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4年第12期｜王手：父亲的牙医（节选）
王手，浙江温州人。近年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收获》等刊。出版有小说集《飞翔的骡子》《本命年短信》《第三把手》《文江湖》等，长篇小说《温州小店生意经》《一段心灵史》等。曾获《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奖、郁达夫小说奖等。
一个人，不管有没有病，有一个熟悉的医生是很要紧的，不要说关键的时候能用得上，就是平日里，没什么事，凑巧问个疑点什么的，也是好的。就好像手头有本信得过的词典，翻一翻，方便。
印象里，父亲是不大去医院的，我记得有那么一次，是因为前列腺，怯尿，没尿想尿，尿意满满也尿不出来，只好去医院刮了。术后，医生把那些刮出来的东西拿给我看，我说：“你可以给我父亲看看，给他一个教训。”医生说：“你父亲看了啊，他不相信，说怎么刮出的都是脚掌皮？”又说，“难道我们刮个前列腺还要造假？要蓄意扩大战果？真是的。这是笑话。”
那以后，我就劝父亲要戒啤酒了。父亲酷爱啤酒，爱啤酒过口时的那种快感，还说，啤酒肚有“干部范儿”。我说：“啤酒是最容易粘上前列腺的，就像尿垢容易粘便池的瓷砖一样，啤酒就像便池里的尿，前列腺增生就是那尿垢。”父亲说：“我知道的，尿垢也要靠时间生长的，等下次再影响前列腺了，我估计也差不多了。”所以，父亲都没有想和泌尿医生拉关系的念头，但他对牙医感兴趣。
父亲有一副天生的龅牙，闷在嘴里不明显，一说话就特别触眼。龅牙一般都比较稀松，不牢固，他又喜欢吃糖，甜残渣留在牙齿上，牙龈就会长年有炎症。他以前不注意牙齿的，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对牙齿突然就有了要求。拔牙、矫正、镶牙、做牙套，这些内容里，只有拔牙是可以立马解决的，其余的，或大或小都是个工程。所以，父亲对牙医很重视，有依赖，希望有自己固定的牙医，躺下，张嘴，都不用说什么，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一清二楚，还知道它的前世今生，多好。
牙医的好坏是很难说清楚的，主要是技术含量不高。旧时的牙医，为了炫耀自己的本事，也无非是晒一晒拔下的烂牙，可见没什么好说的。现在可能会好一点，设备先进了，材料优质了，技术也改进了一些，但要做什么文章，还是极其有限的，无非是配色怎么接近，镶牙怎么好看，如此而已。
牙医一般都能说会道，这跟伤科有点相像，没有直接的生命危险，医生才有心情开开玩笑。牙医也一样，这样，说话就成了调节气氛、与患者相处的基本功。我不知道父亲的牙医水平怎么样，问父亲，说，可以的，人说得爽。可以的，只能解释为没有比较，而说得爽，又算得上什么本事呢？最多只能算一种环境。我觉得父亲说的肯定不准，因为我们这里有一句话，说一医是救命的，二医是会小病看成大病，而三医是没病也会看出病来。这虽然失之偏颇，但也客观反映了医院的档次。父亲就是在三医看的牙。我曾经很诚恳地跟父亲说：“我帮你换个牙医吧，保证比你这个要好。”父亲拼命说：“不用，我都是老牙了，动不动要看，离家近最要紧，好走。”
我也有自己的牙医，是个上海毕业的博士，年轻人。我以为，牙医这个行当是不用越老越好的，牙医的经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拔十个牙和拔一百个牙有区别吗？而能分析、接受新事物，掌握新技术，才是好牙医。
我以前也体验过一个老牙医，居高临下地叫我张嘴，用镊子狠戳我的烂牙，好像自己是火眼金睛，一下就看出烂牙似的，痛死我了，我再也不会找他了。我现在的牙医就不是这样的，我也是让他看一颗烂牙，在下颌的最里面。他不是传统的“能保则保”，他想的是，补起来有没有意义。他说，与之对称的上颌已没了牙，它也失去了咬合的作用，留着还是个隐患，干脆拔掉。我觉得他说得对，欣然接受，一劳永逸。都说二十八颗牙齿是最圆满的，二十六颗又怎样？谁还会钻进去看一看不成？
