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地域文化意义

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讨论由来已久，近年来再次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与重镇。这个议题的再度升温，一方面源于社会形态的改变，包括经济、生态、地域等多个维度的调整和转变，自然地带来了文学研究、文学创作的变化，特别是地域发展的演进日趋多元，无论是单个城市的迅速跃升、独显风采，还是城市集群的协调发展、深度融合，都直接关系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演进。另一方面，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讨论，本身就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自身寻求真正的突破、开拓新格局的应有之义，地域与文学的互动根植于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嬗变之中。这两重转变启发我们以一种多形态、多层次、多学科融合的视角跳出文学来研究文学，即以“大文学观”的宏阔视野进入文学，向外枝蔓，走向更深远、更复杂、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大文学观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视角的更新，一种方法的迭代，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超越，一种文化内蕴的擢升，杨义曾说：“大文学观不仅是一种知识构成或知识重组，它更重要的是一种世纪性的文化襟怀。”我们不单要重视从地缘上划分文学的类型，研究文学的地域性、独特性，而且要在这种地域性中发掘文学同地域文化之间深层次的联结，透视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的血脉联系。地域文化与文学存在一种互文关系，地域文化滋养着在各异的风土人情中生长出来的文学，而文学又不断地反哺地域文化，为其注入新鲜血液。地域的发展与文化的演进交织相融，相依相生。但是，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互文、互动、互养，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而是内在地包含一种超越性，文学作品体现着一位作家涌动着的“性灵”和全部的生命体验，自然地越过了空间的限制，显示出超地域性。“大文学观”则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地域文化与文学复杂互动的通道，带来地域文化与文学结合的活力与张力。

一 地域文化与文学的互文、互动

地域文化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构成了以地域文化进入文学研究的可能与张力。地域文化深刻地作用于一个作家的性格气质的塑造、审美情趣的培养、思想特质的生成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并无可避免地进入作家塑造的文学世界。现代作家本身就有极强的地域意识，他们不但自觉地书写地域，有意识地对地域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加以阐释，而且对地域文化具有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地域文化构成了现代作家的文化根脉。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作的序言，即关注到作品极具地域色彩的作家，如“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蹇先艾，“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的黎锦明……经由不同地域文化浸润的现代作家，在复现、回溯故乡记忆的时候，既包含时代性的历史纵深，又体现出独特的生命体验与现代经验，同样也参与建构了一处地域的文化谱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文化哺育了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也进入了地域文化的流动与延传之中。

地域文化是现代文学的一重底色，各异的地域文化造就了现代作家独特的文学个性。“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身上，既充盈着西方现代思想的锐气，又浸润着中国大地上广袤、复杂的地域文化气息。中国社会多元的地域文化样态使在不同地域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以各自不同的、带有原始色彩的地方经验与现代思维产生一种持续作用的张力，这种张力推动了现代文学的演进，“地域”与“现代”的耦合使得现代文学呈现出多样的面貌。梁启超曾经在论述地理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起于南方者其势常日蹙，以寒带之人常悍烈，温带之人常文弱也……凡此诸端，无不一一与地理有极要之关系。故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若二者相离，则无文明，无历史。其相关之要，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也。”正如鲁迅的书写背后是浙东，老舍的文字关联着北京，沈从文以湘西为念，萧红透视的是东北，李劼人展现了巴蜀，莫言讲述高密，贾平凹关心陕北……在他们的作品中，地域不仅是一种历史性、地方性的维度，一种对于时间、空间的确证，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的根脉，作为一种展现人性深度和生命价值的方式存在。在现当代作家的书写中，地域文化是一种“在场”的体认，也是一种精神的寻根，更是一位作家独特性的根本体现。陈望道、茅盾等人编的《文学小辞典》中也指出“地方色（local colour）——就是地方底特色，一处的习惯风俗不相同，就一处有一处底特色，一处有一处底性格，即个性。”换句话说，地域的基因，对一个作家的滋养是深入骨髓的，而这种对地域文化有意识的发掘与展现，正是文学同地域融合研究的立足之基。

