琢磨了很多东西。从写第二本恐怖小说《血钞票》开始，我就找到写作的一个通道了，用很优美的语言，营造恐怖的氛围，写一个阴暗雨季的故事。第二本书让我获得了某种成功，从读者的受众，到写作的质量，都有一个质的飞跃。《血钞票》这本书，当时确实受到很多写这种类型小说的人的推崇，他们写这个类型的小说，很多都是从模仿学习《血钞票》开始的，这本书成为了他们写作的一个范本。
记者：您对早期作品比较满意的是哪部？百万字量级的厚重之作《唐镇三部曲》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构思出来的？
李西闽：从开始写恐怖小说到《唐镇三部曲》，我比较满意的是《血钞票》，后面又写了《崩溃》，以及《拾灵者》一系列的小说，中间有七八本小说，之后才写到“唐镇三部曲”。“唐镇三部曲”的构思在90年代末，是我写《死亡之书》的时候，当时我就考虑以老家河田镇为蓝本，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个小镇百年历史的长篇，但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故事。写恐怖小说之后，我慢慢找到了一个点，农民的恐怖这个点让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
所以这个恐怖小说里没有什么鬼怪，就是写农民的悲惨生活，中国农村百年小镇的那种风雨飘摇、那种破败与挣扎，人性的复杂呈现，很多人物就浮现在眼前，我一直在构思这一个个人物，从1999年一直到2006年，真正开始写作是2006年。每一个作家的写作，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写出什么东西来，写作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从我少年时代到现在，已度过了几十年的写作生涯。
我与故乡有一种隐秘复杂的关系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童年似乎有一层灰暗的阴影，您童年时期的经历，记忆中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李西闽：每一个作家都跟他的童年分不开，童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影响深重，比如说苦难的童年，可能会伤害一个人，因为苦难绝对不是好东西，我不会歌颂苦难，它肯定是很伤人的东西，谁也不愿意踏入苦难，谁也不愿意过苦难的生活，包括有个苦难的童年。但我的童年，就是很灰暗的，那个时候死亡经常会出现，比如每年春天五月份的季节，下暴雨涨洪水经常会淹死人，洪水会把河堤冲开，很多小孩，或者年轻的人，会葬身于洪水之中，那种苦难是很鲜明的。我记得常常在放学后，天空还下着雨，一群人在那里哭，我就知道又死人了。有的时候碰到一个小姑娘死掉，因为她年轻，尸体不能进房子，就停放在外面，用片竹席子把她的头和身体盖住，脚会露出来。当我看到那双脚，心里就一下子会陷入一种很恐惧可怕的境地。我从小就对死亡就有很深的认识，死亡好像是无处不在的，死亡的天空是惨淡的，如同黑白电影里面的那种旧年代的生活，很多人一辈子内心都会留下死亡的阴影，而这些阴影都是苦难。
记者：您的散文《路迢迢》中，讲述自己八岁时不满于故乡贫穷与饥饿的苦难，计划逃离故乡，离家出走二十几天的传奇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吗？童年的苦难对您创作有什么影响？
李西闽：我很小的时候就想逃离河田镇，一直就想逃走，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不是好地方，那么多苦难，那么破旧，色彩灰暗。我一刻也不想待在那里，但童年的自己无处可逃。《路迢迢》是真实的记录，八岁那一年的出走，对我影响特别深刻。我那时就知道，未来自己一定会逃离这个地方，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这种苦难它曾经伤害到我，但是被我化解了，化解之后，才会勇敢地走出去。人是忘不掉那些苦难的，但是它最终没有成为伤害我的东西，它不是一把利剑，需要我扛着，后来苦难成为滋养我的东西，成就我的东西。我的故乡和童年的苦难经历，对现在的我来讲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对文学创作的一种营养，它长出了文学的花朵。许多人为什么走不出童年的阴影呢？因为他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哪怕是到了外面，如果没有尝试着去打开自己的心灵，去接纳它，去理解它，去原谅它，去跟童年和解，也走不出苦难。童年永远是心头的一把剑，它会刺伤你，会时刻拨开你的伤口，让你难受。但尽管如此，我依旧厌恶苦难，也一直在批判这种苦难，永远不会赞美这种苦难的生活。苦难与贫穷就是恶的根源。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摆脱贫穷，摆脱苦难，就是摆脱邪恶，就是要摆脱人性的那种恶。当然我的童年是很丰富的，它并不是单一的，苦难的比重会占得比较大一些，但童年还是有美好的回忆。