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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春平:在文学批评中寻找理性的力量与人性的光亮

2023-12-06 12: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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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西闽,作家,福建长汀人;曾在《收获》《花城》《青年作家》《上海文学》《作品》《江南》等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唐镇三部曲”:《执梦》《画师》《饥饿》以及《血钞票》《地震三书》《孤独旅行家》,短篇小说集《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散文集《肉身》《死亡之书》等50余部;有五卷本《李西闽自选文集》、六卷本《李西闽文集》以及10卷本《李西闽经典小说文集》出版;现居上海。

从严肃文学作家到恐怖小说大王

记者:很多人称呼您为“中国恐怖小说大王”“亲历汶川地震被埋76小时的幸存者作家”,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标签的?

李西闽:当年南方人物周刊的吴虹飞采访我的时候,给我弄了一个“恐怖大王”的称号,后来大家就叫习惯了,叫我大王。我觉得不要紧,戏称也好,是种标签也好,就像我们的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跟我的作品没有关系,作品写不好,叫什么也没用。但事物总有两面性,好处是“恐怖大王”“地震作家”的称号会特别容易识别一个人,不好的地方是,会低估了我的作品,这一点其实也无所谓,反正只要是我的读者,都不会看低我的作品,就像“唐镇三部曲”当时在《收获》发表的时候,责任编辑叶开就说,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恐怖小说,就是严肃的文学作品。

记者:您是个严肃文学作家,怎么会想到写恐怖小说?

李西闽:对我而言,恐怖小说也是严肃小说,恐怖小说对我的写作是一种升级,也是一种挑战。我写的恐怖小说,并不是网络上那些鬼怪故事,我并没有改变写严肃文学的初衷,只是给严肃小说披了层恐怖的外衣,小说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其实在我眼里,没有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之分,只有好小说和坏小说之分。

90年代末期,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的中国作家是比较低迷的,那个时候产生了一个危机,很多作家疑惑到底写什么?图书也卖得不好,也没人读,光靠一些文学杂志在那里,发一些传统作家的东西,也没什么大的影响。从受众方面来讲人群是越来越少了,作品写出来肯定要有受众,让自己的读者得到更多一些,没有受众的话,作品是没有意义的,我一直这么认为,并不是说曲高和寡的东西有多厉害,真正重要的作品是要有人读的。很多大师的作品,它在世界上有广泛的受众,没有这个基础,作品的生命力就会受到质疑。受众是一方面,创作是一方面,在创作的过程中,用什么态度去创作,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这种改变是挑战,我想走一条中间的道路,就是把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结合,这种创作的融合,我认为是得到了某种实验性的成功,就像我的作品“唐镇三部曲”,它没有影响严肃文学的品质,也具备一定可读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尝试是有意义的,从那以后的四五年时间,很多严肃作家就开始走这条路子了。

记者:您把恐怖小说写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小说实验性获得成功,市场和读者都很认可,有一些写作者将您的小说作为范本进行学习,能具体谈谈创作融合的过程吗?

李西闽:创作过程花了很多心血,要把一种文学形式推到极致,需要去思考很多问题,还要不断实践。从第一个文本到第二个文本,我的第一部恐怖小说《蛊之女》是完全失败的,因为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写这种类型的小说,改了二十多稿,后面历时两年才出版,但我骨子里得到了很多启示,又琢磨了很多东西。从写第二本恐怖小说《血钞票》开始,我就找到写作的一个通道了,用很优美的语言,营造恐怖的氛围,写一个阴暗雨季的故事。第二本书让我获得了某种成功,从读者的受众,到写作的质量,都有一个质的飞跃。《血钞票》这本书,当时确实受到很多写这种类型小说的人的推崇,他们写这个类型的小说,很多都是从模仿学习《血钞票》开始的,这本书成为了他们写作的一个范本。

记者:您对早期作品比较满意的是哪部?百万字量级的厚重之作《唐镇三部曲》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构思出来的?

