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二棍：最本质的精华，以及最后的边疆与守卫
张二棍，本名张常春，1982年生于山西代县。中国作协会员，武汉文学院签约专业作家，首都师范大学2017年度驻校诗人。出版有诗集《入林记》《搬山寄》等。曾获《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茅盾新人奖、闻一多诗歌奖、华文青年诗人奖、赵树理文学奖、黄河文学奖、西部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曾参加《诗刊》社第三十一届青春诗会。
初到作协，我就听说三楼有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他曾是地质队员，更是当今国内诗坛声名鹊起的新星；他早年在非洲工作过，买过良驹宝马，骑行穿越大兴安岭……这样的一位“不安浪子”，某年某月一个华丽转身就回归到作协三层办公室一方“隐秘的角落”——他后来曾和我聊过，说这个座位很好观察进出人的情况，而他们不容易发现他在做什么。这种心理一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这像极了当年在高中教室里费尽心思挑选座位企图完美躲避班主任监督的我。
彼时和二棍还没有更多交流，对他的印象也停留在一个黑瘦精干，习惯性斜挎着一个小包，见到人客气得有点过头的“非传统形象作家”。当他和我在微信聊天时总称呼我“睿兄、睿哥”的时候，在食堂出口偶遇总会抢先一步给我拉开门的时候，我无比震惊于他的谦虚礼貌，更对他的人、他的作品无以复加地好奇。我曾多次在新浪微博上搜索过“张二棍”这个名字，很多年轻人会分享他的各段诗句，或者是用带着张二棍名字的话题标签表达自己彼时彼刻的某种心情。我慢慢意识到，张二棍的诗，连同他这个人，已经在诗歌读者群体中形成独一无二的符号，像一只老练的鹞鹰，细腻敏锐，贴地飞行。
在接到《映像》杂志专栏“新时代文学晋旅实力作家访谈”采访他的安排后，“一支录音笔两壶原浆酒三个下酒菜”的随性对话模式率先出现在脑海中。无奈开年过后几近满负荷的工作安排让这个计划一推再推，最终还是采取了传统的“问答”模式来给大家呈现本次访谈的内容。人生嘛，总是有很多看似完美的计划终究囿于种种现实难以实现。
记者：近两周的时间没有和二棍老师见面了，甚是思念！3月下旬您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参加了2023年“作家活动周”。作为首批应邀参会的36位作家之一，现场聆听王蒙老师的“春天一堂课”，又从铁凝主席手中接过自己的中国作家协会“入会纪念牌”，这一周活动期间您的经历我想是大部分文学爱好者的梦想。想请您和读者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一周活动的感受——有哪些瞬间是值得您长久铭记的？
张二棍：谢谢李兄的惦念与抬举。收到“作家活动周”的邀请，很意外也很忐忑，可谓夜耿耿而不寐，魂憧憧而至曙。说实话，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合格的创作者，也从来不敢奢望有什么写作成绩。我把中国作协的这次邀约，当成对我这样一个晚进的鼓励与扶持。能够聆听诸位文学界前辈的教诲，能够以“作家”的身份获得同行们的认同，能够与同时代的许多优秀作家、诗人来一场知无不言、意犹未尽的交流，倍感荣幸。这一周的活动让我深切体会到，身为一个当代中国写作者的使命。我唯有再接再厉，写出更多不辜负、不敷衍、不轻浮的作品，唯有时刻惦念与牵挂着我们头顶的星空、脚下的土地，生生不息的人群，并将我们的观照和写作深深吸附其上，才能无愧于中国作家这样一个身份。几天的活动，确实有很多念念不忘的经历。比如在故宫，在许多未对普通游客开放的地方深入参观；比如在现代文学馆，看到很多作家的手稿，甚至从那些修改的痕迹中可以看到一部作品的诞生过程。
记者：我想本次中国作协“作家活动周”让您感受到“作家之家”的温暖外，还会帮您回忆起自己走上创作道路的点点滴滴。聊到这里我又想问一个重复问过多位作家的问题：您是如何开启创作道路的？
张二棍：那些年，我行走于荒村野店之间，出没在山林峡谷之中，看到太多愚昧和荒诞的事，也见证了无数人间的暖意与良善。可这一切，身边却没有人可以倾诉。这无人倾听的一幕幕、一桩桩在心头堆积着，幻化着，最后在我快要30岁的时候，不得不把自己每一天的耳闻目睹，经过头脑澄滤，再落在纸上，就是所谓的诗吧。
我想用一行行文字去流露、记录、抒发那生活中的过往，我想让这柔弱的生命在空茫的人世间留下划痕，我想让千山万水之外的人知道我曾光临过这颗蔚蓝色的星球……于是，我的写作开始了。一个人在他快要30岁，已经参加工作很多年的时候才徐徐展开自己的写作，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所幸，我已经有了足够的阅历，有了不妄自菲薄的勇气，也有了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气量。