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红鱼》，讲述一个美好的女孩子，在河边天天跟一条鱼对话的故事，那都是我的想象，当时很喜欢一个小姑娘，就希望她更美好。我去年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一篇非虚构作品《远去的滑轮车》，写的是在苦难年代互相取暖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我的童年特别多，少年时代那些萌动的情感，小朋友之间那种友爱，都会留下很多美好的东西，还有对外面世界美好的幻想，外面的世界是未知的，未知的东西反而会让你更加充满想象，这种想象的过程也是很美好的一种童年记忆。童年里这些灰暗的、明媚的记忆，都是我创作的沃土。
记者：您曾说记忆中的故乡，萦绕着死亡的气息，您的作品中有一种从故乡抵达万种离愁的伤感，很多人热爱故乡，也惧怕故乡，您在外行走多年，回过头来看，是怎样理解故乡的？
李西闽：有的时候人年纪越大，可能会想回故乡多待一段时间，但是每次回去待几天或者十来天之后，又想逃离那个地方。对故乡的感情很复杂，它跟你好像有联系，又好像没联系，它总是若即若离的，你又痛恨又爱它。故乡这么多年发生了很多变化，已不是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了，变得又陌生又亲切。故乡对我来讲，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地方，但故乡和我有一种严密的关联，我的很多作品，还是在写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包括写城市小说的时候，那片土地上的人物又会跑到笔下来，我与故乡总有一种隐秘的关系，好像它总在暗示我什么，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
文学启蒙与命里终须有的创作之路
记者：您很早就开始发表作品，少年时选择去当兵，但要成为一个作家，成长路上会面临很多人生的分岔路，在穿越这些小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坚持走了从文这条路？
李西闽：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迷恋上写作，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结果数学就学得很差，没考上大学，17岁去当兵也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们班里的同学基本都考上大学了，就剩两个人没考上，我就是其中一个。没考上大学，我跟着堂叔去到一个很偏远的、靠近江西的山里，去做泥水匠学徒，又是小工，一天两块钱的工资。我心情郁闷，天天去村里面一个小吃店，要一壶米酒，切一点猪头肉什么的，一个人喝闷酒，每天晚上就在那边赊账，喝到工资都不够还钱。小吃店有两个人在经营，一个是中年人，一个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堂叔月底去黄山出差，就和我说，这个月不给你钱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拿去还你欠小店的钱还不够，下个月再说吧。我不管，还是常常去喝酒，有一天那个小姑娘见我一个人在喝酒，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看你跟那帮工人不一样，你不是池中之物。我一听，想这小女孩又没读过书，她怎么知道池中之物这个词，就觉得特别惊讶。我就问她，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她对我说，你是高中毕业生，可以去当兵，我们村里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去当兵，还考上了军校。我一听，这也是一条出路，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可以出去打工，要走出山区只有两条路，一是考大学，一是当兵。后来我就选择去当兵，那一年秋天就去部队了，这个经历也是蛮离奇，如果没有那个小姑娘提醒，我真的可能一辈子就在那里，也可能不会写作了。因为在年少时，人的精神如果一直很困苦的话，就会放弃最初的那种理想，去选择生存，因为生存才是最现实的东西。
记者：您在文学创作初期，遇到了哪些困难？是如何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的？
