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柱林：越界叙事、重述历史、个体创伤与家国情怀
2023年《民族文学》所发表的小说，既延续了其一贯的传统，比如多边地多民族题材、多基层作者等，但也有一些变化，如前些年流行的扶贫题材的减少，增加了个人情感书写的分量等，如果我们抽取其中的几个关键词，可以为：越界叙事、历史重述、个体创伤、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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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叙事，本是叙述学的一个专门术语，下文将略做梳理，这里主要是指现实中的越界，当然，界限的存在有多种形式，“越界”也就有多种可能。
本年第1期的头条，就是一部重磅作品：鲍尔吉·原野的《乌苏里密林奇遇》。小说充满浪漫化和神奇的色彩，两个混血少年为了找回自己做的桦树皮船，游泳渡过界河，进入俄罗斯境内的森林中，屡逢奇遇，作品将现实与历史、奇幻想象与生活经验冶为一炉，读来趣味盎然。曾经的兵戎相见血雨腥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共处，互相帮助，互利互惠。民族国家是有边界的，但大自然是相通的，风并不因为边界的存在就不吹过去，河流自己也不会由于边界的规划倒流或改道。而人不只活在自然中，而且活在社会和文化传统中，换句话说，是活在人与人的交往交流中，所以在森林中的两位少年，就必须掌握对方的语言。幸运的是，作为生活在边境的混血儿，他们能熟练使用中（蒙）/俄双语或多语。作家固然有将森林生活或越境本身浪漫化的倾向，但他也是现实的，写出了森林与生活的复杂性。世界上既有善良的人，也有形形色色的骗子和流氓，森林既神奇，也充满危险，这一点并不因叙述者是从孩子的“纯真之眼”来观察世界而弱化。就是门德和狗宝这两位还算天真纯朴的少年，也知道对岸有军人把守，他们因持有俄罗斯长期居留证才不用害怕。值得一提的是，孩子回家时，带了一堆礼品回来，老人们很高兴，而他们自己“看到地里的玉米舒展叶子，母鸡在墙根觅食，各家屋顶蓝色的彩钢瓦，感到十分亲切”，但他们都被狠狠地暴揍了一顿，为的是让他们记住别再去渡界河。
既然有越界者，那就有守界者。潘灵的《被遗忘的戍者》读来令人唏嘘，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前清守边战士的形象让人难忘，相形之下，民国殖边队的几个人物反而有些面目模糊。毫无疑问，那是一些旧时代的人物，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与时俱进。因为一句承诺，“人在哨所在”，他义无反顾地在清/中缅边界上独自守边二十多年，而不知道天地玄黄，其所念念在兹的大清，在他到哨所当差那年就灭亡了。他像鲁滨孙一样，独自在荒山野岭生活了二十多年，只是为了守边放哨，克服了没有粮食、没有盐等等困难，驯服了猴子作为同伴和帮手，打退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犯，守卫了伟大祖国的边疆。当听闻大清已亡、旗帜和服装已换后，他用脑后的长辫子上吊自杀了。这个守界者“扑空”的结局，让人掩卷深思。这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的愚忠行为，到底是坚持原则，还是不知变通？不同立场的人亦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与判断。潘灵在短小的篇幅内，写出了事情的复杂性。比如边界本身，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视野里，神圣不可侵犯，而这位守边战士赖小四，也是这样看的，所以当一个缅甸猎人无意中进入我方境内，想在哨所内住一夜，被他拒绝了，两人就一人坐在界碑石一边，喝了一夜的酒。这个猎人显然并没有明确的边界意识，比这位清兵更属于前现代，所以他带来了赖小四所急需的盐和粮食蔬菜种子，还教会了他驯猴的技巧。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产生“我们”和“他们”的区分意识，只有人和猴子的区别。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守界者能活着并完成自己的使命，其实有赖于越界者。
