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骏：满怀激情书写“小人物”的英雄史
李骏，湖北红安人。1990年入伍，先后戍边新疆、西藏，曾就读于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指挥系、解放军艺术学院青年作家班、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花城》《解放军文艺》等刊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出版《仰望苍穹》《黄安红安》等著作16部。作品曾获第十一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冰心散文奖、长征文艺奖、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解放军文艺奖等，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精选》等转载。
我一直相信，坚持做自己，必定事有成
记者：李骏好，我查了一下，你第一次给《解放军文艺》写稿是从一九九六年开始的，到目前，共在刊物发表了有四十多篇，有时一年三期上都有你的作品，且都在下半年。真有理由说你是咱们“文艺”培养出来的作家。请你说说与编辑交往中一些难忘的细节，比如他们对你作品提出的修改意见，你是否认同？
李骏：非常感谢《解放军文艺》，没想到发表了我这么多作品。我真的觉得自己是被咱们刊物培养、激励与帮带出来的。所以我一直把编辑部当作自己家，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首先就是想投给“文艺”。后来还写了两篇感谢的文章，一篇是《此情永远成心忆》，一篇是“文艺”出刊五百期上的《永远的家园》。可以说，没有《解放军文艺》，就没有我今天的创作成就。一九九六年，王瑛老师编发我的作品时，我都没有见过她，但现在我还保留有我投稿时她给我写的回信，包括文章的修改、看法及建议等。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参加原总后主办的笔会，还把王瑛老师认错了，对着另一个作者谈了半天，以为她就是王瑛老师。那次笔会研讨了我的中篇小说《仰望苍穹》，王瑛老师记住我了，把我介绍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二图书编辑部帮助工作，我开始近距离地与文艺社的老师们接触，这对我写作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离开后，不管编辑部换了多少个主编或责编，从佘开国、王瑛主编到郭米克、刘立云主编，再到后来姜念光和现在的文清丽主编，大家对我都非常照顾和关心。原来的部分编辑，如王大亮、殷实、李亚到现在的唐莹等老师，也都处成了朋友。无论是约稿、谈稿与改稿，编辑们都坦诚实在，还经常倒过来请作者吃饭，让人非常感动。最难忘的是二〇〇三年，《解放军文艺》想调我去当编辑，把我的档案都提走了，但当年遇上原单位建院五十周年，要我留下来干活，领导们不放。等活动结束又遇上全军精简，调人冻结，我刚好被上级机关部门选调去了，他们派人把我的档案提了回来，所以没有去成。虽然如此，但老师们对我的关心，就像亲人间的关心一样。对作者，不仅在写作上帮，发表文章上帮，还在工作与生活上帮——帮你答疑解惑、规划人生、扶贫济困甚至都可以借钱给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所以，我所有重要的作品，都是在《解放军文艺》上发的；绝大多数获奖作品，也是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后获得的，我一直心存感恩。编辑老师们在创作上提供的帮助，尤为感激。他们见多识广，倾尽心血，经常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特别是讲到细节运用与表达方式问题，对我后来的创作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编辑老师无论是退休还是没退，都把我当自己人，我也把刊物当作自己的家一样对待。
记者：我们很熟了，从总后开笔会认识到全军青年作家培训班成为同学，又到一个办公室成为同事，说我了解你，真不是虚的。真的特想念那时，我们整天谈文学、畅想未来，好开心。写小说、报告文学、诗歌，你样样行。虽然各种体裁都写，但最钟情的不用说是小说了。我一直认为我熟悉的作家里，最有英雄情结，最像军人的人，你位居前列。不论你的站姿，还是你的作品，通过你的作品题目就能看出来，比如《梦回吹角连营》《营区的光线》《机关吹阵凉凉的风》《东营盘点兵》《英雄表》等，多是写部队或机关生活的。我最喜欢你写的反映机关生活的小说，它跟别人写的不一样。你笔下的参谋干事那么鲜活，读来让人感觉好像就置身于他们之中，他们的苦恼、喜悦，那么真切与细腻。当然这与你多年的机关工作分不开，但我总觉得还有其他，你认为呢？