李西闽：2004年从部队自主择业以后，开始走上职业作家道路。我在写作上真没碰到过困难，一路都挺顺的，可能主要是心态好，退稿也无所谓，反正一个杂志退稿，我就拿到别的杂志去发。我写出来的作品，也没什么废品，基本上都能发表，只是有好坏之分。每个时期都有一些我满意的好作品，也有垃圾作品，这是很正常的。但我对自己要求也蛮高的，不是说外境很顺，我就乱写一气，要构思好每一个作品，要把它们好好写出来。我珍惜自己的天赋才华，很敬畏它们，不会因为发表容易，就降低自己的质量。我在生活里时常见义勇为，帮人家打架，抓小偷，有一些很张扬的行为，但在写作上一直是很谦卑的，我越热爱的东西，对它就越诚惶诚恐，从没觉得可以拿这个来炫耀，因为写作是自己很私人的事情，一定要写出你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才对得起自己。一份自己最热爱的事业，写出好作品是应该做到的事情，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当作品写出来，某种意义上就不属于作家了，它属于这个社会，甚至属于全人类、全宇宙，它有自己的命运。每一部作品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写完就长大了，该让它走了。
记者：您体验过许多职业，当兵二十一年，当作家，还和朋友开过饭店，做过图书公司编辑，还做过书商，您的职业经历对创作有什么帮助吗？如果您不当作家，会从事什么职业？
李西闽：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很少有人一帆风顺的，我身边的同学们也好，我的朋友们也好，都经历过很多，也拥有过很多职业。对于我个人来讲，经历的确是一种财富，文学它就是一种社会学，你是要写社会，要观察这个社会里面人性深处的东西。在某一个职业领域，某个空间里面，都有美好的东西，也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多经历一些职业的话，人生会比较丰富有趣。你不仅洞悉了许多人，得到了大量素材，随便想写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脑海里一下就浮现出来了。我现在创作时，不用考虑有没有细节可写，有没有人物可写之类的问题。我想写什么，都会有大量的故事、大量的人物、大量的细节涌现，这跟我丰富的经历有关系。一个人写作的话，一定是要有很多细节，人物都是要很准确的，一旦经历多了，写任何东西都会写得很准确。如果不当作家，做一个普通人也挺好，我厨艺很好，吃过的人都说好吃，或许会当厨师，或许会从事别的工作，谁知道呢，仿佛一切都是天注定。
记者：您有一部中篇小说叫《以作家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在成长过程中，您是否受到了某些作家或者文学流派的影响？作品中有哪些元素是向其他作家致敬的？
李西闽：在桂林有一个书店旅馆，有十几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是用名作家来命名的。我住的那个房间，就是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我在那里写了一部小说。这个房间是真实的，但所有故事都是虚构的。向某位作家致敬，我好像没有过，都是自发的写作，或许会借鉴一些叙事方式，也只是去做另一种创新融合。但在早期有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我看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是《基督山伯爵》，当时我正在读初中，记得四册《基督山伯爵》，好像是两块多钱。因为没钱，整个夏天我都在采金银花，然后把金银花拿到收购站去卖。收购站刚好就在那个新华书店旁边，卖完金银花攒够了钱，我跑到书店，结果那套书卖完了。为此我躲在一堵墙后面哭，哭了半天。后来一个堂叔知道这事，他在我们县城师范学校里读书，他说可以帮我去县城里面看看。我就把钱给他，星期六他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套《基督山伯爵》。
在这之前我偷偷读了很多古典小说，那时候都是繁体字，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书，当我第一次读外国小说，才发现西方讲故事的叙述方式，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另一个不同的小说世界。所以《基督山伯爵》对我影响很大，算是我的小说启蒙，当时读了起码十几遍。当兵走的时候，我把书放在家里老柜子里面，后来有一年大洪水把它冲跑了，不然现在还在。
记者：您在体验失败与成功等不同的人生阶段时，是如何看待人生起落的，是用怎样的心情度过人生不同阶段的？
李西闽：人生起落是常态，对我来讲高光的时刻反而比较少，很多时候都是失败的人生。我在做书上是失败的，开饭店也是失败的。在失败者的整个人生里面，失败的成分要比成功的时候多得多，对失败也已经习以为常，不会让我痛苦，只会增加一个又一个人生的体验而已。文学上我也是个失败者，说实话没有能写出更好的东西，可能未来会有，但偶尔的一些小成功还是让自己很快乐的。比如在某个刊物上发表一个小说，心里都会持续几分钟的快乐。因为创作是自己喜欢的，也是自己选择的，纯粹创作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创作的过程中就是快乐的。我不管这本书发行量有多大，或者有多少读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本就不愿意去考虑这些，考虑也没有什么用，只要自己写出来，完稿了，那真的是很开心的体验。这就是创作过程的快乐，也是体验人生的快乐。