陈克海的《好汉坡》并不好读，掺杂其中的方言土语倒还在其次，不时冒出的经典/仿经典语句和种种“梗”，使叙述和阅读时时受到阻断，比如布罗代尔、生死疲劳之类。虽然有阅读障碍，却也塑造了颜松茂和黄有禄等有意思的人物，即使作为干部前者显得非常另类，后者作为所谓大师也有装神弄鬼之嫌。《好汉坡》也可视作关于界限的小说，比如好汉坡就可视为文明与蛮荒世界的分水岭，黄有禄做法事意欲沟通阴阳两界，而颜松茂则常处于黑白之间。赵剑平的《人行横道线》围绕一桩交通事故牵扯出来的官民感情、行人权利、法律与人情的复杂纠葛，都因善良的本意而最终得到和解。当然，最后的解决方案建立在现代交通管理技术的升级上，即所谓智慧城市建设上，因为，这样一来，“种种现代设施一上，笼统一罩，围绕这条斑马线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一下子土崩瓦解，如烟如雾般，散淡了，也逃逸了”，仿佛从此就太平无事了。但现代设施能否荡平种种有意无意的等级、界限，其实值得深思。
论及叙事本身的越界问题，周燊的《冲锋号》当然是绕不过去的。小说的前半部分让人惊艳，如果不是后半部分的强行“加戏”有画蛇添足之嫌，是可以称为完璧的。不过这也可能是由作者想让小说容量更大些、情节更丰富些所导致。本文关注的是作品中叙事的视角越界，结构问题就从略了。《冲锋号》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或者你喜欢，也可以用“同故事叙述”或其他名号），这类小说依据叙述者在情节中的地位，主要有两种视角模式，一种情形为“我”完全是旁观者，从不进入除“我”之外的人物的内心，也不直接描述“我”视线范围外的事件，鲁迅的《孔乙己》就是典范，小说从头到尾只描述“我”所看见和听见的有关孔乙己的言行，而不触及其内心活动；另一种则是除“我”之外，小说还描写其中真正的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如《阿Q正传》。超过这两者，描述更多人的内心活动，甚至采用全知视角，就可以视为越界。在真正的写作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越界时有发生。《冲锋号》也不例外，除了写“我”的想法外，还大量描述了主人公李长健的内心活动。其他人物的想法呢？他们没有直接看到的情况呢？周燊采取了一个比较巧妙的办法——转述，比如，李长健妻子的死因和当时的情形，就是由他自己转述的，说是她托梦给他。当然，如果要发点儿诛心之论的话，你也可以认为这是李长健为了饶恕自己而编造的托词。至于其他情形，则当然真的有越界之嫌了，类似“我和在场的小伙伴们都没法理解”“嘹亮的冲锋号声从岭上传进了村子里，全村人都听到了”这两句话，确实经不起细究，“我”是怎么知道小伙伴们的想法的？叙述者又有什么超能力，能进入“全村人”的感官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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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已经被滥用，却又是一句实话，相形之下，历史重述或重述历史倒像一句废话了。确实，小说的历史书写，不管其是真实发生过的，还是虚构编造的，都可以视作重述。
李美桦的《春度龙岗》聚焦于中共新政权对彝族地区的社会改造，这一历史巨变，将涉及的所有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重新安排了，用通常的说法，即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在国民党时期的彝族头人统治仍属于奴隶社会。显然，奴隶社会本身，以及这一改造过程，必然充满“血与火”。而在今天的语境下，作者显然有意弱化了相关描写，也与几十年前同样题材叙事强调阶级斗争有了很大不同，显得温情脉脉了许多，“月色如水，大地静寂无声。美妙的歌声，应和着小虫子的欢叫，汇成一支优美的旋律，在清朗的夜空中随风流淌”，看见了吧，连小虫子都在欢叫。而在毛泽东笔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正好印证了那句流行的话“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福柯的话：“我为什么愿意写这样一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钱建军、董明侠的《可可托海》背景是中国现代金属冶炼工业从无到有的历史，在小说里就是有色金属冶炼公司从中苏合资合营到中国人自己独立经营管理的过程。在这个宏阔的历史下面，是无数的艰难困苦，包括普通人的奋斗与牺牲，如那些习惯了野外广阔天地露营生活的牧民要转型为现代的产业工人，种种的不适应甚至闹的笑话，都在小说里得到了反映；而那些握惯了枪杆子的军人要变身为操纵秤砣子的管理者，同样经历巨大的考验。对两位作者来说，重要的是要将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用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和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再现出来，考验的不单是重述历史所需要的知识和理解力，更需要穿透重重障碍的感知力与想象力。
