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读书是高度个人化的事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您的读书各有何特点？ 在求学道路上，有什么名师在您读书方面做过指点吗？
刘勇：我在1979年来北京上大学之前读书很杂，主要是阅读当时能够读到的一些红色书籍，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红日》《红旗谱》，但无意之中还读过家里留下来的一本巴人（即王任叔）的小说《证章》，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官场的种种乱象，这个作品现在了解的人不多，也算不上是一部经典，但它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现代文学的气息。印象中还翻阅过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描写辞典》，部头很大，内容是从古今中外二百九十多部文学名著中摘录的描写片断，大概有二千二百余条，我记得辞典里收录了大量茅盾小说中表现人物情绪的内容。
来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之后，特别是研究生阶段，我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训练机会，当时负责分管我们的杨占升先生，规定现代文学研究生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查阅1949年以前的刊物，也就是“过刊”。这一年阅读“过刊”的经历收获特别大，获得了和读一个作家出版的集子或者著作完全不同的感受，它让我形成了一个研究的习惯和信念，那就是一定要进入历史的场域，一定要来到现代文学的第一现场。老舍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比如连载《赵子曰》的那几期《小说月报》还同时连载了向培良的话剧《离婚》，译介了美国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介绍了英国诗人雪莱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轶事，以及日本的狂言等外国文艺形式。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老舍创作的社会背景与文坛面貌，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老舍的作品正是在这样一种“众声交汇”的历史氛围中孕育而生的，这一点在读鲁迅的杂文时最为明显。
您在鲁迅杂文中获得了什么具体感受？
刘勇：鲁迅的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都蕴藏着深广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指向，特别是杂文，更是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一本一本地看《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看的是鲁迅杂文世界的自我建构，看的是鲁迅杂文的逻辑演变、情感起伏和思想深度的递进，但是在《新青年》《语丝》《莽原》《申报·自由谈》等刊物上一篇一篇看鲁迅的“随感录”系列，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春末闲谈》《崇实》《观斗》时，不可能不“左顾右盼”刊物上的其他内容，这样一来看到的就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的世界，而是鲁迅这篇杂文与之血肉交融的时代背景，看到的是一整个社会的生态和文化的氛围。
单刀直入地读杂文集，与在报刊杂志上看鲁迅原载的文章，这两种阅读思路的差别就如同一个是在景区看修剪筛选好的植物，看到的是一种人工的雕琢与整饬感，另一个如同亲自来到大自然，不仅可以静心观察植物的肌理，还可以感受植物所生长环境的空气、光照以及这一生态系统中其他生物的参与和作用，我想翻“过刊”就是为研究者提供一种置身其中的情景感吧。
您有枕边书吗？
刘勇：研究现代文学的人都会反反复复读鲁迅，既是专业所需，又是心之所向。我有三套《鲁迅全集》，一套是精装本，是整整齐齐摆在书架炫耀的；另外两套是我在上面随手写下点点滴滴的心得，是企图把自己的感悟融入到鲁迅世界的痕迹，既是“案头卷”又是“枕边书”。我对鲁迅价值的根本体认，就是能在鲁迅的作品中看到历史，看到当下，看到未来。鲁迅作品的历史有两重意义：其一是历史事件本身，包括历史的场域与历史的人物；其二这是鲁迅笔下的历史，可以看到鲁迅是如何感受历史，如何看待历史的。读鲁迅的作品，我们能深度体认到历史的细节，历史的意义与启迪。
除鲁迅以外，我有两套全集的就是《孙犁全集》。孙犁的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随笔，都能让人感受到历史对孙犁的触动，孙犁作品背后跳跃的是一个民族特定的历史气息。孙犁的作品横跨现当代，写得很朴实，没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紧张的戏剧冲突，写的都是普通的人和事，但依然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活力。与鲁迅笔下广阔深邃的历史不同，孙犁是以更平实的眼光展现历史。孙犁写了大量的女性，写她们的美好，在战争中的识大体、顾大局、贤惠，对这种描写，以往文学史的评价是这样的：孙犁写出了中国女性在战争中的美好和伟大，那么我们这个民族还能战胜吗？ 孙犁正是从这些普通的妇女、男人和家庭中，突显抗战时期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气质。“大味必淡、大道低回”，这是孙犁全部创作的味道，也是人生真正的味道。孙犁笔下有很多故事，但最触动情肠的，是悼念亡妻的《亡人逸事》，不仅写出了一个中国普通女人的质朴，还以“浓情淡出”的笔法写出了中国女性凝聚的传统的美。我在很多大学讲过孙犁的《亡人逸事》，每次台下都有听众感动到不能自持，这大概就是传统女性的质朴与夫妻间深沉的情谊给人的触动吧。
您会经常为学生们推荐阅读书目吗？
刘勇：在北师大从读书到任教45年，我从来不给学生提供书单。我始终认为读书是一件高度个人化的事，我喜欢读的书绝不代表别人也喜欢，我觉得对我有用的书，也绝不意味着对别人就有用。如果一个人找不到自己喜欢或有用的书，你给他开再多的书单都没有意义。
那您怎么和学生交流读书呢？