也许，恰恰相反，我还残存着一个农村孩子的自卑，我还无法释怀遭遇过的嘲笑与羞辱，我还在不知天高地厚地自吹自擂，我仍有太多恶劣的品行与低俗的爱好。我在现实中没法拯救这个泥淖中的自我，只好用文字与现世的自己决裂，去安放自己的理想，去成全这个梦幻泡影般的魂灵。
而我的写作，自此发轫。也许无关灵感吧，只是冲动。
记者：我想一个作家创作生涯的第一段文字，无外乎记录自己最熟悉的家乡的那条窄巷，巷口的那个杂货铺，铺子里枯坐的店老板……给读者们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和童年吧！我在读《在我们的故乡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作段景的村庄，它所属的代县是一个极富魅力的地方，黄风主编、杨遥老师、二花姐和您都来自这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县城——请您大胆为我们解密代县是否真有“人杰地灵”的文化密码？
张二棍：说起来很惭愧，我对自己那一方生身水土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也许，我从来不是一个耐心的观察者，也不是一个细致的倾听者。尽管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我依然像是游离于故乡的局外人。我总觉得，我看到与理解的故乡，其实是一个经过自我意识改造和简化的故乡，是另一种版本的故乡。那么一片宏大的土地，一代代生老病死的人 ，一段段可歌可泣可书写可回忆的故事，组成一个如谜般深邃的故乡。我说起故乡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必须赤子般虔诚。所以，既不敢大胆，更谈不上解密。因为它在远方时时刻刻凝望着我，就仿佛我永远长不大，永远懵懂与迷茫……
大概像所有农村的孩子一样吧，我的童年无知过、顽劣过，也拼命向往着村庄外面的世界。长大以后才发现，童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童年的经历和记忆，也必将伴随我们的一生。童年形成和决定了我们的性格、审美、爱好乃至人生价值观等等，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一天天不停地对童年进行细枝末节的修改。也许，我们终其一生，都不过是活在童年的护佑之下，活在梦魇之中。说起故乡，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萧条，也不像回忆里那么和谐。它有许多陋习，许多愚昧，当然也有许多温暖人心的东西。故乡横亘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一个悖论般的存在。我曾经对故乡有过这样的描述，“我知道那里有一群人，终生都过着一种哑口无言的生活，终生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只言片语被人记住和传诵。他们的荣辱是瞬间就可以忽略的荣辱，他们的得失是落进尘埃里的得失。我需要把自己目睹和听闻的一切，用我自己喜欢与擅长的形式记下来，我害怕我这样一个健忘又平凡的人，遇上那些容易被漠视和遗忘的人或者事，像白云遇上青烟，像一只蜉蝣遇上另一群蜉蝣……”因而，我们每个人的书写，也必然深受童年、故乡的加持与干涉。可以说，我，现在是我童年和故乡的遗产。
记者：除却您的故乡之外，家庭一定是您成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据我了解您的父亲也是一位地质队员，在您的诗集中《奶奶，你叫苗什么花》《娘说的，命》等诗篇似乎只能略窥您成长过程的一缕踪迹。您是否愿意为我们分享家庭成长经历是如何影响您成为一位诗人的？
张二棍：文学与现实，有着必然的牵绊。我出生、成长，都那么平凡。可能我的父母，也宛如所有人的父母一样，生活让他们习惯了勤俭与沉默，也起伏着一些悲凉与欢喜。我觉得我写作，可能来源于小时候的阅读。我的父亲喜欢读书，家里就有一些现在看来都算得上高级的文学作品吧。
记者：谈到家人不能不提的还有您的弟弟张常美，我们都知道他除了跟您长相酷似，同样也是一位入选过青春诗会的优秀诗人。请问你们兄弟俩会在诗歌创作道路上相互扶持，甚至竞争吗？
张二棍：没有。甚至很少交流。很多年里，像各自捂住各自的包袱和口袋，彼此并不知道对方在写作。直到很久之后，却发现，原来你也在那里。
记者：回到您的创作经历吧！身骑白马入林，复返尘世搬山，从广阔无垠的旷野，回归这一方三尺书桌，往昔触手可及的山川草木变为现如今穿梭其间的高楼人海，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转变的？对一位作家，特别是需要极度敏感的诗人群体来说，生活中不停地面临转变是好是坏？这些变化对您的思考和创作方向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