李骏：您说到这点，的确如此。我也非常怀念原来在一起工作与学习的岁月。那是属于我们青春的岁月，我一直很尊敬与佩服于您对文学的那份热爱与追求，并在最后终于将之做成专业。特别是近些年来，您在一边编好刊物、策划好活动的同时，还能井喷一般在全国杂志上发表那么多作品，且多次被选刊转载——完全是厚积薄发、才情奔涌。有个老作家曾经说过，“写作到最后都是拼人品”，原来不懂，现在好像一下子懂了。至于我自己，虽然没有走上专业的道路，只是个业余爱好者，但一直坚持利用点滴时间在写，杂七杂八的，出了也快有二十本书。我的写作，主要有三方“小邮票”，一是故乡红安县的革命历史题材；二是边疆生活的鲜活生动现实；三是机关工作的平凡日常。写历史题材，肯定有浓重的英雄主义情结，故乡有四十多万人参加革命，其中十四万人为革命牺牲，才诞生两百多个将军。特别是我们家族去参加革命的，没有一人活着回来，这让我时常想去探究过去革命的真实；而自己刚好又是解放后村庄里第一个当兵的，当然会去探索和书写这一方热土与富矿。对于边关呢，由于我在新疆当过三年多的兵，军校毕业时又到青藏线代过一段时间的职，最后还执行上级交付的任务“一个人走边防”，几乎跑遍了祖国的边防与海防线，对现实的基层生活，既有经历也有阅历，自然就也写了这一块。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机关的生活。我当兵三十多年来，有二十多年在大大小小的机关工作，既有旅团级单位工作经历，又有军师级单位的实践，还三进三出总部机关不同的部门工作，对机关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对机关人也特别了解与同情。机关人工作非常不易，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轻闲，甚至于我自己都会发问“和平时期，又不打仗，为什么机关要过‘白加黑、五加二’的生活，经常熬更守夜加班加点”？其实大机关有大机关的不易，小机关有小机关的难处。长期与他们学习、工作和生活在一起，写起来得心应手。我写的机关，不是勾心斗角机关重重的“机关”，而是辛勤的、温情的与阳光的机关。机关人的酸甜苦辣与阴晴圆缺，都曾是自己也一样经历与体味过的。从我个人成长的经历看，虽然也有过不快与苦恼，但绝大多数日子是友好友爱、和谐团结的。机关看上去一潭死水，实际上非常鲜活；看上去你长我短，实际上互谅互助，这正是“战友战友亲如兄弟”的最好诠释。我写他们，也经历了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悲悲戚戚常有，磕磕绊绊常见，沉沉浮浮常在，美美好好常存。我一直相信，守得乌云开，终得见天日；坚持做自己，必定事有成。
我在写这些小人物时，都是基于大量历史现实的存在
记者：近几年你的小说，与过去比，我感觉你把目光更多地投射到普通人的身上。无论是《舅姥爷从军记》中从革命队伍中掉队的舅姥爷，还是《晚来秋》中被遗忘的英雄程方正，以及《寻找党证》中的六叔，他们的英雄事迹一点也不亚于那些功名显赫的将军，但由于人生际遇的偶然，他们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另一种改变，无论曾经的革命生涯怎么辉煌，但最终他们流落民间，裹在人流中为生活奔走。这种巨大的命运反差，正好契合了当年革命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他们有过理想的崇高，也有过私心的煎熬，甚至还有过命运的妥协。但正是这些普通的人物，不仅弥补了正史上关于革命多样性的不足，还能从另一种视角，观照到在特定时代人们成长的艰难历程，从而反映出革命的伟大。
你创作的不少素材都出自于你的老家红安，你是如何寻找和处理这些素材，又是如何让它们成为自己独特的个人经验的？换言之，你如何在虚构中斟酌着一种可信的真实？如何在记忆、真实和故事里叩问自身的责任、伦理与尺度？
李骏：年轻时写作，如井喷一般奔涌。那时觉得有个现象很奇怪：为什么有的作家成名后，多少年都不写甚至写不出东西了？随着人到中年，便慢慢明白了成长的规律与岁月的更替，有的东西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可能是心态发生了改变，有的也许仅因身体原因。毕竟，写作虽是脑力劳动，但也是体力活。年轻时的追求，动不动就是人类、宇宙、人生、理想等一类高大上的东西，但到了一定年纪，时间如流水，生活如陌路，回忆往事时动不动便得以十年二十年计算，才发现一个人的有些改变完全是不知不觉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不忘初心”的教育。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普通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人物”，或者说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常常会不经意间闯入生活。