刘勇：我有一个读书会，每学期期末都会组织一场文学经典研读会，从2016年开始，到今年，已经进行了整整十期。在这八年里我们共同阅读和研讨了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从梭罗的《瓦尔登湖》、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刘慈欣的《三体》、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契诃夫的《三姐妹》、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川端康成的《雪国》、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奥尔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法布尔的《昆虫记》到今年的《雨果传》。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读书会居然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在读的，毕业的，工作的，天南海北都会赶回来参加读书会。显然是读书会激活了大家读书的热忱，凝聚了大家感受文学经典的热望。在这个读书会上，很多同学的发言都是以往我所没有听到的，比他们的论文还要精彩。
在这么多次读书会当中，您印象最为深刻，感触最大的书有哪些呢？
刘勇：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是我关注的重点，也是读书会关注的重点。我们共同研读的第一本书是《瓦尔登湖》，这是一部举世闻名的文学经典，但是第一章的题目不叫“人生”，不叫“命运”，而叫“经济”，为什么叫“经济”？ 什么是“经济”？ 梭罗展现的是百年前人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是一种历史生活的体现。今天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追求一种极简生活吗？ 不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物质的丰富不是最重要的，精神的纯净与安宁才是最重要的吗？ 这既是一个历史的命题，又是一个无比当下的观念。不了解经济怎么能阅读这本文学名著？
艾丽丝·门罗的《逃离》和孙犁的作品，都是日常的故事，但却都隐含着历史的意识，表达了一种传统古老的特质。我认为《逃离》的核心思想就是“无可逃离”！ 所有人都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但实际上永远也把握不了。真正的文学经典，都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区别在于有的历史意味浓烈明显一点，有的则把历史内化为一种前置语言和背景。
您在确定读书会的书目时，也会有意选取一些您感兴趣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吗？这是否也是借由展露个人阅读趣味，引导学生培养历史感的视野心胸和思维方式呢？
刘勇：是的。比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我们研讨的时候没有过于关注这部作品的定性，也没有过多考虑它是一部学术著作还是大众读物，大家更多的是被这本书的历史细节所吸引。某一天讲到淅淅沥沥的小雨，石板路上的湿滑，木轮马车滚动的声音，把大家带进了明代历史的时空，感受当时的生活气息，感受当时人们的命运，甚至能够让人们联想到古人的命运和我们今天的命运有哪些不同和相同。
抑或是介乎于“学术”与“通俗”之间，我更想通过这部作品为年轻的学生们展现一个复杂的时空，一个复杂的世界，人在历史之中的作用，与历史作用于人，这种难以言说的纠葛，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在了解历史的过程中，都能“复杂”起来，这不仅是一种变相的学术训练，更是应对人生变数的可贵品质。
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取材于真实事件，是实有的建筑天然承载的历史沧桑。但在《金阁寺》中，历史自动模糊为一种背景，它更多提供的是历史的氛围，而重点聚焦于人对于金阁寺所象征的绝对之美的极端心理，这也是很多日本作家对待“美”的共同态度：美的毁灭大于美本身。将“美”置身于道德和伦理之外的观念，延续到日本文学的情感书写中，则是对“不能爱的爱”的表现。比如川端康成的《千鹤》，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又比如电影《昼颜》。这背后是以日本的民族精神为底色，既恬静又刚烈，既尚礼又好斗，既喜新又顽固的双重性，这种异常矛盾的民族特性，贯穿了整个的日本文化。
以您的经验，阅读在学生阶段是否有特殊性？
刘勇：我一直和我的学生强调，要把握好研究生入学前的那个假期，因为那是心态最放松，有所期待又充满动力的一个阶段，所以一定要利用好这个黄金时间多读几本书，特别是多读几本作家传记。传记既条分缕析又高度浓缩了一个人的一生，是了解作家“来路”的捷径，只有了解了作家人生的浮沉，才有可能读出文字里隐含的曲折，读传记，是以心贴近心的方式，是交付情感的体贴。选择《雨果传》的原因，也就是要把作家还原成一个人，进而去理解“人的文学”的内涵。传记文学的经典性也正在于作传者如何把握与传主之间理性的距离，如何调和情感的浓度。也正是因为情感的高度投入，所以我们读传记文学时，总是很容易代入和共鸣，这也让我想到了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写完《萧红评传》时说：“如果我不写完最后一行，萧红的生命似乎就不会结束。”顺便说一句，萧红的传记我都买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王小妮用“人鸟低飞”四个字概括萧红颠沛流离的一生，何其深情，何其精准。这种情感的缠绕，生命的交融，似乎也让我们的生命体悟更加剧烈和丰厚。这些文学经典所传递的“大历史观”，实际上也呼应了当下学界建构“大文学观”的时代诉求。
您本人有何受益的阅读习惯，能不能分享一下？
刘勇：首先要有浏览，然后才有深读，快在先，慢在后。我至今保持着用笔记录在本子上的原始方式，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对重要作品的阅读感受也都会记在日记里。疫情居家期间，我集中读了当代几位作家的作品，毕飞宇的《玉米》《平原》，余华的《第七天》《文城》，叶兆言的“秦淮三部曲”，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都是在这个时期读的，常常一口气读完，读着读着天就亮了。我是南京人，对南京的历史和今天都比较熟悉和了解，叶兆言的“秦淮三部曲”写的就是秦淮和南京，呈现的是六朝古都和民国气象，构成了文学与历史的双重结构。在这种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叶兆言随便写哪个人物都会自然与历史融为一体。文学之于历史，实在须臾不可缺。正如叶兆言所说：“小说不是历史，然而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