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付秀莹的新作《野望》出版。她在办公室接受采访，屋内挂着一幅一人高的书法作品，上书黄庭坚诗：“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桌上摆了一盆绿萝，枝叶茂盛，茎蔓搭着桌沿，一直垂到地面。掉了的枝子，也被付秀莹单独收起来，插在一个束口圆肚绿瓷瓶里养着。
《野望》与上一部长篇小说《陌上》是“姊妹篇”，续写了“芳村”里的事儿。当付秀莹从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的一个小村庄远走，在他乡写下巨变中的故土，她就实现了精神上的还乡。
《野望》付秀莹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野望》出自《陌上》
2016年，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出版。她未曾预料到，《陌上》在家乡引起了关注，多个微信公众号发了新书消息。“无极味道”持续连载《陌上》，一连发了9期。读者在文章下留言，讨论“芳村”是南汪村，还是郭吕村。网友“从不吃人的老虎”说，“这是我村的骄傲”；“菜园子张清”留言，“想起了邻居婶子在房顶上骂街”；“刘青-ups”则感慨，“我买了本，看完了！件件都是现在村里天天发生的事，每个人物都能看到村人的影子！”
《陌上》的出版方找到付秀莹，告诉她不能再连载了，会影响纸质书售卖。付秀莹联系对方叫停。为此，“无极味道”特地发了一篇题为《敬告读者》的推送，大意是因为出版社授权章节限制，只能刊登到此。3年后，还有读者在留言区问，《陌上》连载的栏目还有吗？
《野望》也是如此。这部小说最初在《十月》杂志连载，杂志上市没几天，“无极味道”就发布了4500字的书评。作者王晓攀的理解是：“野望，有田野的地方就有希望。哪怕是墙根儿底下的野蒿子也有春天。”末了，他推荐大家购买杂志，“25元一本，一盒烟，二两白酒的价格，就能享受到惬意的家乡题材的文学作品，真是无限超值”。
大学毕业后，付秀莹一直生活在北京，离家近30年，与故乡远去。《陌上》出版后，一度散失的发小、老同学、老邻居找到了她，重新建立了联系。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不了解女儿的创作，但也觉察出了变化。比如，再到镇上赶集，就会有人说，“他家闺女写的。”那段时间，姐姐家时常来人问付秀莹什么时候回来。最近，姐姐告诉付秀莹，村里要来人，可能是武汉一所大学的师生。电话打到村主任那儿，问付家是不是在这，家里还有什么人，他们要来采访。村里人很惊慌，不知道要怎么接待。姐姐疑惑，问：“他们怎么知道村主任的号码？”
还有一次，附近村的一位老人托人找到付秀莹的姐姐，她想找付秀莹。姐姐不认得老人，但还是告诉了妹妹。付秀莹打过去，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手机都烫了。老太太说：“我特别想当一回主人公，你能不能写写我？我把我的一辈子都告诉你。”这些话老人从未和子女说过，曾经的苦难无从说起，但她觉得付秀莹能理解。付秀莹至今也没和这位老人见过面。她想象老人平日里走在街上的场景，日出日落，人来人往，老人心中的海啸无人知晓。
“心态更好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付秀莹提到，和写《陌上》时相比，现在不再从技术上思考如何修饰文字，而是“我手写我心”，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事儿。她认为，《野望》就像庄稼一样，不太引人注目，但它是自然的、朴实的、诚恳的，确实属于那片土地，也只有那片土地，才能长出这株庄稼。《野望》的新书发布会上，评论家贺绍俊说，这是只有付秀莹能写出来的小说。
乡土正在松动
