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凤歌》：一幅包罗万象的有情浮世绘
从胡学文目前的文学版图来看，他广受赞誉且最出色的作品似乎都与乡村有关，但恰如他曾在访谈中披露的那样，他的作品“包括但不限于乡土”。和此前为其赢得了巨大声誉的《有生》一样，《龙凤歌》这部恢弘之作从乡土出发却并不囿于乡土，而是在描摹家族史的同时一并勾连出城乡中国的复杂图谱。无论是马秋月、朱灯、朱红等作者加以浓墨重彩描绘的主角，还是哑女、罗毕干等着墨较少的次要人物，作者均怀着极大的耐心、深情乃至爱意，赋予了他们坚韧的灵魂与淋漓的生命力。因此，不妨说《龙凤歌》是一幅为普通人而作的有情浮世绘。同时，和之前的作品相比，《龙凤歌》还别具机杼地呈现了幻想与现实交织、虚实交相辉映的文学世界，这使得《龙凤歌》在挑战当下长篇小说的深度和难度之时，还获得了某种难能可贵的飘逸与轻盈。
“有情”的文学，多半发凡于作家对于人类苦难不可遏止的同情，以及对于天地之间芸芸众生的不忍与恻隐之心。《龙凤歌》的“有情”，便主要体现在作家对笔下人物命运的不忍及体谅之上。从胡学文亲手绘制的“人物关系图谱”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龙凤歌》似乎是一部既无英雄亦无“反派”之作。胡学文无意于传颂跌宕起伏、荡气回荡的英雄传奇，而是钟情于那些看似微如草芥、实则内心各有乾坤的普通人。
《龙凤歌》分为上下两卷，中间以朱灯、朱红这对龙凤胎的命运分野为界，连带勾勒出数代人的喜怒哀乐与命运浮沉。哥哥朱灯的性格较为庸懦，才思亦不如朱红敏捷，但和众多中国农村家庭一样，能力更强、处事泼辣果决的朱红选择了自我牺牲、托举家庭，朱灯则跃出农门，一路向县城、省城跋涉。马秋月私心希望朱灯能拥有朱红的性情和能力，却又暗自对女儿心怀歉疚。和路遥笔端的平凡世界一样，受制于有限的物质经济条件或传统宗法观念，乡土社会的家庭成员们很难使自身免于这种对彼此的亏欠感，而正是这种对于乡土社会家庭结构的细察以及对人物命运的绵密深描，成就了《龙凤歌》的厚重与悲悯。
然而，如果仅止于描绘苦难本身的话，还不足以使得《龙凤歌》实现对当代文学既有写作范式的突围。胡学文显然不满足于对苦难的纯粹展演抑或对于残酷命运的单向度铺陈，他笔下的人物，无论位阶如何，都自成其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即便遭遇了某种厄运，依然保存着一份倔强的心性、坚忍地站立在大地上。正是得益于胡学文对笔下人物的理解与有情，我们才能看到，先后历经了失学、丈夫出轨、弟弟去世等打击的朱红，依然风风火火地操持着裁缝店的事业；原本性格庸懦的朱灯为了避免年迈的父母遭受毁灭性的丧子之痛，几乎以自我诋毁的方式独自承担起了编织谎言的沉重成本，当他把责任一并揽到自己肩头后，朱灯终于完成了独属于自己的蜕变之路，继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朱家长子。而马秋月、朱光明也在家人们善意的保护之下，不致直面晚年的丧子之痛。作者对人物的有情，使得他笔下的故事呈现出百转千回、一咏三叹之调，胡学文似乎并不愿意冷酷地将笔下人物置于毫无转圜之机的绝境，而是以一双温柔敦厚之手承托了他们原本注定要陨落的命运，因此，《龙凤歌》所咏叹的并非大开大合的悲剧，而是以不忍之心为底色的温情史诗。