比如我开了个公司，失败没关系，只要过程还蛮有意思，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宝贵的人生体验。我对那种成功，就是所谓的大成功有一种羞涩感，如果我很看重这个的话，可以投机钻营，可能会拿到更多的东西，也可能失去更多，但是我都不会，我甚至会放弃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写作的过程才是最关键的部分。至于所谓的成功，获奖什么的，让我上台领奖，我可能会很羞涩，觉得配不上这个奖，经常会这么考虑,这个奖好像是给错了那种感觉，因为我确实不在乎这些东西,我不会为了一个奖去投机钻营，对此没有任何渴求，这可能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系，因为很简单的事情我就会满足。十几岁时发表第一篇小说，我把十二块钱稿费，给我爸八块钱买化肥，还有四块钱，请同学们吃卤猪蹄，大家都很开心，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之后所谓成功的时刻，都是用这样的心态度过的，就是很平常的快乐。我所有的经历，失败的过程也好，成功的过程也好，都是去享受过程，对我而言都一样。
记者：您长达三十九年的创作生涯中，在追寻文学梦想的路途中，有遇到过什么困境吗？比如写的作品被退稿，稿费无法支撑现实生活？
李西闽：我在写作上基本上是顺风顺水的，发表第一篇小说，到发表第二篇文学作品，中间经历了四五年的时间，退稿纸一麻袋一麻袋的，但那时候还小，也没感觉，反正继续写，自己还年轻，也没那种挫败感，像一头倔驴一样，一直往前拱，什么都不怕。在我17岁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就发表了第二篇作品，是一首诗歌。这第二篇被发表的作品，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写作对我来讲真的是很顺利的，后来也一直没碰到因为退稿让我灰心的事情，对于我来说退稿是很正常的，就和家常便饭一样，你爱发不发，觉得我的作品好，你就发表，不好我也不会去强求，也强求不了，这个东西是顺其自然的。
关于稿费，关于钱的问题，可能因为小时候的苦难经历，钱或者贫穷是打击不了我的，我没钱的时候，要饭都要过。遇见困难，没钱的时候，确实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但我可以吃糠咽菜，就吃咸菜和稀饭，一分钱也不花，没饭吃的话，就去喝凉水，再难也顶得过去。
记者：一个人平衡现实与理想是很难的事情，您在苦难困境之中，还会坚持写作吗？
李西闽：会呀，写作是我的热爱，我的爱好，我会把苦难跟写作分开，而且分得很明白，去解决现实中深层次的困难，跟我的写作是两码事，可以一边谋生一边写作，我会想办法找到另一条道路，就是说解决现实的办法。人生那么漫长，肯定经历过很多困难，也有一分钱都要命的时候，简直恨不得去卖血，没办法困难来了，就硬着头皮顶上去，也不能退缩，就是得活下去。所以我觉得也得益于童年的那种苦难，后来碰到任何困难都可以顶过去，从来没有什么挫败感，包括写作方面，比如说《死亡之书》这本书，经历了四十多家出版社退稿，我也不会去烦恼，觉得总有一家出版社会出的，后来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记者：您在创作过程中，遇见过什么困难，会让您感受到挫折和痛苦？您是如何克服的？
李西闽：创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瓶颈期，也有一部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但又觉得这个小说题材特别好，比如写了十万字又写不下去的时候，那当然会很痛苦了，但痛苦没办法，别人又帮不了你，不像没钱的时候，还可以问别人借一点钱。写作是很私人的事情，你是真的没办法，但你也不能太折磨自己，那就先放下，就不写了呗，有什么了不起？哪天灵感一下就打通了，峰回路转，那就继续写下去。也有十几个中短篇，现在还放在那里，写不下去就不写，没办法就绕着它走，不能去硬碰它，因为有的东西肯定是机缘没到，硬着头皮写的东西肯定写不好，不如干脆放弃写新的东西，能够顺利写出来的东西。
记者：您感觉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创作小说，更能创作出满意的作品？
李西闽：其实好的小说诞生，作者自己写第一段时就有感觉了，这肯定就是个好小说，不会差的。写作的过程，觉得自己越写越深，写很多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东西，就会完成一个好作品，你自己感觉得到。我写作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构思的时间会比较长，构思完了以后，会找一个地方待一两个月去写作。我是很疯狂的人，创作的状态很忘我，比如说一天写作十六甚至十七个小时，对我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唐镇三部曲”中的某一本书，是我在海南三亚写的，当时把自己关在一间房子里，一箱方便面，一箱啤酒，一箱矿泉水，可以一个星期不出门，甚至两天不吃饭，不分白天黑夜，写累了，躺一会醒来又继续写，选择了一个好题材，便一口气把它写完，这种一气呵成的状态写出的东西，相对来说我也比较满意。