父亲最近在做龅牙，而且非常热衷。我有点疑惑，烂牙是没办法，不弄不好用，龅牙又不是“后天”的，都龅了一辈子了，现在还要去为难它？父亲不告诉我，只说，有用。后来无意间在母亲嘴里掉来一句，说，他公司的老年支部，每月一次的学习，要他读报纸，还兼谈老有所为的心得，他认真了。我说：“读报对牙齿也有要求吗？”母亲说：“他不是拍了学习照嘛，都是我不好，多嘴，说这哪里是学习啊，伶牙俐齿的，别人还以为吵架呢。”噢，父亲一生平庸，从来也没有这样风光过，这的确是值得珍惜的事，我笑了，也理解了。
其实，人老了，身体的机能都退化了，具体到牙齿上也是，牙做得慢，恢复得也慢。在我的印象里，晚年父亲的牙齿是经常有事的，一会儿戴个牙箍，一会儿又镶个假牙。我们见过小孩的各种做牙，那是为了今后的好看，但老人常装扮牙齿，就怪怪的。因为牙看多了，父亲关于牙的话头也特别多，比如人出生时什么都有，就是牙齿没有，后来才长出牙齿；比如牙齿和骨头差不多，但骨头会风化，牙齿不会；比如牙齿长好后就不能再生了；比如牙齿是五官的门面，等等。这一定是他的牙医忽悠的，父亲听来都觉得很神圣，我们一听就觉得无厘头，无异于废话。但也有一些话是我不知道的，比如拔牙补牙可以医保，洗牙镶牙就得自费，牙套和种植就更不用说了，前者属于看病，而后者属于美容。想想也是哈。
父亲的牙医是自己找的吗？也许是，也许是挂号随机的，乍一接触，经不住牙医的花言巧语，天花乱坠，也许也对了父亲的口味，他就上心了，就自以为可以了。
我见过父亲的牙医。那天父亲电我，说：“今天看牙会比较迟，你来接我一下。”我那时还在单位上班，但父亲的电话就是命令，再大的事也得放一放，就去了。三医我是知道的，但牙科不知道，后来在一个车库上面找到了。一个大长间，外面是几排等号的椅子，里面是诊室，摆有八张躺椅。我先是老实地坐等，有一阵无聊了，就站起来看看。放眼望去，每张躺椅上都是张着的嘴巴，但父亲的龅牙最显眼，我一下就认出来了。也是这时候，父亲的牙齿看好了，他在起身的瞬间也看到了外面站着的我。
我看见父亲和牙医说着什么，一副“低头哈腰”的样子。他会和牙医说什么呢？在含蓄地介绍我？还是以这种方式和牙医拉关系？老人的自以为是经常是很弱智的，也是毫无道理的。我看见牙医朝我这边点点头。他其实不像个医生，倒像是弄堂里修锁配钥匙的老司。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我就当他是一种不易觉察的招呼吧。而我，通过这一系列的观察，环境、场所、人物外形，我可以断定，这个医院对牙科是不重视的，牙医的技术也是一般般的。父亲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也许真的是因为离家近？
说话间，我也到了退休的年龄。我第一个想的是，我可以有充裕的时间陪父亲去看牙了，我要给他找个好牙医，路远点不要紧，我们提前约，开车去。有一天，父亲打电话给我，让我把他送到“南阁”。我说：“你去南阁干什么？”他说，那个牙医也退休了，他现在的诊所就在南阁。
南阁在市区的边缘，是我们这里最早的住宅区，迄今都快有三十年了。这些住宅区，最大的问题就是停车难，最小的问题也是楼难找。父亲之前一定来过，因为不好找，才让我送他过来。我们开车在那一带蜗行，路边停着一溜车，而另一边，也都是各式代步车。这里的组团是以树木命名的，比如樟比如榕，楼栋也是以水果命名的，比如柑比如橘，记性不好的马上就混淆了。楼栋的安排也没有什么规律，我们只好在那里乱转。这也许是我们的问题，而对于原住民来说，规律不是问题。
牙医的诊所在某栋的一楼，这些住宅区老人多，生意一定不错。我把车停在外面的路边，再把父亲送到里面去。父亲今天是来校正牙套的，是一个三连套，大概是吻合得不太好，听他讲话都有点不利索。我大致向牙医了解了一下，是那种石膏复合模，要正负翻铸才能成型。这不是仿青铜器的方法吗？我心想，虽然也反映出工匠精神，也呈现出精雕细琢，但用在牙齿上总觉得是落后的。当然，对于牙齿，我是外行，说不上具体意见，我只能回到路边的车上等。这期间，我的车挪动了三次，有人觉得我妨碍了，我就移一下，没影响了，我又倒回去。大概过了一小时，我看见父亲笑吟吟地从里面走出来。
父亲的笑是对牙医的满意吗？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不是。他只是满足于这种形式——有专人为他看牙的形式。回来的路上，我还是动员父亲换一个牙医，他拼命摇头，说这样不好，说都是自己来麻烦人家，人家却不厌其烦地给他服务，他是很感激的。又说，都是这样的，都要反复校正，有哪里不适，自己克服一下就是了。我哭笑不得，不知说他什么好，我只能说，他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