无论是回味过去的革命，还是重温昨天的记忆，许多生活在身边的“小人物”，其实心中也有过远大的理想，也有过非常炙热的追求，他们的人生经历、情感历程或曲折故事，有时更加感人肺腑。但由于生活的际遇不同，遭遇的迥异，偶然的因素决定了他们一辈子必然沉默的命运。许多人就这样永远沉没在时间的河流之中，封冻在岁月的冰层之下，没有谁过多地去关注他们。而我们的革命胜利，正是伟大的共产党带领着无数个无名英雄和烈士前赴后继去打下的、完成的呀！书写他们，正是书写历史和未来的命运。改革开放、转型重塑特别是新时代的伟大实践，都是由无数个这样有理想与信念的人，坚守着初心，辛勤地劳动，真诚地付出，无私地奉献，才有今天祖国的繁荣富强与伟大成就。正如习主席所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还说过，“人民至上”。简单的几句话便生动地道出了这一真谛。好的作品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也是写人民的。所以我在写这些小人物时，都是基于大量历史现实的存在。我搜罗和通读了几乎所有市面上能找到的关于红安革命的书籍，利用各种机会与无数个故乡人交流，通过访谈去印证无数个先辈们的传说，实地走访了无数个他们曾经战斗过的现实场所，从中得到了大量的非常震撼人心的故事与传奇。您上面所提到的小说，都是这样得来的。我觉得写我们的革命，既要歌颂那些后来成长为将军的伟大人物，也要永远记住这些平凡的、掉队的、落单的甚至牺牲的小人物，我们不能遮蔽与忽略他们，这样才是完整的历史。当然，这里面也有取舍，就是大的历史观要与上对表对标，大的战斗事实要与史书一致，只是在具体操作层面，故事突出了个性化，表达强调了多样化，体裁着重于小说化，其内核与精神却仍是理想主义的情怀、英雄主义的特质，这些都是改变不了的。什么是历史？一切过去时都是历史。今天发生的，在明天就成为历史。有的东西现在没法写，明天还是会有人写的。我们今天看过去的人是这样，明天后人们看我们也会是这样。何况，在红安县这张小小的“邮票”上，有着我读不完的乡土、扯不断的乡情、砍不断的乡音。我对这块土地更熟悉，写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我觉得有使命去写他们，有条件去写他们。作为一个从红安走出的作家，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人，更有义务和责任去宣传他们，这样才能更好地“牢记使命”。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情节，传奇的故事与真实的虚构，都激荡着主旋律的声音，碰撞出正能量的传奇。
记者：你的小说曾获过“百花奖”、全军文艺新作品一等奖，连续四年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等等，你对获奖如何看？创作了这么多作品，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篇？说说理由。
李骏：不管怎样，作品能获奖是一件好事。既可以添名，亦可获微利，何乐不为？但获奖是个小概率事件，可遇不可求，有时作品获奖自己也没预料。比如短篇小说《北京再见》获“百花奖”，是根本没有想到的，那时没有网络投票，但得票居前；再如中篇小说《营区的光线》获全军一等奖和最近的中篇《晚来秋》获奖，都是意料之外。这便涉及一个如何写的问题。我写东西，都是一气呵成的。除了长篇要列个人物表关系图外，其他作品都基本上不打草稿——因为我打字快，这要感谢文艺社借调时刘增新主任那台386电脑，我用五笔输入法就是在那台电脑上学会的。具体到写文章时，从来没有想到要为获奖而写，虽非“妙手偶得之”，但有运气、才气还有评奖老师的喜好等多种因素。记得曾有一位将军对我讲过如何看待升职与提拔的事，他说：“提了不客气，不提不生气。”我认为用在获奖上也是一样的，“获了不客气，不获不生气。”自己写的作品，都是亲自孕出来的孩子，获奖固然满意，没获奖的有时觉得也挺好，都喜欢，但过了一段时间再看，难免会有好有差。只要是认真写的，真诚写的，用心写的，我觉得都很好，并不在意会不会获奖。这犹如许多人对待孩子一样，“别人家的孩子”固然羡慕，“自己家的孩子再差也是自己亲生的”，谁生谁爱。有点意思的是发表《营区的光线》时，编辑老师说我好像一下子找到写小说的窍门了，后来一些年轻的作家也说从我的小说中找到写作的方法了，还开玩笑说自己是“读着李老师的文章长大的”。人家虽然是谦虚，听的人却滋生了虚荣心，这是不是有些凡尔赛的感觉？人生活还是要有趣一些好。
细节，就是小说的生命
记者：我责编了你不少作品，我最喜欢的是《晚来秋》，我觉得它取材新，特别转业干部工作这一块，我们文学作品好像鲜有人写，可你写出了情与意，特别是主人公在档案室梦到与烈士对话的那个细节，说实话，我特激动，感觉这是全文的精华。你认为此作得奖，有何优长？当时是怎么构思的？