现代文学如何书写地域？现代文学的地域书写不仅体现了一个作家的生命经历，同时也折射出作家们对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深切体认。同时，现代作家笔下的地域风景，又构成了地域文化生生不息的一部分。萧红生于东北，她的《呼兰河传》即以东北的河流命名，茅盾曾评价《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所写的不仅仅是“严寒把大地冻裂了”的东北，而且是“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有时也许显得麻木，但实在他们也颇敏感而琐细，芝麻大的事情他们会议论或者争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们有时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害自己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方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文化，呼兰河人民对生活的麻木、愚昧和对鬼神的信仰，对迷信的追求，实则凝结了萧红对整个东北土地风土民俗的观察，照见了北方乡村中浑噩但是质朴的人民形象。萧红得以入木三分的刻画出东北人民的生活状态，主要来源于她东北特殊时期社会现实和独特地域文化的体认，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四月十八娘娘庙会等习俗，显示出传统与民间性在黑土地上的巨大文化惯性，而冻裂的手、大泥坑则显示出东北寒冷的气候和贫瘠的生活。在一片萧索与沉寂的中，萧红的“后花园”则成为其一生怀念的色彩。

东北的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萧红文学风格的形成，萧红的文字有一种冷色，这来源于东北漫长的冬天和刺骨的严寒，也来源于东北的封闭性和落后性；她的文字亦有一种大开大合的爽直，《呼兰河传》里“还有，有二伯不吃羊肉”，一句话就是一节。这种写法不仅仅是因为萧红对小说这一文体形式的独特理解，同时也源于东北这片土地养成的直接、毫不拖泥带水的性格。从某种程度上讲，东北的贫瘠、封闭与寒冷，不仅养成了她文字的风骨，更造就了她生命孤独、悲哀和痛苦的底色。此外，萧红在哈尔滨生活的经历为她带来了生命的亮色和动力。1927年，她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她在这里读书、写作，为自己起了第一个笔名悄吟，并在此时展现出了出色的绘画天赋。萧红亲身参与“一一九”运动游行，主动担任宣传委员。哈尔滨的经历，成为萧红接触新文学、新文化的重要铺垫。萧红一辈子迁移、流徙，辗转了十三个地方，最后在香港去世，然而她的绝笔《小城三月》依然是写东北的那座小城，依然是写东北的人民、东北的土地，依然是写她关于那篇地域的回忆与感受，她的作品自然地带有地域文化的烙印。她审视东北地域文化的视角，实则与她笔下的地域文化构成了一种“互文”，她所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视野和她充满苦难、悲凉的叙事风格，在观照东北传统地域文化的同时，其自身亦成为东北地域文化的代表性产物，成为我们理解和进入那个时代东北历史现场，感受东北文化脉络的一个通道。

冰心与其故乡福建的联结，则展现了地域与文化结合的另一种更沉潜、内敛的可能。冰心出生于福建福州，她一生仅在福州度过两段不长的时光，但是她这样描述对故乡的印象：“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故事，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故乡福州给冰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源自于父母的熏陶和口耳相传，这使得只有两面之缘的福州成为了冰心地域记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冰心的文字柔美、清新，常有包容和善意的爱孕育其中，这与冰心对福州的感触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的一生中，只到福建去了一次，那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且走的是水路。那时我从山东的渤海，走进福建的闽江，觉得江水实在比海水安静温柔得多！”福建温柔的水气和潮湿温润的气候，使得冰心感到一种家的归属和灵魂的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联系，不仅建立在一种现实的在地性上，而且更体现出一种精神、思想上的延传。

二 地域文学的地域性和超地域性

地域文化内蕴在现代作家的精神世界之中，并外化在他们的生活中、作品里，无论现代作家具有何种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文化背景，地域对一位作家的影响都是确定且深远的。但是，无论这些作家是自觉地书写地域、描绘地域，或者笔端无意识地带有地域文化的特质时，作家自身的个性促使他们所建构的文学作品超越地域。以大文学观的视野来看，在以地域文化研究文学时，就不能仅仅看到地域文学中充满地域性的部分，还要看到地域文学不仅仅体现了地域性，而且也因其超地域性具有更深、更广的研究价值。我们强调文学和文化的地域性，自然而然地突出了文学和文化生成的特定环境、独特风貌，展现出不同地域文化与文学的个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孤立地看待某一特定地域的文化、文学的固有特点。地域文化自然包容着地域文学，但是文学因不同作家的人生经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而展现出超越地域的个性和特质。这些特质无法通过地域文化的视角能够简单给予阐释的。