不断创新，写作才有意义
记者：您的作品信息量如此之密集厚重，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您发表出版那么多作品，其中有很多量级很重的长篇小说，您如何保持惊人持久的创作力？爆炸性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李西闽：我能保持创作的激情，最重要的还是喜欢写作，写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几天不写东西，就有一种荒废的感觉。再说句老实话，因为我是靠写作为生，我必须这样写作，才有收入，不写作就没收入，我需要养家糊口，还要请朋友们喝酒，所以写作它是一种生存的手段，这个也不怕丢人。是热爱和生存这两个点支撑着我，让我保持着高度的创作热情。
我的灵感特别多，在街上走一段路，就会有好多灵感出现。我会把这些灵感分类记录在手机备忘录上，哪怕是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有的适合写短篇小说，有的适合写中篇小说，有的只适合写长篇小说。在沉淀一段时间后，一些灵感会被我慢慢淘汰，我会挑出一个最值得写的，把它构思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作为一个作家,很重要的是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敏感度，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没有敏感度了，觉得什么都不新鲜，一切都没意思了，那这个作家的创作生命也就完结了。一个好作家始终会保持一种高敏感的目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永远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还要有一种责任感，并且总能捕捉到他需要的素材，还要不断去发现新的事物，才有创作的可能性。我写的三十多部作品，每一部都不一样，保持自己有新的作品呈现给这个世界，呈现给读者，写作对自己有要求和挑战，不能一直延续一种风格写，如果这样我早就不写了，重复性的写作毫无意义。
记者：您的小说每一本都具有文本创新的实验性，比如同一个系列的“唐镇三部曲”，从儿童视角到对气味的强调，以及文本并置结构的创新，每一本小说仿佛都在经历一次独特的冒险与挑战，您对小说的创新性有什么样的理解？
李西闽：创新是作家生命力的一种表现，我的每一本书都力图与前面所有作品不一样，我要保持那种旺盛的创作生命力，这是我写作路上不断前行的一种推动力。作家写小说很容易就陷入一种困境，每个作家可能都经历这个过程，你写了一段时间以后，几年没有新作品出现，或者没有新的文本出现，还是延续之前的那种创作，就会有一种焦虑感，怎么解决这个焦虑的问题呢？对我来说就是创新。而文本的创新，其实是你对自己的生活，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找出某一个新的点，会生发出很多新故事，才能保持这种创新能力。为什么我每一部小说都不一样，我彻底写完一部小说，就不会重新使用这种写作方法，或者用这种结构来写第二部小说，我肯定会有新的结构，要找到新的内容，来呈现我的文学世界。这种不断创新，对我来讲是一种永远的激情，也是一种方法，一直在不停地追求，一直不停地努力往自己的世界里奔跑，一直是往前走的，而不是往后走，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作家不要重复自己，因为重复自己是很可怜的，如果没有创新的话，对于作家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有的作者你不用看他一百部小说，看一部就足够了。创作是一种力量，我要给读者带来新鲜的体验，那肯定要不停地往前走，不能重复自己，重复自己是失败的，就等于说你抄袭了你自己，抄袭自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不断创新，写作才是有意义的，作为一个作家才有存在感。
记者：您在小说创新上的不懈努力，让读者看见一个文学世界的多维迷宫，除了创新意义，您坚持创作的信念还有什么？
李西闽：坚持创作的自由和良知，好像以前有人说过，先锋就是自由，我同意这句话。你只有自由地创作，作品才是走在前面的，是与众不同的，不是重复自己的。这种自由要规避很多问题，自我审查的问题，以及这个世界对你的要求。其实真正的写作，是不在乎出不出版，发不发表的，是你内心要表达的东西，能不能流畅地表达出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坚持，我的创作一定是我想要写的，我想表达的，而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或者去讨好某种东西所写的作品。我一直坚持自己创作的理念，写自己世界观里的东西，而不是委曲求全，去刻意歌颂什么，不能违背自己的心，违背自己的灵魂。一个作家的良知特别重要，良知是最重要的信念，每一个作家都该具备。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创作相对来讲是自由的，不会受到一些外界的限制。除了良知，我的内心有一片纯真的世界，保留着初始的那种天真，人的天真是很珍贵的。我现在五十多岁了，但心里一直有二十五六岁时，看待世界那种毛茸茸的天真。