李骏：谢谢您的肯定。写《晚来秋》，还得感谢得益于您的约稿。您要我写一个不一样的，我想，我有什么与别人不一样的呢？便想起了当年在总部机关干了三年干部转业工作的事。本来，我原来一直想写个长篇就叫《干部部》，因没想透，始终没有动笔。但那三年的经历，让我一个从宣传口跳到干部口工作的，大大开了眼界。当年裁军，原总后转业工作量大，一年有时五六千人脱军装，个个都有故事。甚至有一年还遇上两批转业干部，忙得焦头烂额的。那些人与那些事，完全是信手拈来。有的在贡献了青春贡献了子孙之后，遇上人生择业的大坎，当然对一个家庭是个重大事件，值得高度重视。特别是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军人，那些从过军流过血的无名英雄们，因为不同时期政策待遇问题，常常登门来找，令人嗟叹，这不正是与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与观照吗？我觉得今天不少功成名就的退休干部和风华正茂的年轻干部，好多人缺的正是烈士们那样一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精神。至于其中的细节，包括您提到的，许多都是自己的亲历。前面说过，文艺社的编辑对我讲，有时细节就是生命。有的革命者可能最后一辈子也没有留下只言片字，有的只是一个永远尘封的档案，但站在那一堆沉默的档案面前，你会想到那曾经是共和国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这样在这个世间来过、生活过、战斗过，所以写起来特别动情。还有一个细节，有一段时间我又兼管老干部工作，看到不少退休后还滞留部队不移交的，干扰了领导和机关特别大的精力，就想起了那些烈士。有一次与老干部座谈时，我说：“今天我也不说大话空话，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退役，你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作为军人，我想提醒的是，许多人把能干到退休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恭喜你们已经达到了；还有许多人认为能在首都干到退休，就更满足，那就更加恭喜你们达到了、做到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一退休和转业就由一个阵营里的人成为‘问题人’呢？这个现象值得我和在座的各位共勉思考。”我说完后大家都沉默了，有人鼓了掌。至于这个中篇能获奖，同样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觉得评委们可能有同理心吧。毕竟每个人的选择虽然不同，但我相信各自的心中都住着一些英雄，即使自己做不到，也会对英雄们的那种境界充满向往。
记者：你是因为机关公文与材料写得好，工作干得好，后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但公文与文学作品毕竟很不相同，你是如何处理这两者的矛盾的？作为单位领导，工作头绪多，肯定很忙，可你竟然还创作了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出版了近二十本书，你何时写作？平时除了写书法，还有什么爱好？
李骏：我说过，年轻时我想当一个专业作家，但遗憾进不去。后来为在机关立足，便只有靠笔墨立身。领导觉得你既然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写材料也应该不在话下，就这样便赶鸭子上架，开始没完没了地写材料了。但想想自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与人比，只好硬着头皮上阵，加班熬夜费身体，写着写着觉得写材料也不过如此。我在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之前，立过四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都是因为干工作和写材料，而不是由于发表作品获得的。过去的同事们都笑称我是“救火队员”，哪里需要就派到哪里。在大大小小的机关，我在写材料的同时，之所以还坚持写作，就是觉得自己随时有被淘汰的可能，而写作却是一项不需要任何关系便可以立足养家的行当，所以就忙里偷闲，按领导说的坚持“两条腿走路”。利用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拒绝各种吃喝玩乐的应酬，常在材料与文学两种不同思维中痛苦地转换方式，积小胜为大胜，也就有了点小成绩。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忍耐。忍过去了，一切就开朗了、开阔了。虽然不少文人会觉得你想当官，而不少官人又觉得你始终是个文人，无论怎么样，都是想更好地活下去，解释也没用。材料是工作，文学是热爱，没有什么本质上区别。而且什么东西都是熟能生巧，只是愿为与不愿为罢了。至于后来写书法，完全是延续小时的爱好，纯属自娱自乐。我没有别的其他爱好，如果说有，无非是人到中年，过去加班熬夜不锻炼惹出的毛病都开始附体了，现在就增加了锻炼这一项。其实走路上下班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满满的知足与感恩。
