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耀时代光芒与青春文化的自洽之歌——吉米平阶文学创作论 .....
“新时期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有思想,有追求,有才华的藏族青年作家”①,吉米平阶便是其中之一。转瞬,这位 “有才华的藏族青年作家”就入花甲,成为活跃于西藏文坛的老作家。在四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吉米平阶忠实于生命体验,不断转换文学视角,构建起个性十足的文学园地,展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融汇的创作历程。
一
故土是吉米平阶文学书写的起点和基点。吉米平阶早年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于诗歌和散文,他的文学空间基本依托于故乡康定,文学格调基本应和于当时的时代文化气息。尽管这一时期吉米平阶主要生活于北京,但故乡似乎对他更有诱惑力,或者说站在北京望故乡是吉米平阶重新打量故乡的文学方式,“时代已经过去了好久,但总有一些向往让人回首过去,心魂深处就有一丝不安让我常常沉默常常极目远视而无所至,心在寻找那块神魂相系的地方”②。
吉米平阶追叙北京求学期间回返康定的经历,“坐在老式客车上,泸定到康定的上坡路,吱吱呀呀,50多公里的路途要摇晃两个多小时。第一次少小离家回来,归心似箭,但也无可奈何,看见路旁的折多河,虽然河道不宽,但水流湍急,浪花四溅,构思了一首小诗……后来发表在了《贡嘎山》杂志上”③,这首小诗就是《折多河》,由此开启了吉米平阶的文学创作之路。沉溺于故乡回望和想象的吉米平阶从不同角度完善他的康定文学空间。诗歌《献给母亲的歌》《秋风赋》,带有反思文学的意味,但又与反思文学表现出由个人遭遇而引申出的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不同,吉米平阶更多表现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当代青年未来可期的文化自信,坚信“多余和衰亡败去的时候/成熟却充满迷人的微笑”④。散文《炉城叶笛》描写了康定人一天四时的生活场景,弥漫着安适恬美的生活氛围,表现出对故乡生活的怀恋,而《藏家春色》展现的是康定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生活画卷,充溢着美满、自足、幸福的味道。吉米平阶热情地瞩目现实生活,撷取生活片段,展现他的故乡情怀,意味着他实现了由个人感怀向故乡大地书写的转向。同一时期,吉米平阶创作两首带有童言稚语气息的诗歌《小溪》和《童年》,表达出历史追寻的文化意味,“一条古老的小溪/从村后的山坡下流过”,古老获得新生,需新质力量的介入,“水电站是它的一首赞歌”⑤。及至《走向太阳》,吉米平阶越出康定地理限制,思考民族的新生之路,“带着世代永恒的渴望/走向太阳/在雪的世界之外/寻找新大陆”⑥;《歌声》表达出新时期知识青年的雄心壮志,“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我们明天是社会的栋梁”⑦,渴望投身火热的社会生活,开拓新生活。
尽管吉米平阶早期的诗歌和散文有浅尝辄止之味,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段的文学尝试确立了其乡土文学创作方位,使他找寻到深度介入康定地域书写的文化路径。这方面,从其康定青春书写系列可见一斑。小说《藏靴的故事》《洁白的雪峰》立足康定乡土记忆,展现康定地域风情,勾勒历史变革中康定青年精神世界的嬗变历程。这两篇小说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吉米平阶早期诗歌和散文的地方性情致,带有追怀岁月往事的意味。《藏靴的故事》以藏民生活中常见的藏靴为中心,隐喻时代的变迁,铺陈出改革开放前后康定青年微妙迂曲的情感空间。《洁白的雪峰》表现出罪与恕的主题,三个毫无血缘关系的青年男女经历情感的纠缠与考验,经过岁月的沉淀,用亲情宽恕了罪过。吉米平阶回顾《洁白的雪峰》“是一篇很有浪漫气质的作品,是我对童年、少年生活的想象性重温”,表现出“对美好人性的渴望”⑧。所谓的“人性”在《藏靴的故事》《洁白的雪峰》中更多体现为对爱的表达,对美好的追求,对美丽新生活的渴求与期待,为此,吉米平阶刻意淡化农村生活的艰辛与困苦,而赋予康定农村温润人心、慰藉苦难的文化空间意味。