《野望》从翠台吃罢早饭，走到父亲院里讲起。这天是小寒，风又冷又硬，把脸蛋子割得生疼。父亲抽着烟，翠台通开炉子，添了两块煤，屋子里暖和起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书里有一段翠台的内心独白，她想，“如今在芳村，小子多，闺女少，闺女家金贵的不行，娶媳妇就像过火焰山，千难万难。”
中年妇女翠台正在火焰山中。儿子与儿媳吵架，爱梨带女儿回了娘家，家庭分崩离析。大寒这天，翠台一早到土地庙烧香、磕头，她念叨，自己一辈子没做过出格的事，这个坎儿，老天爷怎么也得叫她迈过去吧。
“在农村，在母亲的心里，这是个很大的事。”付秀莹解释，翠台是付出型的女性，她把目光投入家庭内部。这还是一笔经济账，如果小两口离婚，她要重新给儿子娶媳妇。为了这门亲事，翠台倾尽所有，还欠下了外债。在农村，谈婚论嫁就是谈条件，女方要彩礼，要金首饰，要改口费，还要“一动一不动”——“一动”是车，“一不动”是县城的一套房，前后相加得几十万。粮食卖不上价，翠台的丈夫养猪，年底遭了瘟，几百头猪全死了。
几周前，付秀莹在北京雍和书庭签书。现场，一位年轻读者说：“感谢你写出了90后农村父母和农村孩子的心声。”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后到城里生活。因为还没结婚，家里天天逼着他相亲。在农村，娶媳妇是件天大的事。如果没有对象，或者是娶不上媳妇，父母觉得丢脸，都不愿意出门。子女离婚也一样，村里人会议论，令父母抬不起头。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到，乡土的“土”指的是泥土。向泥土讨生活的人不能老移动，在一个地方出生就在这生长下去，一直到死。然而，安定、稳固的乡土正在松动。翠台骂儿子懒，天天赖在家，只知道玩手机。大坡说，我不是懒，我就是不想种地。然而，新的出路还未出现：村里的皮革厂因为污染关停，做生意要有本钱，出去打工要托人，活不好找。丈夫挣不来钱，妻子闹脾气，日积月累，矛盾就像果子，愈长愈大。
农村是熟人社会，人们天长日久地住在一起，家家都能攀上亲。关系就像丝线，密密地织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翠台被“关系”包裹着，她在网中央。例如，翠台去广聚家，路过一户人家，门里出来一个妇女，明晃晃地笑，一面叫她嫂子。翠台一看，是团聚媳妇。类似的描述在书中频繁出现，当翠台看见一个人，她首先想到的是关系，而不是姓名。
“女人在家里是没有名字的，到现在也是一样。”付秀莹平静地陈述，继续说：“她靠什么来表示自己的存在，是男人，男人是坐标。”直到现在，付秀莹回老家，人们见了她，叫的都是“付家闺女回来了”。短篇《小年过》里，爱梨刚过门，翠台觉着“梨”与“离”谐音，不吉利，动了让儿媳改名的心思。早年间，媳妇进门，要是名字和长辈冲撞了，得把那个字改掉，新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不止是女性，随着人愈渐衰老，男性也会在家庭中隐没。短篇《迟暮》里，付秀莹写了一个迟暮老人。他疑惑，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们天天起立长，起立短，只叫他起立爹，好像忘了他的名字，似乎他一开始就是起立爹。
土地包容一切
每到休年假，付秀莹回老家待上一周。刚到家，她能感受到亲密关系中的疏离——家人把她当客人，空调打开，水果摆上桌，殷切地问冷气凉不凉。“你是远道来的，你就是客人。这个时候姿态就很重要。”付秀莹抬手，把披肩发拨到背后，继续说：“我就把头发一扎，穿上平底鞋蹬蹬蹬跑来跑去，喷香地吃家常饭，东家串西家走。”她强调，绝不能说普通话。“一口普通话那还了得，那是拒人于千里之外。”
村里人注重人情往来，看重言行举止，在处事上很精细。“他们不是就过自己这一代人，还要考虑下一代人，甚至是后面几代人。”付秀莹解释，家家世世代代住在一起，如果上一辈人有恩怨，就会影响这一辈人的相处态度。人与人的交往是确定的，没有模糊地带。不同辈分之间以何种语气说话，红白喜事要随多少礼，家家都有一本帐，不能随多，也不能随少。