不管是龙岗，还是可可托海，都不只是一个地名或地方，更不用说是一处风景了。换句话说，自然必须作为人类历史发生的场所，或人类斗争争夺的欲望对象，才获得了历史意义，否则就像马克思说的，只有原始森林里才有野猪的自由历史。韩伟林的《阿穆古朗草原》所写的，当然也是人类的活动，虽然这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理想化了，比如其中写到了国际草原节，“那一天，成了全球草原和牧民的节日”，就是极其乐观的愿景。作者抱着很大的雄心，试图融历史与现实、矛盾与和解、意愿与真相于一体，也就难免在叙事上留下了大小不一的缝隙与冗余。同样，尹向东的《草原的秘密》就故事设计来说，在逻辑上也未必严丝合缝，其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期望却也跃然纸上。毕四海、马庆歌的《黑曜石掘进队》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煤矿生产方式转型的故事，但内里是一个思想观念“与时俱进”的故事。由于每一次转型都是围绕不同的主人公进行的，在叙事上似乎有断裂之感，但小说的叙述利用了掘进队的改名来推进情节，从而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主题游移所导致的尴尬。从向自然无度地索取到意识到人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小说一步步地深化了对世界的认识。而“黑曜石掘进队”这一名称的由来，特别是由这一名称所引起的叙事悬念，对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的。当然，这一名称的含义及其来历，本身也具有引人深思的效果。
与宏大的历史相比，个人史有时更能让人进入历史的细部，沉重与轻盈的感觉更深切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扎西才让的《敬礼》可以视为历史重述的艺术再现。作者将小说的重点从故事本身转移到讲述上，在不停的讲述中，事件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随着时间和情感的推移，真相越来越模糊，对事实的认识和认定都发生了改变，直至在一定程度上颠倒了过来。有意思的是，与其说推动作品情节前行并由此引出哲理性思考的是时间，还不如说是讲述者与当事人身份的双重性：作为当事人，出租车司机阿哥苏奴在事件中倍感屈辱；而作为讲述者的他，在很大程度上摇身一变成为喜欢读书和写点儿文章的、小有影响的文化人“羚城雪”。这两者的错位和游移使讲述本身获得了一种反思的空间，以致阿哥苏奴竟然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其粗鲁蛮横的竞争对手刀吉“比所谓文化人更真实更随性，不做作，也不掩饰啥”。当然，不同的人可能对这话有不同的理解，比如，你可以将这当作具有道德优越感的文化人对弱者的同情或有意无意的美化，其背后其实是深藏不露的居高临下。而小说有意将记者命名为“才让扎西”，也就是作者的姓名的颠倒，更使故事的叙述具有多重自我指涉与反思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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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记忆一直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源头，即使受到种种形式的压抑，但一有机会，就会产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盛景。尤其是今年一些女作家的作品，更是以细腻真挚的笔墨，或浓抹或淡妆，为读者描绘出了众生有情的另一面，那些潜藏的情愫、无以言表的伤痛与疗愈、内心的纠缠与和解，在在显示了她们别开生面的创作实力与潜力。