若一味地温情地表达康定想象,忽略时代变迁中康定青年精神世界的波澜壮阔,似乎并不能呈现出完整的康定形象。为此,吉米平阶开始追求较为全面地表达康定青年的生活情貌,以康定青年进城为切入点,展现时代文化对青年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远近风景》《别了,老林》两篇作品展现了渴望走出乡村,走向新生活的青年男性,以及时代变革中父子之间的纠葛。作品中的父辈恪守传统生活伦理,青年一代迫切希望突破既定生活秩序,寻求别样生活的可能性,由此,代际冲突产生。《远近风景》中儿子国庆为了获得新的生活义无反顾,直接而剧烈地与父亲发生冲突;《别了,老林》强调内在对立,父子对狩猎生活态度迥异,狩猎已然不能成为儿子生命荣光的象征,他在父亲死后,坚定“何苦在这里跟四只脚的家伙争这小小的地盘”的信念后,心怀“外面世界大着哪”⑨的想象,走出深山老林。这些青年之所以要走出父辈的生活,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接受过学校教育,都曾进入城市。接受学校教育,意味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发生蜕变,他们已然走出父辈的生活智慧;进入城市,说明他们的物理空间得到开拓,他们已不满足于固守父辈的生活空间。至于这些男青年出走之后的人生走向如何,吉米平阶《山里人》《山里人城里人》等作品进行了探讨。《山里人》中的男青年考学失败后在故乡大山深处工作,他在与大山的守候相望中发现了生活的诗意,也看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只要实现个人与生活的自洽,无论身处何方,人总能实现个体精神世界的富足;《山里人城里人》则展现考学成功远走他乡的学子大学毕业后重返故乡以实现心灵安宁。在这两篇作品中,吉米平阶表达出对康定青年何以实现精神自足的思考,也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惶惑,“城市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既撩拨人心又充满未知的向往”⑩。
历经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回返乡村的文学探索后,吉米平阶回到民间生活,钩沉民间文化之于人们生活的意义。这方面着重体现于《生命树》和《沼泽地》等作品中。《生命树》以格萨尔吟唱艺人的生命感悟为起点,呈现泽旺找寻“命根子树”的心路历程,在迷狂式文化想象中,泽旺游弋于现实与梦幻之间,找寻“通向净土的路”⑪,在寻找过程中,泽旺超越了现实的局限,实现了精神的飞跃;年幼的索朗尽管无法完全理解老师泽旺的生命感悟,但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树”,试图理解由生命原点而衍生的生命价值。尽管每个人找寻的方式和结果迥异,但找寻的过程使生命价值得以生成。相比较而言,《沼泽地》中的年轻人找寻的是潜藏在记忆深处的文化皈依,与猎人的短暂交往激发起年轻人的高原血性,“喀(我)夹巴(汉人)麻热(不是),博巴(藏人)热(是)”⑫的身份认同,使得年轻人跨越了文化的阻隔,“感到身体下的草皮不断顶上来”⑬,文化根性的确立使得遥远的奇林错成为慰藉心灵的美好期许。在这两篇作品中,吉米平阶以隐喻的方式展现出康定青年对民族根性文化的追寻,只有逾越过阻隔精神的沼泽地,方能实现生命树的文化建构。
吉米平阶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始终未曾脱离康定大地,始终未曾脱离康定青年精神空间的建构,无论是乡土记忆、文化出走还是文化回归,吉米平阶都在探索康定青年实现文化自洽的可能性路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吉米平阶尽管以康定大地为模范,但已超越了康定地域文化的限制,在更为广大的文化空间中审视康定青年的精神情态,或可说他是以“故乡的异乡人”的眼光审视康定青年,省察自我的精神面貌。
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吉米平阶在展现康定青年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关注着生活在北京的藏族知识分子群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识别工作全面铺开,民族和籍贯成为人们身份认同的基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成为社会个体文化标识的重要依据,人口的流动形成了地域间性和民族间性双重融合的文化景观。此种情态下,走出故土的人们在陌生的地域空间中势必承受着回望故乡与直面他乡的情感困惑,尤其是在80年代走进都市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群体更鲜明地感受到多种文化交织互生的文化窘境。
吉米平阶“在北京上学和毕业留北京的一段时间内,周围有很多藏族青年”⑭,他熟悉他们的生活,尤为关注这个群体“文化身份混杂”的生活情态⑮,“从边缘地区来的,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化背景的藏族人……努力去适应新的环境,但完全的适应和融入新的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工作不顺利,爱情遭打击,于是产生离开的念头。但离开大城市返回故乡,他们又要面临新的问题……如此以来,他们就生活在夹缝之中。城市生活和传统生活像两扇磨盘一样碾压着他们,使得他们感觉很不自在”⑯。缘于此,吉米平阶创作“北京藏人”系列作品,以展现包括他自身在内的这群藏族青年知识分子难以言表的精神苦闷。
