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西南行》：爱情传奇、文学成就之外的建功立业
王军，作家，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著有《诗心：从<诗经>到<红楼梦>》《李商隐》《高语罕传》《高语罕年谱》《〈九死一生记〉校注》等。王军从中学时期开始热爱古诗，对李白、杜甫、李煜、苏轼、李商隐、纳兰性德等人的诗歌世界，甚为痴迷。
谈到司马相如，人们总是想到他在辞赋上的文采飞扬，或是与卓文君的浪漫故事。但其实，他更是安边、开边的功臣。
两千多年前，司马相如就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硬生生从成都“走”到了云南。他一路开通道路、涉水架桥，安抚民心，促进西南几十个兄弟民族和平地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产生了深远影响。风云际会中，这番举措更是把古老中国和东南亚，以至于南亚、西亚的经济文化连在了一起。
司马相如以卓越的政治远见、高超的政治智慧，出色地完成使命，在邛都（今西昌）、筰都（今汉源）一带设立了十多个县，协助汉武帝将西南各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为中华统一大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西南行是司马相如的高光时刻，是他一生中在政治上达到的最高峰。
近日，作家王军的非虚构新作《司马相如西南行》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该书聚焦司马相如出使西南的这一历史细节，荡气回肠地展现了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作者旁征博引，将司马相如奉使西南、打通西南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娓娓道来。在作者凝练的文字引领下，读者仿佛也穿越到了两千年前，跟随司马相如跋山涉水，酣畅淋漓地体验了一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惊心动魄。
王军在书中描述，司马相如开拓西南的过程中，一路撤销旧时的关隘，疏通灵山的道路，在孙水源头架起桥梁，把汉王朝疆域向西扩展到沫水、若水一带，向南达到以牂牁江为边界，使得冉夷臣服，駹夷顺从，平定了笮，保全了邛，占领了斯榆，攻取了苞满。一介侍从张骞打通了西域，一介书生司马相如打通了“南域”。伟大的南方丝绸之路，就这样一寸一寸地在脚下延伸，一页一页地在峻岭深壑中书写……
王军的写作扎实考证，旁征博引，加以散文诗般的语言，将司马相如这几千里路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或是细雨连绵的严道（今荥经一带），或是午后风狂的筰都，或是明月高悬的邛都，甚至还有“白质黑章”的“般般之兽”（极似大熊猫）。山川风貌、人文地理，在作者笔下徐徐展开，各种历史资料、典籍文献信手拈来，是一部“俯以察于地理”、融合古今的西南地区地理志。
《司马相如西南行》
对话王军：“李商隐和司马相如都写出了自己的时代精神”
记者：在你看来，该如何全面理解司马相如这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性？
王军：司马相如当然首先是属于中国文学史的。司马相如是汉赋作家中成就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与司马迁被班固誉为“文章西汉两司马”（《汉书》）。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专门评述：“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成为爱情史上的经典案例。但是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开辟西南丝绸之路、促进西南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巨大功绩，长期为人所不知。司马迁第一个为文学家立传，选中的就是司马相如，“特爱其文赋”，“心折长卿之至”。司马迁做过司马相如曾做过的郎官，入宫给皇帝当侍从，仕途的起点与经历都很相似。尤其难得的是，两人不约而同地，先后作为汉武帝的特使，奉旨出使西南夷。司马迁奉使西征，对西南夷的复杂地形和民族关系有了深了解和深刻理解。《史记》不止一次提到司马相如在通西南夷上的表现，并且把《西南夷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编排在一起，这说明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所起作用是充分认识和肯定的。
记者：是怎样的契机促使你以司马相如为主题专门写了一本书？
王军：2020年我到四川雅安挂职的时候，恰逢四川省第二批十大历史文化名人发布，第一位是文翁，第二位是司马相如。这引起我对司马相如的关注。
司马相如（包括司马迁）所经过的道路，很长的路段就发生在今雅安境内。比如，司马相如从成都出发，首先到达临邛，即他当年和卓文君相识的地方，过了临邛继续西南行，就来到古青衣羌国地界。这里是临邛古道的终点，同时也是青衣道的主要路段。古青衣道是一条在战国时代形成的民间商道，当时称蜀身毒道。以邛崃山九折阪为界限，又分古青衣道和古旄牛道。而古青衣道和古旄牛道，正位于今天的雅安境内。我在雅安挂职时，因为工作关系，比如分管文化旅游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联系石棉县、汉源县等，要经常巡河、开展森林防灭火检查等工作，特别是多次经过九折坂，这也是司马相如主要经历之处。
记者：你上一本写名人的书是《李商隐》。从李商隐到司马相如，这之间是否有内在的精神气质延续之处？
王军：李商隐曾自比司马相如：“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温庭筠也把李商隐比作司马相如：“子虚何处堪消渴，试向文园问长卿”（《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我初读李商隐诗，是在中学时期。诗里那种兴发感动的力量，使我发自内心地沉迷低徊。及至年岁渐长，阅世稍深，我更多地喜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头的诗，比如《诗经》《古诗十九首》等。而李商隐诗，由于高情远意、深情绵邈、朦胧隐约、索解无端，犹如诗人的迷宫，也一直吸引着我。入川挂职之后，重读在蜀地生活五年之久的李商隐诗，如《夜雨寄北》《锦瑟》等，对李商隐平添了一份理解和同情。李商隐和司马相如都写出了自己的时代精神。李商隐诗深情绵邈、索解无端，具有超前的现代性和象征手法，以最恰当的文学艺术形式反映了晚唐江河日下、黄昏渐近、风雨飘摇的时代精神。而司马相如的赋特别是《天子游猎赋》，呈现出总揽万物、兼容并包的时代特征，传达出海内晏然、四夷来朝的时代精神，以及囊括天下、万端鳞萃的壮大气势与奇丽景象，充分展示了汉代盛世的繁华自信，展现了容纳万物的时代特征。司马相如用自己的笔，创作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写出了自己时代的精神。司马相如赋作为汉赋最高的典范，让言语摇曳生姿，言语里风光无限。辞赋文章无法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却可以满足一个人寻找安心立命之归宿的需要，满足人的心灵的需求。这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李商隐的诗词与人生底色，同样揭示出诗词对一个人安心立命的“无用之用”。
文化的延续就像信号的传递，这正是所谓的薪火后传。优秀作品一旦诞生，总是不断地有会心的人来阅读、回忆、唤醒。但是，无论司马相如的赋，还是李商隐的诗，都面临着“一篇锦瑟解人难”“独恨无人作郑笺”的尴尬境地，而西南地区地势地貌及民族风情的陌生感，尤其使人不易读懂司马相如其人其文。李商隐诗寄托深远、寄兴深微、用典颇多，所以李商隐就像迷宫里的诗人，他的大多数诗简直就是诗谜。
记者：比起《李商隐》，《司马相如西南行》的写作过程有怎样的不同之处？
王军：我作这两本小书，共同的一点就是做通俗化尝试，行文尽量深入浅出，明白通俗。不同之处在于，创作《李商隐》，是在古籍里徜徉，更多的是读万卷书，了解宦官专政、藩镇割据、牛李党争等时代给予他的影响，着力解析李商隐诗，甚至采用白话译文，努力接近李商隐的内心；而创作《司马相如西南行》，聚焦他在开通西南夷、促进西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段历史，更似行万里路，以自己挂职所经历雅州山河大地，来体会司马相如开边、安边的艰辛与坚定信念，还司马相如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本来面目，还司马相如在历史上长期被人所忽略的政治家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