《野望》里有这样一段情节：翠台与妯娌香罗产生龃龉，但为了给儿子找工作，翠台压着火给香罗打电话、送凉皮。付秀莹见过太多这样的母亲，那些人生中的尴尬与不堪，她们只能默默吞咽。在农村，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要打理一切家务事。姐姐对付秀莹说过：“别看你读了那么多书，还在杂志社搞管理工作，真要是来农村不懂这一套，你还真不行。”付秀莹微微仰头，眼睛睁得圆圆的，过会儿才直愣愣地蹦出两个字：“是吗？”她明白姐姐的意思，熟人社会里言行都摆在台面上，把一碗水端平不容易。
在芳村，无论红事儿白事儿，都图个热闹。人越多，越热闹，主家越有人缘，越有脸面。付秀莹的老家也是如此。遇上白事，人们就去串门，有吃饭的、喝酒的、下棋的、抽烟的、打牌的、推牌九的。有的人家还会请戏班子，院子里“咿咿呀呀”地唱，人们痛痛快快地玩几天。“民间文化对生死看得很开，还要吹唢呐，又喜庆又悲凉的调子，唱戏要唱大戏，要娱乐、要热闹，不能冷冷清清。”付秀莹看到的是，人们用喜剧的形式表达悲伤。
走在路上，付秀莹遇到了村里人，他们会笑眯眯地说话，讲起谁家生了个胖小子，谁家死了人，语气如常。生与死都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信息。每到这时，付秀莹都会受到震动，属于作家的那根弦迅速绷紧。她将其归结为乡土的包容性，土地能够容纳生命中的怒潮。人与草木没有分别，都是生下来，活着，再死去，死亡是日常的一部分。
付秀莹喜欢写景，《陌上》《野望》里有大段大段的风景描写。书里，翠台异常焦虑，她只有在带孙女的时候，忽然感受到血脉亲情。又或是在独处时，面对田野庄稼，才能收获片刻宁静。只有在这些时刻，翠台才能从各种关系中抽离。付秀莹喜欢乡间风景，哪怕是在旅途上，火车路过村庄，她都会探到窗边看。乡间的风物是湿润的、迷人的，给予人激情。
“物比人长久，风景比人长久，这里有很多意义。”付秀莹举例，一棵树能活一百年，河水可能流几百年才会干涸，村庄永远存在，但物是人非，里面的人已经更迭了。每当见到草木繁茂，付秀莹都会想到人，想到生活在其中的人。一回家乡，她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情，她的祖父、爷爷、母亲与脚下这片土地融为一体。付秀莹提到了成语“视死如归”，不是指勇气，单从字面理解，死亡确实像回家一样。她猜测，所以村里人才会对死亡如此坦然。
远走与回乡
当记者问到，用哪种颜色形容童年，付秀莹几乎脱口而出，“金色，最起码是淡金色。”在她的童年时代，父母在堂，上有大人遮风挡雨，下有两个姐姐照看，付秀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姐姐心疼妹妹，老幺又喜欢看书，姐俩就把农活抢着干了。儿时，付秀莹和玩伴在田野里奔跑。几个孩子在麦秸垛里捉迷藏，乐此不疲地藏来藏去，麦秸垛是一个巨大的谜。她在短篇《爱情到处流传》里写过躲藏游戏。前一阵回家，父亲还对她说：“你没吃过苦。”
“好在我内心比较敏感，能够感知到周边的善意、温暖。他们爱我，那么我要更多地去爱他们。”四五岁时，付秀莹就知道有好东西要分享。她讲起“3个苹果”的故事。婶子家有果园，给了付秀莹3个大苹果，苹果大得少见。女娃抱着苹果，沿街颠颠地往家走。有邻居好奇地说，这苹果可真大，或者逗她，作势要拿走一个。有人问，付秀莹就给，结果路上全送出去了，空着手回家，一进家门大哭。这件事沦“笑柄”，至今家里人还拿它打趣。
一个更大的背景是，付秀莹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再过几年就是改革开放。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浩荡，新风席卷神州大地，国家整体往上走。即便在农村，年幼的付秀莹也感受到了变化。日子肉眼可见得地变好，家里成了万元户，村里像她一般大的孩子开始上学。父母的观念也在发生改变，眼光是向外的。“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向外敞开的，它是非常不一样的。”付秀莹的人生也需遵循这样的轨迹，到县城求学，考上北京的大学，在外地工作，不断向外扩展，从家乡走向远方。