李西闽:从开始写恐怖小说到《唐镇三部曲》,我比较满意的是《血钞票》,后面又写了《崩溃》,以及《拾灵者》一系列的小说,中间有七八本小说,之后才写到“唐镇三部曲”。“唐镇三部曲”的构思在90年代末,是我写《死亡之书》的时候,当时我就考虑以老家河田镇为蓝本,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一个小镇百年历史的长篇,但不知道怎么进入这个故事。写恐怖小说之后,我慢慢找到了一个点,农民的恐怖这个点让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

所以这个恐怖小说里没有什么鬼怪,就是写农民的悲惨生活,中国农村百年小镇的那种风雨飘摇、那种破败与挣扎,人性的复杂呈现,很多人物就浮现在眼前,我一直在构思这一个个人物,从1999年一直到2006年,真正开始写作是2006年。每一个作家的写作,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写出什么东西来,写作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从我少年时代到现在,已度过了几十年的写作生涯。

我与故乡有一种隐秘复杂的关系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童年似乎有一层灰暗的阴影,您童年时期的经历,记忆中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李西闽:每一个作家都跟他的童年分不开,童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影响深重,比如说苦难的童年,可能会伤害一个人,因为苦难绝对不是好东西,我不会歌颂苦难,它肯定是很伤人的东西,谁也不愿意踏入苦难,谁也不愿意过苦难的生活,包括有个苦难的童年。但我的童年,就是很灰暗的,那个时候死亡经常会出现,比如每年春天五月份的季节,下暴雨涨洪水经常会淹死人,洪水会把河堤冲开,很多小孩,或者年轻的人,会葬身于洪水之中,那种苦难是很鲜明的。我记得常常在放学后,天空还下着雨,一群人在那里哭,我就知道又死人了。有的时候碰到一个小姑娘死掉,因为她年轻,尸体不能进房子,就停放在外面,用片竹席子把她的头和身体盖住,脚会露出来。当我看到那双脚,心里就一下子会陷入一种很恐惧可怕的境地。我从小就对死亡就有很深的认识,死亡好像是无处不在的,死亡的天空是惨淡的,如同黑白电影里面的那种旧年代的生活,很多人一辈子内心都会留下死亡的阴影,而这些阴影都是苦难。

记者:您的散文《路迢迢》中,讲述自己八岁时不满于故乡贫穷与饥饿的苦难,计划逃离故乡,离家出走二十几天的传奇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吗?童年的苦难对您创作有什么影响?

李西闽:我很小的时候就想逃离河田镇,一直就想逃走,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不是好地方,那么多苦难,那么破旧,色彩灰暗。我一刻也不想待在那里,但童年的自己无处可逃。《路迢迢》是真实的记录,八岁那一年的出走,对我影响特别深刻。我那时就知道,未来自己一定会逃离这个地方,在这里是活不下去的。这种苦难它曾经伤害到我,但是被我化解了,化解之后,才会勇敢地走出去。人是忘不掉那些苦难的,但是它最终没有成为伤害我的东西,它不是一把利剑,需要我扛着,后来苦难成为滋养我的东西,成就我的东西。我的故乡和童年的苦难经历,对现在的我来讲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对文学创作的一种营养,它长出了文学的花朵。许多人为什么走不出童年的阴影呢?因为他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哪怕是到了外面,如果没有尝试着去打开自己的心灵,去接纳它,去理解它,去原谅它,去跟童年和解,也走不出苦难。童年永远是心头的一把剑,它会刺伤你,会时刻拨开你的伤口,让你难受。但尽管如此,我依旧厌恶苦难,也一直在批判这种苦难,永远不会赞美这种苦难的生活。苦难与贫穷就是恶的根源。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摆脱贫穷,摆脱苦难,就是摆脱邪恶,就是要摆脱人性的那种恶。当然我的童年是很丰富的,它并不是单一的,苦难的比重会占得比较大一些,但童年还是有美好的回忆。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红鱼》,讲述一个美好的女孩子,在河边天天跟一条鱼对话的故事,那都是我的想象,当时很喜欢一个小姑娘,就希望她更美好。我去年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一篇非虚构作品《远去的滑轮车》,写的是在苦难年代互相取暖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我的童年特别多,少年时代那些萌动的情感,小朋友之间那种友爱,都会留下很多美好的东西,还有对外面世界美好的幻想,外面的世界是未知的,未知的东西反而会让你更加充满想象,这种想象的过程也是很美好的一种童年记忆。童年里这些灰暗的、明媚的记忆,都是我创作的沃土。

记者:您曾说记忆中的故乡,萦绕着死亡的气息,您的作品中有一种从故乡抵达万种离愁的伤感,很多人热爱故乡,也惧怕故乡,您在外行走多年,回过头来看,是怎样理解故乡的?