“北京藏人”系列小说包括九篇作品,按照发表时间顺序分别是《绿波带》(1990年)、《生命是在别处》(1992年)、《“119”次人》(1993年)、《洛桑其人》(1994年)、《秋天的童话》(1994年)、《昨天的太阳》(1994年)、《白马和加利》(1995年)、《有个弟弟是活佛》(1996年)、《橡皮墙》⑰。从作品的相关性而言,《绿波带》《“119”次人》《橡皮墙》《昨天的太阳》可作为一个系列,《有个弟弟是活佛》和《洛桑其人》是一个系列,《生命是在别处》《白马和加利》《秋天的童话》三篇则自成体系。从精神品格上看,《绿波带》是吉米平阶“北京藏人”系列小说的缘起。
对《绿波带》中的“绿波带”的解释,类似于《二十二条军规》一样的荒诞:理想的状态是以48公里/小时的速度行车应该一路绿灯,但事实上,由于各种不可控因素,难以实现48公里/小时的车速,理想与现实由此产生差距,这本是生活的常态,却引发次人的思考,“绿波带这玩艺儿明明是有的……但怎么又用不上呢?既然用不上干嘛还要立着那块黑牌子呢”⑱,几经探索无果,“次人就觉得这世界有什么东西在瞒着他……总是无法知道那些他不知道的事情,他不知道就想知道而越想知道就越不知道”⑱,次人就陷入生活的怪圈,吉米平阶称之为“肤浅的酸楚”⑲。人们已不去思考生活的真谛,也无心去获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学校教育所倡导的道德高尚、志存高远在现实中已失去光泽,人们更关心切身利益,推崇“日用而不知”⑳“习矣而不察焉”㉑的生活伦理,因此“次人觉得学校把他弄到这个城市完全是个大阴谋”。次人的迷惑说明他并未完全丧失生活的激情,他还试图唤醒人们麻木的精神,但城市生活的浮躁使得他的行为显得多余和不伦不类。即便可以回返故乡,他已不能适应故土的生活节奏和文化习俗,而成为故乡的异乡人。次人既难以融入浮华的城市生活,也难以忍受缓慢的故乡生活,因而处于“奇特”的“与众不同之中”,无论是欢乐还是悲哀,他总是与他人、与生活格格不入。吉米平阶在创作《绿波带》时敏感地意识到以“北京藏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与所生活时代的差异性,于是他开始力图全面地展现个人与时代的龃龉,表现社会变革时期特定群体的精神面相。
及至《橡皮墙》《“119”次人》《昨天的太阳》,吉米平阶继续深入探究次人式的格格不入的多种样貌。无论是桑、次人还是尼玛,他们“都脱离现实”㉒,“把现实限制在那把魔刀窄窄的阴影里,把大片阳光明媚的天地留给过去和未来”㉓。《橡皮墙》中的桑沉溺于“证实那本神奇的家史”㉔,厘清家族的历史和往日的荣耀成为桑生活的重心,导致婚姻的破裂;《昨天的太阳》中的尼玛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就通过日记的形式“塑造一个新的自我……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甚至可以说他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为这个日记本制造素材上”㉕,当他与生活无法相融,就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表达与世界的决裂;而《“119”次人》中的次人经过十余年的城市生活,虽然“已经完全熟悉了这个城市的节奏”,却“依然被这个耸立在他面前的巨大城市弄得焦头烂额,只不过他现在已经能够很巧妙地避开许多事情”㉖,他帮助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只回避一切与自己有关的事情,紧紧地将自我严实地包裹起来。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都是生活的失败者,但又是理想的捍卫者。他们“周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㉗,这是他们对于自我与世界间文化关系的认识,由于坚守理想,他们难以融入日常生活,因此,他们“在这个让人捉摸不透的现实中既虚弱又不堪一击”㉘,这大概就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社会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缩影,“这世界变化可真快呀”㉙或许就是他们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后发出的心声。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藏热”和经商潮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话题。当时的“西藏热”是以关注西藏文化为由头而获取现实利益,并不是真正地以挖掘、弘扬西藏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为目的。