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一萍：写作让我的人生不那么空虚和荒凉
写马写人性
致敬新疆致敬过往
记者：首先祝贺新书《名叫月光的骏马》出版，书的封面和书名，就真的很“卢一萍”，草原、大漠、军营……我感觉这种边疆生活的烙印是深入您骨髓的。所以，这部集子的10个短篇，还是在致敬您在新疆生活的岁月？
卢一萍：我17岁入伍进新疆，40岁因工作调动离开，除去3年军校生活，我在新疆整整生活了20年。我曾在帕米尔高原当过3年排长，然后沿整个西北边防一线采访，去过所有的边防连和前哨班，并多次去阿里采风；后来，我采写《八千湘女上天山》，加之做过背包客，走遍了新疆腹地，对新疆的人和事比较熟悉，一直很关注。但我写作的场域也主要在塔克拉玛干和世界屋脊的几个点位上——当然，这个背景已经够宏大了，这部小说集里的故事都发生在那里。我是在2012年12月初调到成都的，今年，是我离开新疆的第十年，出版这部小说集，也就的确有了向新疆生活致敬的意味。
记者：10个短篇，以马做文章，这是巧合，还是您有意而为？马在这部集子，在您的笔下，是否是一种精神图腾？写马，实写人性。
卢一萍：我喜欢马，中国史和世界史都可以说是马协助人类完成的，里面充满了马的身影、马的血和马汗味，所以，我笔下的马，如果不是精神图腾，也至少是赋予了精神内涵的。你说得对，我写马，有时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写人，写人性。
我对马的感情很深，马是我的战友。在边地，人与马是一种相互依靠的关系。在帕米尔高原当排长时，边防连的巡逻、执勤任务、包括日常生活都必须依靠军马。所以，我分到边防团的第一课就是学骑马。因此，我也曾是一名骑兵。所以，我写边地的小说，总会有马的影子，这跟我们写城市题材的小说总会写到汽车是一样的。
背对所有喧嚣
书写生命的无限可能
记者：近年来，无论是您的长篇小说还是纪实文学，都能看到世界屋脊、大漠戈壁的影子，都是极致的地理空间，极端的生存环境，在这部小说集中，《最高处的雪原》也是一开场就描写了阿里高原的一场暴风雪。正如矛盾冲突是故事情节的运行动力，这种外在的绝境可能带来的一切反击，正是您的创作兴奋点？也是您希望给读者带来的吸引力？
卢一萍：我曾经生活在你说的那个地域，我了解那里的人、历史、地理状况、风景风物，我多年往返奔波在那些大漠戈壁、冰峰雪岭之间，那是最震撼我心灵的人生经历。你想想啊，天山、喀喇昆仑、昆仑、冈底斯、喜马拉雅，还有帕米尔高原、阿里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应该是地球上雄阔的地域，最壮美的风景，而最打动我的，是生活在那里的人，我接触、了解了不少。我体验到了生命的顽强与脆弱。这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使我知道什么是值得我去做的。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那里的人的对立面就是极端的生存环境，每个人生命的样貌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光芒。生命的无限的可能性——包括其脆弱性以及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和命运——是我的写作要去探究的，也的确是能引起我去创作一篇又一篇小说的动力。
从我接收到的反馈来看，凡读过我小说的人，还是会被其中的异质感和我所呈现出来的生命的样态所打动。对于我和我的读者来说，那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但又与我们息息相关。
记者：您的写作始终抓住属于自己的地域气质，而这个地域，来自边疆，来自军营。军旅题材一直贯穿于您的写作，我很好奇，如果仅仅是在那些地方有过当兵的经历，那些素材不可能如此生生不息。所以，在您的军旅生涯中，您是如何从客观流逝的时间中，获取主观永恒的写作资源？
卢一萍：我重要的人生阶段是在军旅度过的。但我们很多时候的生活，无非是为了养活自己。无论我用哪种途径活命，我的梦想一直是做一个作家，非常幸运的是，我没有偏离这个梦想太远。所以，我是在用心体验我经历的一切，不管是幸与不幸，痛苦还是悲伤，其目的，就是为自己的写作服务。
我身在军旅，但当我确定要成为一个作家后，在履行职责的前提下，其实刻意与其保持了一种距离，这种距离是一个写作者与描述对象之间的距离。因为你要看清它，这个距离就是必须的。如果它是一滩水，你作为那滩水里的一滴水，只有勇于成为被它最先蒸发的水蒸气，置身空中，才会俯瞰到那滩水的成色、样态和纯净度。太多的人害怕被蒸发，混淆其间，沉湎其中，但最终，每一滴水都难以摆脱被蒸发的宿命。
我还有一种做法就是背对它，背对军旅、文坛，包括热闹、功利、喧嚣，甚至生活本身。这样，你就可能体验和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获得你希望得到的那种对写作有用的资源。