过了一周，父亲联系好，我们又来了一趟南阁。这一次，我有点熟悉了，到了那里路边正好有个空车位，我跟父亲说，今天运气好，我可以陪他一起进去。
到了里面，诊所的门拉着，我问父亲：“你是不是记错时间了？”父亲说：“约的就是今天，就是现在。”他掏出手机给牙医打电话，没人接。他不相信，再打，还是没人接。我说：“他不会不认得你吧？”有些人，陌生的电话是不接的。父亲训斥我说，不可能。我说那我来打打看，他要是不接我们就走。我从父亲的手机上翻来牙医的电话，用我的手机打了一下，不到五响，电话就接了。我也不说别的，说：“是牙医吗？我父亲约了下午来看牙的呀，你现在在哪儿？”牙医拼命噢噢，说，刚才坐着无聊，就到附近转了转，马上来马上来。我看了一眼父亲，不响。
牙医踢踢踏踏地过来，说：“不好意思啊。”然后拉卷门，开风扇，让父亲赶紧躺好。今天的内容接上次，继续调试牙套的舒适度。我不用坐车上等，就顺便站在一边看。
上次，牙套摁下后，只能说是大致可以，贴合度怎么样，咬得踏不踏实，边边角角有没有刺，唇内有没有异物感，都要慢慢地调出来。他用的是“研磨剂”（我自己想的），具体叫什么不知道，就是在牙齿上涂上一点，然后戴上牙套，经咬合后再取出，检查哪里的划痕最重，就是需要调整的地方。这方法现在还有用，但多半在机械模具上。有什么办法呢？姑且理解为简陋和落后吧。
回来的路上，我突然问父亲：“你那天拉着牙医，指着我，态度憨憨的，在跟他说什么？”父亲说：“说什么？没有啊？”我说他肯定有，我看他那神情就知道有，不过，牙医看见我没反应，说明他不在意，我倒是无所谓啊，但他肯定没把父亲当回事，或者，他对客人都不怎么样。
后来又有一次，也是父亲约了牙医看牙，我们去了一看，拉门又紧闭着。门口倒是贴了一张纸片，写，家有急事，暂不接诊。我们无奈，无语。比方说，他贴了这纸片没错，但那是贴给偶尔串门的人看的，他既然贴了这纸片，那为什么不给约好的客人回个话呢？
这事先这样翻篇了。父亲最后也没有约上牙医，不是他“幡然醒悟”了，而是他出了点意外，摔倒了。他一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比一般的老人好，耳聪目明，身板健朗，还东走西走，想不到也会摔倒。据他后来描述，都好好的，就莫名其妙地摔倒了，而且还摔得特别猛，挣也挣不住，手上拎着的几个鸭蛋，也不知摔哪里去了。幸亏路边小店的主人看到了，扶起了他，看看手脚都能动弹，也没有哪里摔破，就是嘴唇上有些血，估计是牙齿磕的，觉得不要紧，就拿了张凳子让他坐一下。
父亲后来是自己走回家的，说明没什么问题，他没有说，让母亲也不要说，但第二天他就躺倒不起了。我要送他去医院看看，他说，没必要，躺两天就好了。我捏捏他手脚，也辅助他翻翻身，没发现什么剧痛的反应，还算可以。我请了内科的朋友来家里检查，看看眼睛，问问吃喝拉撒，主要是反复量了几次血压，朋友自言自语说，血压都好的，说明里面没怎么摔坏。后来我把朋友送出来，朋友问老爸多大年纪了，我说八十多了。朋友说，就好比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看似没什么问题，但突然哪一天一碰，就算基本的框架还在，里面也会像洗盘了一样，那些螺丝啊部件啊都会松掉，就是这样。我懂朋友的意思。
都说老人就怕摔。父亲看似没什么凶险，但人是每况愈下的。躺着像睡觉，靠着也蔫蔫的，也不想起床了。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他以前洗脸是很注意擦耳朵的，生怕耳朵的里面后面藏着污垢，现在可好，洗脸就随便一抹，说好了。还有，他自己要求去买个方便马桶过来，说放在床头，万一你们不在，可以自己解决一下。自然，有关牙齿的事，就不再说起了。对于身体，牙齿是多么地无足轻重，但与不舒服的牙齿朝夕相处，那也是度日如年啊。我对父亲说，反正他现在都在家，牙套就拿掉算了，人也轻松一点。他说，不，现在躺着不自觉地会张着嘴，牙套不戴会很难看，会吓人。我无语。
父亲躺久了，我是既忙碌又无助，感觉没有个头，很无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父亲这样躺着，慢慢地，他的社会关系，因没有了接续就会消亡得很快，其实也不好。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下父亲的情况，或将这些关系暂时了却一下，也算是谢谢大家之前对他的关照。如果有朝一日父亲重新出来，那也不矛盾，再续也不迟。