身处北京的吉米平阶更加直观而敏锐地感受到“西藏热”与经商潮两者结合后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延续《绿波带》的创作路径,揭示“北京藏人”在这两种潮流中的生存情态和精神嬗变。小说《有个弟弟是活佛》以调侃、嘲讽的语气呈现出不同人群利用西藏文化的各种面相;《洛桑其人》延续《有个弟弟是活佛》的人物序列,展现出洛桑等人迷失于经济大潮而失去本真的轨迹。这两部小说中的“北京藏人”游弋于都市商品文化与藏族传统文化之间,他们经历了对商品文化的排斥、接纳和反思,最终,面对甚嚣尘上的商品经济,重新审视精神世界。相比洛桑等人的反躬自省,《秋天的童话》中的丹增、《白马和加利》中的白马和加利等人领略了商海的浮华、欺骗、背叛,试图重新回归原有的生活轨迹,但回不到原有的心态,“眉宇间都有一些与周围的人不大相同的神情”㉚。他们在都市中寻找新的文化慰藉,“是啊,不管它们叫什么名字,也不管人们知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它们的叶子都要在秋天来临时飘落,在春天来临时生长”㉛,这是他们对人生境界新的理解。
吉米平阶“北京藏人”系列作品立足于藏族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阵痛,通过展现他们与时代的格格不入或者主动适应,表达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置身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文化选择。消费文化已然成为都市文化的发展方向,传统文化、精英文化面对消费文化的强势侵袭如何保持自身的长足发展,就成为吉米平阶文化思考的重心和文学表达的核心。吉米平阶无法确切回答这一问题,但他通过文学的方式“透露了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现代社会碰撞交流融合的信息”㉜,因而他的作品具有文学史料学的文化价值。
三
西藏书写是吉米平阶21世纪以来文学表达的中心。吉米平阶游走于西藏大地,展现西藏的人文、自然景观,为世人展现出一个真实的西藏,这可看作吉米平阶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藏热”的文化反思。只有脚踏西藏大地、直面真实的西藏生活,才能发现西藏的真实面貌,才能勾勒出西藏真实的生活情态。
吉米平阶对西藏生活的理解,肇始于“1986年参加中央讲师团支教”㉝西藏拉萨中学。一年的支教生涯使得吉米平阶近距离接触真实的西藏,也触发了他的西藏情怀。1987年夏秋之际,吉米平阶完成支教任务,返回北京后创作了散文《沐浴阳光的世界屋脊—致友人》,回顾了西藏生活的点点滴滴,表达出对西藏无尽的热爱和奉献西藏的青春激情。西藏成为吉米平阶魂萦梦绕的所在,1989年8月他创作组诗《西藏—重叠的梦境》,表达对西藏自然、历史、人文等方面独特的理解和体验。
西藏支教生活,给吉米平阶留下了对西藏美好生活的回忆,也为他的“北京藏人”系列创作提供了逃避都市生活的栖息之地。2004年,吉米平阶赴西藏文联援藏,开启了他西藏书写新的篇章。相较于支教拉萨中学时期“教两个班的语文,每天三四节课,下课就万事大吉,几个年轻人,吆三喝四,踢球打牌不亦乐乎”㉞的快乐生活,援藏期间的吉米平阶除了事务性工作之外,主要就是游走于西藏大地,发掘西藏历史文化,感受西藏民众社会心理的历史嬗变,展现新西藏的社会发展面貌,他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展现西藏历史文化底蕴,有游记散文之味。2014年吉米平阶把他进藏十年来的散文作品结集为文化散文集《寻扎朗萨雯波》,试图解决“西藏是什么”㉟的问题。吉米平阶认为“无论你在西藏有什么样的感受和经历,希望你把它看成你生活中真实的一部分,因为,西藏在这里,有神性也有世俗,它真实的存在,等候你的探访”㊱,要了解西藏就要走进西藏。吉米平阶在几年的时间里,行走在“远的藏北、阿里,近一点的日喀则、山南、林芝”㊲,寻找西藏特色文化,展现藏戏、藏刀、藏文书法等西藏地方性文化艺术,期望发扬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吉米平阶行走在西藏的大地上,从目之所及入手,介绍西藏的文化生态,如林芝的列山古墓、日喀则的“洛丹”糌粑、江洛康萨青稞酒等,展现西藏社会的巨大变化,表现西藏普通民众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富足。可以说,寻找成为吉米平阶在西藏生活的重要方式,他寻找西藏历史在现代生活中的回响,寻找现代文明与西藏历史的交融碰撞而生成的幸福之花。