李西闽:有的时候人年纪越大,可能会想回故乡多待一段时间,但是每次回去待几天或者十来天之后,又想逃离那个地方。对故乡的感情很复杂,它跟你好像有联系,又好像没联系,它总是若即若离的,你又痛恨又爱它。故乡这么多年发生了很多变化,已不是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了,变得又陌生又亲切。故乡对我来讲,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地方,但故乡和我有一种严密的关联,我的很多作品,还是在写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包括写城市小说的时候,那片土地上的人物又会跑到笔下来,我与故乡总有一种隐秘的关系,好像它总在暗示我什么,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

文学启蒙与命里终须有的创作之路

记者:您很早就开始发表作品,少年时选择去当兵,但要成为一个作家,成长路上会面临很多人生的分岔路,在穿越这些小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坚持走了从文这条路?

李西闽: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迷恋上写作,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结果数学就学得很差,没考上大学,17岁去当兵也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们班里的同学基本都考上大学了,就剩两个人没考上,我就是其中一个。没考上大学,我跟着堂叔去到一个很偏远的、靠近江西的山里,去做泥水匠学徒,又是小工,一天两块钱的工资。我心情郁闷,天天去村里面一个小吃店,要一壶米酒,切一点猪头肉什么的,一个人喝闷酒,每天晚上就在那边赊账,喝到工资都不够还钱。小吃店有两个人在经营,一个是中年人,一个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堂叔月底去黄山出差,就和我说,这个月不给你钱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拿去还你欠小店的钱还不够,下个月再说吧。我不管,还是常常去喝酒,有一天那个小姑娘见我一个人在喝酒,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话:看你跟那帮工人不一样,你不是池中之物。我一听,想这小女孩又没读过书,她怎么知道池中之物这个词,就觉得特别惊讶。我就问她,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她对我说,你是高中毕业生,可以去当兵,我们村里有一个高中毕业生去当兵,还考上了军校。我一听,这也是一条出路,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可以出去打工,要走出山区只有两条路,一是考大学,一是当兵。后来我就选择去当兵,那一年秋天就去部队了,这个经历也是蛮离奇,如果没有那个小姑娘提醒,我真的可能一辈子就在那里,也可能不会写作了。因为在年少时,人的精神如果一直很困苦的话,就会放弃最初的那种理想,去选择生存,因为生存才是最现实的东西。

记者:您在文学创作初期,遇到了哪些困难?是如何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的?

李西闽:2004年从部队自主择业以后,开始走上职业作家道路。我在写作上真没碰到过困难,一路都挺顺的,可能主要是心态好,退稿也无所谓,反正一个杂志退稿,我就拿到别的杂志去发。我写出来的作品,也没什么废品,基本上都能发表,只是有好坏之分。每个时期都有一些我满意的好作品,也有垃圾作品,这是很正常的。但我对自己要求也蛮高的,不是说外境很顺,我就乱写一气,要构思好每一个作品,要把它们好好写出来。我珍惜自己的天赋才华,很敬畏它们,不会因为发表容易,就降低自己的质量。我在生活里时常见义勇为,帮人家打架,抓小偷,有一些很张扬的行为,但在写作上一直是很谦卑的,我越热爱的东西,对它就越诚惶诚恐,从没觉得可以拿这个来炫耀,因为写作是自己很私人的事情,一定要写出你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才对得起自己。一份自己最热爱的事业,写出好作品是应该做到的事情,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当作品写出来,某种意义上就不属于作家了,它属于这个社会,甚至属于全人类、全宇宙,它有自己的命运。每一部作品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写完就长大了,该让它走了。

记者:您体验过许多职业,当兵二十一年,当作家,还和朋友开过饭店,做过图书公司编辑,还做过书商,您的职业经历对创作有什么帮助吗?如果您不当作家,会从事什么职业?