那些亲戚朋友，是自不必说的，他们各有各的渠道，会很快知道的。父亲的公司也一样，一段时间没了音讯，他们就会打电话过来。我说的不是这些关系，是另外一些关系，当然是我觉得应该去的，也许别人会觉得多此一举，也许父亲也不同意，但我觉得还是去一下好，是人之常情。
这事我问了母亲，母亲说，他有什么社会关系，公司算不算？我说那个意思不大。我让母亲把父亲的日常捋一捋，母亲就事无巨细地一捋，我再把母亲捋的提炼了一下，择出了有点意思的几个。
第一是废品站，父亲为了应对公司的学习，就让我订了几份报纸给他，有日报、晚报、老年报、《参考消息》，还有他觉得有名望的《光明日报》。每天这么多报纸，就攒得很快，每个季度，他都要将旧报送到废品站去。现在父亲不能去了，我想，几个月不去，废品站的人也会念叨起他来，那个送报纸的老人好久没来了，会不会有什么事？是不是？我就去了废品站，向他们描述了父亲的样子，他们马上就知道了，说，怪不得。说，他们跟他说了，可以定期上他家收的，他坚决不同意，说几斤报纸没有名堂的，还让他们跑腿，不好。他们还说，我父亲最爽快，每次称报纸，比如二十五斤，我父亲就会说算二十斤，说他们小生意，零敲碎打的不容易。
我又去了巷口的复印店，父亲学习的发言稿就是在这里打的。我一说，那个小姑娘也知道了，说：“我其实跟你父亲说过，那些发言稿还是记在本子上方便，不用打，打还要校对，你自己也麻烦。你父亲说不行，要打，说万一别人要，还可以多印几份。”小姑娘又说，“你父亲很认真的，都自己校对，其实老人校对漏错是很多的，但他改两次就不改了，怕麻烦我。我跟他说没关系的，很方便的。他就说，不改了不改了。”
我又去了附近的菜场边，这里上午人多，下午就没人了，有一些小摊是下午出来的，我找的是父亲定期去的修脚摊。摊主其实是个“唐氏”，年纪不大，不算很严重，可以简单地交流。我跟他说了父亲，他想不起来，说：“你把脚给我看看，我就会知道。”我来了兴致，还有这特异功能？就脱了鞋，把脚递给他，他一看就咧嘴笑起来，说：“你父亲的脚趾很特别，你跟他一个样。”我第一次听说脚趾也会遗传的。我还从他那里得知，父亲的脚皮很厚，尤其是脚后跟，厚得特别快，冬天还会开裂，所以要及时修。他还说父亲有灰指甲，又厚又硬，每次要刮半天。最后，他眯起眼咧开嘴，指着自己胸口的牌子给我看，说是我父亲做的，是那种开会用的“嘉宾证”（可能还是我用过的），里面嵌了张小卡片，上面是反复描粗的几个字——智障人士、自食其力、请多关照，三行排列，整齐醒目，他很得意地挂在胸前。
最后我去了那个路边小店，就是我父亲摔倒、被人扶起的那家。这倒是父亲之前交代过的，说要谢谢人家。他起先说要写张感谢信，贴在那个店门口。我忍不住笑起来，说：“现在哪还有送感谢信的？送去了还让人别扭，贴起来难看，不贴你不舒服。”父亲不理解，说：“为什么难看？”我是拎了两瓶本地的“老酒汗”去的，不贵也不贱，接受起来比较舒服。店主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师姆，我说酒是我父亲执意让我送的，一定要她收下。她就明白了，忙问我父亲怎么样。我说没事，应该无大碍，躺一段就会好的。老师姆说，她当时也是慌了，见他嘴里出血，就拿了块抹布让他捂着，后来想想也有点担心，这抹布擦桌子擦灶台，会不会破伤风啊？我说当时你也是着急，没想那么多，现在看来，破伤风是没有的，可以肯定。老师姆说，这就好这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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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地方过来，基本上把父亲的一些关系交代了一下，算是感谢大家，也顺便给大家报个信。大家都说要过来看我父亲，我都婉言谢绝了，说他自尊心强，怕自己给大家留下难看的印象，心领了。大家也都理解，说，我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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