第二,展现西藏农牧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带有非虚构文学的意味。2011年,吉米平阶以参加西藏自治区组织的“强基础、惠民生”工作为契机,拉开了书写西藏新农村的帷幕。截至2021年8月,吉米平阶先后出版长篇纪实文学《叶巴纪事》《幸福的旋律》等反映西藏新农村建设的作品。《叶巴纪事》主要展现吉米平阶于2011年10月到2012年11月间在昌都市八宿县叶巴村的驻村生活,以实录的方式详尽地记录了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一年的驻村生活使得吉米平阶对于乡村生活有了真切的理解,对于乡村建设有了全新的理解,“对西藏农牧民的感情,从模糊到亲近”㊳。乡村尤其是西藏乡村已成为吉米平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他后续的乡村书写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幸福的旋律》写了吉米平阶在叶巴驻村结束后,在脱贫攻坚行动中的“所见所闻”㊴。2018年以来,吉米平阶深入西藏各地采访,记录下脱贫攻坚过程中涌现的新人物、新现象、新风貌。吉米平阶从实地考察出发,从切身感受出发,如实写出他对西藏农牧区“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变迁的深刻理解,他的充满世俗生活气息的书写中洋溢着浓郁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第三,展现民族文化的精神救赎力量,凸显优秀传统文化补弊当代生活的文化价值。在重返高原、深入乡村后,吉米平阶深切领悟到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意识到西藏传统伦理的强大生命力,开始走出“北京藏人”时期的惶惑无根,探索融汇传统文化、建设现代人文精神的可能性。吉米平阶先后创作了两篇有关精神救赎的小说,分别是短篇小说《香供》和中篇小说《虹化》。从作品体量上来看,《虹化》是《香供》的扩充;从作品精神层面上看,《虹化》是《香供》的提升。可见,《香供》是吉米平阶对传统文化救赎价值的探索之作,他着重展现的是普通藏民朝佛以实现救赎的过程。以《香供》为基础而创作的《虹化》则在更为宽广的文化语境中展现个体精神救赎的曲折历程。《虹化》中的普布为了寻求经济利益,甘愿放弃传统伦理,而随着母亲的逝去,为了完成妻子的愿望,他陪伴妻子普姆踏上朝佛之路。这既是一条普布熟悉的回返拉萨之路,也是他净化灵魂的精神回归之路。妻子的身亡使得普布重新审视自己以往的人生旅程,随着对如风往事的回忆,随着前行之路的种种遭遇,普布的人生理念产生了变化,他认识到只有实现精神的富足圆满,才能实现人生的坦荡洒脱。通过《虹化》,吉米平阶力图表明,个体精神的虹化是一个民族文化力量的体现,是救赎深陷物质利益的当代社会的良药。
吉米平阶还创作了反映“老西藏精神”的小说《一粒黑豌豆》和影视剧本《风雪擦亮的青春》,两部作品皆取材于真实历史,前者展现20世纪50年代进藏女兵们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表现出她们献了青春献子孙的英雄气概;后者描述20世纪70年代自愿进藏的大学生们在那曲羌塘草原的成长历程,他们不畏艰险,战风斗雨,最终实现了精神的蜕变。
吉米平阶新世纪的西藏书写,表现出找寻精神原乡的意味。他直面西藏的历史现实,丈量西藏的高天厚土,以充斥着浪漫激情的青春飞扬,真实地展现西藏民众的生活情态,表现时代变迁中西藏民众精神世界的嬗变。他的西藏书写应和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体现出西藏文学的社会职责和文化担当。
结语
吉米平阶四十年来不间断地关注中国当代青年的精神情态。他的文学关注以自我的精神嬗变为对象,通过观察与他类似的青年的成长历程,展现出由乡村走向城市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遭遇现代城市文化时的惶惑与挣扎。无论是早期的康定青年书写,还是北京藏人青年书写,吉米平阶重点在展现少数民族青年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化纠结,凸显出时代的变迁,带有心灵成长史的意味,丰富了中国当代青年书写的文学景观。
吉米平阶的文学书写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相伴随。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也促迫着中国人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剧烈变化。吉米平阶意识到当代青年普遍存在的难以实现文化自洽的问题,他通过文学表达寻求实现文化自洽的途径,但在康定书写时期、“北京藏人”时期,他始终未能找到合适的文化自洽方式。直到进藏工作,他才找到个人较为满意的方式,就是回归大地,奔赴现实的生活,从一味想象、预设的生活假设中挣脱出来,在与真实的生活、显见的文化遗存、广阔的山水天地的对话中,实现个人与历史、现实的交融,发现自我的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进而实现文化自洽。这或许就是吉米平阶文学书写的时代价值之所在,也是他区别于其他藏族作家的独特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