李西闽: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很少有人一帆风顺的,我身边的同学们也好,我的朋友们也好,都经历过很多,也拥有过很多职业。对于我个人来讲,经历的确是一种财富,文学它就是一种社会学,你是要写社会,要观察这个社会里面人性深处的东西。在某一个职业领域,某个空间里面,都有美好的东西,也都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多经历一些职业的话,人生会比较丰富有趣。你不仅洞悉了许多人,得到了大量素材,随便想写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脑海里一下就浮现出来了。我现在创作时,不用考虑有没有细节可写,有没有人物可写之类的问题。我想写什么,都会有大量的故事、大量的人物、大量的细节涌现,这跟我丰富的经历有关系。一个人写作的话,一定是要有很多细节,人物都是要很准确的,一旦经历多了,写任何东西都会写得很准确。如果不当作家,做一个普通人也挺好,我厨艺很好,吃过的人都说好吃,或许会当厨师,或许会从事别的工作,谁知道呢,仿佛一切都是天注定。

记者:您有一部中篇小说叫《以作家博尔赫斯命名的房间》,在成长过程中,您是否受到了某些作家或者文学流派的影响?作品中有哪些元素是向其他作家致敬的?

李西闽:在桂林有一个书店旅馆,有十几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是用名作家来命名的。我住的那个房间,就是以博尔赫斯命名的,我在那里写了一部小说。这个房间是真实的,但所有故事都是虚构的。向某位作家致敬,我好像没有过,都是自发的写作,或许会借鉴一些叙事方式,也只是去做另一种创新融合。但在早期有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我看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是《基督山伯爵》,当时我正在读初中,记得四册《基督山伯爵》,好像是两块多钱。因为没钱,整个夏天我都在采金银花,然后把金银花拿到收购站去卖。收购站刚好就在那个新华书店旁边,卖完金银花攒够了钱,我跑到书店,结果那套书卖完了。为此我躲在一堵墙后面哭,哭了半天。后来一个堂叔知道这事,他在我们县城师范学校里读书,他说可以帮我去县城里面看看。我就把钱给他,星期六他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一套《基督山伯爵》。

在这之前我偷偷读了很多古典小说,那时候都是繁体字,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书,当我第一次读外国小说,才发现西方讲故事的叙述方式,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另一个不同的小说世界。所以《基督山伯爵》对我影响很大,算是我的小说启蒙,当时读了起码十几遍。当兵走的时候,我把书放在家里老柜子里面,后来有一年大洪水把它冲跑了,不然现在还在。

记者:您在体验失败与成功等不同的人生阶段时,是如何看待人生起落的,是用怎样的心情度过人生不同阶段的?

李西闽:人生起落是常态,对我来讲高光的时刻反而比较少,很多时候都是失败的人生。我在做书上是失败的,开饭店也是失败的。在失败者的整个人生里面,失败的成分要比成功的时候多得多,对失败也已经习以为常,不会让我痛苦,只会增加一个又一个人生的体验而已。文学上我也是个失败者,说实话没有能写出更好的东西,可能未来会有,但偶尔的一些小成功还是让自己很快乐的。比如在某个刊物上发表一个小说,心里都会持续几分钟的快乐。因为创作是自己喜欢的,也是自己选择的,纯粹创作自己喜欢的东西,在创作的过程中就是快乐的。我不管这本书发行量有多大,或者有多少读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本就不愿意去考虑这些,考虑也没有什么用,只要自己写出来,完稿了,那真的是很开心的体验。这就是创作过程的快乐,也是体验人生的快乐。比如我开了个公司,失败没关系,只要过程还蛮有意思,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宝贵的人生体验。我对那种成功,就是所谓的大成功有一种羞涩感,如果我很看重这个的话,可以投机钻营,可能会拿到更多的东西,也可能失去更多,但是我都不会,我甚至会放弃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写作的过程才是最关键的部分。至于所谓的成功,获奖什么的,让我上台领奖,我可能会很羞涩,觉得配不上这个奖,经常会这么考虑,这个奖好像是给错了那种感觉,因为我确实不在乎这些东西,我不会为了一个奖去投机钻营,对此没有任何渴求,这可能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系,因为很简单的事情我就会满足。十几岁时发表第一篇小说,我把十二块钱稿费,给我爸八块钱买化肥,还有四块钱,请同学们吃卤猪蹄,大家都很开心,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之后所谓成功的时刻,都是用这样的心态度过的,就是很平常的快乐。我所有的经历,失败的过程也好,成功的过程也好,都是去享受过程,对我而言都一样。

