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秦明：父辈的故事里，有一个真正的宝藏
01、有危难找警察
Q：在写新书的过程中，父亲对您的影响很大。
秦明：肯定的，不仅仅是写书，我的职业方向都是他带的，受他影响很大。《燃烧的蜂鸟》写的是1976年的事，我1981年才出生，等我记事的时候，到了80年代中后期。书里大部分是父亲的描述，我再通过找资料去完善。写之前，我跟策划团队一起，我们几个人一起在线上采访了父亲一次，问了很多生活细节，聊了3个多小时。
Q：写作难点在哪儿？
秦明：最难写的还是时代感。那个时代，什么技术都没有，对吧？无论是写《法医秦明》，还是写《守夜者》，说白了，我可以写很多大家不了解的技术，有很多能吸引人关注的东西。但在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完全靠人。怎样把案件写精彩，要经过一番设计。父亲的回忆录记得比较简单，哪儿发了一个案子，通过侦查破案了，犯罪分子是谁。里面没有破案过程，这需要我去想。
Q：向往父辈的时代吗？
秦明：用“崇敬”更合适一点。真让我去那个时代，我不愿意去，现在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更丰富。但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父辈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付出了所有，对吧？他们付出了血汗，青春，正因为他们的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听起来，好像感觉那时候治安也挺好。其实那时的治安没现在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一开始“苍蝇蚊子都进来了”，治安更差。但现在，我们把治安环境又校正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大家应该能感觉到。谁要觉得中国治安不好，那真是没良心。
这本书的核心，就是想告诉大家，在缺衣少穿，在精神、文化各个方面都不发达的年代，我们的父辈是怎样工作的，不仅仅是警察。像我这么大的人，或者更年轻的孩子们，可以去问问自己的父辈、祖辈。
中国人勤劳勇敢，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比。我们受过那么多屈辱，在一切归零的状态下，重新在几十年里赶上人家，追过人家，这就是中国人的伟大之处。为什么能追得上、赶得上？因为有父辈的勤劳勇敢。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向父辈学习，继续努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Q：我们的刑侦技术、痕检技术，和国际对标，现在到了什么程度？
秦明：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太新的技术涉密，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些传统技术。传统的刑侦技术主要分两大块——痕检、法医。法医技术迅速发展，主要是DNA技术的普及，西方没有我们普及得广，现在各个分县局都有DNA技术了。我们打击犯罪的力度更大。
指纹技术民国时期就有了，从1975年开始连续三年，刑警学院培养了几批痕检员，痕检技术发挥作用。建国后，从国外学成归来的林几教授举办了高级法医检验人员培训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法医检验人才，他是我国现代法医学的创始人。林教授的同事、学生都是各大高校法医学的奠基人，现在大部分前辈都去世了。
几十年里，DNA技术完全取代了指纹。过去认定罪犯靠指纹，后来犯罪分子都知道了，戴手套作案，这就没指纹了。DNA技术完全颠覆了情况。一开始只能分析血液，后来精斑、尿液、痰都可以检测。很多积案都侦破了，如20多年前的“原南京医学院女大学生被杀案”，十几年前的“白银市连环杀人案”等等。
只要当年现场有物证，尤其是强奸案，犯罪分子留下了精斑，或者是杀完人，凶手受伤了，有血留在现场，现在都能鉴定。那时没有技术，不知道是谁的血，最多能测出血型，办案人员就把物证留着。
Q：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改善了治安。
秦明：技术全世界都有，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国外也有。只是说，我们更积极地把技术投入到案件的侦破中，投入到保护人民的事业中。我们的治安好，因为犯罪成本高。都知道，一旦作案跑不掉的，杀了人根本跑不掉。现在很少有地方命案侦破率达不到100%。偶尔有个别情况，比如犯罪分子杀人之后自杀，自杀的地方很隐蔽，根本找不到。这类案子偶尔有。
Q：治安的改善，还和什么有关？
秦明：除了犯罪成本太高，另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生活条件好了。日子好过了，犯罪的欲望就降低了。比如说，以前失业的人很多，逼得没办法要去抢劫，现在没有，至少送外卖能满足生活。第三，现在都是电子支付，到大街上抢不到钱，顶多抢个手机。
还有就是，基层党组织会主动介入、化解矛盾。村里有两家人吵起来了，矛盾在初期就化解了。有多少命案是真的深仇大恨？都是一时冲动。
Q：您在书里也写到，丢了腊肉警察都要去找。
秦明：前一段时间，我上警察伦理课，讲到一种说法，警察分三种：管理型、执法型、服务型。每个国家的警察职责不同，有的国家是管理型，有的国家是执法型，只有我们国家是“管理型+执法型+服务型”。所以才有了，“有困难找警察”的说法。