写作是个一辈子不会退休的职业，也是一个一辈子不会走散的朋友
记者：你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的？第一篇作品发自哪里？你认为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
李骏：我从初中开始便写东西。第一篇文章应该是发表在县里的广播里，属于新闻报道。在默默写了十年后，第一篇散文才发表在《天津青年报》上。写作带来的好处很多：一是精神上的愉悦。写作能带来快乐快感，特别是所写的人物还有原型时，就会觉得这个行当很有意义。二是工作上带来的方便。写作锻炼了人的形象思维能力与文字的表达方式，为熟练地操作材料带来了朴实的文风与迥异的新风。三是改变了命运。我从当兵到提干，再到军校毕业留校，然后又因为写院士传记被调入北京，都是由于写作带来的好处。四是滋润了生活。你不得不承认，年轻时写作为了稿费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有时比一个月的工资还高。对于我们这样苦出身的人，稿酬有力地补贴了家用，特别是我母亲在世时，常年生病，需要钱买药的时候，我几乎天天晚上写，而且什么都写，只要能挣到钱甚至当过一段时间的枪手。五是结交了朋友。今天许多朋友，都是当年一起写作的或因为写作认识的。这些朋友给了我许多精神上的鼓励与人生规划上的帮助。再说将来退休了，相信写作就像读书一样，必定更能丰富我的生活。总而言之，写作是个一辈子不会退休的职业，也是一个一辈子不会走散的朋友。
记者：写作时间久了，不少作家失去了创作激情，有种焦虑感，认为再难超越，对创作忽然产生了一种不自信、倦怠，甚至怀疑自己能否再走下去。你有吗？若有，你是怎么解决的？若没有，那么你目前创作心境如何？
李骏：有一段时间我也有过。特别是借调到总部机关以后，天天加班熬夜写材料，忽然放慢了写作的速度与步伐，显得极不自信。看到朋友们的作品一篇又一篇地发表，自己非常焦虑。后来调整了心态，特别是觉得生活所需基本满足之后，觉得能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但有段时间，觉得出一本书与两本书没有区别，多发表一篇文章与少发表几篇也没有什么不同时，焦虑感产生了。人处在不上不下的状态，好像已经摸到了天花板，不可能再有突破了。但慢慢的，觉得写作就是热爱，写作仿佛能令人年轻，不管获不获奖，有没有评论家关注，你喜欢便去写就行了。就像有人喜欢聊天有人喜欢打麻将一样，你在书店读到好书马上产生了想写的冲动，或者你翻到自己并不喜欢的书与文章，觉得还不如自己去写呢。顺其自然吧，走到哪里算哪里。没有大的目标，有个小爱好也不是坏事。毕竟余生很长，眼睁睁看到许多领导退休了没有爱好会老得快。何况，更重要的是觉得写那些非虚构的作品时，时时能觉得世间美好，觉得许多人的一生与相遇都来得值。记下他们，便收获了另外一种快乐。
记者：我记得你参军在新藏线，上学在天津，代职在青藏线，毕业后留校，最后调入北京，此次经历足可以写一部长篇励志小说。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好像曾经写过一部长篇小说，丢了。有这回事吧。你从军三十多年了，一定有许多难忘的人，他们在人生中给予了你什么样的帮助或启迪？你作品中是否有他们的影子？
李骏：人的经历都是财富。特别是在边防艰苦地区工作过，更觉得人生不易，便很知足地珍惜拥有。在出版第一部长篇之前，我写过好几部长篇，从高中时就开始写，一直写到新疆。那时总幻想通过写作可以改变命运，而现实情况是自己“怀才不遇”，作品都发表不了，所以把过去的作品烧了一些，才下狠心静下来考军校。文章不是丢的，而是烧掉的——至今仍很痛心。但人在绝望之时，又有什么办法呢？您说得对，从军三十多年来，除了首先要感谢伟大的军队培养了自己，我要感谢的人很多。比如帮我圆了当兵梦的那个后来成为亲人的舅舅，比如不认识我但因为我的作品而点名将我留校的首长，比如无私提出将我调入北京的领导，比如在写作路上始终扶掖着我成长的作家王宗仁、周大新、马泰泉老师等，以及编辑张伟刚、王瑛、余天宝、丁晓平、文清丽老师等人，还有后来无数个给我编稿发稿的编辑们，他们都是为人做嫁衣的幕后英雄。我还要感谢在工作中帮过我的许多领导与同事，感谢人生旅途中无数支持关心与帮助我的朋友们，他们每一个人都令我终生难忘。许多人不仅在我的作品中留下影子，我还希望通过生活的现实，能尽己所能去报答他们。