记者:您长达三十九年的创作生涯中,在追寻文学梦想的路途中,有遇到过什么困境吗?比如写的作品被退稿,稿费无法支撑现实生活?

李西闽:我在写作上基本上是顺风顺水的,发表第一篇小说,到发表第二篇文学作品,中间经历了四五年的时间,退稿纸一麻袋一麻袋的,但那时候还小,也没感觉,反正继续写,自己还年轻,也没那种挫败感,像一头倔驴一样,一直往前拱,什么都不怕。在我17岁当兵的时候,在新兵连就发表了第二篇作品,是一首诗歌。这第二篇被发表的作品,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写作对我来讲真的是很顺利的,后来也一直没碰到因为退稿让我灰心的事情,对于我来说退稿是很正常的,就和家常便饭一样,你爱发不发,觉得我的作品好,你就发表,不好我也不会去强求,也强求不了,这个东西是顺其自然的。

关于稿费,关于钱的问题,可能因为小时候的苦难经历,钱或者贫穷是打击不了我的,我没钱的时候,要饭都要过。遇见困难,没钱的时候,确实是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但我可以吃糠咽菜,就吃咸菜和稀饭,一分钱也不花,没饭吃的话,就去喝凉水,再难也顶得过去。

记者:一个人平衡现实与理想是很难的事情,您在苦难困境之中,还会坚持写作吗?

李西闽:会呀,写作是我的热爱,我的爱好,我会把苦难跟写作分开,而且分得很明白,去解决现实中深层次的困难,跟我的写作是两码事,可以一边谋生一边写作,我会想办法找到另一条道路,就是说解决现实的办法。人生那么漫长,肯定经历过很多困难,也有一分钱都要命的时候,简直恨不得去卖血,没办法困难来了,就硬着头皮顶上去,也不能退缩,就是得活下去。所以我觉得也得益于童年的那种苦难,后来碰到任何困难都可以顶过去,从来没有什么挫败感,包括写作方面,比如说《死亡之书》这本书,经历了四十多家出版社退稿,我也不会去烦恼,觉得总有一家出版社会出的,后来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记者:您在创作过程中,遇见过什么困难,会让您感受到挫折和痛苦?您是如何克服的?

李西闽:创作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瓶颈期,也有一部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但又觉得这个小说题材特别好,比如写了十万字又写不下去的时候,那当然会很痛苦了,但痛苦没办法,别人又帮不了你,不像没钱的时候,还可以问别人借一点钱。写作是很私人的事情,你是真的没办法,但你也不能太折磨自己,那就先放下,就不写了呗,有什么了不起?哪天灵感一下就打通了,峰回路转,那就继续写下去。也有十几个中短篇,现在还放在那里,写不下去就不写,没办法就绕着它走,不能去硬碰它,因为有的东西肯定是机缘没到,硬着头皮写的东西肯定写不好,不如干脆放弃写新的东西,能够顺利写出来的东西。

记者:您感觉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创作小说,更能创作出满意的作品?