对于陶丽群的短篇《海边的火光》，我们必须通过弗洛伊德对“哀悼和忧郁”的辩证思考，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那沉浸在过去中的乔黛的行为和情感，也才能把握小说创伤书写的真正内涵。按照其精神分析的理论，真正的创伤并不是源自主人公遭遇强暴的那一时刻，而是其后挥之不去的连续反应，特别是类似情境的重复出现。黄芳的小说《对不起》的内涵与此相近，写的是情同手足的三个同学，因为其中一人的意外落水离世，而引发了另两人的人生轨道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一个背负着没有阻止同学下河游水并污人清白的内疚，另一位则背负没有下水救人而获致的怕死骂名，即使远离家乡也无法释怀。他们最后的道歉与和解，则与《海边的火光》一样，必须通过放下过去、承认死去的同学永远不会回来，他们才能完成哀悼的仪式，走向新生。在娜仁高娃的《裸露的山体》中，外号“酒客”的父亲，因出轨受辱、酗酒及其产生的性格变异，曾经给三个孩子带来各不相同的心灵创伤，导致其与父亲的隔阂。只有在他逝去后，他们重新回忆起父亲与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最终理解了父亲，并与生活、世界、自身达成了默契。他们曾经那样地想逃离这留下痛苦记忆的沙窝地，但现在，安静下来的故乡反而让人不适应了。“该有夜虫此起彼伏的聒噪”“该有野风的低吟”“该有‘酒客’的呼声、喊声、歌声、咒骂声、笑声”，显然，“没有‘酒客’的沙窝地少了几分沧桑”，也就没有了它的生机和趣味。生活和世界是复杂的，个人的创伤需要抚平，但没有了“不平”，当然也就不需要“鸣”了。
有些故事，表面看去并没有明显的精神创伤印迹，但骨子里却饱含同样的心理症候。鲍磊的《猫科动物》将准中产阶级城市青年的某种情感困境较为细腻地描述出来，两个相爱之人的冲突与分手，误会与理解，在作者叙事的层层推进中，一点点揭示出来。晨田的《公羊走失的冬天》，叙事核心是一个少年的成长经历，记忆与遗忘、悬念与真相、现实与理想，都被统一在明暗交织相生的希望与虚妄中。江了了的《F炒粉》作为篇幅有限的中短篇小说，似乎有点儿过于复杂了，但也恰好符合青少年成长期的不稳定、不确定性，特别是目标和方向不明确的状态。对于主人公/叙述者来说，家庭关爱的缺失、学业的压力、同学的霸凌与陷害，种种有形无形的创伤体验，构成了其渴望长大与逃离的动力。但出乎其意料的是，青春期的迷茫与失意的生活，却也构成了成长后的记忆和梦想源泉。文西的《迷失在夜里》所描绘的人物，那些没有背景、没有稳定的职业和固定收入，似乎也看不到未来的年轻人，游走在城市的黑夜，唯一的期待就是相互之间的取暖。阿微木依萝的《独居日记》，如果与当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对读，会有更多的收获，近百年间，女性的命运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又有很多东西没有改变，让人深思。表述更细腻更严谨了，少了恢宏与随意。阅读报章和南下北上的选择不见了，那些属于青春期的感叹词和反问句也少了。新的尴尬与难堪，却也挥之不去。
朱秀海的《我们的虫洞》关注的是深层次的精神危机。小说一开始为我们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两位显然已经不同程度上获得了“财务自由”的中年男女，竟然一年中数次在边远地区的风景名胜不期而遇，而且都是在湖边，“他”以为“她”想自杀，但又不太像。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天意——可能俩人一开始都不愿意相信这一点，但巧合多了就会让人把这理解为一种机会、机遇，或者用佛家的说法：缘。于是俩人终于开始相约出行，并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细。这会是一场浪漫邂逅终结良缘的故事吗？还是随生随灭的镜花水月？在故事的中途，男主人公露出了部分的庐山真面目，他原来是一位钻研理论物理学的大学副教授，但一年前已辞职，并承认曾想过到中学教物理。按常人的思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行为。可是，“她”理解了“他”。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只能引用小说中两人的对话：“霍金的‘大爆炸理论’让我们发现自己不再生活在一个童年时给了我们无限幸福感的宇宙里……它让我们失去了原来的无限宇宙，回头相信今天生活在其中的是一个由一场大爆炸带来的狭小的宇宙，我们的行动尤其是思想动不动就要碰触到这个狭小宇宙的边界……就是这个，让我觉得自己废了。”