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一场对于《朝花夕拾》的“过度阐释”正在形成
记者：本来是应邀写一篇两万字的《朝花夕拾》导读文章，却引出了《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其中有什么缘故吗？
吴俊：最早的导读文章是华东师大文贵良教授约我的，目的是为中学生的整本书阅读做导读提示。篇幅只要两万字左右。
我想，既然是给中学生的全书导读，就该是一本较为详细的作品修辞解读和文学审美鉴赏为主的读物，不应该是大而化之、或专题主谈某一方面、过度思想阐释的鲁迅研究学术著作。我要写的是一本关于《朝花夕拾》的文学赏读的通俗小书，期待的是能有助于中学生阅读、喜欢阅读、阅读理解鲁迅作品。文学性方面的内容应该细致到覆盖每一篇作品，同时，相关的时代、社会等背景叙述只能作为书中主线的辅助。因此，我采取的是每篇作品单独解读的方式来写这篇导读文章。结果可想而知，当然就不止于两万字了。不过，我后来选取了两万字给贵良兄交稿。他主编的整本书阅读的导读专书，今年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等我写完了《朝花夕拾》的分篇解读后，我又有了一个新想法。《朝花夕拾》是鲁迅的“回忆记”，一般理解就是回忆性散文。我把它看作是“文学的个人史”。这是一部用文学方式（散文）完成的个人生活回（忆）思（想）录。它的内容特点显然就会是真假混杂、虚实相间。为使中学生能够在阅读鲁迅“回忆记”的同时，了解鲁迅的文学生平与实际生活经历，有必要用一种简略的方式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鲁迅形象。这一形象主要由鲁迅的生平史料、文学创作、迄今的学术研究为支撑。因此，我补写了全书一半篇幅的“鲁迅传述”。以前有所谓传论、史论，我这本书更加侧重于人物的传（记）而（叙）述，尽量节制所论所释文字。但我自以为，传述部分中的学术论述内涵还是有一定成色的。只不过我无意纠缠细节，着眼主旨大处，平常说过了作罢。
记者：您当年的博士论文《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也是鲁迅研究重要的收获。在海量的鲁迅研究论著里，为什么您总能独辟蹊径？在鲁迅的个性心理研究中，您发现了什么？
吴俊：我在近二十年后有机会重版《鲁迅个性心理研究》，按照编辑意见，换了个新书名，叫做《暗夜里的过客》，甚至还商业化地增加了一个副题“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鲁迅”。那时返顾当年（1989-1990）的写作，我说这是一次青春写作的留痕，文学色彩很浓。这一说法关乎时代的影响和我个人的性情。简单说吧，从心理角度研究鲁迅包括一般文学研究在内，其实是1980年代到90年代中前期的文化学术风尚，不能说是我的独辟蹊径。也许我的这本书在面相上写得比较彻底。但也因此会被诟病。书中的很多观点，如果用其他学术语言表达的话，也许更有学理性和说服力。
同时，我的写作有很浓重的个人情感内涵，阅读鲁迅在我是一种个人情思的体验，写鲁迅就是在写我自己。有时候的学术规范只是不得已的勉强服从，不得不然。因此，个人性越强，你的书就一定和别人不同，至少，表达方式一定不同。思想就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就效果论，那要看别人在你的书中读出了什么。换言之，我写的书都是有我的性情在里面的，不全然是所谓学术规范之作。延伸开去说几句，学术著述如果没有了学者个人的存在，那也是学识和思想表达的遗憾呀。即便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之作，终极价值还得体现在对于人心人性的鉴察和洞见上。学术只是一种规范化、限制性的过程和手段，哪怕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在此过程中，作者首先看到、看透的是自己。学术对于个人的修养和教养的价值也就体现在作者个人的境界提升上。
记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素有鲁迅研究的学术传统，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都是鲁迅研究专家。作为钱谷融先生的第一位博士，您的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钱先生是否给予很多指导？钱先生对您的影响有哪些方面？治学、读书乃至为人方面，您对钱先生有怎样的评价？