李西闽:其实好的小说诞生,作者自己写第一段时就有感觉了,这肯定就是个好小说,不会差的。写作的过程,觉得自己越写越深,写很多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东西,就会完成一个好作品,你自己感觉得到。我写作可能跟别人不一样,构思的时间会比较长,构思完了以后,会找一个地方待一两个月去写作。我是很疯狂的人,创作的状态很忘我,比如说一天写作十六甚至十七个小时,对我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唐镇三部曲”中的某一本书,是我在海南三亚写的,当时把自己关在一间房子里,一箱方便面,一箱啤酒,一箱矿泉水,可以一个星期不出门,甚至两天不吃饭,不分白天黑夜,写累了,躺一会醒来又继续写,选择了一个好题材,便一口气把它写完,这种一气呵成的状态写出的东西,相对来说我也比较满意。

不断创新,写作才有意义

记者:您的作品信息量如此之密集厚重,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样,您发表出版那么多作品,其中有很多量级很重的长篇小说,您如何保持惊人持久的创作力?爆炸性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李西闽:我能保持创作的激情,最重要的还是喜欢写作,写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我几天不写东西,就有一种荒废的感觉。再说句老实话,因为我是靠写作为生,我必须这样写作,才有收入,不写作就没收入,我需要养家糊口,还要请朋友们喝酒,所以写作它是一种生存的手段,这个也不怕丢人。是热爱和生存这两个点支撑着我,让我保持着高度的创作热情。

我的灵感特别多,在街上走一段路,就会有好多灵感出现。我会把这些灵感分类记录在手机备忘录上,哪怕是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有的适合写短篇小说,有的适合写中篇小说,有的只适合写长篇小说。在沉淀一段时间后,一些灵感会被我慢慢淘汰,我会挑出一个最值得写的,把它构思成一个完整的作品。作为一个作家,很重要的是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敏感度,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没有敏感度了,觉得什么都不新鲜,一切都没意思了,那这个作家的创作生命也就完结了。一个好作家始终会保持一种高敏感的目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永远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还要有一种责任感,并且总能捕捉到他需要的素材,还要不断去发现新的事物,才有创作的可能性。我写的三十多部作品,每一部都不一样,保持自己有新的作品呈现给这个世界,呈现给读者,写作对自己有要求和挑战,不能一直延续一种风格写,如果这样我早就不写了,重复性的写作毫无意义。

记者:您的小说每一本都具有文本创新的实验性,比如同一个系列的“唐镇三部曲”,从儿童视角到对气味的强调,以及文本并置结构的创新,每一本小说仿佛都在经历一次独特的冒险与挑战,您对小说的创新性有什么样的理解?

李西闽:创新是作家生命力的一种表现,我的每一本书都力图与前面所有作品不一样,我要保持那种旺盛的创作生命力,这是我写作路上不断前行的一种推动力。作家写小说很容易就陷入一种困境,每个作家可能都经历这个过程,你写了一段时间以后,几年没有新作品出现,或者没有新的文本出现,还是延续之前的那种创作,就会有一种焦虑感,怎么解决这个焦虑的问题呢?对我来说就是创新。而文本的创新,其实是你对自己的生活,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找出某一个新的点,会生发出很多新故事,才能保持这种创新能力。为什么我每一部小说都不一样,我彻底写完一部小说,就不会重新使用这种写作方法,或者用这种结构来写第二部小说,我肯定会有新的结构,要找到新的内容,来呈现我的文学世界。这种不断创新,对我来讲是一种永远的激情,也是一种方法,一直在不停地追求,一直不停地努力往自己的世界里奔跑,一直是往前走的,而不是往后走,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作家不要重复自己,因为重复自己是很可怜的,如果没有创新的话,对于作家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有的作者你不用看他一百部小说,看一部就足够了。创作是一种力量,我要给读者带来新鲜的体验,那肯定要不停地往前走,不能重复自己,重复自己是失败的,就等于说你抄袭了你自己,抄袭自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不断创新,写作才是有意义的,作为一个作家才有存在感。

记者:您在小说创新上的不懈努力,让读者看见一个文学世界的多维迷宫,除了创新意义,您坚持创作的信念还有什么?