这是“他”说的，而“她”的回答则是：“你是说，如果霍金是对的，你的工作就不再有意义了……啊，我想得太小了，你想的是，因为上面的一切，人类的工作没有意义了，因为一切都已经被规定了，宇宙被规定了，宇宙定律也被规定了，人和所有的宇宙生命都无法越过边界，所以啥都不要做了，你创造不了什么，改变不了什么，生命变得没有价值，缺乏意义，于是也就失去了也许更重要的事情，我说的是希望。”于是，两人惺惺相惜起来。当然，这并非两位主人公的发明，很可能是借用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的思想：“宇宙越是显得可以理解，就越是显得毫无意义。”（在温伯格著作的其中一个中文版《宇宙最初三分钟：关于宇宙起源的现代观点》里，不知是译者没有理解原文，还是为了鼓舞或安慰那些在尘世间努力奋斗与挣扎的芸芸众生，将这句不算难懂的话译成了“宇宙越是看似容易理解，越是让人不可捉摸”。）可惜的是，对于“她”，美艳脱俗也罢，善解人意也罢，隐藏的却没有太多的意外，过去总是“不堪”，“越界”根本不可能。“她”说到底是一位靠种种不便明说的手段巧取豪夺巨额财富的大亨的玩物，表面上获得了财务自由，天南海北都可以去，却时刻处于那位“恩人”的掌控之中，失去了真正的自由。相形之下，他面对的问题却是形而上的，他才是那位真正绝望到想自杀的人。故事发展到这里，读者终于明白了，原来以为是“他”要救“她”，其实是“她”出现的目的是为了救“他”，形而上的东西必须要形而下来解脱。最终，两个人都得救了，不过那并不需要多高深的物理学理论，而是一个常识，人只能自救。当然了，小说里给出的答案换了一个字，自首。这可以往高深里说，就是人必须突破自我的局限，才能充满希望地走向星辰大海，换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无私天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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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作为个体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精神创伤的治疗场所，集体是无法回避与绕开的大他者的显形，如果作家有意识地将两者联系到一起，并将其指向现实世界的具体存在，就形成了我们所称的家国情怀。如果与五四启蒙时期将家庭家族与传统文化视作压抑性的相比，当今作品的视野显然要积极正面得多，也复杂得多。
许连顺著、郑风淑译的长篇小说《流水有情》对家族与家庭生活的描写并没有超出传统的模式，作者试图从中发现一些生活的哲理，作为信心的支撑，如人生没有正确答案、感情摇摆以后才更加坚固等，这可能就是所谓“流水有情”的含义。换言之，世界与人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结构确实存在，但行动可以调整。黄佩华的《落叶》着眼于主人公的暮年生活，由其中风所引发的一系列情节，将阮正西及其家庭/族的坎坷命运与复杂矛盾展现出来，他的抗争及结局，促使读者去思考如何养老这一现实问题。显然，由于社会变迁、家庭结构重组、人口政策的影响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原因，传统的“养儿防老”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已经崩塌，阮正西的“回老家”其实也只能暂时解决部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满足了人物的乡愁与落叶归根的念想而已，所以他见到故乡的景物，慢悠悠的水牛、流淌的河水、熟悉的岸竹，就精神起来，最终仍不免一阵大哭。老原的《花甲之年》，主要是叙述在高校工作多年的马达华，由于入团时将年龄填大了两年，导致被迫提前退休。他由不情不愿到接受事实，并由此展开了一段新的生活，当然，在小说的叙述里，这种新生活又大量地掺杂进“旧”生活里，将城与乡、理想与现实、亲情与责任等等交织在一起，以一种平实的书写展现当下的人际关系与生活境遇。虽然也有意外和苦涩，但作品可以说是充满了正能量，结尾处两次用“温热”来形容马达华的心境，恰好与作品开头他的紧张出汗形成鲜明的对比。苏兰朵的《吉祥如意》通过社区工作者的眼睛，围绕社区里的几个家庭来展开叙事，虽然主要的情节发生于疫情期间，却也呈现了当下人们所面临的种种生活困难与人际纠葛，包括普遍存在的、老年人尤甚的孤独等，所述或嫌琐碎，却也别具匠心。