我写“荒芜英雄”
也写“新寓言”
记者：您笔下的军人，和那些发生在荒原大漠的故事，其实与很多“军旅题材”的书写并不一样。很多作家写的英雄很大，但您的笔下英雄很“小”，比如一人一马，他们是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蠕动，不是我们惯常思维里的飞驰。扎根边疆、餐风饮雪的战士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时，同样显得渺小，天山女兵战无不胜却无法自主幸福的无可奈何……这种反英雄化的书写，您是希望重新定义“英雄主义”？
卢一萍：题材有很多种类，但一个题材在作家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最终面貌才是最重要的。它要超越题材本身，使其具有一种普遍的文学价值。我们写作的雄心无不如此，我相信，每个有抱负的作家无不在为此努力。
我没有见过大英雄，也怀疑他们真的存在，他们似乎只存之于神话和传说之中，比如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奥德修斯，中国神话中的夸父、后羿等。我所见的英雄都是普通人——是在某个节点上遇到了需要他们奋不顾身的时候，能舍身忘死的人。这其实不是“反英雄化书写”，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书写”，因为英雄首先是人，而不是神。如果是神，其有神力，其可不死，做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哪还是英雄之举呢？英雄所为，就是每个普通人都有可能做到的，比如有人遇到危难，勇敢上前；甚至一个害羞的人，遇到意中人，走到她面前，说出了“我爱你”。
我最近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叫《无名之地》，有人说我写的是“荒芜英雄”，我认同这个说法，《名叫月光的骏马》这部小说里，大多是这样的“荒芜英雄”。
记者：那就回到这部最新短篇小说集，在推荐语上，我们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字眼“寓言”，《白山》出版时，也有这个标签。在您看来何为“寓言”？小说的“寓言性”如何表达？
卢一萍：《白山》是个“寓言”，其实不是个标签，它就是个“关于谎言的寓言”，或者说是“新寓言”。《名叫月光的骏马》中的有些篇章是具有“寓言性”的。但我所说，与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还有区别，也就是说，他不是《伊索寓言》的那种寓言，而有些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已盛行的、一些思想家为了阐明道理，或当成辩论手段而采用的那种寓言，在《列子》《庄子》《韩非子》中收录较多，比如《农夫与蛇》，而其实呢，它更接近于魏晋南北朝的嘲讽寓言，唐宋的讽刺寓言。
我小说的“寓言性”有时候其实只是为了给文本增加一种厚度，给写成的小说这个“实体”多增加一重倒影。
“乌有之地”也现实
在非虚构上虚构
记者：都说您在小说里创造了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乌有之地，但我想，任何超现实主义的写法，都是基于现实主义。在现实与超越现实之间，如何做到平衡？
卢一萍：从文学意义上讲，那的确是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乌有之地，但我写过的每一个地方，在地图上都可以找到，或者说我可以带你去到现场。比如天堂湾、塔合曼、乐坝，我只是把这些地方文学化了，所以带有了虚幻的色彩。我有时会在写作中用超现实主义的，或者其他诸如后现代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既然这些手法存在，它就是为小说写作服务的。小说的细节都是我的体验，哪怕是想象的部分都是基于现实的。所以，也可以说，所有小说家的写作其实都是现实主义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虚构与非虚构写作？
卢一萍：我的写作中，既有虚构也有非虚构作品，我是在非虚构的基础上来虚构的，非虚构为我的虚构提供了很多素材和细节，也让我更深入地了解现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我是那种体验型作家，我在写完想写的小说之后，都会出去跑一跑，写一册非虚构的书。这是因为我从中体验到了这样做对我虚构作品写作的好处。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断断续续做过十年背包客，那十年把我的心跑野了，在书斋里待不住，我也不是一个能在某个地方一直待得下去的人，所以老犯“意马心”，过那么一两年，就想到阔天阔地里去跑一回，看看新的风景，认识新的人，了解新的生活。我对某些事物充满了好奇，总想去探究，并从中吸收养分。非虚构写作需要采访，给我提供了这个便利。