离家后，付秀莹开始对家乡牵肠挂肚，哪怕是在出差，也要天天给父亲打一通电话。她知道父亲的一日三餐，知道每户人家的婚丧嫁娶，熟悉村庄的每一声咳嗽，每一声叹息。虽远在北京，然而父亲的愁眉、姐姐的哭泣、村人的奔波，在她心里肿胀。父亲说，邻居大爷怕无人发现，自己挪到大街上，当众喝了农药。大爷七十多岁，儿孙满堂。村西一家婆媳纠纷，婆婆给儿媳妇跪下了。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盖楼，有人去非洲打工，一去五年，不敢回来，路费太贵。父亲还说，村里闹离婚的越来越多了，人情凉薄，有钱就是爷。
“时代风潮涌动中，藏在华北大平原一隅的那个小村庄，那个村庄的人们，他们的内心，都经历了什么。大约，一个乡村妇人的内心风暴，一点都不比一个城市女性为少。甚至，或许更为猛烈和凶险。只不过，她们不会表达。我想代她们写出来。”在《陌上》的创作谈中，付秀莹如是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在写出自己的另一种命运。如果没有出走，付秀莹也会是芳村中的一员，为了儿子的婚事愁白了头；为了二斤鸡蛋，亲姊妹反目；老病相逼之时，为了不拖累儿女，走了绝路……芳村里所有人的命运，都将是她的命运。
从《陌上》开始，付秀莹对乡土的写作不再带有对旧时光的深情回望。用她的话说，“那是对旧时光的温柔抚摩，诗性的，忧伤的，浪漫的，带着一种读书人特有的自恋。”潜入置身时代洪流中的芳村，付秀莹写当下正处于矛盾旋涡中的人和事。“小说是什么，小说就是小声说话。它要说家常话，要找到生活中细小的缝隙，然后慢慢撬开。”付秀莹写街巷的飞短流长，写普通夫妻的平凡日子，一盒过期点心会引发家庭风波，一条发错的短信也会导致爱恨纠葛。这些隐约心事同宏大的时代语境相呼应，就有了意味深长。
人与物交织
儿时，家门前有一棵柳树。付秀莹记得，父母总说，等柳树长大了给姐姐做嫁妆。姐俩老拿柳树打趣。柳树在门口，一走一过总会看见。付秀莹常看柳树，树长得很慢，就像童年漫长得没有边际。人和树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人会在树上寄托着梦想。看着树，她想象姐姐将来嫁一个怎样的丈夫。后来柳树长得很粗，被锯下来劈成木板盖了房子。
在农村，一草一木都有用处。院子里的树可以打柜子，可以做屋顶的檩条，也可以打成小桌子。一家人在院子里吃饭，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大树还可以乘凉。有时，付秀莹给老家打电话，如果没接通，她就知道，家人在外头乘凉了。儿时，她喜欢在月亮下乘凉，古老的月光照耀在大地上。流星划过，左邻右舍的大人讲牛郎织女，讲王母娘娘。这是付秀莹最早接受的文学启蒙。星空和大地永恒，夏夜迷人，亲情和神话萦绕，成为她心中的永久画面。
付秀莹对翠台有着深厚的感情。在采访的后半段，她说起，自己把两个姐姐的身影揉进了这个人物。小说的事件是虚构的，但人物有原型。姐姐带着传统的底子，关心家人多于自己，永远为家庭奔波。付秀莹说：“我觉得，她应该有更好的生活，要活得更好、更开心、更如意，我希望她这样。”翠台在《野望》里前半本里是紧绷的，越到尾声眉头逐渐舒展。
翠台是新旧交替中的一代人。上一辈人已能安然面对世事，下一代人适应了变化，她处在新旧碰撞的持续震荡中。过去的经验不再奏效，“翠台们”必须要蹚出一条新路，完成从旧到新的转变。村里的墙面刷上了标语，广播里播着移风易俗、建设美丽乡村的通知，村上带头建规范化的新型养猪场，县里建了产业区统一管理小厂子。环境润物细无声地变化，推动着人往前走，往前看。
《野望》全书27.3万字，付秀莹花了3年写完。这是她一贯以来写长篇的节奏，以3年一部的频率产出。她把写作时间放在早上，五六点钟起床，醒了就开写，状态好的话一两个小时写2000字，多的时候能到3000字。写完小说，付秀莹坐地铁上班，开始一天的工作。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的大楼，她是《中国作家》杂志社副主编，3本杂志里要终审2本，有大量伏案的编辑和审校工作。上午接受采访，下午参会，最近她关心的议题是如何把期刊在新媒体渠道推广。