这些故事，当然都可以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某种副产品来看待。现代化是对社会结构和种种资源的重新组织与安排，当然是一种复杂与多元的动态过程，个体与家庭在其中所承受的压力也可想而知。自然、乡村、边缘人物，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多方面呈现，同样与此相关。比如自然在现代规划中的遭遇，就是小说常常反映的题材。海勒根那小说《白色罕达犴》的主要情节，是护林员纳卡从二十多年前被偷猎者误杀的舅舅的幽灵那听来的。在一种似真似幻的讲述中，烧毁森林的大火和杀死热爱动物的舅舅的行为，都成了无心之失。而在今天，由于生态意识的重新唤起，那传说中的白色罕达犴又重现了，虽然只是纳卡他们在飞机上远远地瞥见，却也表征了作者的美好愿望，即“森林的魂魄犹在”。李传锋的《山巅之村》从广义上讲，是一个并不新颖的关于扶贫搬迁的题材，故事也简单，就是有一个老人和他的孙女不肯从老家搬走，必须派工作队员去动员，“我”因此来到了山上。不用猜，这地方定然偏远落后，交通不便，生活困难。老人当然也性格倔强顽固，不肯退让。小说可以说是创新的地方，就是“我”的任务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远在山巅之上的老人中风，不能及时赶到城里医院治疗，当然他也不愿意去医院，因此撒手人寰。小说还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就是这个名为香獐隘的山巅，不但是原来土汉分界的关口，也是古茶道的必经之地，现在要修高速公路通过，所以“我”就想以后和老人的孙女一起在山上搞开发，一举多得。这样一来，搬走的故事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归来的故事。类似题材的作品，在今年其实也还有好几篇。查舜的《光阴门》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意外：乡村养殖的出路，在于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互联网销售。相比之下，少一的《月光紧追不舍》比较出彩，作者以幽默的笔触刻画了一幅太平无事的盛世景象，却有意无意间透露着一些关于乡村和基层工作的消息：村里留下的多是些孤寡老人，基层派出所有五个编制，真正能出警的却只有一个人。幸好，现在农村的治安状况不错，出现的常常是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根本算不上案件，无非是自家的鸡吃了玉米被疑心病重的主人误以为被偷了，或路人顺手扯了几个萝卜之类。所以，警情排除后，民警那叫一个愉悦：“汽车在公路上欢快地奔跑，月光在车后紧追不舍。”
以上是2023年《民族文学》刊发小说的关键词，当然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还有些作品，各有其特色，也是今年的重要收获。石庆慧的《美丽人生》让人想起同名的意大利电影，人生长河里有明波也有潜流，谎言同任何知识一样，都可以是生产性的。翔虹的《视频》命意立足于几重观看之上。主人公看视频引出的故事，当然和自己为了办案完成任务录视频导致二弟自杀有关，但这些视频的出现更像是为了将故事串连起来。小说里更重要的情节则是，作为检察官的韦宏旺总是在检查自己，想了解别人如何看待自己，更进一步则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自我审视的压力最后排除了，“把所有的都放下了”，皆大欢喜。故事由视频始，由视频终，似乎人也因此看清了自我和世界。张新祥的《遇见》是一个支教题材故事，边地雄奇/危险的自然风景，纯朴/奇异的风俗人情，当然并没有多少新意，但作者通过主人公“我”几年间的经验、感受和体悟，把人的复杂性呈现出来。作品存在进一步升华的空间，比如“我”对卓玛央金的幽微情愫，其实可以让小说获得更丰富的表现力。显然，由于种种外在内在的原因，只能浅尝辄止。洼西小说《去看大海》的主人公，身处天地玄黄前景不明的战争年代，却立志要去看大海，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河流”，而河流必流入大海。这篇充满讽喻与寓言的小说的寓意是：在种种不确定性和屈指可数的抉择面前，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对无边无限的世界的想象力，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