未来，希望慢慢变成“有危难找警察”。如果都是“有困难找警察”，警察忙不过来，警力不够。这是真事，有人打报警电话，说：“我上厕所没带纸，给我送点纸过来。”他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因为“有困难找警察”。虽然是服务型的警察，但我还是提倡“有危难找警察”。警察毕竟是执法机关，不能什么事都让警察兜底。
02、每个人的世界不同
Q：我看《尸语者》时，感到节奏明快。
秦明：《尸语者》对我来说节奏太快了。那个时候，刚开始写，不太会写，所以节奏非常快，一本书里容纳了20个案子，太快了。我已经重写了，新版本2023年年初会出来，变成两本书的体量，加上了从业初期的心路历程，还有一些生活细节。
Q：里面的场景描写很新鲜，就像剥开一个石榴，汁水四溢。
秦明：如果你看了新版，会觉得更新鲜（笑）。我并不觉得，我的写作手法有多高超。现在我经常鼓励身边的一些同事、朋友写作。他们就讲，没什么好写。我就说，你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很多人眼里，可能会觉得新鲜、惊讶，甚至起鸡皮疙瘩。
我就是这种感受。我把我的工作写出来，我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别人看了觉得很新奇，每个人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Q：您把工作和写作结合得很好。
秦明：在任何一个行业干长了，肯定会有倦怠期。法医也好，记者也好，都是一样的。如果只是单纯地采访一个人，把对方的回答写下来，肯定会有职业倦怠。就像法医工作，只是解剖尸体，破案，时间长了，也会倦怠。
如果你去思考这个人背后的故事，他有一个怎样的成长经历，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悲剧？想得多了，会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厨子光在灶台上炒菜有什么意思？但做饭的时候，听听食客之间讲故事，这就有意思了，就像《深夜食堂》一样。要善于发现工作的闪光点。“法医秦明”系列里，我不是只讲解剖，每个人背后有自己的人生故事。
Q：陶亮和顾红星为什么不是父子，而是岳父和女婿？
秦明：关于这一点，我也想了很多。父子关系里，儿子无论多荒唐，父亲都会有原谅他的冲动。儿子虽然有抱怨，多少也会理解父亲。但岳父和女婿不一样，老丈人可能从一开始就看不上女婿，女婿也可以一直讨厌岳父，对吧？
陶亮对岳父有一种反感和自卑的情绪。但真正接触了之后，他发现不是这样，重新认识了对方。
Q：陶亮真的穿越了吗？
秦明：没有，他昏迷之前看了岳父的手记，住院后，一直昏迷。他以为的穿越，实际上是他在大脑里模拟案情，是他做的一场梦。
Q：下一部的主角还是他俩吗？
秦明：对，还是围绕这两个人，讲得更多的是证据意识的进步。《燃烧的蜂鸟》计划写3部，第一部是70年代的事，第二部是80年代的案件，第三部是90年代的案件。第二部的大纲正在写，还没写完。
每次写书比较快，大纲设计比较慢。顺利的话，两三个月可能就改完，定了。不顺利的话，像《白卷》的大纲推翻了十几次，不停地改。这部书的大纲就磨了七八个月。
Q：元气社参与大纲讨论吗？
秦明：我会先写出一个大纲，他们去讨论。认可的话，稍稍改一改，就可以动笔写书了。不认可的话，会要求我调整，天天软磨硬泡。我是一个比较好讲话的人（笑），就会调整。
Q：阅读对写作有影响吗？
秦明：要讲写作能力，肯定要有基础，就是阅读，阅读是最重要的。我不太看电影，电视剧也看得很少，但是书看得多，从小就爱看小说，各种各样的小说。武侠小说就不用说了，我们那个年代都是偷偷摸摸看，老师不让看，同学都偷着看。
刚开始写悬疑小说的时候，我也想借鉴一些同行的作品。后来雷米跟我说，不要看同圈子里的书，会影响自己的写作手法。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写作特点、手法，别人的书看多了，就会写得很像别人。雷米不让我看，我就看得很少。
真正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之后，我也开始看了。看了很多东野圭吾的书，雷米的书我一本不落地看完了，周浩晖的书我也看。看圈里的书，对我也是也有帮助的，开卷有益。
Q：作为写作上的前辈，雷米确实鼓励到了您。
秦明：当然。他不仅仅是写作上的前辈，他还是刑警学院的老师，我是2003年大学毕业以后到刑警学院读双学士学位。虽然雷米没直接给我上过课，但某种意义上，他确实是我的老师。他比我成熟，眼光比我长远，我从他那儿学到很多。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把书稿给雷米看。看完以后，雷米反馈：写得不错，但请注意“的地得”的用法。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特别注意这方面，甚至是发微信的时候，一不小心打错了，还会撤回特地修改一下。
Q：现在的写作状态怎么样？写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秦明：我现在属于选题多，精力少。赶紧把手头上的写完，我还有新选题，还有很多想法。因为要上班，不可能天天在电脑前面写，只有业余时间可以利用。写完大纲，就进入写作期。有了大纲，不存在写不出来的情况。每天晚上写，每个礼拜保证2万字输出，写不完，周六日写。我现在岁数大了，不能熬夜，熬完以后睡不着，现在晚上11点前必须睡觉。
Q：还有什么是父亲给你的影响？
秦明：当警察的人比较神神秘秘。那时候，我爸就这样。小城市里发生一个案子，大家都听说了，他肯定知道。回家以后，我们就问，案子什么情况？我爸就说，保密。第二天媒体报道就发出来了，我们才看到。
我现在也是这样，省里出了一些有影响的案子，我出差就去那里。家人会问我，爱人、孩子都会问。我就说，保密。第二天，媒体报道就出来了。这方面感觉挺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