付秀莹不抽烟，不熬夜，晚上留给家庭，平时睡得早。她有跑步的习惯，每天至少跑40分钟，这让她的气息更匀长。如果天气太热，或是连降雨，跑步会停一阵。这几年，付秀莹突然喜欢上了京剧，一边跑步，一边听戏。正坐在椅子上，付秀莹大段大段地背起《锁麟囊》，“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那怕我不信前尘。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教我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休恋逝水、苦海回生、早悟兰因。”
“平时可能不自觉，到了一定年龄，忽然就喜欢（戏剧）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付秀莹还沉浸在经典唱段里，连说了几遍“太好了”。她不懂戏，“人生数顷刻分明”“休恋逝水、苦海回生、早悟兰因”这样的唱词让她重新感知了时间，面对人间悲欢时不再那么惊慌。和亘古不变的土地、风物、仲夏夜与月光一样，戏曲像一块凝固着时间的琥珀，和她体内某处文化因子共振。创作时，这些丝线交织在一起，她织出了一块花色独特的布。
对话
编辑工作与创作，互相补益
记者：能聊聊写《野望》时的状态吗？
付秀莹：几乎每天都写，再忙也要写，保持手热的状态。每天写多少不定，有时会逼自己一下，比如一天必须完成2千字，完不成不休息。这样积累下来，数量就很可观。一早把活干完，心情舒畅，然后再热情饱满地投入工作。我这人很奇怪，闲下来不行，越忙越写，挤出边角料去创作。
写小说，我从不熬夜，不影响工作，也不会为了写作影响做家务。该干嘛的时候就干嘛，统筹好时间更游刃有余。要是以创作为中心，家人都受不了，对吧？一样乱了，样样就都乱了。定力也很重要，写长篇不是一天两天的事，甚至要写几年，天天焦虑肯定不行。跑步是为了锻炼，要保持一个强健的身体状态，生病、情绪都会影响写作。
记者：编辑工作会影响创作吗？
付秀莹：我总觉得，没有影响，反而互相补益。天天看稿子，视野就会宽广，心里就清楚每代作家都在干什么，写到什么程度了。一直在当代文学的第一线，看到更高的山，了解思潮和创作风向，就找到了自己的方阵，不会妄自菲薄，也不会妄自尊大，能更客观地看待自己。
看稿看多了，就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眼光得到磨砺，看文学作品也会更刁钻，这时往往会眼高手低。当然，审完稿都会写审稿意见，但我会及时调整、及时清空，只有这样才能开始自己的创作。
记者：从哪一刻开始，您觉得，自己可以吃作家这一碗饭了？
付秀莹：我的写作开始比较晚。毕业后，在中学教书，当英语老师，后来是跑文化口的记者，整天大汗淋漓地跑采访，做报纸。那时候，写作是业余的事情。
确实有一个明确的时刻，2009年。那年，短篇《爱情到处流传》出来了，几家杂志转载，引起了关注。大家很惊讶，没听说过这个人，好像是突然冒出来的。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我的成名作。对我来讲，这篇小说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相当于无意间写的东西收获了肯定，突然意识到，我是可以写的。
这个时候，大门就敞开了。约稿接踵而至。原来需要到处投稿，现在这么多约稿来了，我也受到了激励，想着要好好写。所以那几年有很多中短篇小说出来，人也更自信，更从容。
记者：上大学时，《红楼梦》是您的枕边书。《红楼梦》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付秀莹：《红楼梦》写日常生活，写得太好了。不厌其烦地写生活，写头饰、衣裙、写吃的、喝的，有人调胭脂，有人抹口红，宝黛闹脾气，都是生活里的来来往往。我的写作也会受到影响，觉得这是一种考验作家功夫、耐力的描写能力。
曹雪芹写人情世故、世道人心。关系写得多好，大观园里人与人之间纹丝不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目表情，谁跟谁都混不了。再高一层就是，大观园的生活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非常讲究、辉煌，但有一个空在里面。最后它是一场衰败的悲剧。