一个作家生长在某一地域，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文化的滋养，但他的人生足迹往往是流动的，他的思想资源的吸取更是不受地域限制的。萧红是一个特殊的女人，特殊的作家，她来自东北作家群，又超越了东北作家群；来自左翼文学，又超越了左翼文学；她是一位女性作家，又远远超越了女性意识。萧红的苦难来源于东北文化的浸养，同样来自于她本人一生痛苦挣扎的生命体验。这印证了一个重要观点：作家的价值不属于某个特定的类型，永远属于自己。这意味着文学具有地域性，但是绝对不能单纯地以地域划分文学，而要看到文学具有地域性与超地域性。有学者指出，徐志摩的诗对桥情有独钟，是因为他家乡浙江省海宁市依山傍水、风光旖旎，那里桥特别多、特别美。但是，徐志摩家乡的桥再多再美，如果他没有去过康桥，他没有在康桥度过那一段令他难忘而心醉的日子，在徐志摩的诗中是不可能有那些优美的桥的意象的。尽管我们在徐志摩万般依恋的康桥的身影和康河的柔波里，似乎能够看到他家乡的那些小桥流水，但徐志摩笔下的桥显然已经因他独特的域外经历具有另一番景象，另一番意境了。再比如鲁迅，他的文字中流动着浙东文化的气息，特别是他“性格与文章风格，都是属于绍兴的，有点儿刑名师爷的调门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师爷笔法来解释鲁迅的笔锋，反而显得过于狭窄和偏颇了。鲁迅思想中的绝望、黑暗与挣扎，不是简单的地域性可以解释的。丁玲生于湖南，自然具有湖南人性格坚韧、泼辣的典型特质。章士钊曾经说：“湖南人有特征，特征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沈从文专门写作了《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提及湖南人经受开明思想浸润，特别具有独立性，但同时也具有一种悲剧性的特质。丁玲所具有的独立、反叛、泼辣、果断，来源于湖南文化的传统，同时也来自于她所处的时代，来自于她接受的现代思想。