李西闽:坚持创作的自由和良知,好像以前有人说过,先锋就是自由,我同意这句话。你只有自由地创作,作品才是走在前面的,是与众不同的,不是重复自己的。这种自由要规避很多问题,自我审查的问题,以及这个世界对你的要求。其实真正的写作,是不在乎出不出版,发不发表的,是你内心要表达的东西,能不能流畅地表达出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坚持,我的创作一定是我想要写的,我想表达的,而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或者去讨好某种东西所写的作品。我一直坚持自己创作的理念,写自己世界观里的东西,而不是委曲求全,去刻意歌颂什么,不能违背自己的心,违背自己的灵魂。一个作家的良知特别重要,良知是最重要的信念,每一个作家都该具备。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创作相对来讲是自由的,不会受到一些外界的限制。除了良知,我的内心有一片纯真的世界,保留着初始的那种天真,人的天真是很珍贵的。我现在五十多岁了,但心里一直有二十五六岁时,看待世界那种毛茸茸的天真。

记者:您的创作从《死亡之书》《血钞票》到《唐镇三部曲》再到《幸存者》《宝贝回家》,每个时期作品有什么不一样,是如何演变的?您认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哪一部?

李西闽:每个阶段都有我认为最好的作品,比如在九十年代,我认为最好的作品是《死亡之书》,我创作时饱含着一种内心的愤怒感,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愤怒,也是对人生苦难的一种即时记录。《死亡之书》写了二十多个死亡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我少年时期耳闻目睹的一些死亡故事。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有过很震撼的体验,当时我躲在诏安县海边,一个叫港口村的地方,住在一所没有装修的房子里面,半夜还漏着风,就用塑料布把那个窗户钉起来,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还有一张床,其他什么也没有。那时有一个村里的老太太死了,每天晚上打鼓,有一种古老的声音,还有吹唢呐里的哭声,死亡的气息与苍凉感一直伴随着我。我在那里写了一个月,内心是很震撼的,对死亡的理解和认识,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死亡之书》是我1990年代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到现在为止,它也是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第二个阶段是我写恐怖小说的时期,就是从2000年到2008年这个阶段,我觉得最重要的小说还是《血钞票》,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很多东西,它甚至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时我从部队离开,没有选择地方政府给安排的工作,选择了职业作家的道路。当时很多人劝我不要走这条路,你可能会养不活自己,写《血钞票》这本书,让我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从文本上,从书的发行量上,都让我获得了文学价值和经济利益两方面的收获,这本书是改变我人生的一本书。当时我刚转业到上海,举目无亲,不知道怎么办,就准备靠写作为生。《血钞票》让我活下来,给我打开了另外一种事业局面,是另外一条道路的开始,所以《血钞票》对我来讲很重要。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中国小说文本实验的一种成功,在2000年它是有巨大贡献的一本书,打开了悬疑小说和恐怖小说新的道路,很多人开始以这个为范本来写作,仅这一点它就具有典型意义。

第三个阶段才是《唐镇三部曲》,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创作之后,可以说《唐镇三部曲》是严肃小说和类型小说的新融合,是我目前创作的一个巅峰状态,但是我最好的小说,真正的巅峰可能还没出现,估计要在我六十岁左右出现,因为我现在构思了很多很棒的小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是,2008年地震被埋之后,我写出了《幸存者》,它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挑战,在这之后恐怖小说写得少了,写了一系列关注现实的小说,比如《宝贝回家》,还有《姐姐的墓园》以及《凛冬》这些小说,是切入社会现实的一些很严肃的小说,《宝贝回家》写的是那些孩子被拐卖的家庭受到的伤害,《凛冬》是几个抑郁症病人的故事,这些都是关注现实的作品。一路走来,从《死亡之书》《血钞票》到《唐镇三部曲》再到《幸存者》,这一系列的小说创作经历,到现在我心里依然有很多崭新的东西在出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小说。我正在构思一部小说叫《低语》,它可能会超越我以前所有的小说,写一个女性从小到她三十岁的故事,整个叙述方式是自己跟自己说话的方式,不光是社会的变迁,人心里的物是人非,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它可能会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现在已经写了五六万字,写得十分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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