此外，哑女、老闺女和罗毕干这组人物图谱也极具特色，哑女和老闺女的共同点在于心存执念，而罗毕干则反其道而行之。哑女和老闺女百折不挠的生命力源自对丈夫的执念，而老闺女的女儿罗毕干的行为逻辑，恰恰在于嬉游人间、破除“我执”。但无论是一意孤行地存活于自己网织的执念里，还是如同罗毕干一般恣肆洒脱，《龙凤歌》中的女性都有着率性鲜活的面容。哪怕是痴迷于“吃”这一貌似庸常行为的二姐，也不失其可爱之处，即便她的丈夫曲风因投机倒把而入狱，二姐依然不改其蹭饭行径和皮实本色。胡学文曾表示他原本设计了二姐夫曲风的发家史，尽管最后为了留白而并未写出，但足以见得作者本人对二姐、曲风这类“市井小民”的宽容、体谅甚至欣赏。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些人物形象都远远称不上完美，但作家以有情的目光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也悦纳他们无伤大雅的爱恨嗔痴，因为悦纳他们的执念与爱恨，也正是胡学文在以文学的方式向最广大的普通人致意、向海纳百川的生活及生命致意。
在《龙凤歌》这部有情的浮世绘中，最能凸显其非同凡响之处的，是小说内部“虚实相生”的文学质地，正是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共生，赋予了《龙凤歌》厚重品质之外难能可贵的轻逸。胡学文极为擅长贴着大地、贴着人物本身写作，毋宁说《龙凤歌》的整体框架和肌理，均得益于作家丰赡的乡土生活经验以及体贴入微的观察能力。不过，除却对乡土现实鞭辟入里的呈露之外，《龙凤歌》还在现实世界之外另立门户、别造了一重奇谲瑰丽的想象世界。如果说扎根于大地是《龙凤歌》向下沉潜的途径，那么创造由故事、梦游及想象构成的幻境，则使其超脱于现实中的诸种业力与悲苦，从而获得了向上飞扬的动能。《龙凤歌》的表层故事结构，当然是马秋月、朱灯等人的现实际遇和悲欢离合，而其深层结构则是在现实主义法则之外创造的象征性世界，主导这个世界运转方式的不再是现实生活中的权力逻辑，而是诗歌、梦幻与流光溢彩的想象。也正是想象及象征世界的存在，纾解并告慰了人世间的苦难，从而增强了现实中普通人对于生活的承重力。
《龙凤歌》中，麻婆子作为“讲故事的人”，为马秋月这个痴迷于故事却缺乏现实感的人提供了“梦幻图景”，而正是这份可供其沉湎的幻景，使得她不为旁人所理解的幻梦有所附丽；朱红虽然是家族中最务实的女性，但她仍然不可遏止地爱上了擅长讲故事的刘长腿；同样地，幼年时常常陪同母亲去麻婆子家的朱灯也受到故事的蛊惑，走上了写作之路。在朱灯那里，“故事”其实充当了“文学”的转喻，当他抱着一大摞旧书走在街道上时，他感到“街道、建筑、行人均闪耀着超常的光彩”。我们从中能够看到古老的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寓言的复活，其中，诗人或者说创作者具备创世者般的魔力，而搭建这座想象世界的原材料，正是语言、文学及想象力本身。最后，写作者朱灯无形中传承了麻婆子的衣钵，当他编造了早已溺亡的朱丹在境外做玉石生意的故事时，故事或曰文学再一次印证了它无与伦比的疗愈功能，它点石成金，以语言之光、想象之光烛照晦暗的现实，同时将深困于现实泥淖中的人们轻轻地托起，使其拥有了超拔的可能。
卡尔维诺曾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将“轻逸”视为文学的价值而非缺陷。诚然，人们很难使自身幸免于日常生活的不能承受之重，但恰如轻盈的想象力能够赋予卡夫卡笔下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骑桶者以凌空飞行的灵力，“故事”的存在亦维系着马秋月、朱灯和朱红们生活的信念，同时还冲淡了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可能导致的滞重感和疲惫感。此外，《龙凤歌》本身又何尝不是一出虚实相生的“故事”呢？ 当它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务实和务虚、厚重与轻逸、乡土和城市之间时，一幅包罗万象的有情浮世绘便已栩栩开展，并在当代文坛留下了别样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