更进一步讲，作家书写地域的过程，本身也是超越地域的过程。作家展现地域文化，并不是出于一种单纯的描写地域的欲望，而是内在的含有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想象与构思，这使他们的地域书写天然地带有一种超地域的视野。沈从文的地域书写同样展现出了超地域性的特质。沈从文写作的重要主题是湘西，他更愿意也更擅长描写的是湘西，他更倾向于在湘西的土地上塑造人物，建构他的小说世界，这体现了沈从文作品无法忽视的地域性。但是，他书写湘西的作品却都是在湘西之外写就的，他虽以“乡下人”身份自居，在写湘西的风土人情时，却糅合了他自身的现代性体验，容纳了他对现代都市的认知，他是以城市为出发点来“回忆”、再现湘西的。所以，沈从文在写湘西的时候指涉着都市，写乡下人的时候对比着城里人，写田园牧歌的时候思考着工商业文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不仅是对地域文化的展现，更重要的意义是，湘西文化作为都市文明的对照而生，写湘西就是在写北京、写上海、写青岛、写昆明，他的地域书写根本意图在于表达他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现代精神的思考，他意在以湘西为空间，完成在文学作品中探寻的“希腊人性的小庙”之鹄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成规模、成系统的地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区域文化”“文学地理学”等提法频繁地出现在文学研究的论域中。地域文学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兴起，一方面呼应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热”“方法热”，此时移植的大量西方的文学理论，特别是文学地理学的相关概念，给文学、文化研究乃至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推进，寻根文学的创作热潮将浓郁的地方色彩带入大众视野，地域文学研究则试图以地域性的、地方性的空间视野突破以往线性的、历史性的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延续了近代以来刘师培、顾颉刚、王国维等人以地理介入文学与文化的尝试。现代文学研究界亦密集地就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展开讨论：1989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上，严家炎即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可采取“中国现代作家与吴越文化”作为主题，1990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在杭州举办，这次年会的议题有两个，第一是“左联”与三十年代文学，第二就是吴越文化与现代作家的关系。1991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总目录亦将“现代作家与地域文化”作为一栏，1992年，在长沙举办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将区域作为核心议题。1995年至1997年间，严家炎主编的十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出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套丛书以专题形式将文学流派、作家群体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关注包括海派文化、江南文化、黑土地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巴蜀文化、湘楚文化和雪域文化等，严家炎在为这套丛书做的总序中提到，这套丛书主要关注具有明显区域文化特征的作家，“探讨区域文化怎样渗透进了这种文学，为这种文学打上了多么独特的印记”，而没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作家、社团等自然不进入研究视野。严家炎指出，对于地域的理解不应该过分集中在自然条件上，而应该对人文环境予以关注，特别需要“说明地域对文学影响的那些复杂、深刻的方面”。这套丛书以“地域＋文学”的方式，意图突出现当代作家、现代文学经典异质性的、独特的地域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套丛书是八九十年代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其采用的研究思路几乎成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结合一种通行的模式影响至今。总体上看，目前的地域文学研究在划定地域时，基本皆采用行政区域、地理风貌，或者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产生的某种文化活动为主要标准，发掘作家作品、文学流派与地域之间的紧密联系。20世纪八九十代以来，不仅涌现了大量地域文学史，如《江苏新文学史》（陈辽主编，1990年南京出版社出版），《上海近代文学史》（陈伯海、袁进主编，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岭南文学史》（陈永正主编，1993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山西文学史》（崔洪勋、傅如一主编，1993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湖北文学史》（王齐洲、王泽龙著，1995年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湖南文学史》（陈书良主编，199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河北当代文学史》（冯建男、王维国主编，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等。此外，还产生了一系列以地域为主题，梳理各地文脉发展历程的文化研究丛书，如《河南新文学大系》（1996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东北现代文学大系》（1996年沈阳出版社出版），《贵州新文学大系》（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山东新文学大系》（1999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河北新文学大系》（201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地域文学丛书”（1994年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东北文化丛书”（199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陕西地域文学研究丛书”（200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等。

就已有的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成果来看，我们收获颇丰，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维度呈现多元化态势，研究视野也愈加开阔，如何整合认识文学与地域之间联系的不同角度与观念，防止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走向松散化、蔓延化是当下研究者须面对的问题。是强调将目光回溯至历史之中，探寻各地各异的精神文化传统形成的文脉，如何或隐或显的在文学中延传、变形？还是关注当下社会发展过程中，区域协调发展的趋势为文学带来的新质，文化又起到何种作用？亦或将文化的地域差异作为进入现代文学权力话语研究的通道，建构中心与地方的对话……无论研究者以何种视角，使用何种概念，锚定何种目标，地域文化视角在文学研究中的深度融合已经建立其合法性，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概念与表述能不能依据地域文学的地域性与超地域性做出适应性的拓展，在看到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张力的同时，亦有意识地建立研究的边界。我们还要看到，地域文学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1995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研讨会上，王富仁指出“现代文学不仅只是产生于区域文化中，而是产生于整个中国社会空间。要把区域文化放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中来自我把握、自我提升，要看到区域文化的局限性，不要以该区域出了多少重要作家来争夺地位”。地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着眼于现代文学空间向度，强调地缘对文学创作、作家思想的影响，现代作家的生命轨迹更是因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社会局势的动荡，展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作家的流动迁移，几乎成为一个群体性的现象，地域与作者之间的联结紧密且丰富，地域是现代作家的书写对象，也是作家言说自身的载体。因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现代文学在与地域紧密联结的时候，同时内在的又超越了地域。