就像《好了歌》里的诗，“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红楼梦》最后是一个空，又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虚与实的关系，对我影响也很大。《陌上》中，我就处理了虚与实的关系，《野望》更多是在实的层面，虚的层面少一些。
记者：阅读和创作是怎样的关系？写不下去怎么办？
付秀莹：阅读和创作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滋养。阅读滋养创作，创作反过来会滋养阅读。但有时候读的太多，反而难以下笔。这也是一个悖论。我的写作习惯不娇气，想写坐下就写，不大受环境影响。实在写不下去，有时会放一下，过后再写。也有时就是硬攻，苦思冥想，做困兽之斗，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记者：写长篇和短篇有什么区别？
付秀莹：长篇的好处是，对人生经验有巨大的吞吐能力，是大江东去，泥沙俱下，有一种强大的裹挟能力。长篇是过瘾的，写完一部长篇，仿佛是过了一生。这可能也是我迷恋长篇的原因吧。
理解中国农村，必须深入其中
记者：读《野望》时，我突然想找一家媳妇的名字，前后翻了半天没找到。村里，大家平时都是这么称呼着聊天吗？
付秀莹：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一点跟城市有很大不同。一个村庄里，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各种关系盘根错节，枝蔓缠绕。理解中国农村，就必须能够深入其中，理解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只有深刻理解并且准确把握好这些关系，才有可能写好中国农村。你真敏锐，一下子就抓住了“关系”这个关键词。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当然也是这样称呼，这样说话。对于他们，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记者：《野望》是长篇小说，我总觉得“小说”的成分很稀薄。您对书写乡村的欲望，要高于写小说。冲突不多，村里的大事似乎只有婚丧嫁娶。
付秀莹：生活中能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呢？更多的是日常经验，震惊经验毕竟是少数。我始终认为，对于翠台这样一个农村妇女，生活中更多的恐怕就是柴米油盐，平凡甚至平淡但同时却也是伟大的日常，日月流转，而亘古如新。在这时节转换中，一些东西正在悄悄发生新变。二十四气循环往复，而万象更新。我想写出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常与变，传统和新生，写出这种新变中的种种，记录下深刻的时代履痕和国家记忆。
记者：书里有好多的俗语，看着很新鲜，恰切又幽默。“她们姐俩好呀，要好了一辈子，胳膊不离腿”“这世上谁长着前后眼”“立客难打发”等等。能讲讲取材吗？
付秀莹：这些语言都是乡村俗语，鲜活的，生动的，带着晶莹露珠，带着新鲜泥土，活泼泼有生命力。平时，我很注意语言表达，也总是被这样的语言吸引。
在乡村，每个人都是语言大师。大街上随便一开口，就是这样生动活泼的民间调性、民间味道。有时候，有一阵子不回去，我就会打电话、打视频，他们开口就是这样的语言。我总是暗暗记下来，并且暗自惊叹。我真正理解了，为什么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为什么说生活是创作的不竭源泉。
记者：“一时无话”在书里出现过好几次。翠台和父亲聊天，或者是和妹妹素台聊天，会出现“一时无话”。我看到这儿，觉得很真实，这是对话中的“空隙”。