我最近正在写这样一本书，就是将那些与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曾产生过交集，对我有所影响但不幸已经离开人世的人记录下来。想通过点滴的生活，来记述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如此生动与鲜活地在这个世间来过、生活过、生存过，让那些美好的、温暖的相遇，能在这个世间永远留住。我觉得人到中年，写作不再是为了扬名立万，不宜再有功利思想，而是觉得有生之年应该做些有意义的事，记下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美好，不然恐怕永远不会再有人像我这样会记得他们来过了——我觉得为这样的“小人物”写作（哪怕其中也有院士与专家教授），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记者：有人说你的作品具有悲悯情怀。是因为出身老区，还是因为其他，我总觉得你人如其文，笔下和身上都有股侠义精神。很像你的微信名“向阳生长”，我认为它传递出你的某种向往或者精神主旨。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危急时刻，在你的积极倡导下，给疫区募捐了上千万的急需物资，并推荐单位保安作品在某大刊发表。还听说，你资助了好几个贫困生，最长的达十几年。还有，你在医院工作多年，每天找你的人很多，可你从不嫌麻烦，总给予最大的帮助。请你就作家的作品与人品的关系谈谈你的理解。
李骏：一个人笔下的作品，能反映一个人的经历、气质、性格和秉性。做文与做人，我认为应该是一致的。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是分裂的。我们来自民间，属于您曾讲的“头顶草屑的孩子”，穷过苦过也哭过，能有今天完全是种幸运。我从小受我母亲影响较大，她那种“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帮人所困”的性格特点，让我感同身受。我能有今天，也是得益于不少这类人无私的恩赐和眷顾。我觉得一个人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后，如果在力所能及之时，多去关心、帮助一下别人，是起码的品德。作家不应只在书斋里坐而论道，而是应身体力行，展现行动的力量。大灾大难来时，光喊“加油”不够，必须投入其中；大是大非面前，只有“呐喊”不行，还须具体行动。知与行必须统一，言与行必须一致。做文也是做人，做人比做文更重要。所以我有时有文人的“冲动”，勇于站出来振臂一呼，敢作敢当。可能有人认为这不成熟，但习惯了。正如您所说，我在医院工作快二十年了，每年来寻医问药的人不可胜数，但无论是谁，无论贫富贵贱，我都一视同仁，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总是去安慰，尽心去帮助，毕竟人命关天呀——也许这就是“作品”的一部分，能做就做吧，将来想做可能也没有那个能力了。无论在哪个岗位，坚持做自己，问心无愧就好。
记者：写作离不开阅读，回顾一下你的阅读史。你从经典作品中汲取了什么样的营养？你心目中的优秀作家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养？举二三例。
李骏：我常开玩笑，说我家最大的财富就是书多。但小时在乡间根本读不到书，三年级时开始知道村下湾有人家里藏有四大名著，便以替他家放牛为交换求来读。后来读的书，都是上大学的堂哥在寒暑假带回来的，有幸全是《呼啸山庄》《简•爱》之类的名著。到初中高中时，阅读一切可以搜罗到的书籍。后来有幸，从一个老革命的亲戚家里读到了大量的文学书籍。中外许多经典作家的作品博大深邃，更是丰富了自己的视野，一个广阔的天地徐徐打开。我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一定的阅读兴趣、写作经验和创作手法，更需要有扎实的生活经历和丰厚的人生阅历，当然还要有一定的领悟力、升华力，这样能避免人物的塑造流于表面化、形式化、空心化、格式化和概念化。
记者：人生难忘是军旅。最后，请结合自己的成才经历，给官兵说句人生寄语好不好？
李骏：我是属于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类，自认为算不上成才。但我觉得无论干哪一行，就要有爱一行钻一行和通一行的精神。当作家，就要扎实地学习，努力地写好；当能手，就要刻苦地钻研，认真地总结。没有人的成功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达到的。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在其岗就要求其极致。总之一个字，“干”就行了。相信持之以恒，必定金石可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