张二棍：我觉得，任何环境的变化，都会让一个人的内心产生一些波澜与起伏。无论积极还是消极，一个有准备的写作者都应该正视和接纳。我不觉得一个诗人应该是什么什么社会身份，而一个社会身份也不是限制我们写作的理由，更不是我们的噱头。写诗，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本分，以往奔波的地质队员也好，现在的工会办公室职员、三尺书桌前的编辑也罢，是我作为一个养家糊口的男人的本分，仅此而已。如果联系起来，那就是我从前的工作，让我看到了更多比我们想象还要不幸或者微渺的生命，他们生活在我们不曾关注不曾抵达的地方，过着我们不曾经历的生活。他们的一生，是与你我天壤之别的一生。现在，无论我坐在哪里，我依然可以记录一下他们，让他们那一个个不为人知的一生，稍微显得不那么单调和乏味。我怕他们在我们的同时代，转眼就不见了——许许多多其他的艺术，比如电影比如绘画比如音乐，也在做着这样的事吧。
记者：您的网络读者群体普遍评价您是真正下沉生活的诗人，作品写的仿佛就是他们老家的那座水库、亲戚里的那位矿工。您认为作家通过社交媒体获取广大读者的直接反馈，对创作来说是好是坏？
张二棍：说实话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我们所有写作者都不得不暴露在大众面前，接受大家的评头论足和指指点点。这种打破传统的交流方式，让每一个读者、每一个写作者，都成为评论家和鉴赏者。这作用可能有些负面的部分，但它带来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大师，没有权威，没有初学者，没有老江湖……只有诗歌和诗歌的短兵相接，只有读者和诗人的滴血认亲，只有诗人和诗人的你追我赶。这对我们的创作而言，是驱动是鞭策是过滤。未来，不可知。但我相信，无论好坏，我们写下去就有收获。
记者：就像前文说的，读者把您和您的作品看作一种符号——淬炼自真实的底层生活，从不刻意歌颂苦难，而我也想把你和你的作品比作鹞鹰——细腻敏锐间发现猎物，贴地飞行中来去无踪。像我一样的普通文学爱好者总是有这样的困惑，生活本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如何才能保持这种敏锐感和锐利度？如果这是创作所必须的条件，是可以训练的吗？
张二棍：我觉得可以。审美能力与洞察能力确实需要训练和培养。而天赋，是一种莫须有的东西。我曾经给某大学写过一些关于诗歌写作的教程。作为一个写作者，或者一个爱好写作的人，如何在这凡俗的世界、庸碌的生活中，去寻觅那一份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诗情与画意。是的，我们每个人曾经历过的，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我们做过的梦境与读过的书本，我们为之奋斗过的理想等等，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点点滴滴，组成我们不可替代与更改的生命。我们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这世界的异类。任何一个他人，都无法替代我们的感受，没有任何一个他人，可以描摹出此时的你。所以，正是人类每一个个体的孤独与拒绝孤独，才诞生了文学。而诗歌，则保持着所有文学最纯粹的样子，最本质的精华，以及最后的边疆与守卫。没错，一个无情人，再有多高深的学问，多独特的见地，他都写不了诗，诗与情是血肉相连的。所以，当我们试图去做一个诗人，必须先把我们周遭的每件事物，每个陌生人，当成自己的一部分生命来观察，来揣摩。在一个合格的诗人那里，这世界是从来不存在静物的，包括一个碎掉的杯子，一枚被咀嚼过的果核，都应当有它们的前世今生，有它们的悲欢离合，有它们的心跳、呼吸、血肉……当我们懂得这样转换身份，观察世界之后，就会发现，即便再平淡、再世俗、再简陋的生活，都充满新意。而这新意，也就是诗意。我们必须训练自己的这种发现能力，否则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写作最重要的，还是发现一种未曾有过的东西，比如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微妙关系，比如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之间暗藏的逻辑，比如不同时空中的人与人的关联。当我们学会这种发现的能力，这种命名的能力，这种反常规反学问反逻辑的能力，那我们的写作，就会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就会写出具备异质与多维的作品。
记者：最后我们来畅想一下走出书房的广阔生活吧！自由翱翔的鹞鹰绝不能困在钢筋水泥的格子间内，请问您未来一段时间有继续“入林搬山”的出行游历计划吗？
张二棍：一直有。也许某一天，突然会踏上一段未名的旅途吧。我觉得，诗人从来与漫游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