付秀莹：写人物，就要钻进人物内心里去，洞悉人物的喜怒哀乐，哪怕最细微的情绪的涟漪，都要善于捕捉，并且有能力用有效的艺术方式表达出来。比如，你说的“一时无话”，其实就是人物之间的一种真实表达。
往往是，越熟悉越亲近的人之间，对话中才可能有更多停顿，空白，甚至沉默，这沉默中有很深的默契。这个时候，沉默也是一种语言，更丰富，更富有意味。但是你看，如果是陌生人，或者不太熟悉的人之间，双方就不敢有停顿，更不敢沉默。双方必须不停说话，才不至于尴尬或者冷场。
记者：《野望》写出了亲人关系很真实。有一处，翠台心里暗骂妹妹，说得一针见血，狠辣独到。骂归骂，心里骂完，立马撸起袖子给妹妹家搞卫生。
付秀莹：亲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血缘连接，更加微妙，丰富，复杂，一言难尽。翠台和素台既有姊妹深情，又有性格上的差异和价值上的分歧，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有很大不同。又因为经济状况的悬殊，债务关系的存在，她们之间也存在着很多难言之隐，在老父亲跟前、在村人面前，也有争高下、论短长的心理。
翠台家的关系，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一种。亲人之间就是这样，纠结缠绕在一起，是非恩怨，往往说不清道不明，一言难尽，说起来只能一声叹息。
记者：您写风景时，似乎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畅快，与人物对话、动作描写时的克制截然不同。景色为何值得一书再书？
付秀莹：乡村与城市最大的不同，就是乡村中万物生长，万物有灵，草木庄稼田野露水，星辰大地明月溪流，都是有生命的存在。这些大自然风物，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一起，彼此滋养，彼此培育，彼此教化，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写乡村，风景是不可回避的，不经意间它们就会在你笔下流淌、生长，流淌成河，长成乡野阡陌。
记者：《野望》里，翠台极度焦虑，时刻处于崩溃边缘。但我觉得，您是理解她的。
付秀莹：在中国乡村，翠台这样的女性很多。她们勤劳、善良、坚韧，几乎是全身心付出，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为了老人，其实是为了生活。正如同乡村大地一般，她们强韧，包容，宽阔，深沉，生长万物，又有巨大的涵纳能力。
《野望》结尾写到野蒿子，朴素寻常，而又生命力强劲，正是乡村以及乡村女性的真实写照。我敬重翠台这样的女性，千千万万个翠台们，同她们脚踏的土地一样，沉着生活，认真劳作，勤奋创造，才有了生生不息的民族史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记者：每当看到香罗，我总想到王熙凤。散发着脂粉的香气，别人平不了的事，她能平。香罗代表了新事物——会开车，穿细高跟，在城里开超市，甚至“雇用”妯娌照顾母亲。我甚至认为，“香罗”也是“女主角”，她和翠台互为映照。
付秀莹：香罗是当下乡村另一种人物代表，甚至代表着当代乡村的新势力、新力量、新形象，是新趋势。而翠台，恰是中国乡村传统的代表，农村妇女所有的美德，都在她身上集中体现。这两个女性互为映照。
你认为香罗也是女主角，这观点很有意思，也很有意味，我深受启发。对于香罗，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欣赏，她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中国传统女性，身上有更多丰富的新质，新的可能性。甚至翠台内心深处何尝不想成为香罗呢？
香罗是新时代乡村中的新女性，少传统束缚和羁绊，更多向着新世界、向着未来敞开，有蓬勃的生命力和茂盛的生长性。香罗身上，有着时代新变的光影闪烁。