记者：您的创作从《死亡之书》《血钞票》到《唐镇三部曲》再到《幸存者》《宝贝回家》，每个时期作品有什么不一样，是如何演变的？您认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哪一部？
李西闽：每个阶段都有我认为最好的作品，比如在九十年代，我认为最好的作品是《死亡之书》，我创作时饱含着一种内心的愤怒感，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愤怒，也是对人生苦难的一种即时记录。《死亡之书》写了二十多个死亡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我少年时期耳闻目睹的一些死亡故事。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过很震撼的体验，当时我躲在诏安县海边，一个叫港口村的地方，住在一所没有装修的房子里面，半夜还漏着风，就用塑料布把那个窗户钉起来，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还有一张床，其他什么也没有。那时有一个村里的老太太死了，每天晚上打鼓，有一种古老的声音，还有吹唢呐里的哭声，死亡的气息与苍凉感一直伴随着我。我在那里写了一个月，内心是很震撼的，对死亡的理解和认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死亡之书》是我1990年代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到现在为止，它也是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第二个阶段是我写恐怖小说的时期，就是从2000年到2008年这个阶段，我觉得最重要的小说还是《血钞票》，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很多东西，它甚至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时我从部队离开，没有选择地方政府给安排的工作，选择了职业作家的道路。当时很多人劝我不要走这条路，你可能会养不活自己，写《血钞票》这本书，让我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从文本上，从书的发行量上，都让我获得了文学价值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的收获，这本书是改变我人生的一本书。当时我刚转业到上海，举目无亲，不知道怎么办，就准备靠写作为生。《血钞票》让我活下来，给我打开了另外一种事业局面，是另外一条道路的开始，所以《血钞票》对我来讲很重要。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中国小说文本实验的一种成功，在2000年它是有巨大贡献的一本书，打开了悬疑小说和恐怖小说新的道路，很多人开始以这个为范本来写作，仅这一点它就具有典型意义。
第三个阶段才是《唐镇三部曲》，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创作之后，可以说《唐镇三部曲》是严肃小说和类型小说的新融合，是我目前创作的一个巅峰状态，但是我最好的小说，真正的巅峰可能还没出现，估计要在我六十岁左右出现，因为我现在构思了很多很棒的小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是，2008年地震被埋之后，我写出了《幸存者》，它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挑战，在这之后恐怖小说写得少了，写了一系列关注现实的小说，比如《宝贝回家》，还有《姐姐的墓园》以及《凛冬》这些小说，是切入社会现实的一些很严肃的小说，《宝贝回家》写的是那些孩子被拐卖的家庭受到的伤害，《凛冬》是几个抑郁症病人的故事，这些都是关注现实的作品。一路走来，从《死亡之书》《血钞票》到《唐镇三部曲》再到《幸存者》，这一系列的小说创作经历，到现在我心里依然有很多崭新的东西在出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小说。我正在构思一部小说叫《低语》，它可能会超越我以前所有的小说，写一个女性从小到她三十岁的故事，整个叙述方式是自己跟自己说话的方式，不光是社会的变迁，人心里的物是人非，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它可能会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现在已经写了五六万字，写得十分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