吴俊：鲁迅研究其实是很多大学中文系的传统，专家不在少数。您提到的母校几位先师，我都曾有很多机会亲炙过教诲。其中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都是钱谷融先生。钱先生生性散淡散漫，不太约束自己的喜好情绪流露。但是，他又是一位律己甚严的君子之师。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他的待人接物原则。而且，讲究恕道，凡事都能透彻放下。所以活得潇洒。
钱先生是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但他最喜欢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欧洲古典包括18、19世纪文学，兴之所起他会脱口而出莎翁、济慈的诗句，他的自选集开首就是西洋和俄罗斯的文论。日常言谈，古代文人之作是随口的谈资，可见他的习性趣味所在。至于中国现代文学，除了鲁迅，其他作家作品也许都不是他悉心留意的了。一般而言，他是个纯文学论者，抱持为文学而论文学的基本价值观。我们学生很少听他讲现代文学，虽然他也写过“《雷雨》人物谈”之类的批评文章，主要收获倒是在为人风范和经典习得方面。
钱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并无多少干预。看过我的基本大纲，就说写吧。也许这和我在写学位论文前就有习作文章发表有关。写成后，几次谈话修改，都说有点新见解，不过个性心理理论和鲁迅研究失之于两张皮，前者多为皮相概念，本来无需如此，后者有欠周详，自洽不足。而且，看鲁迅也多了些黑暗心理，强作深刻。不过，年轻人的偏颇需要时间和阅历来纠正、淬炼，你是有才能的，看你以后的悟性吧。后来答辩，王元化先生诸位老辈，也有批评意见，但还是轻松通过了。整个过程可谓如沐春风，并无紧张之感。这给了我之后的执教生涯一点教训：对年轻人实在不必苛刻，鼓励为主。师道在于人格化育，学生造化在己。
记者：《文学的个人史》最后扼要提及了鲁迅个人史上的“失踪者”现象，包括鲁迅的母亲、夫人朱安以及祖父等。但是对于这个值得充分讨论的话题，您并没有完全展开。学术研究方法上，您遵从怎样的原则？
《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吴俊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
吴俊：其实，在写作预定计划的整体考虑中，我本是要详细写出所谓“失踪者”的人物系列的，没有写成的直接原因是时间紧张。但是，既然原先有计划写“失踪者”人物系列，一定也是有所考虑的。我的主要思路是，从《朝花夕拾》写出的人物看，我们有理由提出鲁迅该写而实际未写的人物问题，这种写与不写的选择原因何在？这至少是一个可以从《朝花夕拾》延伸开去的鲁迅创作心理学问题。“回忆记”不就是一种选择性记录或遗忘的写作心理表现吗？其中潜藏有写作者的心理动因。我们不难列出一个“失踪者”人物系列的名单，经验上我们也可以朝向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方向探望。并且，关于“失踪者”的探讨一定与已经写出的人物有深刻关联。大而言之，“失踪者”关联着鲁迅文学的深广世界。正因如此，在学术实践上，这是一个需要谨慎、严肃、深入讨论的问题，切忌深文周纳、牵强附会，在空白处做文章是很忌讳强作解人的。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单纯的时间问题并非就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记者：鲁迅研究专家、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在此书序言中提出，《朝花夕拾》引发的话题其实还有不少待解的“悬疑”。而您的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之一，就是引发了读者探究的兴致。您怎么看待这一评价？又如何评价鲁迅研究现状？
吴俊：阎晶明先生的主要身份是批评家和作协领导，我这次就是想借重他的“站台”表达一个态度：鲁迅研究并非学院专营的专利，而是和当代文学连体共生的一种文学学术，并且，当代文学会是传统鲁迅研究的巨大资源和动力。简言之，在文学性和学术性上，阎晶明都代表了鲁迅研究的当代性，其博学深思、勤奋扎实的专注程度足为我辈的榜样。