三 “大文学观”与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

地域文化的变迁与文学的变革呈现出多元的、丰富的格局。地域发展的形态变化了，文学想象的表达方式与内涵变化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不同地域发展的多样面貌，既对现当代文化传统的拓展与延伸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现当代文学与文化与社会结合、与当下结合提供了机遇与思路。目前中国的地域发展，呈现出单个城市实力不断扩大，区域协调发展稳步推进的丰富生态。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苏州城区常住人口已经超过500万，这表明苏州正式跻身特大城市行列，早在2020年苏州市的GDP总量就已经突破2万亿元，成为继北上深广渝之后的第6座2万亿城市，苏州被称为“最牛地级市”，就是因为苏州蓬勃的发展态势和无法撼动的发展实力。随着苏州经济的强劲发展，苏州的文化特色、文化底蕴自然受到了关注，得到了凸显。苏州文化自有其独特的魅力，“专精特新”的工匠精神，是苏州接续传统并不断更新自身文化活力的动力。除苏州外，重庆、杭州、武汉等地发展也呈现出以经济带动文化，以各具特色的文化滋养经济的格局。

与单个城市发力相呼应，区域协调发展是目前地域发展格局的又一重要构成。我们在看到上海及其独特的海派文化时，更看到“上海是江南的上海”，它本身是依靠江南丰富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血脉滋养才得以发展起来的，有学者强调江南文化对上海发展的重要作用时指出，“上海的城市文化传统正是在自身发展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吸纳了江南文化的因子，尤其是江南商业文化的这种‘文’‘商’互动的特质，才使得其没有一味地导向西方经济文化力量所营设的都会文化模式，能够在一种本土化色彩相对较浓的文化语境中去延伸和塑成它所特有的质素。这一过程中，有着双重文化背景的海派作家们将是贯彻和实践这一过程的最好范例”。我们在研究上海书写、上海文化时，自然有必要将其放置在更广阔的江南文化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学界近年来不断寻找文学研究与地域文化互动的机缘，创造文学更深入发展的契机。地域发展形态的变动，打开了文学更开阔、更幽深的格局，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有力互动，不但基于文化与文学自身的无限多样性，而且也与经济建设的世界性、全球化格局照相辉映。

地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遇合，不是一次虚构的空想，不是一个仅仅存在于理论中的虚影。它真实地来源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语境，真实地反映了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如今的地域文化研究越来越彰显出打通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态等方面的研究导向，是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必然态势。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拓展文学的视野，扩大文学的内涵，开掘文学新的版图，越来越成为推动文学发展、深化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大文学观的提法，意在强调突破文学自身的边界，寻找文学研究的多重可能性。就地域文化研究而言，既要考虑到文学与人生经历变化的影响，又要考虑到地域文化与文学间根深蒂固的血脉关系；既要考虑到地域文化一时一地的个性，又要展现地域文化本身具有的历史性和流动性；既要看到地域文化构成了文学想象的原型，又在文学书写中展现出新的面貌。更重要的是，地域文化不仅联结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结了作家与他所处的时代，更将文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的结合起来。文学研究要跳出现有的范式，以更开阔的视野安放自我，以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为例，地域协调与融合的发展模式，自然带来了文化与文学的拓展与延伸，形成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对应的“大京派”文学。

“大京派”文学立足于京津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是以大文学观视野促进地域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融合的必要尝试。大京派文学打通文学讨论空间，透视地域文学的地域性与超地域性。“京派文学”不止局限于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京、津等地作家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京派”的内涵远远超越了特定时段、特定地域的限制。特别是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背景和历史契机下，更应该发掘整个京津冀地域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发掘“京派文学”的多样性，突破一时一地的时空限制，扎根于京津冀千年的历史文脉，关注燕赵文化的历史延传，聚焦运河文明的源远流长，透视京津冀三地唇齿相依的文化合力。