记者：您写女性角色，常常是一对——姐妹或妯娌。《小年过》里写翠台和香罗，“用芳村的话，这妯娌俩，一个金盘，一个玉盘，一碰叮当响，真实好听得很。”为什么这么处理？
付秀莹：写的时候，没意识到（写了这么多姐妹），创作首先是感性的、混沌的。你提出来了，我就在思考。“姐妹”确实是一组对照的镜像关系，正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一面镜子里相映成像。对照表达了现实和梦想，白天和黑夜，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大约有很多不同的自己。
有时我们哭，有时我们笑，有时我们善良，有时也难免有恶念。有时我们想成为他人，有时他人想成为我们。这是矛盾，也是悖论。正是因为这矛盾和悖论，才使得我们更加丰富、更加复杂、更加立体、更加幽深宽阔。文学是人学。文学应该努力发掘人性的幽微曲折，真实呈现人性的本来面貌。
记者：《野望》写的或许是乡土困境：种地不挣钱，就业机会少，娶媳妇“烧钱”，年轻人出走或“啃老”……社会问题一旦放到日常生活中，尖锐的部分就被冲淡了。
付秀莹：个体有时是脆弱无助的，但当时代洪流滚滚而来，个体与时代之间丰富、复杂的关系由此产生和建立。翠台一家的生活和命运，以及村庄其他人的生活和命运，正是因为时代的强大力量介入和左右，才有了新的生机，发生了新的变化。
《野望》写到乡村真实现状，写出了一些乡村发展难题，但这是发展中的难题，是新变中必然遭遇的难题。不仅有现实物质层面难题，还有精神层面的心灵难题。我想真正写出中国乡村的新变，以及新变的革命性和深刻性。只有深入到文化积淀和人际关系之中，深入到这新与旧、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的土壤深处，才能看到新变之所以为新变，新时代之所以为新时代的内在逻辑。正如《创业史》中，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了梁三老汉的心理重负，才能更深刻理解梁生宝所代表的方向。
《野望》中，种种新变的出现，根植于乡村厚重历史文与文化风俗，因而才是可贵的，也是可信的。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我更愿意深入到这个过程中，写出山河大地一草一木在时代风潮中的种种情状，写出人在大时代激流中奋力前行的面影。
比如对于新媒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有人会拍直播，有人拧巴，开超市的会有危机感，网购给实体商业带来冲击。大学生返乡，也是新鲜事。翠台无法接受在外上大学的女儿返乡，让女儿脱离泥土生活，是她毕生的愿望。女儿不这么想，她意识到在城市生活是一种漂泊，自己的意义在老家。再比如养老问题，养儿防老和住养老院，这之间有观念转变，甚至有伦理问题。这都是新时代新乡村需要面对的。我想写出这些问题春风化雨逐渐破解的过程，写出前因后果，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一些旁注。
记者：提到养老，我想起《迟暮》里的老大爷。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屋里人”，吃着儿媳包的饺子，想的还是亡妻包的“青筋大蛤蟆”（大馅饺子）。
付秀莹：他就面临了一个养老问题，早年盖了房子，给儿子娶了媳妇，准备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结果，一天小两口说，他们要去城里生活。他忽然发现，自己的人生不是那么回事。养老也有心理层面，他需要安慰、陪伴，但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
子女和父亲看似有亲情，但是儿女的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了。他怀念自己的时代，又因为深刻的隔阂无法诉说，凄凉，没法说，只能思念亡人。他的历史被妻子带走了，面临的是子女的世界。这个世界又那么新，还没有完全接纳他，或者说，他还没有勇气跨过去。