阎晶明老师说的拙书的价值云云，很大程度上多是他个人研究中的感想和看法，因为几乎同时他也写了一本有关《朝花夕拾》的著作。同时代学者对于相同的研究对象生发出近似的看法或启发，那是大概率的事。相比鲁迅的其他作品，《朝花夕拾》可能是历年间被关注和研究较少的一部作品。但这一局面在近年很快就有了改观。随着研究的展开和深入的推进，原先忽略或轻视的一些问题，渐渐被赋予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生平传记、作品系统、思想表达及与社会时代的关联各方面，《朝花夕拾》都有了新的理论场域位置，一场对于《朝花夕拾》的过度阐释正在形成。这基本上是一个中性的评价说法，但又和我对近年鲁迅研究中的一点消极看法有关，即除了习以为常、见惯不怪的过度或强制阐释以外，碎片化的现象正在鲁迅研究中蔓延。碎片化的特点是一方面随意性地放大芝麻成西瓜，鲁迅研究中的学术整体性和有机性体现不足，所谓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另一方面新造出太多高大概念、且在鲁迅身上赋予了太多宏大叙事意图，将时代和社会的经验常态当作学术创见，将修辞手法作为学术论述的法门。一门学问大凡到了“红学”“鲁学”这种程度，也许这些现象的出现也无可避免的吧。
我总觉得，鲁迅研究该是一门以鲁迅文学为基础的研究，没有鲁迅文学的鲁迅研究总有点舍本逐末之嫌。大家常说的读鲁迅，首要之义应该是读鲁迅的文学，首先是把鲁迅当作作家和文学来读。文学审美是进入鲁迅世界的入口，没有文学审美的能力而侈谈思想和政治，是鲁迅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不妨问个问题：在现代文学史以外，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中，鲁迅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明白乎此，就会有底线的认知，这也是最基本的常识和最大的关键。
记者：从作品中能够看出，您对鲁迅的作品不仅有深入研究，就连他生活过的地方都有浓厚的兴致，鲁迅著作是您研读最多的作品之一吗？
吴俊：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作家，我有能力、也有机会能够遍及其足迹所到之处，就只有鲁迅一人了。而且，我在年轻时有过较长时间的日本生活经历，差不多两次周游了鲁迅在日所及的地方。国内更是如此，我还去过鲁迅母亲娘家的村子，他的外祖墓地等都去拜访过。这大概也是一种文人之癖。只是我读鲁迅作品往往不求甚解，更多在意文辞之美、心性流露、思辨力度，体验为多，学术较少，我是把鲁迅作品当作文学书来读的，不是作为学术目的读的。这也就是我一直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说成是青春写作的原因。
记者：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吴俊：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枕边书。现在的书都这么重，床上枕边如何能读。借用枕边书的说法，今年我因为各种原因主读的书，主要是三类：一是国内作家的长篇小说，刚参加了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二是世界各国的科幻、神魔类作品的中文译本，如法国罗曼·吕卡佐原著的《拉丁姆》、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原著的汉译本系列作品等；三是人工智能方面的著作，重读了维纳的《控制论》、新读了斯图尔特·罗素等著的《人工智能现代方法》两卷，正在读N.凯萨琳·海尔斯的《后人类时代》，后者是华东师大罗岗教授推荐给我的版本，当当网上有个善本书旗舰店直接购买。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吴俊：在世作家我想见韩松和李洱；他们都在北京，见面不易。已故作家就不见了吧。
记者：如果有机会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吴俊：我想带三本18-19世纪英国诗人的诗集。熟悉一点的是拜伦，别的可以是亚历山大·蒲柏、马修·阿诺德吧，其他诗人也行。既然是去无人岛，我们就不必关注现实或未来了。我比较喜欢英国古典趣味，和陶渊明、李白一起终老于此。
记者：假设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吴俊：我想邀请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教授、也是散文诗作家、鲁迅研究家的丸尾常喜先生。他在1994年邀请、接待了我去东大，并帮我申请获得了文部省学术振兴会资助，无限感激。我和他一起拜访过鲁迅的外祖家。但他却因劳累过度，刚过70岁就突然去世了。他和夫人在家里宴请过我。“丸尾鲁迅”就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