地域文化要求文学研究不仅考虑到地理意义上的地缘划分，更要超越地理空间，从精神层面考察地域文化的超越性、复杂性，透视文学与文化广袤的情怀内蕴与强大的生命力量。从地域文化视角看大京派文学，意味着大京派要突破北京地区的限制，从文化的根脉上，看到京津冀这一片华北平原上体现出的燕赵文化根基。孙犁的白洋淀、铁凝的冀中乡村，他们围绕着河北地域所展示出的种种鲜明意象，也营造了独特的文学意味，而其中呈现出的不仅是文学的地方性表达，更有文化品格的探寻。地域文化是文学生长的根脉，构成了作家创作的底蕴，孙犁笔下的滹沱河与白洋淀都滋养着他的文学创作，大量作品以抗战为背景却意在表现优美的地域风情和燕赵儿女的传统美德，展现出他们骨子里勤劳勇敢、乐观坚韧的文化性格。正是这样的地域文化特色熔铸了孙犁文学永恒的魅力。孙犁的作品在语言上呈现出清新明快、质朴含蓄的风格，弥漫着诗意的氛围，这正是孙犁留给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孙犁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深受家乡方言和民间艺术形式的滋养，自身的编辑与写作经验也促使他格外关注文学语言的锤炼问题。孙犁喜爱古典散文，又受到鲁迅简洁文风的影响，吸收古代散文中的句法与典雅风格，并与简洁明快的现代白话文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文风格，更适合于表达深沉丰富的情感内涵，这正是孙犁在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广泛延伸，所形成的独特语言魅力。铁凝的小说创作也没有离开冀中独具特色的山水、土地、风俗与人文，而在此基础上，她更以一种现代性的视角对故土、对河北地域进行了重新审视，展现出了可贵的精神品格。铁凝的文学创作在河北起步，在她的小说里能看到保定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征，除了白洋淀、驴肉火烧这些鲜明的文化标志外，重要的是铁凝小说里流露出的对乡村与城市的细致描摹和深沉的情感。在她的作品中，不仅透露出对冀中平原民间风俗的熟稔和亲切之感，还以勇武豪放、质朴耿直的人物形象，呈现了燕赵文化精神的精髓。在燕赵高唱慷慨悲歌的历史长河中，敦厚坚毅的文化性格生长在一代代燕赵人的内心深处。这样的地域文化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容易凸显出一种悲壮崇高的美感与传奇的历史感。《永远有多远》中的白大省则是北京胡同文化氛围中“仁义”的代表，这里所说的仁义同样是一种文化性格的表现，既包含着老城子民的包容与善良，也时刻伴随着对自我价值与个性的苦苦追问，由区域标志性的文化性格上升到了对人性的观察与思索。她积极探索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张力，发掘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呈现的人性的复杂幽微，对人性的美好与丑陋进行深刻剖析，也对女性生存困境和主体意识展开大力的关注与书写。这些恰恰就是铁凝以现代性的眼光对京冀地域展开的重新审视，体现了一个作家对地域文化资源的借鉴，以及对超地域性的文学价值的探索。

文学的地域文化想象甚至不局限于中国本土，而是可以向世界延伸。大京派文学联通中西，对话世界，不仅呼应了世界范围内的“大文学观”，而且其本身就离不开世界文化资源的影响，比如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是在英国伦敦创作的，他的《小坡的生日》是在新加坡创作的；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用英文写作的；再如周作人的小品文、朱光潜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诗和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都受到西方资源的深刻影响；津冀地区南开新剧团的成立、曹禺话剧艺术的成熟、孙犁对俄罗斯短篇小说的推崇等都说明了“大京派”文学是非常传统的，也是相当开放的。

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地域文化研究，意在打通视野，建立不断变化的、动态发展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大京派文学既不代表某一种共同的文学风格，也不代表一种特定的文学追求，而是在本质上指向了文学文化品格的延续，是一种更加宏阔、宽容、动态风格的承传。它不是京味文学和其他书写北京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简单相加和重叠，也不是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河北文学的相互混杂，而是一种全新的更加宏观的风格建构。在这样一种视野中，能够更好地安置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在复杂的文化关系中，对文学史中或现或隐的细节加以解释，同时，更可以透过这些现象进入更为本质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实质。从而将京津冀文学文化纳入更大的也更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当前，文学与文化的综合研究日益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大京派”文学观的构建强化了文学与文化相融合的研究思路，不将文学作为封闭的、自我论证的体系，而以整体性、开阔性的视野考察文学与人类生存和思想的关系，在大文学观的统摄下，从多角度展开文学资源的整合与发掘。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开阔的、全新的视野，我们才能够在地域文化的动态延伸中寻找到一种共时性话语，反馈至当代“大文学观”的建设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