我对非虚构依然充满偏见。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学生态中，还是主要担负歌功颂德的功能；当然，也有非此类功能的，文学性比较强的，但为数不多。“非虚构”在我们的文学语境里，还没有走到“第四类写作”那一步。它更多的还是报道，能做到客观、真实，已属不易。所以，它还是一种功利性的文体。现在，这种功利性也迅猛地渗透到了小说写作中。那些写得过于实，与现实贴得过于紧的小说，严格意义上，当属于非虚构。
警惕标签化写作
保持慢工出细活的态度
记者：在某些采访中，您都强调，不希望被贴上“军旅作家”的标签，那么，您对自己的写作有怎样的定义？近年来，您也写过《大震》《扶贫志》等作品，驾驭非军旅题材之外的写作，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卢一萍：我的写作都是某种题材之外的写作。我认为，作家只有两种：优秀的作家和不优秀的作家。你可以说我是个写得很差的作家，这至少有你对我写作的评判在里头。我不是某个职业类型里的写作者，比如“农民作家”“底层作家”“煤炭作家”“公安作家”，这些贴“标签”的界定都过于简单化，只方便一些没有批评素养的评论家来言说。的确有只能写某一类题材的作家，但大多数作家的写作面貌是多样性的、复杂的。我绝大多数作品的题材都不是军事题材的，即使是，我也力求超越那个题材本身。所有的题材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作家写得如何。
记者：10年写出《白山》，行走多年拿出《名叫月光的骏马》。感觉您在作品的打磨上，不急不躁。所以，于你而言，写作的意义何在？
卢一萍：写作是个手工活，我从小就从父母那里晓得，“慢工出细活”。其实，说是10年写出《白山》，但真正写作的时间并没有用那么多。但琢磨的时间长，消化一个人物、一个故事的时间长；写完后，因为各种原因——比如一时发表不了，出版不了，会放很长时间；当然，放置的这个过程，也是不断修改它的过程。
在人世间所有的工作中，写作是我唯一愿意去做的事，它可以让我的人生不那么空虚和荒凉。对我来说，这就是写作的意义。
“经典”是鼓励
“70后”当老骥加鞭
记者：《经典70后》中，你是唯一一位入选的四川作家，与徐则臣、弋舟、阿乙、李浩、田耳、张楚、乔叶、鲁敏等的作品一起收录其中。对此，您有何感想？
卢一萍：《经典70后》是由《作品》杂志主编、“70后”作家王十月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分上、下两卷，一千多页，上卷由付秀莹、乔叶、魏微、梁鸿、黄灯、鲁敏、塞壬、盛可以8位女作家占据；下卷收录的是我和徐则臣、弋舟、田耳、石一枫、阿乙、李浩、张楚8位男作家的作品，每人自荐一部小说，配一长篇大论——也就是作家论，长的有4万多字，书出得很漂亮。“经典70后”原是《作品》开设的一个栏目，入选的作家的小说和作家论先在杂志上发表过，结集时部分作家重选了自己的作品。
“70后”这个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最先由《芙蓉》提出，开了一个栏目，叫“70年代人”，推的第一篇小说是我的中篇《寻找回家的路》，当时的“70后”作家最长者才二十六七岁。2000年，李敬泽、宗仁发两位老师相约在《人民文学》和《作家》推出“70后”作家时，我们已是而立之年。我当时身在边关，信息闭塞，与外界少有联系，文坛离我很远。待再写小说，已近不惑之年；到“经典70后”时，已是半百之龄了。
按照卡尔维诺的说法：“经典是我们道听途说自以为知之甚多，却在真正阅读时发现它们愈加独一无二、出于意料并且独具创意。”所以，我理解，无论是杂志社还是出版社，提出“经典”的初衷，更多的是一种鼓励，是给“70后”的老骥“加鞭”，催促大家，时日有限，继续努力。
记者：最后，能透露一下，您有什么正在创作的新作吗？或者，有没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卢一萍：我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叫《少水鱼》，近40万字，我自己还比较满意；另外，还有三四册小说集在年末或明年初要出版。
因为刚写完长篇小说，所以还没有明确的新创作计划。再休整些时日，春节后吧，我可能会再出去野一圈，从虚构世界进入非虚构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